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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公共资源，它是社会全体成员生产实践的结晶，理应归社会全体成员共有，分管文化事务，只能是为社会托管文化，而不是把文化把在自己手里反过来对社会实施专政。而象牙塔恰恰在这一点上，颠倒了文化、社会和象牙塔的关系，把托管者变成持有者，由持有者僭越为代表者，最后代表文化对全社会实施文化专制。把公共资源据为私有，并膨胀私欲把社会资源变成社会最大威胁，这是象牙塔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
——摘自《象牙塔的前世与今生》第34节
象牙塔的前世与今生
文/李梦痴
02、什么是象牙塔
象牙塔这个词是个外来语，最早出自圣经《旧约·雅歌》，据说是所罗门的一首颂歌，赞美新娘的脖子如象牙塔。
最初象牙塔就是一个明喻，没有什么引申含义。
后来，在文艺批评家那里，象牙塔被附会成一种超凡脱俗的自我封闭的主观臆想的艺术天地，但那已经是十九世纪的事情了。
被文艺批评家暗算之后，象牙塔终于从新娘魅力炫人的脖子，变成了社会上精英主义者聚居之地。
在汉语中，象牙塔中人指忽视现实社会丑恶悲惨之生活，而自隐于其理想中美满之境地以从事创作的人，象牙塔意为超脱现实社会，远离生活之外，躲进孤独舒适的个人小天地。最后终于成为脱离繁杂多变现实生活专心从事学术事业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和艺术家、科学家）的小天地。
我们说的象牙塔，并未拘泥象牙塔词源上的历史线索，而是把象牙塔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用在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上。
所以我们不限于象牙塔的应用时限，我们甚至把所罗门时代之前的精英主义渊薮，也名之为象牙塔。
这一点，在展开象牙塔的讨论之前，很有必要特别澄清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大致梳理一下，象牙塔是如何从一个精英的聚集地，演变成精英主义分子的窝点，最后成为精英主义的精神家园和图腾，象牙塔又是怎样从一个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领头羊，沦落为阻挠人类文明进步的拦路虎。
这，大约也就是人类文明嬗进史的一个缩影吧。
02、象牙塔与巴别塔
说到象牙塔的源起，不得不说一下《圣经》里另一个著名的塔，那就是巴别塔。
据说人被逐出乐园之后，很不甘心，于是大家团结起来，准备修一座高塔，做天梯重回乐园。神不想让人获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想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好办法，它切割了人类语言，把人分成不同的种族，从此人类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巴别塔只好停工。
但神又不想就此和人类隔绝，毕竟它还要受人虔诚供养，于是神设立了人间代言，就是祭司。祭司是神的奴仆，但在人类当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比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谦卑到毫无人格，在人类中却因此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这就是祭司的原生态。而祭司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最初的地址。
巴别塔倒掉了，象牙塔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点，也就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那里神圣不可侵犯，几乎可以用天堂的视角来俯瞰大地。
象牙塔是对巴别塔的补偿，是神恩哺育人类精神的奶嘴。
03、象牙塔的人间版本
前面说的是巴别塔和象牙塔的神话版本，是从神的角度讲的故事。
但从人类的角度看，象牙塔也许只是巴别塔废墟上那个最高点，代表着人类探索宇宙探索自然的最高成就。
人类从蒙昧时代，走向文明开化，从低头觅食到仰望星空，实现了文明迈进的一大步。
人类知识最初有两方面来源：一类是自己的生产实践，比如大部分工具的使用；一类是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总结，比如日月经天寒来暑往等等。工具使用就是技术，而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就是科学。
祭司，就是最早用自然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科学家”。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科学就是神学。科学规律，是以神意神谕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而象牙塔，作为祭司的场地，算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科学院”。
那时人类比现在更迷信“科学”，差不多一举一动都要听听“科学”有什么指示。象牙塔的崇高地位，就从这严重依赖中拔地而起，成为巴别塔废墟上那俯瞰众生的最高点。
04、神权与历法
对自然现象的敬畏，对了解自然规律的渴望，造就了祭司的权威，而祭司的权威，最终化作神权，成为统治人类社会的思想权威。
今天的文献中，对神权的描述花色繁多，奇异纷呈，各路大神，无所不能。惩恶扬善，创世护生，毁天灭地，开辟鸿蒙。
但这些无非人的幻想，有意或无意的附会，是神权的造势，不能作为神权的根基。
神权的根基其实是对历法的探索。初民时代，只有历法，才算是对自然规律的扎实探索，而只有扎实的探索才能构成稳固的权力基础。
任何权力都不是空中楼阁，神权的权威必要有可证伪的凭恃，那个时代可证伪的凭恃就是历法。
历法是根据天象推定时间的方法，算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
日升月降寒来暑往，春生秋实阴阳兴替，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知识，关乎所有人的生活，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最早的祭司，就是那些研究天象规律的人，当人们尚无力把规律系统化的时候，天象就是神谕，祭司就是神使。当人们把规律系统化之后，就产生了历法。
人们对历的研究，造就了神权的权威，将祭司推上象牙塔尖。
但研究发展到历法阶段，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时候，神权的权威就瓦解了。
这也不难理解，当人们突然了解了春秋更替和太阳运动的关系的时候，农业女神因为思念女儿而罢工半年的神话就只能当成一部琼瑶小说韩国肥皂剧来看了。
因此，神权和历的关系很微妙，它算是成于历的研究毁于历法的诞生。
对历的研究，把神权托上了象牙塔尖，而历法的诞生，又把神权打回原形。
但打下去的是神，却不是权，神权中神的权威被打掉之后，神权的权，依旧保留在权威的位置上，于是祭司成了这份至高无上精神权力的“摄政王”。
这摄政王期间，就是神权向伦理时代过度的时期。而未来“摄政王”何去何从，将决定人类历史的走向，并深刻影响人类历史数千年之久。
05、中西方对历法的不同态度
修历算是人类最早的科学研究，而且是至今不过时的科学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法就是人类早期的科学。
对科学的态度决定社会的走向，不仅现代如此，古代也如此，初民时代亦如此。
对历法的态度，决定了祭司的去向，也决定了社会下一步的走向。
中国对历法的态度，是严肃而开明的。中国随时会根据社会生产的实际经验修订历法，把历法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损益完善。同时中国对历法又是严肃认真的，中国不会为政治原因干预历法。历法这一人类社会最早的科学体系，在中国这个据说有着悠久“封建专制”传统的人治国家，一直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历法是天象规律，没人敢用人事人欲去干扰左右天象规律的架构，这是中国这个据说“没有信仰”的民族的信仰底线。
但历法在其他地方，可不见得有中国这样的待遇。
历法在西方的遭遇，就尴尬得很。
据说古罗马是行儒略历的。儒略历的实行要早到古罗马共和时代，但当时的祭司对历法的颁布相当儿戏，他中意那个执政官，就在他执政的时候，连年加闰，如果不中意那个执政官，那在他执政期间，就一个闰年都没有，公然用“科学”手段增损执政官的任期，无耻地进行政治干预。可见在罗马时代，历法这一科学体系，就被当成半管洗衣粉和新冠溯源，成了卑鄙无耻的政治操弄黑手。
更离谱的是，奥古斯都的生日是8月，奥古斯都觉得8月只有30天很没面子，于是在2月挪过来一天，把8月改成31天，后面的9-12月只好顺延。今天这个历法通行全球，设想一下，当世界人民得知，7月和8月那特别刺眼的两个连号31天，其实毫无历法上的依据，完全出自一个帝王的个人虚荣心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历法又当作何感想呢？
当一个帝王可以如此儿戏地修改自然律法的时候，那人事律法在他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与儒略历比起来，被后世公知奉为天上星辰的罗马法，在大帝眼里岂不厕纸不如？
历法的客观性，就是科学的独立性，到底怎样程度上尊重科学的独立性，就是对历法的态度问题，而对历法的不同态度，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不同走向。
06、迈向伦理时代
历法与人类农业革命息息相关，历法的健全，确保农业革命的成熟。
中国历法定型于夏朝，而今通行的农历就是夏历。到汉武帝时代，已经基本成熟。绵延至今两千多年。
西方直到1582年才产生比较精确的历法，较中国落后约1700年。
没有可靠的历法，就没有成熟的农业，也就无法形成健全的伦理社会，因此也就没有完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农业时代，远远走在西方前面，是有扎实依据的，绝不是精西公知的“文明自我反省”能抹杀的。
