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请继续欣赏龚如仲（Ralph）老师的精彩文笔，和老师一同去回顾那些逝去的岁月。从老师不平凡的人生阅历中，我们了解到，老师早年工作中曾遇到伯乐识才，而这篇文章中，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伯乐？老师平易近人，慧眼识珠，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一点令人由衷的敬佩！从文章中所描述的他与“邓大人”多年不变的友情，可以看出老师的谦卑仁慈、重情重义，非常值得敬重！谢谢您的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龚如仲（Ralph)

作者现旅居美国，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会员、中诗报七室创作者。

              与“邓大人”的不解之缘

                文/龚如仲（Ralph）

      提到“邓大人”，您千万不要以为是那位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一代伟人邓小平先生。这个“邓大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名叫邓方阳，也是我终生难忘的好朋友。

     提到这个人，还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起。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与其它行业一样，外贸国有企业也逐渐意识到搞计划经济、当国营老大的种种弊端。过分垄断的经营理念和十分刻板的商业管理都很不利于进出口业务的发展。因此，与时俱进、求新求变，便成了轻工总公司迫在眉睫的任务。不久，一项新政问世：允许国家专业公司与民间私营企业合作，构成“工贸联营”、以求公私双赢。当时我作为一名国家公司的部门主管，手头握有资金重权。面对属下遍布全国的几十家分公司、几百家生产商，我决定挑选三个工厂与总公司联营。

      通知下达后不久，一份有着几十家候选人以及有关他们资料的名单就摆在了我的面前。经反复研究后，我挑选了江西、福建和江苏的三家工厂。拟定联营具体方案并报请上级批准后便与他们合作。总公司出资金、给配额（当时所经营的产品出口时需要许可证，而许可证是按配额来发放的），而被选工厂则负责抓管理、保质量、以期扩大出口、提高效益、工贸互利。

      我之所以选中这家位于江苏省江都县谢桥乡的工厂，并不是因为该厂有规模（恰恰相反，那是一间小厂），也不是因为江苏省的江都是我父辈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故乡），而主要是因为这家工厂的厂长邓方阳先生。邓先生当时才四十出头、身材不高，但极为精干。他在创业初期，为了推销产品，曾骑着一部后架上载满样品的加重脚踏车（自行车），从江苏的江都一直骑到了陕西的西安，行程逾千里。为了节省开支，他就随身带了几斤炒面（把面粉炒熟，备食用），背上一大壶凉开水，途中饿了他就吃几口炒面，渴了就饮些许凉水。就这样，他凭着刻苦与顽强打开了市场，推销了产品。邓先生的这种创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几十万人民币汇到工厂后，工贸联营的公司便成立了。这时候，处里有些好心人曾警告我：“几十万不是小数字，一个如此不具规模的小工厂，一个才见几回面的农村厂长，就那样让你放心？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然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此厂不会负我，老邓绝非小人！”

     果然，邓先生的确没有让我失望。经过几年的经营，联营厂的规模大大发展，不仅成了当地的龙头企业之一，而且还扬名于整个江苏，自然邓先生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名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家”等奖状和桂冠接踵而至，从此以后，人们便不再称邓先生为邓厂长，干脆管他叫“邓大人”。总公司投入的资金也很快得到丰厚的回报，“邓大人”也就成了我的朋友。

      按当时人们的逻辑，如果双方仍有业务来往，国营公司的主管与私营工厂的老板是不宜建立私交的，因为这样做难免会让人怀疑他们之间有金钱交易。然而我与“邓大人”的私交是坦荡的，因为“邓大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在钱字上害我。

      我们每次见面，彼此间除了一顿饭、一杯茶，谈谈工作、想想未来，别的话题似乎都引不起兴趣。双方共同的的目标无非是加强合作，使产品出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许就是这种事业上的共识，冲淡了彼此在金钱问题上的计较。何况“邓大人”也是懂礼之人。他只要来京访问，都会带一些乡下的土产馈赠我和我的同事们。

     后来，随着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改革，“邓大人”的事业越发有了发展空间。他在原有老产品出口的基础上，又开发了几个新项目，生意越来越红火，“邓大人”成了名符其实的大老板。

      过了不久，我被轻工总公司派往美国工作，结束了与“邓大人”的一切工作关系。从现实的角度看，那时侯的“邓大人”业已功成名就，他已经不需要、而且也无从得到我的进一步扶持和帮助了。所以他大可在这个时候和我体面地说一声“再见”，然后从此疏于联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然而知恩图报的“邓大人”恰恰在这个时刻更是加强了与我的联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人要有良心”。

