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同学、同行、朋友和领导 

               文/龚如仲（Ralph）  

       在陪同华国锋主席访问英国期间，作为一名随行记者，我尽职尽责地完成了采访和报道任务。与此同时，我在这期间所碰到的一些巧事、趣事和难事也让这个访英过程平添了许多沉甸甸的回忆。而这些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小“插曲”，是由我和我的同学、同行、朋友和领导在不经意间共同“演奏”的。究竟是怎么样的小插曲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按工作惯例，我们这些记者需要在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英国之前先行飞到伦敦，提前准备采访报道的相关事宜。而中方在伦敦接待我们的“东道主”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那天，当我和其他记者一走下机舱时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因为那前来迎接我们的官拜“三等秘书”的外交官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李炳才。说起这个李炳才，我就想起了大学念书时的一段趣事。因他为人宽厚，性格温和，无论发生何事，无论你何等生气，此公总能不急不躁、平静对待，算得上是十足的好脾气，所以他在同学间的人缘极佳。因李同学的头长得较大，所以我们都叫他“李大头”，并赠以打油诗曰：“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而且我和炳才君关系一直不错。想不到多年未见，竟然在异国他乡重逢，那种欢欣自不必多说的。

     后来通过交谈我方才得知：炳才君大学毕业、并在军垦农场锻炼后，先是被分配到江苏老家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可以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他恰逢良机，被外贸部从县城里召回北京，不久又被外贸部送到英国留学，学成后被留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当上了外交官。他经历坎坷而今苦尽甘来，作为他的老同学的我自然要向他祝贺一番。而这位老兄则戏称我是“无冕之王”，而且还对我说道：“只有当记者，才能真正领略到‘王者’的自由和潇洒。”

      到了第二天，是华主席率代表团正式抵达英伦的日子，于是炳才君便和我一同前往机场恭候大驾。就在这时，又一件意料不到的巧事发生了。原来担当华国锋主席翻译的周文重也是我的老同学。文重君不仅是我大学里的同年级同学，而且还是我们大学毕业后同赴军垦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老战友。文重君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戴副眼镜，一脸书卷气。

      说到这位周同学，我也不由回想起我们在农场锻时的一件趣事。当年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时，我们过的是军队建制的集体生活，每日三餐都得在食堂排队领取。我当时是二排四班班长，而文重君则是炊事班班长（在他被提升为炊事班班长之前，是我们四班的副班长，我的老搭档）。身为炊事班班长的他是执掌菜勺的。颇有意思的是，文重班长给人分菜时有一特点，就是每当他从菜盆中打出菜来并准备把菜倒进你碗中时，他一定会把菜勺抖上一抖，这样一来，少许菜肴便会回落到菜盆中。这一点，常常引起我们对他的“不满”。因文重君平时的外号叫老保司（英文“BOSS”是“老板”的意思）。于是，我们一见到他的面，就起哄地对他嚷嚷道：“老保司打菜，抖起来了！”常常弄得他哭笑不得。

      农场两年的锻炼生活结束后，文重君被分配到外交部，而我到了铁道部，彼此间再无联系。后来，文重君同样获得良机，也被送到英国留学，学成后回到外交部当上了英文翻译。由于此公英语口语了得，所以便当上了华国锋主席的翻译。三个老同学在伦敦聚首，自然成了一段佳话。

      然而，从各自仕途的发展而言，我是无法与这两位声名赫赫的老同学相比的。周文重先生后来被提升为中国驻美国特派全权大使，接着又被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退休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在海南岛上继续着他事业上的风光。而李炳才先生也不甘示弱，此公先后担任江苏省外事办公室主任和江苏省扬州市市长，后来被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对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台办”）副主任，也是一位副部级大员。

     说罢老同学，再谈谈新同行。

      中国国家广播事业局国际广播电台当时派了两位英文记者随同华国锋主席访英，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们英语部“三大英文权威”之一的张庆年女士。我们二人到达伦敦后，英国方面负责接待的东道主是BBC（英国国家广播电台），而具体与我们天天打交道的是一位名叫西蒙（SIMON）的摄影记者。西蒙不仅对我们照顾周到，而且还利用他精湛的摄影技术拍摄了不少华主席访英的好照片，张女士和我还有幸地拥有了数张弥足珍贵的历史性照片。几天的相处，这位新同行和我们两位中国记者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下午恰逢工作空闲，西蒙邀请我们二人到他家做客，我们当然欣然接受，于是西蒙就驱车带我们前往他的住家。起先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会住在伦敦市内或近郊，但当他开了两个多钟头的车才到了他府上时，我们只才知道原来他住在一个远离伦敦的小镇上。

      进入他家，宾主略作寒暄后，大家便坐下来喝茶、聊天。从闲谈中得知，西蒙之所以在这个小镇上居住是因为他的太太。西蒙告诉我们，他是在一次出差的飞机上邂逅他的妻子的。当时他太太是那次航班的空姐。这位身材苗条、面容秀丽的女孩让西蒙一见倾心，于是西蒙就对她展开了猛烈追求。最后，这位姑娘终于成了他的太太。不过妻子坚持：结婚后的家必须安排在她的家乡，也就是我们到访的远离伦敦的小镇上，为了取得娇妻的欢心，西蒙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于是，这位摄影师从此心甘情愿地成了一个每天来回花费四个多钟头、往返于伦敦与这个小镇的COMMUTER（长期因工作往来于两地间的上班族）。由此可见，爱情的力量是何等伟大！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边说边笑，直到傍晚，他那美丽的太太终于下班后归来。