这种进步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迈向伦理社会的文明进化中，中国彻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从原始巫教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而西方却只能通过神学改良建构自己的伦理社会，最终依然让一个世俗社会在神学手掌心里辗转翻腾，无法自立。直到十八世纪还在为所谓社会世俗化发动前仆后继的思想革命。
这里先不去甄别二者的优劣，只澄清二者的差别，以便进一步认清接下来的社会演进。
彻底摆脱神权的中国，建立了健全的伦理学，祭司退出了历史舞台，祭司的职能被绅士取代，新世界的伦理代言者，成为社会精神文化的主宰。神撇开了祭祀，换上礼服，成为新时代的绅。神向绅的演进，祭祀向礼仪的进化，一个汉字字形的演进，就体现了中国社会文明进化的基本轨迹。这段进化，从周灭商设礼制开始，到孔丘以仁道兴儒学，再到汉武帝尊儒术，历时近千年，中国伦理社会结构基本定型。
没能彻底摆脱神权的西方，无法完成独立的伦理社会，只能以教会的形式，将神权和伦理嫁接起来。祭司摇身一变成了教士，在相仿的宗教场所讲说相似的基本教义，将犹太教律法加工成基督教伦理。伦理社会，便在此有限的神学改良中匍匐前行，进三退二。这种情况持续了约1300年，到文艺复兴才略见超越神权的曙光。
其实就在这一千多年的“时差”中，中西方文明分道扬镳了。
西方逡巡在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博弈中，到十八世纪才算分出结果，神权之鹬和世俗权力之蚌两败俱伤，双双成了资本权力这个渔翁的囊中物。世俗社会从神权迷信中启蒙出来，转入财富迷信，彻底撕裂了伦理，社会沦为无所不在的金钱关联。
中国则在神权的废墟上实现了人的世俗化觉醒，并迈着坚定的世俗化步伐，走上了农业文明的巅峰。而中国的绅，也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自己的权力加冕，成为代替神权主宰世俗精神文明的绅权，建造了伦理社会的绅权象牙塔。
从此绅士和教士踏上了不同的历史征途，走向了不同的文化品质与文明特色。
在此教士不是我们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绅士，我们要考察一下，绅士如何在没有神权帮衬的情况下，筑起比神权更辉煌的象牙塔，打造了比神权更威猛的霸王鞭，实现了比神权更高效的精神统治。我们要考察的就是绅权象牙塔的前世今生。
07、神权的没落——史官的角色转换
历法不发达的西方，把神迹当成神权的支柱。
历法发达的中国，则把历法当成神权的支柱。
但历法作为系统的科学体系，终究要和迷信分道扬镳。
这是中国特色的农业革命之路。
连接中国神权时代和伦理时代的主要人物是史官。史官就是中国神权的祭司，史官的角色转换，就见证了中国神权的没落。
史这个字本意是使，是神的使者，在神权时代，有着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他执掌占卜和祭祀，是上天旨意的代言人，为保持占卜和祭祀的连续性，史官亦兼记录保存典籍一类文化事务，历法亦在其监护之下。史官们把记载国事看得非常神圣，他们认为这是对神的意志检验和治国得失的总结，是国家的法宝。
直到夏商时期，史官的权力还很大的，国家的大小事务都要通过他们向神请示才能决断。商代的伊尹、甘盘、傅说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到商后期，历法的完善，生产力的发展，神权已经被严重动摇。殷本纪里面就记录了帝武乙与天偶摔跤，用弓箭射天的荒唐事。从中约略可见，神权已濒于崩塌。
到了西周时期，神权终于垮掉，连带着史官地位的有所下降。
从西周开始，史官只是文化宗教首脑，不再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虽然祭祀仍然是国之大事，但主祭由史官换成公卿士大夫。神使退居二线，绅士走上前台，祭祀逐渐趋于演礼，成为政治，而一步步淡出社会精神生活。
春秋时期，史官又依据职能被进一步分割，太史负责历法和记载国事，太祝负责祭祀，太卜负责占卜，内史掌管策命和记载周王的言论，御史负责保管档案。史官彻底剥离神圣的光环，成为专职文化事务的职事官。
至此，神权基本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史官成为普通的文化官吏，巍峨的象牙塔暂时成了无人居住的废宅。
08、文化的逆袭
史官地位的江河日下，是西周的基本文化政策使然。
要建立新时代的伦理社会，必须彻底清除旧时代神权的影响。
收缴史官的权威，是清除旧时代神权影响的关键步骤。
对史官的贬抑和分解，与西周的禁酒诰一样，算是对旧神权文化的政治迫害。
真正的革命，就是新事物全面取代旧事物的统治地位，是惨烈的社会变革，其惨烈程度远非对文化进行政治迫害那么简单，它最终目的其实是要用政治手段消灭旧文化影响力。
用政治手段挤压文化空间，对周王朝而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周从文化上较殷商落后，没法仅凭文化手段在文化上克制殷商旧文化，只能发挥统治地位的优势，用政治手段辅助文化革命。
这种政治推动文化的手段收效甚著，基本上消除了旧文化的影响，但因为文化能力上的欠缺，周的革命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停留在政治政策层面，不能深入到精神层面，形式主义成为周礼制的命门，而这个命门，为文化的逆袭预留了突破口。
长期被政治排挤在主流之外，文化也蓄积了极大的能量。这能量总体上是对政治取消极态度的。它们要么反对政治，比如老子，要么强调个人主义，比如杨朱，要么搞独立封闭小教团，比如墨翟，就连最温和的孔丘，也秉持从先进就野人的本心。从这里开始，文化和政治其实已经分道扬镳，并且基本上处于对立的状况。
而且，新政权对旧文化的挤压，基本上把文化凝聚成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整体，虽然文化内部彼此之间总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有时甚至很尖锐，但它们和政治的关系却大体一致。老子的跑路，孔子的不遇，杨朱的自闭，墨翟的“黑社会”，虽然有的迫于无奈，有的出于自愿，但基本都是政治的离心力。
但文化本来就是从权力的最高位置跌落下来的，虽然离开政治核心，但对政治的关切却从未动摇过。离心力拉开政治和文化的距离，而对政治的关切推动了文化对政治的逆袭。
到战国时代，政治软弱下去之后，文化的逆袭便蔚然大观，汇成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领域。
09、象牙塔起死回生
文化的逆袭意味着象牙塔的生机正在悄然恢复。
文化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就得在新政治中获得荣誉，而不只是在政治边缘甚至外围自嗨。而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体制内的旧文化人——史官的身上。
虽然神权旧文化退出历史舞台，但历法的强大影响力依然保留在政治体制核心。虽然历法的占卜功能越来越淡，但历法的职事功能却越来越强。作为法的历，作为专门之学，得到新政权的高度重视。同样，作为历法记录的历史，也在新王朝保持很高的地位。这算是旧神权文化留给新政权的宝贵遗产，极大地维护了文明的连续性。
作为执掌历法和历史的史官，虽然身份大不如神权时代，但因职而贵，在伦理社会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位卑权重的体制内文化人，正是利用职事的权威，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忘我的牺牲，在体制内重塑了文化的尊严。
失去神权加持之后，历法没法再对社会事务施加历法之外的影响，因此，史官们把大部分主观能动性都放在历史上。历史和历法不同，历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种客观算法，政治绝不敢干预历法算法。而历史就不同了，历史记录却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常被政治胁迫，于是，面对政治压力，捍卫历史记录的主观自律，成了史官重建文化尊严的主战场。
关于捍卫历史记录主观自律，历史上有两个最著名的例子：晋董狐和齐太史。
晋国灵公无道，执政正卿赵盾纵容赵穿弑杀灵公，晋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反驳强辩，面对重执国柄的赵盾之压力，董狐不为所动，据理力争，将赵盾弑君写入国史，千秋传为佳话。
相比之下，齐国太史却没有董狐这样幸运，既没有留下姓名，也没能保住性命，但对信史权威的发扬却有顶天立地之功。齐国大夫崔杼因妻子劈腿齐庄公而杀了齐庄公，太史直书“崔杼弑君”，崔杼一怒之下杀了太史，太史二弟又书“崔杼弑君”，被杀，三弟更书“崔杼弑君”，崔杼以死相威胁，三弟不为所动，崔杼只好作罢。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为了“崔杼弑君”排着队去死，也不甘落后，赶奔现场，准备续写“崔杼弑君”，陪着太史兄弟一起死。
这种前仆后继死不旋踵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广为传颂。
齐太史也成了史家品格的精神图腾。
那种悍然不畏死的品格，一往无前的精神，直书史事，绝不为强权屈服的操守，便是文化地位复兴的表征。在董狐的骨鲠和齐太史的血光中，象牙塔的光芒正穿透时代的迷雾，重在人间显露峥嵘。
10、绅权象牙塔的镇塔之宝——历史
在旧神权时代，象牙塔高崇入云，决定着人类事务的方方面面。
象牙塔的权威是历法，而象牙塔的基石就是历法的记录，也就是历史的雏形。
历法的记录，最初只是历法中重大事件的记录，以标志历法的精度，后来，这种记录发展起来，就成了今天我们眼中的历史。
从天象到人事，历史走过了从历法记录到历史记载的辉煌历程，人类社会也从蒙昧的神权时代迈入了理性的伦理时代。
虽然时代进步了，历法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权被剥夺了，但历法的权威依然留在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记忆中，这种权威自然也就泛化到历法记录中。而此时的历法记录，已经发展成比较具体的历史事件。一些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大事件，被当成和天象征候同等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人天的区隔在历史中被逐渐抹平。国家大事成了历史的主体，而天象历法倒逐渐成了辅助和衬托。
