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天钊：2016年第六届“苍生杯”全国有奖征文二等奖作品《老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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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天钊，河南唐河县人，70后，高中文化，农民工，长期漂泊洛阳。作品散见于《躬耕》《牡丹》《西部作家》《辽河》《奔流》《燕赵文学》《苍生录》等文学期刊或文集。

隔一段时间总要给村里两位要好的弟兄打个电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闲聊，顺便问问庄稼的收成咋样，乡亲们去哪里打工了，村里最近有啥新闻等等。好消息不少，但也时常有令人沉重的坏消息，比如某某又下世了，随后就会扳着手指头算，村里岁数大的还剩下谁谁了——其中就有老支书，不过八十多岁的老支书精神还很矍铄，嗓音依然洪亮。

老支书其实早就不是支书了，喊他支书不过是村民们沿袭以往习惯上的称呼。

老支书担任支书是解放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间，那些年正处在新旧政权交替、政治风波迭起、社会改造日渐深入的非常时期。或许是亲耳听说了那些年代太多的事情，又或许是深受伤痕文学的影响，在我的印象里，那几茬的村干部形象都不太光鲜，似乎都有些霸道，要么明里暗里地整人，要么在别人的伤口上撒一把盐，要么瞒上欺下，一手攥紧公章，一手伸向良家媳妇。我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支书大概也难独善其身，少不了这些嫌疑。然而，随着陆续听到的有关老支书当权期间的一些事情之后，他的整体印象竟然在我心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批斗会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产物，经历了复杂社会变迁的一代人，目击了很多惨不忍睹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被批斗者不仅在精神上要忍受百般蹂躏，在肉体上也备受折磨，他们被逼下跪认罪、架飞机、在脖子上吊土坯，而众人却不停地朝他们的脸上“呸呸”地吐唾沫，甚至“啪啪”地使劲抽他们的耳光。他们如刺猬一样蜷缩在地上，但脚踢拳打还在继续。

我们大队那时候也经常开批斗会，我家就是地主成份，父亲又是右派，父母也经常被批，但很少发生过打人或严重的侮辱事件。批斗会的气氛似乎并不太紧张，始终是那样的轻描淡写，有那么几次也只不过是推搡而已。老支书自己不打人，也从不准别人打人，他说人家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夺产霸妻，没有抱着别人的娃子扔到井里，咱和人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把人家往死里整呢？不就是有地吗？那些地也是人家精打细算、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啊。现在白白地充公了，人家已经够惨的了……当然这些话都是老支书私下里说的。

很多事情从来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每次社会变革的悲哀就在于无辜者太多，却又不可避免。最无辜的往往又是孩子们，高成份家庭的孩子无论怎样挣扎，那无形的身份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的烙印，特定的时代已经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但在我们大队里，那些高成份的孩子们有很多还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的考上了学，有的参军当上了军官，有的做了民办教师，现在也都转了正。这都得益于老支书为他们开绿灯放行，甚至还要为他们弄虚作假。他说，只要你有才能，反正在我这里不会把你埋没掉。

四伯是富农成份，也是有名的犟驴，那年月他的犟驴脾气收敛了不少，但他谁都不理睬，只是闷着头过自己的日子。四伯有两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却没有一个媒人来说媒，托了不少亲戚朋友张罗，最后全泡汤了。一次老支书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挨了骂的四伯最后竟然愤怒全无，反而泪流满面，几乎要给老支书跪了下去。

那次是老支书和四伯在地头上见了面，四伯看见老支书想要躲着走掉，老支书大声喊住了说：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四伯眼睛瞪得溜圆。老支书劈头盖脸一句：你把孩子们都坑成了这样还有理了！

四伯说我咋坑自己的孩子了？脸能拧下水来。

你就没看看你这俩儿子多大了，你就没看看现在是啥形势，你这辈子完了就算了，难道让你俩儿子也跟着你完了吗？

四伯冷冷地说，该背时。

你咋就一根筋呢？树挪死人挪活，你就没看看人家是咋给孩子找出路的吗，难道你就不会想想法子？

四伯说，想法子顶个屁用！

老支书骂他：看你那犟驴样，活该！然后甩给他一句话走了——今年征兵又下来了，你爱来不来拉倒！

那一年，老支书真的给了四伯家一个名额，所幸的是，大儿子通过了体检，顺利地当了兵。第二年又给了一个名额，还是很幸运，二儿子也合格，也被征用了。为此老支书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咋让地主老财的后代们当兵啊，将来还不修正啊。更为幸运的是，四伯两个儿子都在部队混出了模样，成了“公家人”。四伯再也不必为他们的婚事而苦眉愁脸，前来提亲的媒人踢烂了门槛。

村里有人偷了牛，那人平时非常老实，人们都不相信他会偷牛。但证据确凿，他被拘留在大队部里，下午就要押送去公社。中午在大队部吃饭，吃饭的时候老支书特意叮嘱那人：吃饱啊，吃饱了才能跑路啊——话中有话。其实老支书是在暗示那人，在前往公社的途中跑掉，因为到达前还在支书的管辖权限之内，等到了公社一交接，就没有机会了。老支书说那人很不幸，幼年丧父，母亲年迈，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个外地女人，女儿刚几岁。他这一蹲监狱，还不是家破人亡啊。

在途中，老支书一会儿要尿尿，一会儿说闹肚子拉稀，蹲在沟里半天没出来。那人并没有理解老支书的意思，以为老支书真是拉肚子，不但没有逃跑，还老老实实地跟着，唯恐跟丢了。老支书走的快，他也走的快，老支书走的慢，他也走的慢，撇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在路边蹲着。老支书回来后摸着肚子大骂：真是天底下最笨的人，笨得只有去死的人；最笨的人却要做贼、蹲监狱，活该！

果真像老支书预料的那样，那人蹲监狱后不久，外地女人就带着孩子走掉了，之后便杳无音信。那人刑满回来孑然一身，身体也在服刑期间拖垮了，之后没几年就死了。

对于政客们来说，很少有人能逃脱人走茶凉的悬殊反差，在位时门庭若市趋之若鹜，下台后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但在老支书身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真的兑现了，那些曾经得到老支书的帮助，在外面小有成就的“人物”，回来时总要去看望他。有一次村里某个大老板回来，连当地的县委书记都不愿见，却去了老支书那里，给他钱的时候都是成把抓，以表达他对他的感恩。但老支书总是婉言谢绝，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让谁回报、念着他的好，想的只是做人做事扪心无愧，睡觉时睡得踏实。

乡亲们都说老支书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想也是的，不论生在什么样的社会，身处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良知永远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老支书用他朴实的言行诠释了良知的内涵，支撑起一个直立的“人”字。

大赛评委、中国作协会员刘建超为汪天钊颁奖。

下面视频为2016年洛阳电视台播出的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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