      彼此寒暄、问好后，西蒙太太竟然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行列，并无半点去厨房为客人准备晚餐的意思。而此时的我，肚子里早就开始唱上“空城计”了。所以我当时颇感郁闷。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婉转地问西蒙：“今晚还有什么节目吗？”西蒙立马明白了我的意思，遂答道：“英国人晚上八九点钟才吃晚饭，现在时间尚早，再聊会儿天呗。”无奈之下，老张和我就只好一边强打精神地和西蒙夫妇聊天，一边空肠寡肚地苦等着晚餐的来临。就这样，直到九点钟，大家才吃上了这顿英国式晚餐。

      说句心里话，英国人的厨艺不敢恭维：些许鸡肉用清水一煮，捞出来后往上洒上一点盐，再配上几块熟土豆、几片胡萝卜，这就是他们款待客人的“佳肴”了。好在老张和我已经饥不择食，一时间风卷残云，把食物扫荡一空。

      从此以后，我便记住了一个教训：到英国人家里去吃晚饭，临行前一定要吃几块点心或饼干垫垫底，否则只好等着挨饿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位英国同行的友好情意却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除了这位英国同行外，我们在访问英国期间还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一位台湾小伙子。这位台湾小伙子的中文大名叫张汉忠，英文名叫MIKE。MIKE是一位在英国学习的留学生，是我们在一家伦敦的中餐馆吃饭时偶尔相遇并相识的。得知我们头一回来英国、人生地不熟，这位热情的小伙子便主动地要求当我们的义务向导。就这样，过了不多久，我们便成了朋友。

      小伙子不仅单纯热情，而且还极具正义感。据他说，自己除了学习和生活外，他还特别爱管闲事，经常因为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他告诉我们：“在英国读书时，有时会碰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为了帮助弱者或受欺负者，我常常会挺身而出，与当地人干上一仗。如果我打赢了，我就会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如果我被人家打败了，我会对他们说我是日本人。因为被人家打败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我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您看看，这位台湾新朋友是何等地可爱！

      除了与同学、同事、朋友之间巧事、趣事之外，还有一件我和我们领导间的难事也必须在这儿提一提。一看到这儿，您或许会感到奇怪了：“远在英国采访的你，怎么和国内的领导扯上了关系？”说来也怪，这件事还真和我国内的领导有关系。

      在伦敦工作的某一天，我突发奇想，瞒着我同伴老张，一个人坐计程车去了伦敦东部的贫民窟。接着，我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在一家低档PUB（小酒店）对几位英国最下层的苦力劳工和欢场女子进行了采访。

      在现场采访中，我让他们谈谈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看法和感受。我的本意是：我们访英期间，天天接触的不是英国政府要员、白领精英，就是企业老板和社会名流，听到的都是一些官场话、奉承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听听发自英国最底层的这些人的声音？这也许会让我们采访到出人意外的好内容。

      东伦敦贫民区是英国首都最破烂、最贫穷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生活条件很差。但对我这个记者而言，真正令我头疼的是：这些几乎没有上学机会的东伦敦人既不按标准的伦敦音发音，也不按正规的英语语法发言。比如，他们往往会把“HE DOES NOT KNOW”（他不知道）说成“HE DO NOT KNOW”。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时不时地夹杂着一些方言和俚语，让我听起来分外费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非常友好和真诚，而且在采访中能与我积极配合、争相发言。就这样，我完成了一篇采访专稿。

      在坐计程车回酒店的途中，我心中暗自得意，盘算着：“我这篇专稿发回国内后，一定会受到台里（国际广播电台）和部里（英语部）的好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回到住处时，同事老张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其原因是：我在她的视线下已经消失了好几个钟头。您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外事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出国必须二人同行，一个人的单独行动会被视为严重违规、违纪（会受到纪律处分）。

      见我回到了酒店，老张终于松了一口气。但等我一本正经地把事情的始末对她一说，经验老道的老张立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郑重地警告我：其一，我不该一个人擅自外出，犯了大忌；其二，我更不该私下里采访贫民窟的下层人士，更不该接触欢场女子。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的这个举动是没有先例的。最后，她善意地告诉我：不要把专稿发往国内。然而，年轻气盛而又相当固执的我哪里听得进她的劝告？

     果不其然，等我们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后，一场风波已经在等候着我了。在台里和部里，不少人认为我擅自一人外出是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应该对我进行“严肃处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碰到了一件怎样的难事。就在这危急关头，是我们国际电台的台长老张救了我。张台长力排众议，说服大家，帮我解了围。

     他是一位极其开明的台长。他认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采访的内容也新颖别致。但他也没有一味地袒护我，因为我毕竟是犯了“不照二人同行规矩办事”的“严重错误”。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此稿不必播出，只对当事人进行口头批评，但不作任何纪律处分，算是“功过相抵”，下不为例。就这样，一件难事被老台长张先生摆平了。直到如今，我都忘不了这位思想开明、充满善心的老台长。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四章“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