把自己的所言所行，记录在太史书简中，与那些神圣的历法大事件并列在一起。这足以让代替神权掌管社会政治事务的政治领袖们振奋不已。正因为此，无论是赵盾还是崔杼，都对历史如何记录他们深感焦虑，这份焦虑，就是神权统治社会时留下的余威，而这余威，就成了新时代地位没落的史官们最可凭恃的文化资源。
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和在意天意的喜好，隔着神权和伦理的屏障，息息相通。历史的权威，将神权与伦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虽然不像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那样直观，但在精神上，却远比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的联系更紧密。
历史，成了中华民族贯通两个时代的共同信仰。
而孔子，这个伦理时代文化的开山人物，就是用历史构建了伦理时代的价值标准，搭建了伦理时代的象牙塔，并亲手把历史奉为象牙塔的镇塔之宝。
11、绅权新文化的祖师——孔丘
孔丘是伦理时代绅权新文化的开山人物。他的绅权新文化建设有两方面内容。
其一，孔子将周的礼制和殷的宗教融合在一起，打造了仁学体系，而仁这个概念，后世成为伦理时代绅权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既可以纠正周礼的形式主义之弊，又可以弥补殷商宗教的狂诞恣肆之陋，堪称文质彬彬的典范。仁这一概念的诞生，可算是伦理时代文化革命在理论上的完成，至此，神权的精神遗产，算是深度融合到伦理的道德体系中，成为伦理时代新文化的基石。
其二，孔子重新整理了鲁国国史《春秋》，把仁的概念融铸到历史叙述和历史点评中，形成了即叙即议的新书法，就是后世所乐称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与其说是史书，倒不如说是史论，只不过它是以直书的方式议论。孔子用这种即叙即议，围绕仁这个核心价值观，建构了新价值体系。这个新价值体系，成为绅权象牙塔的原材料，在伦理时代的世俗社会重建了象牙塔的权威。
说孔子是绅权新文化开山祖师，有些人可能不大认可，毕竟孔子克己复礼，满嘴复古论，祖述尧舜，厚古薄今，哪有一点新气象的样子？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出了孔子的皮却没看出孔子的骨，孔子的骨是要用他的仁学价值观，重新评估所有事务。
他的克己复礼，其实是复到伦理时代之初，复到周公初肇礼制的那个时代，在礼崩乐坏的乱世，重新回到伦理时代新文化源头的号召，号召大家克僭越腐败之己欲，复周公鼎新革故缔造伦理社会之初心。所以他的复礼，其实正是对绅权新文化的坚守。
他的言称尧舜，其实是用仁学修正过的前代圣王，把前代圣王打扮成他仁学的楷模，以便向世人昭示，他的仁学古已有之，是比神学还早的天地正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复古，其实是对古做全面的新文化改造，就是尼采所谓价值重估。
孔子的“价值重估”，为伦理时代的绅权新文化建设打开了思路，开启了古典新说的模式，春秋战国时期，大批古典典籍被新文化重估，神话被伦理全面改装，古神话竟成蝇灰草蛇，虽伏脉千里，但若断若续。
新文化终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至此神话权威在精神世界彻底退场，史官文化成为伦理时代的显学。
绅权的新象牙塔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接下来它就要用强大的文化资源，去攫取久违的世俗权力了。
12、政治动荡下的史学威信之膨胀
有了为存续斯文血脉呕心沥血的孔子，有了为捍卫文化尊严蹈死不顾的太史，文化终于完美实现逆袭，史官文化成为时代的显学。但是要真正回归旧日荣光，获得指导世俗事务权力的地位，绅权象牙塔还需要最后一块砖，那就是现实需求。当此之际，礼崩乐坏导致的政治文化大动荡，给绅权象牙塔权威的全面回归，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机遇。
文化动荡，让整个社会莫衷一是，政治动荡，让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继之而来的战乱更是闹得民不聊生。如果说孔子们头脑中还残存着一些对殷礼夏礼乃至三皇五帝神话礼的向往和留恋，那他们旧时代文化的最后一点儿尾巴也被乱世的血与火彻底烧绝，旧的信仰维系彻底崩坏的时候，人只能用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危机。
而且动荡让所有危机都显得至为迫切，天道远人道近，大兵压境危亡旦夕之间，占卜已经无法安抚事功的机心，而历法也无法指导具体的谋划，于是历史记载中的人事得失，就成了救急应变最得力的参照。从诸子的论辩，到纵横家的钻营，整个战国时代弥漫着历史经验的氛围，在缺乏历史支持的情况下，人们甚至编造寓言故事来补缺救急，历史，终于在治乱图存的刚需中，找到了自己广阔的发展空间，史学的威信也在政治动荡中急速膨胀起来。
但是历史威信的膨胀，也受到时代形势限制，战乱时期的事功，不能成为和平年代的依据。就好比开疆拓土的将军，未必是守成安邦的能手，历史的威信是空前壮大了，但毕竟只停留在功能的层面，你有用别人拿你当回事，你没有用别人就可能把你撇到一边，因此威信的膨胀，距离威权的树立，还差着一个和平时期的博弈。
在战乱时代获得了事功声誉的史学，能否在和平时代登顶文化象牙塔重建威权，还要经历一次流血的斗争。
那次斗争，将决定绅权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并最终确立绅权史学至高无上的文化统治地位，把绅权文化象牙塔高高建筑在皇冠之上。
那次斗争，将决定绅权时代文化政治的品质，并最终确立绅权史学对社会人心无所不至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把绅权象牙塔的阴影弥漫到封建社会每个角落，包括人心的角落。
那次斗争，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与汉武帝的斗争。一个开创了封建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伟大帝王，一个开创了封建中国文化政治体制的伟大史学家，一次关乎中华民族文化前途文明品相的伟大斗争。
接下来我们就略微细说一下那场斗争，及它文化上的前史背景与政治上的后世影响。
13、司马迁的文化觉悟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
秦汉时代，太史令地位更加低微，差不多成了体制中可有可无的陪衬与点缀。
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司马迁还是子承父业，并不是自家博取的功名。可见早年司马迁在政治上是相当失意的。
司马迁虽然在新王朝地位不高，但在文化界却有着显赫的身世。他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他在文化界算是不折不扣的华族。而且司马迁还身受父亲司马谈的殷切嘱托，让他继承父业，完成艰巨的修史工作。
父亲死后，司马迁供职长安，结交当朝明贤，师友相续。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
司马迁从董仲舒那里了解了孔子修《春秋》的奥义，《春秋》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在董仲舒那里，司马迁了解了文化的力量，认识到寓褒贬于史录的微言大义之威力。
而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人，家藏《古文尚书》十余篇，司马迁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学习古文经学，以及古文资料的拣择甄别，培养了扎实的史学功底。
兼修今古文之后，司马迁的史学修养有了质的升华，而他的文化自觉也获得空前提升。此时的司马迁，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认，按照他的文化谱系，周公之后五百年，是孔子，而孔子之后五百年，就是司马迁。
站在文化振兴的节点上，司马迁表现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他对自己的文化使命的认知不止超出继承父业那么简单，而且焕发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强大文化自觉。
究天人之际，是太史从古神权时代就秉具的天职，通古今之变，是太史进入伦理时代一直坚守的本职，这两句本没有什么新意，司马迁文化自觉的新，就新在成一家之言上。
成一家之言，是古来所没有的立场，以前的史官，都是以公为己任，是公家的史记，和他这个人没什么关系，董狐也好，齐太史也好，都是为公义甘蹈倾危死难之地的。他们讳言私计，也不认同私的立场，即如孔子也强调述而不作，并不认可私人著述。但司马迁旗帜鲜明地把历史著述当成一家之言，把自己放在史著中，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在这里，成一家之言貌似谦辞，其实是一种昂首挺胸的文化自觉，是向整个史学界宣告：我来了，我要用我的刀笔，刻画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不仅要将父亲的遗著续完，还要将孔子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没有谁能阻挡我用修史实现文化理想政治抱负的脚步，既然政治剥夺了太史这份崇高的权力，那我就用司马迁的名字，来继承那周公开创孔子弘扬的伟大文化，并把它在后世发扬光大。
司马迁矢志用一己之力，重建象牙塔的伟大辉煌。他用一部文采斐然的巨著，构建了象牙塔的光荣榜，把他心目中的伟大先贤写在上面。同时他也是文化史上第一个亲手把自己写在那光荣榜上的人，
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钟鸣吕振开始，文化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页，算是中国伦理社会绅权新文化的真正的新纪元。
14、司马迁的文化斗争
司马迁文化上的显赫功绩，也是从奋勇无前的斗争中得来的。
