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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三线”建设

杨盛科

1970年10月18日,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我与（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原白云公社200多名民兵及同村的新化移民子弟刘陶聪同赴芷江铁路建设工地参加“三线”建设。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越南燃起战火,企图侵犯我国边境;印度不断蚕食我国边境领土,妄图发动战争;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台湾不断派飞机、军舰、特务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四面临敌的情况下,“备战”成了毛泽东主席关注的头等大事。国务院、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提出抓“三线”建设的号召――当时设定整个沿海为“一线”,中部各省为“二线”,云南、贵州、四川、青海、湖南等省为“三线”。特别是湘西一带境内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故湘西被列入“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三线建设要抓紧……）

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文决定首先修建西南后方的大动脉――湘黔枝柳铁路。10月1日,湖南省铁路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省委书记、湘黔枝柳铁路总指挥华国锋下达全省动员令,从而掀起“三线”建设新高潮。

1970年夏,原白云公社党委安排我跟随原县卫校张昌枚校长学习中草药知识。两个月短训班结束后,我回村担任“赤脚医生”,用中草药为村民防治农村常见病。10月18日,原白云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去湘黔枝柳铁路工地担任“草药医生”。当时我的大女儿才一岁多,家境困难,无人照料,但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挑着行李与铁建民兵们一道从（湖南城步）蒋坊出发,经湖南绥宁、靖县,过会同、洪江。22日清晨到达芷江县新店坪对伙铺村,住在一户侗族村民家里。

在赴芷江的路上,沿途各村寨都张贴有醒目的标语,各地百姓家门口都设有茶水摊点,显得十分热情,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在电影中看到的人民群众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动人场面,脚板起泡也不觉得痛。

（我们需要一种战天斗地的精神……）

当时的铁建民兵属部队建制,一个区为一个营,（湖南城步）清溪区为第一营,营下设两个连,一营共有200多个民兵。我分在一营卫生所,与蒋坊公社杨青云、大联公社丰国光、儒林镇刘玉珍一道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他们用西药为民兵们治病,我用草药为民兵们进行疾病预防、治伤,我们既分工又合作,配合得十分默契。

由于铁路工地人数多,居住集中,卫生环境差,民工劳动强度大,土方任务重,时间紧，预防传染疾病的流行显得十分重要。当时西药少,价格贵,经费紧缺,所以预防疾病以草药为主。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山采集草药回来洗净、切碎,用大铁锅将草药熬成药汤,用于预防流感、流脑、消化道系统等疾病的发生与传染。住地周边的草药采光了,我们就到贵州的万山、玉屏等地采集,来回两三天,十分辛苦。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我从连队抽调小清溪村民兵张用璜当助手，帮忙采药、熬药,有时请刘玉珍帮忙洗药、切药煎药。凡是来营部卫生所看病或治病的病伤员,首先必须喝完一大碗预防药才准发西药或上药,许多伤病员都怕过这一“关”。有时我们用大木桶将预防药挑到各连队“强迫”民兵们喝,不喝预防药者不准开餐；有时动员民兵们早上起床后喝一大杯,收工回来喝一大杯,把喝预防药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由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预防,一营的200多名铁建民兵在半年多时间的填土方战斗中,没有发生过流脑、流感、腹泻等流行性疾病,节省了许多西药,来营部卫生所看病的民工比其他营卫生所相对减少。我们用当地的草药保护了民兵们的身体健康,从而加快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因而常受到团部(县)的表扬,我也被评为“五好民兵”受到团部的表彰。

（通车那天我们都放声大哭……）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与我同村、刚满20岁的青年民兵刘陶聪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水米不沾，营部医生给他打针服药不见好转,我只好急忙送他到团部卫生院治疗。在团部卫生院治疗时,只见他双眼、双耳、鼻孔、口中开始渗血。我觉得这病症像民间所说的“上路野鸡”症。经过团部卫生院的医生们反复检查，诊断为“钩端螺旋体”。苗族民间治疗此病初发时用骨碎补捣烂取汁灌服,据说效果明显,但多从未试过,不敢用草药治疗。团部卫生院因缺特效药也无法医治,必须火速送到芷江县城北面的铁道部医院抢救。

对伙铺村距芷江县城有70公里路程,又无专人专车护送,怎么办呢?当时天色已晚,有人建议等第二天再派车护送。救人如救火,不能耽误时间,我只好挺身而出，承担起护送危急病人的紧急任务。于是,我站在公路中间强行拦住一辆开往芷江方向的工程车,将病情严重的刘陶聪扶上车,约三个多小时才到达芷江县城,天快黑了。我是第一次到芷江城,人生地不熟,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只好背上刘陶聪边走边打听铁道部医院的方向,待问清方向后天已黑了。当时刘陶聪虽然瘦得皮包骨,但仍然有40多公斤,我吃力地背着他沿着芷江飞机坪边缘行走，冷汗早已湿透全身。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才赶到铁道部医院,忙拿出介绍信挂号,办理住院手续,晚上10点多钟才办妥。医生们说,这个病人若慢来两个小时,出现七孔大流血，就没有办法抢救了。

当晚我在医院陪护了一个通宵。经铁道部医师们打针抢救,刘陶聪的病情得到控制。听医师们介绍说,这种“钩端螺旋体”病又称打谷黄”、“稻热病”(苗族民间俗称“上路野鸡症”)。它是一种感染钩端螺旋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寄生在老鼠的肾脏内繁殖,并随尿液排出体外,污染河水、塘水和稻田水；人若接触了这些被污染过的水, 钩端螺旋体就会通过皮肤、粘膜侵入人体,在血液中大量繁殖,随后侵入肝、肾、肺、脑膜内引起各种症状,甚至死亡。

我回到营部卫生所后不久,有人对我说：你的胆子太大了,一个半路出家、毫无护理知识的民间草药郎中，竟敢一个人护送危急病人去芷江。如果患者的病情突然恶化死在途中,看你如何交代。

但是,人在危难中最需要的是得到及时的救助。作为医护人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必须尽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去救助他。

“三线建设”为国家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们参加“三线建设”者的光荣。许多年过去了,这一段记忆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永生难忘！

（参加三线建设是我一生的荣耀……）

（本文源于2012.1《苗岭文艺》。责任编辑叶飘）

（配图源于网络，感谢原创！）

（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