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正之，男，1940年生于河南温县，从两岁起跟随父母外出谋生，后定居开封。大学毕业后，先到上蔡县教书，并开始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上世纪70年代初调到洛阳，先后在市28中、教育学院和洛阳师范学院任教，退休前任《洛阳师院教育学院学报》主编，教授职称。教余笔耕不辍，有《跳动的音符》《打捞逝去的岁月》《冰壶岁月》结集出版。

     

     我市作者李地耕著的《远去的童年》，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以深情的笔调记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由个人的童年经历带出了对家族长辈、兄弟姊妹、老师、朋友等人命运的回忆。作为一部“家史”类文学作品，本书在有限的“场景”中展现了宏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了时代浪潮对具体的个人及家族的深刻影响，字里行间亦透露出普通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感情质朴、真挚，深具感染力。李地耕，1941 年生于河南省巩义市龙尾山下仓西村，1965 年毕业于河南医学院，在基层医院工作近40 年，发表医学论文、译文等著作50 余篇。退休后常有随笔、杂文、时评、小说发表，至今积有千余篇、百余万字。曾出版《笑对人生·夕阳随笔》一书。

     怀着几分好奇，颇费周折后，我如愿得到了这本书，读后断断续续写出这些读后感，希望有机会与作者交流。

     一般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大多是甜蜜和乐趣，而李地耕先生的童年却充斥着悲惨和恐怖：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竟然被划入“地主分子”行列，而且不得不和其他“同类”一道接受批斗，甚至被胁迫参观“阶级敌人” 枪毙后的尸体。

     李地耕的父亲，是一个本分的知识分子，一生做过许多好事，还曾搭救过中共地下党员，仅仅因出身不好，导致长期不为乡里的当政者所容。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四处投靠，有几次甚至跑到罗湖桥，想逃港一走了之，但又舍弃不下妻儿和家人，最后被他曾经搭救过的地下党员表侄张仲乾“大义灭亲”，押回故乡巩县批斗。作者的母亲是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的女性，曾创办巩县女校并担任校长，也是深受乡亲好评的好老师、好校长，却莫名其妙被投进监狱，五年后又莫名其妙被放了出来。

     为了生存，童年的李地耕只得四处流浪，寄人篱下，尝尽了世态炎凉。当同龄的孩子还在母亲怀抱里撒娇时，他却要面对父亲惨死、母亲冤狱的家破人亡的现实。于是，一个十岁的娃娃，便独自闯入了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大地。

     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谨以此文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亲、姨妈，以及所有曾给予我救助和关爱的人们， 并将此文留给我的子孙和后人。”

     接着，作者又心有顾忌地说：“既想写出历史的真相，就会牵扯到很多很多的人和事，还要涉及到政治，这就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当然，要完成这个写作，更需要一定的写作技巧和水平。这对我来说，都是不具备的。”

     “时间一直延续到新的千年开始，我也告老退休了。当我看到有些职业作家到了这个年龄就已经宣布封笔时，我才意识到：生命留给我可以写作的时间不多了。于是，我在刚学会打字的电脑上又开始写了起来。又试探了几次，都不能使我自己满意。就又把它们都丢进了“回收站”。后来的一次，我在“前言”中写道，无论如何，不管写的好坏，这次一定要坚持到底。哪知写到中途，我的电脑坏了，所有文字全让上帝给收走了，连一点痕迹都没留……”

     由此，作者创作时所遇到困难和压力可见一斑，然而最终他还是排除万难花费数年功夫，完成了这部长达25万字的催人泪下的人生回望录。

     遵循“阶级斗争”荒谬理论而导演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从土改、镇反、肃反到反右、反右倾、小四清，乃至十年浩劫，没有哪一个运动能逃脱极左的宿命。攻其一点无限上纲，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非人折磨肉体消灭，可谓历次政治运动“克敌制胜”的“王牌战术”。

     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极左倾向，导致数百万“地富分子”连同数千万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关系，程度不同地丧失了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他们只能像垃圾一样被随意处置，甚至连升学、就业、婚恋、生育等起码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想进入党员、团员、军人、干部的行列更是天方夜谭。土改中，某些地方还一度把杀人权下放到区县甚至乡镇，使“地富分子”的生命权利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书中写到作者的母亲莫名其妙地被抓捕，又稀里糊涂地入狱、获刑；作者父亲以“逃亡地主”的身份被押解回乡，拘禁在县看守所，并几次将之揪回村里批斗，向他逼要三千斤小麦。批斗过程中还放言：倘能按期如数交出小麦，不仅可保其回家，而且连作者的母亲也可无罪释放！这种执法的随意性哪里还有丝毫法制可言？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别说三千斤小麦，就是三百斤小麦也凑不齐呀！可怜作者一家，因缴不上粮食就被反复批斗、体罚、辱骂，受尽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作者父亲原本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儒雅之士，一夜之间竟斯文扫地，人格丧尽，末了终因不愿忍耻苟活，含恨悬梁自尽。

     作者的表哥张仲乾解放前是地下党员，而作者的父亲李培建曾数次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张也一度感激涕零向有救命之恩的表叔叩拜谢恩。解放后，张仲乾随军渡江南下，后来被分配到武汉的中原大学任图书馆馆长，过上了苦尽甘来的好日子。

     

     张仲乾的大义灭亲，像一块石头压断了表叔心理上最后一根坚持的稻草，最终导致了李培建悬梁自尽。人们可能要谴责张仲乾忘恩负义、毫无人性，鄙视他六亲不认、恩将仇报，但要论当时的党性教育和党组织对党员的觉悟要求，结合张仲乾自身又亟待上进，他的选择几乎是不容更改的。

     民间广泛流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说。因为穷，这些孩子绝不可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想活命就得动脑、动手，自谋出路讨生活，解决衣食之忧，到实践中去摔打，以尽快增长体力和智慧，自然就会比富人的孩子早当家。而苦难就不同了，苦难是一把刀，它逼着你要绞尽脑汁逃离苦海，它更是一块坚硬的磨石，它能磨砺你的意志，使之无坚不摧。于是小小年纪的作者，便悟出了一条保命法则：在任何磨难面前都不能倒下，即使逆境扑面而来，也要避锐寻隙保全生命，能够活下去就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十岁娃娃，为何身无分文竟敢独自跃入流浪的深海，上郑州、下开封、跑信阳、奔武汉、赴西安、到罗山……足迹遍及中原大地，如果是在欧洲，已经相当于好几个国家了。

     作者饱经颠沛流浪，深谙人间冷暖，备尝世态炎凉，在众多白眼和寄人篱下的夹缝里生存，表现了惊人的“早熟”。而这一切，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无数像他这样大的孩子，还赖在妈妈的怀抱里撒娇呢。这种因政治株连而被“拔苗助长”的“成熟”，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啊！

     现在文坛上有一股极坏的风气，有些回忆文章的作者，为了美化自己、丑化他人，搞什么“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笔录”，甚至不惜故意歪曲、篡改事实，以达到给自己镀金的目的。所以这本书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原原本本保留了时代的真实性和原始性，经得起历史的验证。

     为此我感谢作者清晰的记忆和忠诚的笔录。

   （本文获2016年第六届“苍生杯”全国有奖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