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作品！中国语言博大精深，有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母语都很难理解透彻，更何况运用他国语言去表述呢？真心钦佩翻译的才华与能力，真不是一般的了不起！谢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文/龚如仲 

       建设这条一千八百多公里长的坦赞铁路，需要一支由几万名坦桑人和赞比亚人组成的铁路建设大军。而与这支“非洲军团”并肩作战的是近五万人次的中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熟练劳工。所以，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上，中国人几乎每天或者说时时刻刻都要与坦桑人或赞比亚人打交道。比如，若是一段铁路、一个隧道或是一座大桥胜利完工，坦赞两国政府间高层官员通常都会邀请中方人员共同庆祝一番。而且在整个铁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大至施工规划的制定、铁路运营的研究，小至架桥铺路、日常工作的具体安排，“翻译官”的存在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翻译在场，双方的沟通才能顺利进行。为此，铁道部先后选派了近一百名英语及坦赞两国地方语的翻译人员参与到了这项工程的建设中。于是在这片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这些来自中国的“翻译官”便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别的就不提了，我就说说我所在的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的情况吧。

      工作组总部可以说是一个指挥着忙碌在建设坦赞铁路的几万人马的“司令部”和“神经中枢”。几十名由中国铁道部派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承担着指挥和落实各项铁路施工举措的重任。除总指挥布克大组长（铁道部副部长）及两位副大组长（铁道部下属两个工程局的局长，正局级高干）外，尚有专门负责诸如桥梁、车辆、隧道、铺轨、通信、信号等技术层面的工程师，同时还有主管木材、水泥、炸药、钢筋等施工物资的采购和供给方面的专家。但无论那一项工作，那一个环节，都无法离开作为交流或沟通桥梁的翻译人员。可以这么说：没有翻译的在场，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于是乎在总部工程师和管理干部这些“大员们”的眼里，翻译就应该是“万能的”。

      接下来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很严峻的事实就是：工作组总部的工作任务的“多层次性”和所可能遇到问题的复杂性，对翻译们语言能力的考验和挑战是时时存在的。比如，也许今天布克大组长要拜会所在国的交通部长，这时候相关的翻译就得立马西装领带、整装待发；也许明天林总工程师要向坦方或赞方铁路管理局局长大人汇报工程进展，这时候相关译员就必须得事前准备好有关资料，并迅速弄懂有关技术词汇的确切含义，以备次日翻译工作所需；又比如，一会儿木材专家钟工要谈枕木；或是桥梁权威李工要议架桥；一会儿信号的陈工、钢材的田工等等⋯⋯只要这些技术大员一出动，翻译一定得立马到场。

      工程师可都是些专门人才，可小翻译们呢？翻译们也只是想努力去“精通”一门外国语言并极力加强这种语言的表达能力而已。可面对这些各专一项的大工程师们，翻译们必须是“万能的”。无论何时何地，翻译们都要随时做好准备，要竭尽所能，尽可能快地弄懂每个专项中基本技术词语的中英文含义。但是，毕竟是太局限了。有时候翻译们连有些专业术语的中文概念都弄不清楚，更何况要记住相应的英语词汇。做一名好翻译本身就够难了，而被人硬性地、想当然地认为是万能的，那就更加勉为其难了。幸运的是，工作组总部大多要员们还是能体谅到我们这些小翻译的苦衷的。一般而言，只要无大错也就“顺利过关”了。但也难免有少数不大通情达理的“技术权威”们就是认“翻译就应该把我所说的话不打折扣地表达出来”的死理。因此主谈人员与翻译之间的纠结就在所难免了。

      记得有一回，隧道方面的工程师老伍要与对方谈某隧道工程进展的事宜。当时的“翻译官”是来自工作组总部的一个小伙子（我的新同事）。奈何这位小伙子刚从大学出来就来到了非洲。尽管他事前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但苦于专业知识不足，对有关打涵洞、开隧道方面的技术知识了解甚少。在谈判中，当伍工程师用了“延长米”这个专业词汇的时候，小伙子当场就哑了火。幸亏伍工知道这个字的英文含义，谈判倒也未出现冷场，事情也就将就过去了。但不承想谈判后大家回到办公室，伍工竟然当着我们全体翻译的面责怪这个新来的翻译，说他这个“堂堂学英语的大学生”，连个“延长米”都译不出来。小伙子当时羞愧难当、低头不语。

      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且常常好打抱不平的我，一下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当时不动声色的问了伍工一个问题：“请教伍大工程师，冰岛这个国家的首都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伍工当场一楞，半天也答不上来。我笑着对这位工程师说道：“哦，我想起来了，叫雷克雅未克。嘿，您这么有学问的一个大工程师，怎么连冰岛首都的名字都不知道？”伍工不禁愧然。我接着说道：“其实你在谈判中不必处处用高深的技术术语。‘延长米’说成大白话就是总长度之意。若见翻译为难，伍工你只要告诉他‘按总长度米数’来译也就解了围了，何必故弄玄虚？”

      经过我这么一“搅和”，接下来的气氛出乎意料地又好起来了。最关键的是，我的一番话，让伍工彻底理解了翻译的难处。当然，作为翻译，多学新知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也是应该提到日程上的。其实不仅别人，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有一回，赞比亚陆军参谋长钦库里少将要到工作组总部下属的姆皮卡医院检查身体（非洲人很相信中国医生），我被指派到医院充当翻译。为这位少将检查的是一位具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很有经验的主任级医生。一通检查完毕，医生对这位少将说道：“您需要做一次肠道检查，是用乙状结肠镜来检查。”一听“乙状结肠镜”这几个字，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起来。不要说英文，连中文我都弄不清这“乙状结肠镜”是个啥玩意？好在我脑子还不算太苯，当时以“需要用某种医疗器械来检查结肠”这句话译过去，也算是蒙混过关了。事后，那位医生对我一笑，并和气地告诉我这“乙状结肠镜”的英文怎么念。我当时很羞愧，也很感激那位医生的理解和照顾，可惜直到今天我也没记住这个英语词汇。

      凭心而论，翻译这个活儿真的不好干。不仅要尽可能地“精通”所学的这门外语，还得分门别类地弄懂各行各业的中文含义及其外语译文，这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要说像我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翻译，就是一些极负盛名的翻译大家也时有捉襟见肘的时候。

      比如大翻译家冀朝铸，就是当年专为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当英语翻译的那一位。有一次，他当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的翻译，接待外国友人。才贯古今的郭老先生因为谈得尽兴，不由自主地便开始引经论据、大谈起庄子的【南华经】来。这可不能不让冀大翻译心中暗暗叫苦，因为不要说英文，就是连中文他也没太弄懂这部【南华经】的含义。据说事后这位翻译大家也深感翻译的不易。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件趣事。当年毛泽东带领红军驻守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抗争时，美国名记者诶得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据说二人促膝长谈、相见恨晚。后来斯诺先生据此次谈话，发表了著名的专著【西行漫记】。在这部名著中，斯诺先生在一个章节里写道：毛泽东先生如同一名孤独的僧人，打着一把伞，在苍茫的大地上漫步而行（大意如此，未核对原著，任何出入，以原著为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当时的情形是：当斯诺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画画，画上一和尚，打着一把伞。毛泽东的意思是，他是“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旨在宣扬他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也不知道是斯诺的自己误解，还是翻译的误译，硬把一位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弄成了举伞托钵、踽踽独行的和尚。如果真是翻译的乱译，作为他的同行的我，在这儿真心地向毛泽东和斯诺先生说一声道歉了。

（本文选自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三章“奔赴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