但是所有的文化斗争，其实都是政治斗争的文化投影，说到底都是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展。司马迁的文化斗争也不例外。
汉武帝时代，文化的地位没有太大改观。虽然已经罢黜百家，但并没有真正独尊儒术，汉武帝对儒术的态度还是利用远多于尊重。在汉武帝这种政治铁腕面前，文化想要真正回归神权时代至高无上地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焕发了充分文化自觉的司马迁，对文化的现实境遇当然很不满意。
自信满满的文化使命，和声威赫赫的政治威权狭路相逢，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伟大先贤的继承者，双方都自认肩负着开创新时代的使命，而且双方都承载着上千年政治和文化失衡关系的重压，所以，不管本心如何，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如坐在火药桶上一样，一触即发。
而那点燃引信的政治事件，就是李陵案。
李陵的案子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李陵转战千里，勇冠匈奴，打出了汉军的威风，折服了单于的胆气，虽然最后战败被俘，被迫投降，但功过之较也不宜责之太甚。只不过有一点无法忽视，就是汉法，按照汉朝法律，投敌是要腰斩顺带祸及满门的。当时李陵祖父李广，兵败被擒没有投降，伺机逃回，还因损兵折将败军取辱被下狱，依律论斩，最后还是以爵位赎回性命。所以惩办降将，是依法而治，实在算不得针对哪个个人的主观恶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为李陵开罪，本当在汉法体系的框架里想办法，比如像讼棍律师那样咬文嚼字钻法律空子，或者如敬业律师那样搜集新证据推翻原诉，又或者如普通律师那样提供新证据为原告卸责缓刑。总之要在律法条文和事实证据上做功夫。
但司马迁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为李陵辩护。他既没有提供事实证据也没有钻营律法条文，而是用一个道德假设做前提，断言李陵是诈降。
这是神权谢幕之后，文化第一次主动对政治发起进攻。以往史学，总是用同情痛惜等泛滥的感情涂抹这一事件，且忽略了它深刻的历史意义，它算是文化打响反击战，开始博弈社会影响力的第一枪。那是划时代的第一枪。
董狐也好，齐太史也罢，只是坚守文化的尊严，不肯屈服于政治的压迫。而司马迁为李陵抗言，却全然是进攻型的，丝毫没有防守的意味，他就是要用文化去压制政治的气焰，用道德重树文化的威权。他毫无事实依据全凭道德推测，干预司法程序，按照韩非的观点，算是不折不扣的“儒以文乱法”，而从司马迁的角度看，他大约就是要用文化把世俗律法踩在脚下，重归文化在神权时代那无所不能的话语权。而且这一次和神权时代不同，这一次司马迁是以个人名义争取文化威权，这一次是司马迁一个人的文化斗争。
一个人去挑战国家权力践踏国家律法，其结果可想而知，汉武帝让司马迁付出了惨痛代价。现实中政治算是完胜了文化，但历史地看，文化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文化与政治争夺社会控制权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序幕。就在政治自以为弹压了文化自不量力的挑战的时候，文化已经在蚕室的蜗居中挺立起来，为绅权的象牙塔竖起了千秋不倒的战旗。
司马迁也用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动不摇的信念，不今不古的史笔和不愤不启的雄心，成为绅权象牙塔的筑基者，成为绅权名人殿堂第一号战神。
15、司马迁的文化影响
司马迁斗争的武器就是《史记》，《史记》一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深远的影响，说它决定了封建中国的文化作风，似乎是不为过的。
如果说孔子从理念上影响中国文化，老庄从情志上影响中国文化，那司马迁的《史记》堪称从实践上影响了中国文化。它为中国之后的文化斗争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有力参照。
概括起来，《史记》在方法论上的启迪大致有四点。
一是文化从目的变成手段；二是文艺手段扩张事实陈述；三是以道德判断覆盖价值体系；四是用文化统摄所有社会事务。
这四点影响，其实就构成了绅权象牙塔的基础、架构和运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的确堪称绅权象牙塔的缔造者。
16、文化从目的变成手段
文化最终从目的变成手段，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晋董狐齐太史，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文化，在他们那里，文化的独立性是目的，而自己只是实现此目的的手段。
到了孔子那里，人和文化的关系有些变化，虽然孔子也把守护斯文当成自己的目的，但孔子的守护斯文，其实是用新文化价值观改造旧文化，是重新塑造斯文。
而司马迁在孔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虽然声称自己也在守护文化道统，但他其实已经有意识地在用文化手段弘扬自己的立场，打击对手的文化地位。
晋董狐齐太史，是要誓死捍卫历史必须记录事实的底线。孔子虽然不再拘泥历史事实，但只是弘扬自己的主张并没有明确的针对哪个对手的攻击性。到司马迁那里，不仅不再拘泥历史事实，而且开始剪辑事实，达到弘扬自己主张打击对手文化地位的目的。在司马迁那里，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手段。就像奥古斯都把历法工具化一样，司马迁也把历史工具化。
比如，司马迁用《李将军传》为李广单独立传，但李广从未任将军之职，他只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将军。而且，打击匈奴功勋最著的卫青霍去病是合传，在汉匈战争中无尺寸之功的李广独传，凡此种种，无论从史实上和史法上，都不堪信史，但在发挥历史的功能方面，却居功甚伟，后世文人，基本把李广当成汉代最伟大的英雄，卫霍二人却毁誉参半，反响寥寥。司马迁真正兑现了他《伯夷列传》中夸下的海口，只有写历史的人说你行，你在历史上才真正算是行。
这一点，对后世影像至为深远，它维持了文化的道统，文明的传续，对文化传承居功至伟。但也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直到今天，绅权象牙塔里的文化暴徒仍用这条文化专制之鞭，抽打整个社会，威胁民权政治。
17、以文艺手段扩张事实判断
在中国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司马迁的文采灿如晨星，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这倒不是说他的文采在所有史学家中独一无二，而是说他毫无节制地在历史叙述中发挥文采，这在他之前不曾有，在他之后也不曾见。
文采在历史叙事中的泛滥，从好的方面讲，引人入胜，生动形象，使人如临其境，增强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感染力，但从不好的方面讲，未免过分渲染而失实，有文胜质之虞。当然这也正是见仁见智，风格上的问题，还不能算是司马迁的斗争艺术。
司马迁真正的斗争艺术是把文采发挥在夹叙夹议之间，在史实单薄空洞的关节上，用文采铺陈渲染，深析阔论，借题发挥，廓大自己的价值判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伯夷列传》，真正的史实，只有一小段，而通篇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把一篇伯夷传做成了一篇伯夷颂。一气贯通的恢弘文气，自成方圆逻辑周密，掷地有声不容置疑。在如此虚薄的事实上面，做如此弘廓的议论和如此恣肆的抒情，情理兼备，堪称借题发挥之典范。
而这一点，在后世丰富了文化之体量，强化了文化之魅力，但也成了后世绅权象牙塔之不肖子孙的嘴炮之祖。
18、以道德判断覆盖价值体系
司马迁出身黄老，但服膺儒家，算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发扬者。
他的史论，首要标准就是道德，其次才是事功。而且如果和道德不合，那他的事功也就不足称道。比如霍去病，虽然私德有亏，但大功实在卓著，可在司马迁看来，他比起私德无大缺漏的卫青来，就要差上一点，比起无尺寸功的道德楷模李广来那就更是远远不如了。
所以，用道德判断覆盖价值体系，使别的价值标准都附属道德判断，算是司马迁论史的潜规则，文化博弈的定海针。它是司马迁修史的基础，为人的根本。
即如为李陵辩护那件事，司马迁的全部依据就是对李陵的道德判断。李陵的行为不折不扣违背了汉法，司马迁原本可以渲染李陵的苦战和被迫投敌，来呼吁从轻量刑，但司马迁却用道德判断做依据，根本上推翻李陵投敌的事实。把价值体系中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法律因素等等，都置于道德判断之下，而且他的道德判断，仅凭李陵有道德不至于做这种没道德的事情这一同语反复式的循环自证，把所有既成事实扫地出门。这里面道德判断的霸道已经不可遏制地雄起于政治社会法律面前。
虽然司马迁的道德判断没能左右李陵案的廷议，但那只是由于司马迁时代绅权尚处于劣势。事实上宋代以后，当绅权取得了绝对的文化话语权，并成功控制政治社会舆论之后，中国的朝堂之上就将被这种道德挂帅的扯皮搅得天昏地暗，伟大的农业文明就将被道德判断的大锅盖熬成礼教的大染缸，最终窒息所有活力。
这算是司马迁留给封建官僚体制的最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利器，它将作为象牙塔的常规武器贯穿封建社会的终始。
19、用文化统摄所有社会事务
虽然司马迁为重新振作文化的威权做了不懈的斗争，但司马迁有生之年，文化没法回到他心目中理想的位置。于是他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了宏伟的文化殿堂，在那里，他让文化成为统摄所有社会事务的绝对权威。
这就好比一个人和人约架，在现实中被对手揍得鼻青脸肿，又无力报仇，于是就写本书，在书里面吊打了对手，算是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在鲁迅看来，这应该算是精神胜利法，但如果阿Q有一天成了大众的偶像，那阿Q的精神胜利法转眼就会化作现实的胜利，将对手踩在脚下。