      因为工作需要，我一年间有数次从美国飞到北京，或向总公司汇报工作，或是参加会议或展销。“邓大人”总能事先从我公司同仁口中得知我确切的归期。然后他便从家乡坐火车，再搭汽车直奔北京，到我家中来看望我和我的家人。而且每次他都一定会带上几斤干货、数包土产。在我家小坐片刻后，他会按惯例把我邀到离家不远的饭馆。二人坐定后，就点上几个家常菜、一壶“碧螺春”，二人边吃边聊。当然，这时候的谈话内容已不再限于工作，同时还会唠叨一下发生在家中的大事小情。因为彼此已是老友，不必再受“公司和工厂”、“上级与下级”的束缚。吃完饭，“邓大人”就抢着付帐，然后转身直奔火车站，连夜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当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来临，而我当时不在中国时，“邓大人”有时会托到北京出差的同事或朋友给我家人送点乡下出产的时令鲜货，同时捎上一句节日问候。随着时代的变化，送礼之风日益盛行，而那个时候的“邓大人”已不仅是善于经营的管理者，而且还渐渐喜欢上了中国传统书画。在得知我将回中国办事的消息时，他偶尔会通过朋友，想方设法地从一些颇有名气的画家手中求购几幅丹青，并让画者在画作上标明“请龚某某先生雅正”等字样，然后郑重地把画送给我。对他这份真诚的用心，我是十分感动的。这些画作一直被我珍藏着，每当我把这些画拿出来鉴赏时，我仿佛总能看见这位满面笑容、敦厚精干的老朋友。

      由于老家在江都，我偶尔会回到家乡看望我的大伯母，或是为我去世的父母扫墓。这个时侯，“邓大人”一定会事先与其副厂长，他的侄儿廷虎君（邓厂长的接班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到机场或车站接我。接到我之后，廷虎君便驱车直奔我的故里。更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居住在上海的生母还健在时，“邓大人”对她也是照顾有加。记得有一回，不知他是如何得知我生母眼神不济的。为了便于老人家看清时间，他便自己悄悄地买了一个大座钟送给了老太太。直到后来我与生母通电话，她在电话中高兴地告诉我“邓厂长前几天让他司机送来了一个大座钟”，我才得知此事。

      还有一回，“邓大人”在看望我生母时，恰好我大哥传德君也在家。因为彼此很熟，传德君问“邓大人”有无办法弄到一张“彩色电视机购买券”。原来生母一直想有台彩电（彩色电视）以增添她晚年生活的乐趣，而那时的中国彩电是凭票供应的，而“电视机购买券”极为难求。想到“邓大人”一向“路子很广”，所以传德君就试着问了一下。因为有了票，家里便可给老太太买电视了）。“邓大人”听后表示可以试一试。

      过了一阵子，生母就在电话中高兴地告诉我：“邓厂长亲自送来了一台大彩电。”后来我从廷虎君口中才了解到，“邓大人”答应搞一张电视票后，几经努力，无法成功，因为那时侯的彩电太走俏了。最后他就干脆把他为大儿子结婚买的彩电从儿子的洞房搬到了我母亲的家中。据说当时他还振振有辞地对他儿子说道：“龚处长的母亲需要一台彩电，你们自己想办法再弄台新的吧。”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百感交集，真不知道该对“邓大人”说什么感谢话才好。一台电视机固然价格不菲，然而这位老朋友对我的这种友情则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几年后，“邓大人”不幸患上糖尿病。又过了几年，他变得有些老年性痴呆，渐渐地失去了对往事的记忆，人也开始有些胡涂。据说有一回出门散步，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后，“邓大人”竟然找不到家门，幸好一位同村的老乡把他送回家中。然而，每当我抽空去江都探望他时，他只要一见是我，便会立马变得“神清气爽”，依然记得他和我这老哥俩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后不久，恶耗传来：“邓大人”离开了人世，我永远地失去了这位令我终身难忘的老友。

     值得欣慰的是，“邓大人”走后，他的家人继续保持着和我及我家人的友好情意，尤其是在金融行业中大展宏图的邓家二公子柏春君。柏春君不仅继承了乃父精明能干、待人诚恳的基因，而且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家。

      出于对已故老友的难忘之情，每当清明节来临之际，只要有可能，我总会趁回故乡祭拜父母之便，专程到“邓大人”的墓前和老朋友说说话。而柏春君总是恭敬地立于墓侧，时不时地代父还礼。

     按我自己定下的惯例，我先到“邓大人”的墓前扫墓，然后才去我的故里祭拜双亲，年复一年，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此文选自《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第五章“从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