平庸的阿Q尚且蕴藏着这样的机遇，那远比阿Q强大优秀的司马迁，岂能等闲视之。就像愚公感动了天帝一样，司马迁用自己的流血牺牲不懈奋斗，感动了后世千万绅权知识分子，成为绅权知识分子的精神旗帜，而他在自己书中实现的一个人的精神胜利，也随着他的身后荣光，成为整个绅权集团的精神坐标，成为象牙塔的光辉胜利。
在司马迁的感召激励下，千万绅权精英，把文化推上统摄所有社会事务的权威地位，司马迁个人著述中的理想，成为封建象牙塔实实在在的威权，司马迁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而文化，也就成了象牙塔的核武器，长保象牙塔立于不败之地。
而文化一旦获得了绝对话语权，就不再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而是为文化团体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为象牙塔服务的工具。这一点，孤军奋战的司马迁当然不会了解，而绅权象牙塔的精英们，更不会和塔外人说起。
但文化再次登顶之后，就重回了神权的孤高峭绝的地位。从人类向上的探索，堕落成精英向下的控制。象牙塔彻底走向他的反面。
20、司马迁完成了绅权象牙塔的基建
司马迁将黄老的批判性和孔子的建设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史记史论中将这种绅权新文化构筑成崭新的价值体系，完成了绅权象牙塔的基建。
司马迁的史论中考察他打造的价值体系，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门第先于能力。
在考察人物时，把门第出身放在能力之上，这是司马迁的一个基本立场。
当然这不能算是司马迁个人的责任，之前的历史记录，充斥着各种家谱传承，英雄必有出身，是《史记》的立传之本，五帝以下，世系基本都出自黄帝，这也算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由来。但把这种历史惯性执着地贯彻到现实的人物臧否中的时候，就不免显得有点儿迂腐狭隘。这也给史记的人物榷评带来很大困扰。
比如刘邦和项羽，虽然刘邦编出他老娘私通的神话，还配上头顶祥云的穿凿，但论身份和有谱可查的项羽真是没法比。当司马迁冷峻客观地记载刘邦，又热情洋溢饱蘸感情地塑造项羽的时候，他被门第困扰的价值观，已经成了史论的沉重负担。
等到了卫青霍去病的评价时，这种门第限制已经超出了史实的界限，成为史论的枷锁。司马迁对卫青公主家奴的身份耿耿于怀，对霍去错综复杂的出身简直无法直视，他实在没法把这样两个人摆在李广这个名将之后上面，于是李将军和卫霍的高下，在出身之际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这种门第先于能力的原则，后来成为绅权象牙塔维持结构稳定的核心柱石。
其二，私德先于公义。
与国家和社会的公义相比，司马迁更看重一个人的私德。
比如霍去病，私德有亏，不能T恤士卒，虽然没能战胜克捷，战功卓著，但在司马迁看来也只是平平常常。
而李广，因为能T恤士卒，得众心，所以就算损兵折将覆军败亡，也不失古名将之风。
似乎在司马迁看来，古名将最重要的指标不是打胜仗，而是要有T恤士卒能得众心的品德。这种文人对武士的偏见，到宋代以后，基本上成了中国政坛最大的毒瘤之一。
当然，与后世那些蜷缩在象牙塔里的不肖子孙不同，司马迁的私德至上可不是嘴炮，他是肯于为私德这个价值标准流血牺牲的。他为李陵辩护招致奇耻大辱，而辩护的主要立论依据，就是李陵私德完美无缺有名将之风，堪称国士。在为李陵辩护中，司马迁已经不满足于私德先于公义，他甚至把私德等同于公义。
在古名将之风这耀眼的私德面前，连投敌这种完全背弃公义的罪行都无足轻重，那损兵折将覆军败亡自然也就更不足挂齿了。
私德混同于公义，后来成了象牙塔的四方征伐统一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武器。
其三，气节先于责任。
气节先于责任，是片面强调儒家价值观的结果。
到底气节重要，还是责任重要，在现实中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司马迁从理念上把它处理得很简单。气节就是国士的生命，没有气节的责任无非个人野心。
伯夷叔齐撇下对人民应尽的责任，逃到姬昌那里安度晚年，被诠释成知谦能让的君子之风，而义不食周粟的饿死首阳山，也就水涨船高成了崇高的气节。
可如果按照责任的原则来考量，伯夷叔齐也可能只是不管天塌地陷也要善守操守的个人主义者，既没有人文关怀也缺乏社会责任，以牺牲社会利益成全个人名节。
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就是气节和责任的分水岭。
司马迁为伯夷做传通篇宏论深情，却无一个字提到责任，可见责任在司马迁的气节词典里是毫无地位的。
这种气节先于责任的价值标准，后来成了象牙塔居高自伐的精神支柱。
其四，荣誉先于贡献。
荣誉先于贡献，是司马迁史论的灵魂，也是后世绅权象牙塔文化专制之鞭的鞭骨。
荣誉先于贡献的立场，表现在司马迁史论的方方面面，尤其集中体现在《孔子世家》的赞语里。在赞语中，司马迁盛赞孔子身后的荣华尊崇，远胜过那些汩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君王圣贤，对孔子的历史贡献却只字未提。也许对司马迁而言，孔子的贡献无须多言，但是从史论的角度讲，失衡的态势形成一个极坏的暗示，那就是与孔子身后的殊荣比起来，他生前的贡献似乎显得没那么重要。
无论司马迁本意如何，这种荣誉先于贡献的立场，在绅权象牙塔的发扬光大下，终至造成沽名钓誉争先恐后，务实做事百无一用的局面，最终把象牙塔沉入嘴炮横飞的烂泥塘，窒息了所有的生机和活力。
这大约就是司马迁与象牙塔的深切关联。也许从司马迁的角度讲，这些价值标准谈不上恶劣，但那只是司马迁现实地位偏低，其恶劣品相尚不足以表现出来。一旦象牙塔占领社会文化制高点，这些价值标准的恶劣影响将指数倍增长，最终成为压死封建绅权文化的毒瘤。
当然，司马迁的时代，绅权象牙塔还只是略显规制，要想登顶社会文化的巅峰，象牙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1、象牙塔的成长期
董仲舒将儒学修订成儒教，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统一的底板。司马迁便在这底板上，发动对政治的绝地反击，最终在斗争中，完成了象牙塔的基建。
司马迁之后，汉王朝迎来了一个儒家文化的爆发期，特别是东汉以后，儒家携谶纬之助，差不多独占了汉王朝的意识形态，成为显学。
也正是在东汉时期，社会上形成了以儒家为基本宗旨的大家族，第一代门阀诞生了，而这些门阀，成为象牙塔的土木砖石，在司马迁基建的基础上，建起了真正意义的象牙塔。
东汉文化门阀的诞生，标志着绅权新象牙塔的诞生。
诞生之初，象牙塔锐气满满，接下了司马迁文化斗争的接力棒，对东汉政治发动了集团冲锋，那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差不多毁了东汉，也遏制了象牙塔的狂热膨胀。
从此，象牙塔进入了冷静的成长期，开始了理智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
象牙塔的成长期，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文艺上武装自己；惊人的艺术奇迹；阉割六祖禅；垄断科举。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这四个阶段的大致情形。
22、文艺上武装自己
以宗法缔结起来的儒家门阀士族，在东汉年间取得了文化主导权，他们算是象牙塔的第一代主人。
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动摇了门阀势力的经济基础，摧垮了门阀势力的政治权威，继之而起的曹魏政权，又严重冲击了门阀势力的儒家文化权威。
虽然司马氏迅速取代曹魏，复辟了门阀势力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但门阀士族的文化权威却再也保不住了。
司马迁努力要实现的儒家绅权新文化统帅全社会的理想，二百年间就坍塌了。
但足以令司马迁欣慰的是，儒家的权威虽然倒掉了，文化的崇高地位没有倒掉，象牙塔已经高高耸立起来，而且比东汉时期的门阀象牙塔更加高大，那就是东晋时期名士门阀擎起的象牙塔。
儒家的文化权威倒掉之后，道家回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社会摈弃了宗法道统的束缚，开始崇自由尚情趣趋风雅务玄谈，名士门阀就是因玄谈而崛起的新士族。
比东汉的儒家门阀更进一步，名士门阀借着天下动荡，晋室偏安江左的机会，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可以毫无节制地挥洒自己的文化风尚。
与东汉儒家门阀不同，名士门阀更加看重义理，更加偏爱情趣，更加注重雅致，他们更活泼更自由也更有活力。
虽然他们在政治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上进一步沦为寄生，但他们却在文艺上大大提升了绅权象牙塔的品味。
名士时代的书法绘画音乐等都有爆炸式的发展，很多代表作品，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而名士时代的诗歌，更是为后世文艺打开了走向巅峰的大门。
虽然名士门阀最终没能守住政治的地位，但他们却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绅权象牙塔被文艺武装起来之后，成了文化上真正的庞然大物。从此，它文化的钢鞭外面，裹上了一层温软的皮革，升级成刚柔相济的统御神器。
23、惊人的艺术奇迹
虽然绅权象牙塔在文化上完成了自己的武装，但在现实中，它的处境却相当艰难。
战乱的烽火，烧毁了象牙塔的底座，当生存成为紧迫问题的时候，特权实在是难以维系。
规模浩大的民族融合大潮，更是冲绝了象牙塔经营数百年的社会等级体系。
救亡图存成为社会迫切问题的时候，象牙塔里的门阀最终不免被社会变革边缘化了。
于是与时俱进的象牙塔与门阀士族剥离开来，沉潜到新崛起的势力中，为自己谋求新的出路。那新崛起的势力就是一直被门阀压制在象牙塔底层的寒族知识分子。
寒族知识分子没有话语权，算是象牙塔内的被压迫阶层，有更强烈的主观意志和更强大的心理能量，因此在文艺上更有潜力。早在名士门阀如日中天的时代，豪门的王谢子弟，文艺成就就远不及寒门的陶潜鲍照。待到名士门阀没落之后，这种文艺上的主导权，就更加落在寒门知识分子手里。
待到名士门阀彻底没落之后，中国迎来了政治上的新一轮统一。文艺也在寒门知识分子手里大放异彩。辉煌的唐诗，就是寒门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后交出的第一份答卷，也是彪炳中古史的艺术奇迹。
寒门知识分子的崛起，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象牙塔的结构，使象牙塔彻底摆脱了门阀士族的旧时代痕迹，从道德转向文艺，打开象牙塔的新纪元，为象牙塔注入了活力。而隋唐时期惊人的艺术奇迹，则是寒门知识分子献给象牙塔的投名状。寒门知识分子借此上位，登上象牙塔精神等级的顶层。使象牙塔面貌一新。
从此，象牙塔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也占据了文艺制高点，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豪门。象牙塔终于在文化上走上了它的历史巅峰。
24、阉割六祖禅
在民族融合的大时代里，在豪门和寒庶的嬗代进程中，象牙塔曾在思想观念上经受过严峻挑战，那就是大乘佛教的输入。
大乘佛教是讲众生平等的，象牙塔是讲自己最牛的，大乘佛教和象牙塔理念上是针锋相对的。就在绅权象牙塔向艺术扩张的同时，大乘佛教正逐步实现中国化，一点点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当时意识形态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这里面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是大乘佛教中国化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禅的开山祖师，是中国中古文化史的巨人，是绅权象牙塔的头号威胁。
六祖出身绅权门阀的豪门，范阳卢氏，随父流落岭南，成为“獦獠”一类人下人。这种文化上的巨大落差，积蓄了强大势能，造成了中古史最伟大的思想革命。
惠能最具革命性的主张，就是下下人有上上智。他的自性说、顿悟说等等，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下下人，就是人下人，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上上智，就是能成就悟性的无上智慧。惠能的本义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不曾被各种欲色蒙蔽污染，能保持一份纯净的本心，所以较那些纸醉金迷的上上人更具上上智慧。
惠能的思想，如油泼炭火一样，在民间迅速传播，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对绅权象牙塔的特权等级观念形成颠覆性的威胁。
但惠能的影响力只是广泛而已，还远谈不上深刻，它对意识形态的冲击还停留在宗教层面没能深入到社会层面。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上，它还不能与占尽先机的象牙塔相比。象牙塔便抓住这个机会，对惠能南禅做了改装。
虽然惠能更看重下下人，但香火只盯着上上人，和尚也不免衣食住行，最终，一贫如洗的下下人，还是败给了出手阔绰的上上人。就算有百丈清规的奋力纠偏，但最终，宗教情怀思想高度还是在社会现实经济基础面前败下阵来。南禅的后辈，倒向象牙塔，任由象牙塔阉割了南禅的活力，把伟大的中国禅变成绅权象牙塔的装饰壁画。
象牙塔将“下下人有上上智”阉割掉，把南禅变成了无根之木。本来下下人的苦难，才是顿悟的必要条件，一旦换成了上上人的苦闷，顿悟就失去了凭依，变得神秘莫测异常诡异，质朴的觉悟之道也成了公案话头一类的嘴炮。
于是象牙塔垄断了南禅的解释权，从容自得地为自己加上了觉悟之冕。
25、垄断科举
摆平了南宗禅，绅权象牙塔还面临一个强敌，那就是科举制。如果说南宗禅是象牙塔思想观念上对手，那科举制就是象牙塔政治制度上的对手。思想观念上的对手长远地看可能危害很大，但政治制度上的对手却更具紧迫性，因为它可能让象牙塔覆灭在旦夕之间。
科举制彻底打破了旧门阀对政治的垄断，基本实现了寒庶豪门机会平等的人才选拔。科举制算是解放寒门知识分子，摧毁门阀政治垄断的制度性保障。
在科举制度的挤压下，门阀势力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只能守在文化的一隅，死抱着儒家宗法的灵幡，勉强维系越发有名无实的优越感。而新近崛起的寒门知识分子，政治上有了话语权，经济上打了翻身仗，又在文艺上创造了辉煌奇迹，更以高歌猛进之势，一步步将门阀势力逼上绝路。
此时，门阀势力一手打造并誓死捍卫的象牙塔，却抛弃门阀势力，转而投向新近的寒门知识分子，准备在寒门知识分子的威权里面延续并发展自己的文化威权。
其实象牙塔这种“背信弃义”已不是第一次了，“趋炎附势”是它的本能，拼死保卫旧文化的威权，一旦大势已去，就转而站在胜利一方，是象牙塔的本色。当时宗法门阀和名士门阀斗争的时候，关键时刻，象牙塔就倒向名士门阀，并在名士门阀中越发壮大起来。但那一次，宗法门阀和名士门阀尚是门阀之内的分歧，倒向谁肥水都不流门阀之外，而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象牙塔倒向门阀之外，彻底抛弃了自己七百年的凭依。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从宗法门阀到名士门阀，就好比骑兵换马，换来换去总还是骑兵，而从门阀到寒门，就好比骑兵弃马，经此一变，骑兵成步兵，有了质的变迁。
这一立场转换，影响深远。寒门知识分子本是象牙塔的底层势力，他们只是苦于被顶层门阀歧视，他们却并不惮于歧视象牙塔外的人。所以，象牙塔的这一结构转换，只能算是象牙塔内部的“革命”，对象牙塔外而言，象牙塔还是象牙塔，不仅如此，象牙塔摆脱了门阀死水一潭的窒息，变得更加强大更有活力。
科举的设置，本来可以将优秀人才吸引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中来，把文化从象牙塔中挪到社会政治中来，以平衡象牙塔体量日益庞大的文化强势。但经过象牙塔这一番结构转换，科举的中坚力量——寒门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象牙塔的中坚力量，科举，也就彻底沦为象牙塔的新武装，最终成为象牙塔套在社会政治颈上的枷锁。
26、象牙塔登顶社会文化金字塔
完成了文艺上武装自己；惊人的艺术奇迹；阉割六祖禅；垄断科举等神操作之后，绅权象牙塔闯过了民权斗争的烈火，闯过可民族融合的熔炉，闯过了优秀思想的挑战，闯过了先进制度的挤压，终于又一次长成庞然大物。
此时的绅权象牙塔，掌握了政治的执行力，具足了艺术的感染力，控制了文化的影响力，是时候把绅权象牙塔的老堂主——儒家价值观请回来坐庄了。
于是，宋代新儒学便在绅权象牙塔的自留地里蓬勃发展起来。
所谓新儒学，是相对汉代儒学而言的。
汉代儒学重在训诂，重在解释经义，常常是一字千言，琐屑如霰，皓首穷经，精研未半，把经典钻研搞得比修巴别塔还难，把象牙塔举到炫目的高度，却堵住后进之门，压缩了象牙塔的发展空间。因此虽然象牙塔爆炸式发展，儒学却后劲不足，中道颠扑，被边缘化。
宋代新儒学吸取了汉代儒学教训，另辟新径，借鉴佛家经验，走义理之路，兼容儒道释，终于把新儒学推上象牙塔的塔尖之上，成为雄踞千年的象牙塔精神指归，完美实现了儒家道统在思想观念上的逆袭，使象牙塔重新回到孔子和司马迁预设的道路上来，成为绅权的坚固文化堡垒。
虽然新儒学内部尚有关洛理心等纷争，但总体看来，新儒学以义理为依托，开疆拓土，大大发展了儒家价值体系，几代之间，便使新儒学成为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角落的统治思想，建立了真正属于象牙塔的文化时代。他们能消化内部的分歧，把社会思想高度统一到新儒学的框架里，正说明彼时绅权象牙塔在文化上具有超强的战斗力。
也正是在宋代，凭借着影响深远的新儒学革命，绅权象牙塔登顶社会文化之巅，打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金字塔。而新儒学，就是金字塔顶那颗晃眼睛的星。
27、新儒学的新史学
文化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史学的支撑。历史就是文化的双脚，是价值体系的稳固支点。绅权新文化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成为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就是从司马迁的《史记》起步的。那么绅权象牙塔搭建属于自己时代的金字塔，自然也离不开史学为之弘声助力，这一次，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的是司马光，而撑起金字塔的煌煌巨著，就是《资治通鉴》。
虽然同为司马氏后裔，但司马光比司马迁幸运得多。司马迁是孤军奋战，在为绅权新文化拼前途争地位，而司马光则是绅权文化空前强盛时为绅权做的加冕礼。司马迁是雪中烧炭，而司马光是锦上铺花。所以两人的际遇天壤之别。司马迁披刑辱身，司马光名利双赢。司马迁成了为绅权象牙塔做开路先锋的战神，而司马光则成了绅权象牙塔的配享宗师，甚至被绅权新儒学推到圣人的高度，与孔子孟子并称三圣。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和《史记》交映生辉，堪称绅权史学的双壁。
《资治通鉴》是新儒学思想指导下的新史学。它也是依据新儒学的根本精神，对新儒学之前的史学做系统勘订的庞大工程。因此它和《史记》略有不同。
《史记》虽然从立论上是绅权新文化的立场，但从立意上却含有神权时代的遗续，司马迁本人在文化上就是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人，从思想上是绅权新文化，但是从情感上有很多旧文化的影子，这种二重性也决定了《史记》的品相。
《资治通鉴》不然，司马光本人就是新儒学开创期的代表人物，与周敦颐、二程、邵庸、张载并称北宋理学六先生，算是新儒学史上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资治通鉴》完全是新儒学指导下的修史实践，那里面丝毫没有旧时代的影子，是全须全影原汁原味的新儒家史学。
因此，《资治通鉴》是绅权新文化的最伟大成就，是绅权象牙塔的航标灯塔，它接通了历史文化与政治实践的桥梁，几乎弥合了自周灭商以来文化与政治的隔膜，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化攘助政治协理社会事务的宝贵传统。
但绅权象牙塔已经在文化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它不可能停留在攘助政治的位置上，它急不可耐地要挟制政治。因此，司马光《资治通鉴》美好的文化政治愿景，也就只能是个愿景而已。现实的文化，一路狂飙，水银泻地般冲破政治的围墙习俗的堤坝，把整个社会牢牢地捏在自己手里。
借着新史学的助力，新儒学迈向文化专制的步伐，已经势不可挡。
28、司马迁的正反面
虽然司马迁率先把文化工具化，把史学当成与政治斗争的武器，但从本质上讲，司马迁毕竟只是纯粹的文化学者，是一名专职史学家。
相比之下司马光的身份要复杂得多，他不仅是理学宗师，还是史学宗师，算是理论和实践双料的文化宗师，除此以外，他还是当时政坛举足轻重的党魁，是朋党斗争的策动者领导者。他既是光大新儒学文化的大师，又是败坏新儒学政治的祸首。
在和自己的党魁立场关联不大的地方，司马光的史记史论尚能公允，但碰到和自己的党魁立场关联颇大的地方，司马光就彻底撇开文化宗师的荣誉，完全一副党魁炮手玩弄价值判断的政客嘴脸。
《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三年，记录了唐代党争的一个恶性事件。党魁牛僧孺为了党争的小团体利益，巧言阻挠对方党魁李德裕的建言，致使唐王朝失去西南战略要地维州，西南腹地陷于吐蕃南诏威胁下支离破碎。
按照司马光修史的原则，对这件事的评价本应毫无疑义，为党同伐异危害国家利益，必要被史笔暴揍。无奈司马光也是党魁，而且司马光这个党魁，曾将西北四州拱手还给西夏，以偷一时之安，其行径与牛党魁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因此司马光就利用修史的特权玩起了翻云覆雨的把戏，东拉西扯，引史事编寓言，最后搞出个国家利益和国家信义的对立，把国家信义高高举起，国家利益一脚踩到泥里。
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在《资治通鉴》里也不多见，但党魁念念不离的余响，其实是时时萦绕在文化宗师的钟鸣吕振之间的。为小集团利益不惜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绅权象牙塔的阴魂，每到关于民族利益的大关节时，就要冒出来舞弄一番，不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此，一千多年来绅权象牙塔一向如此，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代不乏人，陈寅恪的投降日本保江左半壁的奇葩抗战说，张东荪把抗美援朝军情出卖给美国特务的奇葩救国说，都在千年之后，与司马光的正反面遥相呼应，同气相求。司马光的正反面，早已做成象牙塔的阴阳阵，在阴阳搅拌中把自己撇清，把国家搅浑。
这大约就是绅权象牙塔的原罪吧？一个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以捍卫道统为标榜的文化楷模，却能理直气壮地干着危害国家安全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绅权象牙塔与政治的深刻分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与时代的激烈冲突，从它走向巅峰那时起，就已经注定了。
司马光的正反面，不是司马光的个人局限性，而是绅权象牙塔这个团伙的阶级局限性。
29、新儒学和新政治
新儒学重新回到绅权象牙塔的制高点，在此过程中，儒学的严重道学化，让它和文艺渐行渐远，最终绅权象牙塔取道学而弃文艺，行理法而废性情，走上了礼教杀人的不归路。
礼教杀人即意味着礼教代替了律法，礼教代替律法之后，孔子当年称颂的有耻且格，也就彻底沦为免而无耻，儒学终于在树立了绝对的文化话语权之后，走上了它的反面。
礼教举起杀人刀，其实是新儒学全面改造政治的标志，是绅权象牙塔垄断文化话语权的自然产物。它既是绅权征战政坛的法宝，也是绅权定鼎政坛的战果。
今天回头来看，新儒学在政治上的征伐与定鼎，是以党争为切入点的。
北宋时期最大规模的党争是围绕熙宁变法展开的。
党争分新旧两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领袖，旧党则以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等硕儒为魁首。熙丰年间的新旧党争，可以说是新儒学定鼎政坛的最后一战，随着新党完败，新儒学成为统治思想，而绅权走上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巅峰。
新党旧党的分歧，围绕一个根本性的治国纲领展开，到底是利国利民利社会，还是损国残民养缙绅，是新旧党针锋相对的关节点。
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就是要拿绅权经济开刀，把大官僚大地主的财产挪到国库里来，算是劫富济国。
而韩琦、司马光、文彦博们反对的就是动他们自己盘里的奶酪。但君子是不言利的，更不会为捍卫自己的利和人争斗，于是他们换上了一副道德面孔，与新党开撕礼教风俗问题。
其中韩琦比较老练，称新法扰民，有害无益，把豪绅巨富混到民里面，然后为“民”请命，替“民”伸张正义。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
司马光则略嫌迂腐，搬出萧规曹随的历史故事教训皇帝，变法就是数典忘祖胡作非为。
而最嚣张豪横的要数文彦博，他差不多直接威胁皇帝：你到底是和士大夫一伙，还是和百姓一伙？直接把皇帝怼哑火。
旧党就是凭借习俗的惯性和传统的组合拳阻击了新党，又用道德大棒粉碎了新党。
新党的败北，意味着所有利国利民的殚精竭虑，在政治上宣告破产，再没有任何势力能挑战绅权象牙塔的威权损害绅权象牙塔的利益。丧失了所有文化资源的政治，只能用政治手段对抗文化。
自周代商以来，政治从神权中觉醒之后，中国的政治从未如此屈服于文化的挟制，这算是绅权象牙塔黄金时代全新的政治形态吧。
象牙塔一统江湖的圣战算是取得完胜。
而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的抗辩，也奠定了绅权象牙塔日后行文化专制的基本要诀。韩琦篡改“民”的概念，是绅权象牙塔的战旗，司马光附会历史压迫现实，是绅权象牙塔的大棒，而文彦博赤裸裸的威胁，则是绅权象牙塔的底牌。
在与新党的斗争中，绅权象牙塔发育成熟，从里到外具足文化霸权的品相。
30、新儒学的旧社会
政治上的胜利，尚不足以支撑象牙塔的威权。
绅权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自己的文化专制，才算是最终完成象牙塔的人间征伐。
社会上，没有可与新儒学匹敌的思想观念，因此没有党争的问题，新儒学通过健全底层教育，长驱直入，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新儒学先通过到手的政治权利，取得对科举的绝对话语权。
科举本来分文武科，是选拔文武人才的国家大典。但宋代绅权主导政治，就对行武全面打压，虽然在科举里依然保持武科旧例，但在社会舆论上，基本上把武科扫地出门，从而独占了科举的荣誉。
新儒学污蔑行武最确凿的实锤当属欧阳修的《卖油翁》，文中欧阳修借卖油翁把陈尧咨的射箭功力贬得一钱不值。而陈尧咨本是真宗年间的文状元，算是文科举中的魁首，就因为还兼擅武艺，是个文武兼备的全才，就被欧阳修这政坛绅权杠把子玩成个笑话千古流传。可见绅权新儒学对行武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对独占科举的荣光是不择手段的。
新儒学独占科举荣誉，就是要利用科举的功名路，把天下人心向背紧紧捏在绅权手里。如果不把武科打下去，天下人心就会有一部分系在武科上，那绅权的文化专制就无从说起了。
掌握了科举的绝对话语权，新儒学就凭借科举这个功名利器重组社会结构。他们用教育把新儒学深深植入社会底层，在底层建立象牙塔的粉丝群。然后用科举的吸引力，把粉丝中的优秀人物选拔上去。
为了贯彻新儒学走入基层的方针，绅权象牙塔在社会基层建立了以书院、学堂、私塾为主体的层级教育体系，并且把师提升到与天地君亲比肩的地位。师在韩愈那里，本来是不必贤于弟子的师友，到了程门立雪的时候已经是肃杀庄严的人间偶像。
师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绅权价值观的信使和卫士。
新儒学的基础教育普及，名义上是“文化下乡”，实现全社会的文化平等和政治平等，实则是实行全社会的文化专制，从而保持象牙塔的政治垄断。
至此，象牙塔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史上的庞然大物，它庞大到遮天蔽日，贯古通今，它强大到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化对手，它就用这绝对的文化专制，撑起了封建大山的山脊，成为至今压在中国人背上的那块沉重的石碑。
这是和神权时代一样蒙昧的旧社会。人民两千年前开始从神权专制中觉醒，两千年后，又不得不匍匐在绅权专制之下。绅权用三千年在思想观念上走了一个闭环，根本上依旧没能走出神权摊开的手掌心，它虽然打掉了神权，却把神权树立的等级结构高高地擎在绅权的象牙塔上，成了神权的招魂幡。走过漫长的三千年，绅权的封建社会，思想面貌上依旧是那个神权的旧社会。象牙塔彻底成了旧神庙，新儒学彻底沦为旧法螺。
新儒学的旧社会，就是后中古时期，中华民族最不堪忍受的文化伤痛。
31、象牙塔与皇权
绅权象牙塔落成之后，就一直保有文化上的话语霸权，不论朝代更迭人事变迁，这种文化专制从来没变过。
皇权丧失了全部文化资源，也成为礼教的专制对象。
也有拒不接受礼教专制的皇权，比如蒙元时期，把绅权知识分子打到社会最底层，但蒙古人只能用马刀对付知识分子，却没法用弓箭射倒象牙塔，他们只能把象牙塔撇到一边，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政权。
也有矢志要与绅权知识分子斗争到底的皇权，比如朱元璋，他的屠刀杀得豪绅权贵魂飞魄散，但他只能用镇压反逆清除腐败的名义与绅权知识分子斗争，却根本不敢——或者从未想过要去推翻象牙塔的权威，最终大明王朝也不得不被礼教绳之以法。
倒是满清皇权比较识相，满清皇权根本无意挑战象牙塔的权威，它对反抗满清统治的文化势力稍事镇压之后，就打起诏安的大旗，自己也俯首系颈主动钻到礼教的枷锁中去，和绅权知识分子拥抱着滚作一团，成了被绅权象牙塔认证的外族政权。
绅权象牙塔就这样牢牢地把住文化冠冕，用它来震慑皇权，如果皇权能尊重它，能屈从它的专政，它就把文化的冠冕戴到皇权头上，把皇权说成明君，如果皇权敢于挑战它的地位甚至要推翻它的权威，那就非暴君莫属，将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皇权也不是毫不思作为，但皇权的作为，都是在象牙塔外围打滚，根本连象牙塔的门都摸不到。
皇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世俗权力，而绅权象牙塔的威权是一种场能，它无处不在异常强大，你却根本看不见打不着它。它既不是韩琦也不是司马光更不是文彦博，它是他们的精他们的髓他们的执念和技能，它是他们合体而成的精神异形。具备他们的所有能力却消除了他们的所有弱点。
绅权象牙塔就是用韩琦的为“民”请命、司马光的历史考绩、文彦博的势力博弈，有效地驯化“皇权”，稳占封建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成为千年屹立不倒的超级豪门。
32、象牙塔与民权
虽然绅权象牙塔每每把“民”挂在嘴上，但就像韩琦的戏法那样，他们的民其实是些穿长衫的衣冠朋友，和穿短褐的真正的民没什么关系。比如在刘文辉眼里，没有公职的刘文彩，就算是民，而上海打虎的蒋经国影响了没有公职的孔令侃赚钱，就算是令人发指的扰民。所以象牙塔里的官民之辨，其实是神仙打架，是镇元大仙和托塔天王的差别，和真正的星斗百姓是毫无关系的。
而星斗百姓——那些从不入象牙塔正史的人物，才是民权的主体。
因此，绅权象牙塔从理论上说，和民权没有关系，或者确切地说，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和民权有关系，他们甚至拒绝有民权这回事儿。在他们眼里，民权就是暴民谋逆造反。因为，只有民权忍无可忍开始“谋逆造反”的时候，象牙塔才不得不看一眼民权的模样，而民权饥寒交迫忍辱负重的时候，象牙塔的光芒是无暇普照那些人权沟壑的。
当然，这种无视其实只是绅权象牙塔面对历史做出来的姿态。根本上讲，绅权象牙塔是最忌惮民权的，它本能地了解，它所拥有的的威权，是从民权那里窃得的，至少民权如果起而反对，分分钟就能把他们踹到沟里。
所以他们无视民权的同时，还用两面手法尽量控制民众。一方面它通过教育愚弄民众，让民众以它为榜样，成为它的粉丝；一方面用礼教做绳索，绞死那些不肯被它愚弄的民中“异类”，以便保护“愚民”的纯洁性。
事实上，象牙塔是用愚民来扼杀民权，因为被愚弄的民只能成为压迫势力的附庸，绝无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权力。
但这种愚民策略是在大火上走丝绳，走丝绳的人不小心摔下去固然烧死，哪一天火势没控制住竟然烧起来，走丝绳的人也必与丝绳一同灰飞烟灭。
绅权象牙塔的文化威权，是建立在民权的火山口上的，它拆用民权的能量，获得无上的文化威权，又时时处在民权爆发的威胁中。
这种危机感，在宋代以前，激发了绅权象牙塔无穷活力，披荆斩棘打拼自己的未来，可宋代以后，当象牙塔一统江湖登顶权力之巅后，危机感就越来越淡，与民权的关系就越来越僵。最后几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而这一恶变，也埋下了绅权象牙塔毁灭的种子。
33、象牙塔的历史贡献
虽然象牙塔在北宋以后沦为封建文化专制的罪魁祸首，但它绝非甫一面世就作为反动势力横在历史发展的路上，相反它也有它的发展蜕变的过程。
就像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在其上升阶段，曾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荡涤了所有封建旧势力的残渣余孽，为新社会的建立扫清障碍。资本主义的罪行甚至是和它们的贡献相辅相成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恶”。象牙塔也曾在它成长壮大的历程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如资本主义一样，象牙塔在它展开自己的恶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恶行为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粗略说来，其贡献大约有五个方面。
象牙塔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树立了文化的威信，它在争夺自己的文化威权的同时，也树立了文化的威信，使社会价值观凝聚在文化上，这就为中华民族最后发展成一个文明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价值观基础。
象牙塔第二大历史贡献就是保存了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了捍卫自己文化威权的合理性，象牙塔偏执地保持历史记载的连续性，虽然王朝屡经更迭，但象牙塔威权从来没有更迭。一部连贯的历史记载，就是一部象牙塔价值体系发展成熟的完整记录，正是这种偏执传续，让中华民族得以保留一份完整的发展史，为中华民族发展成文明型国家提供了价值体系基础。
象牙塔的第三大历史贡献就是将社会意识形态统一到一元的立场上来，使意识形态免于支离纷繁互相掣肘的内耗，在政治解体内乱频仍的时代也能保持统一思想从理念上压制分裂倾向，为保持国家民族统一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华民族发展成文明型国家提供了坚实的意识形态上的保障。
象牙塔的第四大历史贡献就是发展了文化技能。在博弈政坛统御社会的过程中，象牙塔独擅文化技能，并在无数斗争中，将文化技能打磨得精梳干练锋锐无比，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运作和社会运转的各个方面，算是为中华民族发展成文明型国家做足了技术储备。
象牙塔的第五大历史贡献就是锻炼了民权力量。虽然这一点贡献与象牙塔的本义完全相悖，但正是象牙塔对民权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压迫和绞杀，训练了民权队伍的斗争意志和斗争技巧，为中华民族发展成文明型国家做了人力资源的动员和培训。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必有其历史价值，象牙塔这样重要的文化势力，穿透历史直到现在仍保持强大影响力，它的功过是非不容忽视。上述五点，仅持一端，就足以名称后世，能兼备五类，也算是象牙塔超凡的文化体量，对历史的一个积极的交代吧？
34、象牙塔的原罪
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固然有象牙塔在里面发挥作用，但真正让中华民族伟大起来的，还是中国人民，没有人民的生产实践，文明连生存都无法保证，更遑论发展乃至伟大了。而中华民族至今难以治愈的历史沉疴，倒是完全应该由象牙塔来负责。
当然，这沉疴并不是象牙塔自己惹上的，而是象牙塔从神权时代遗传来的，算是先天病，也就是西方文化所谓原罪。
象牙塔的原罪就是文化的私有化。
文化是一种公共资源，它是社会全体成员生产实践的结晶，理应归社会全体成员共有，分管文化事务，只能是为社会托管文化，而不是把文化把在自己手里反过来对社会实施专政。而象牙塔恰恰在这一点上，颠倒了文化、社会和象牙塔的关系，把托管者变成持有者，由持有者僭越为代表者，最后代表文化对全社会实施文化专制。把公共资源据为私有，并膨胀私欲把社会资源变成社会最大威胁，这是象牙塔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
但文化的私有化，不是象牙塔的发明，而是继承自神权祭司。
最初把文化据为私有转而凌压社会的，恰恰是神权后期的祭司。最早的祭司是替人类向天祈求福佑和启示的人，是代表人类与天对话的人，是为部落掌管文化的人。
但是随着天的权威一点点瓦解，祭司为了保持部落信仰的稳定，就不得不转而捍卫人类对天的信仰，慢慢地就从替人问天转变成替天御人。
社会进步发展，神意渐渐被生产实践的发展搬下神坛的时候，与神意关联最深的祭司不肯走下神坛，于是祭司就只能转而把文化据为己有，以统御全社会。这是历史发展与人之觉悟不同步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文化革命，从内容上看相当彻底，但是从形式上看，却基本上是把殷商的旧瓶装上西周的新酒，姬发、姬旦们推翻了神权，换上了政权，但私有化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得到空前的加强，家天下在规模上完全碾压神权垄断。这种大一统的恢弘气魄，也给后来的象牙塔预设了底板，使象牙塔在文化私有化的路上，走出了祭司想都不敢想的规模。
因此，文化的私有化，是绅权象牙塔的遗传病，把祭祀换成衣冠，“申”依旧被小团体独占，依旧是小团体凌压社会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神权和绅权是亲父子，象牙塔的文化垄断只不过是父死子承。而这种精英主义家族遗传病史，正是人类社会难以治愈的沉疴。
35、象牙塔是封建文化灵魂之栖息地
灵魂是奇妙的东西，它是人的思想、感情、情志的复合体，算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主宰。它似乎没有特定的居处，解剖学说思想归大脑，感情归肾上腺，而中医讲情志归五脏，但无论解剖学还是中医，没人能说清灵魂在哪里栖息。灵魂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样，没人能说清，人们只能在灵魂发生作用的地方来反证它的存在。
相比人体而言，文化较为幸运，文化的灵魂有一个栖息地，那就是象牙塔。虽然象牙塔通常也看不见摸不到，但确是文化人心中的圣地，非文化人膜拜的圣殿，那里面供奉的不是哪个具体的文化人，而是他们身上呈现的文化精神。所以，在人们心目中，象牙塔就是绅权新文化的神庙，是承载文化凝聚力的净光宝塔，是文化灵魂最直观的灵龛。
但是，和人之生命规律相仿，灵魂必须和生命运动和谐才能守住健康的底线，一旦灵魂从生命运动中独立出来，那就会造成严重心理障碍乃至精神病变。
同样，象牙塔作为文化灵魂的栖息地，必须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分工协作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运转，象牙塔若转而去凌压社会，宝塔灵龛就会变成痰浊，最终导致社会的癌变。
封建社会，就是在象牙塔的痰浊中，一步步沦于癌症晚期。沦于癌症晚期的封建社会，蹒跚着走过满清政府的休克疗法，终于在十九世纪中叶摔倒在地，奄奄一息。又挣扎着爬入二十世纪的大门，便颓然而止，僵死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上。
绅权象牙塔，也走完了自己三千年的苦难与辉煌，功勋与罪孽，不得不告别相濡以沫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封建文化幽灵的形态，走入了新时代。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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