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摆地摊”往事记
彭 彬
（网络图片）
这几天，地摊经济成了网红的热词，大家都在议论、践行或者跃跃欲试，我也来凑凑热闹，讲讲曾经的“摆地摊”故事。
1988年春节过后，父亲在一个做小生意亲戚的鼓动下，迫于供我和三姐上学的压力，把老家的房子耕地家具农具牲口家禽等都一股脑地卖掉或转让，筹了三千元作本钱，与母亲一起，在随州市闹市区租了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水泥平房，开始了新的创业——摆地摊。在平房的走廊里放着做饭菜的炉子，烧的是蜂窝煤。我和三姐在家是没地方住的，只能寄宿在亲戚家，或者在平房顶上铺上被褥数星星看月亮。
父亲算年轻有为的老干部，不到三十就担任公社副书记，“四清”运动被冤枉回家务农，浩劫时期饱受摧残，在村里倍受歧视一直抬不起头来，直到八零年平反重新安排工作才结束那段灰暗的岁月。八二年为了让二哥顶职有正式工作他提前退了休。刚正不阿、从来不会求人不会说软话的父亲突然去做生意，周围的人都惊掉了下巴。后来我问快六十岁的父亲从哪里来的勇气，他说那位亲戚年纪与他差不多、大字不识一个，能做生意挣钱，并且还比父母亲种地挣的多。父亲坚信自己能力比他强得多，并且有母亲作伴，做生意肯定没问题。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后来我二姐一家大哥一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都先后从农村搬出来，到镇上经商去了。
刚开始，父母摆地摊卖水果，甘蔗苹果啥的，做了一个月一算账，没挣一分钱。父亲让母亲悄悄向同行取经，同行说做水果生意必须在秤上作手脚，说白了就是想办法短斤缺两，否则账上挣的钱还不够水果品质的损耗大。醒悟过来的父亲十分恼火，差点把那杆从老家带过来的很有年头的老秤摔断，发誓再也不做这坑人的水果生意了。
父亲决定改做鞋和桌布生意。每天吃完早饭，他独自拉着平板车走上四五百米，车上放着三四个床单围系的大包裹，去繁华的舜井大道农基公司大门北侧空地摆摊。母亲在家收拾完家务，带上装满热水的水瓶和杯子，再赶过来与父亲汇合。我经常去寄宿的亲戚家，就在这单位院子里，亲戚还是这单位的一个科长。这里有安全感，万一有啥麻烦事也好有个照应。大板车用特制的铁架支平，散开床单规则地摆上鞋、车把上挂上桌布，还有两个床单直接铺在水泥地上也一样摆满了鞋。有时鞋缺号了，父亲或者母亲就要立马回家去取。中午母亲回家做好饭菜，自己先吃好再给父亲送一份过去。晚上两人一起收摊回家，先整理好第二天的货，再忙乎晚上的吃喝。听收音机里的评书，或者找邻居亲戚唠唠家常是两个老人晚饭后的消遣。他俩生活很有规律，也很充实，关键是有钱赚，父母亲干劲很足。
由于亲戚提前与农机公司领导打了招呼，摊位算是固定的没人来抢。但没有营业执照也不交税，属于管理上的灰色地带，上面不查没事，查起来就是违规。特别是那神出鬼没的城管，时不时地过来骚扰，“跑城管”最让人头疼，需要熟练掌握站岗放哨的游击战术。
当年暑假的一天，我有别的事没有帮忙看摊，晚上回家见气氛不对，父母神态黯然，也没准备晚饭。母亲告诉我，下午连车带货一起被城管大队扣押在城管大院里，拉走时就告诉父亲，让他晚上去一趟城管，肯定是罚款挨骂啥的。事发前眼疾手快的母亲把地摊上的两张床单包的凉鞋藏进单位大院了，板车上的东西没来得及收，母亲还埋怨父亲动作太慢，该拉起板车就跑。依照惯例，这种求爷爷告奶奶的事，向来都是母亲出面的。我跟母亲讲，我要陪她一起去城管。
母亲虽没上过学，但聪慧得很，扫盲时能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去世前十来天，那年82岁了，还能成段成段地背给我们晚辈听，大俗话呀歇后语呀也是一套一套的。母亲心地善良无私，美丽又大方，很少很少与周围打交道的人红过脸，并且待人热情，见人就是一张笑脸，一句口头禅是“鬼还不打笑脸人”，时常劝导严肃孤傲、不苟言笑的父亲改改脾气。家里的主见都是父亲定夺，母亲在我们眼中永远是和事佬角色。我们孩子都怕父亲，只要母亲在旁边，家里就有生气，有说有笑的没完。
母亲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说你一个学生，争强好胜的，去了只会添乱。我与他们打过多次交道了，一个老太太，他们不好意思欺负，只要我多说点软话就没事了。父亲不放心，教母亲如何把自己说得更惨一点以换得怜悯和同情，母亲嫌他啰嗦，回一句“有本事你自己去”。父亲不再言语，母亲单枪匹马闯“敌营”，不到半个小时就拉着板车载着货回来了。给我讲述过程，母亲也是轻描淡写，好像出去会朋友顺便捎回来的。其中少不了的苦涩、心酸和尴尬，她不愿说罢了。母亲长得一幅有福报之人的模样，的确办事容易一些，“好人有好报”也是她时常挂在嘴边上的。
由于生意好，每半个月父亲就要去趟武汉，到汉正街进货。暑假期间，我曾经陪父亲一起进过一次货，四蛇皮袋子凉鞋，《真行啊，老爸》一文中我有过详细的描写。两位老人向来以诚待人，卖东西总是一口价，最多象征性地让利两角，许多喜欢黏黏糊糊的买主就被轻易放走了。我结合自己买东西讨价还价的经验，就劝父母亲提高售价再慢慢降。父亲不听那一套，我就我行我素起来，比他们卖的多价格还高，但的确得多费不少口舌。母亲倒认可，父亲不置可否，说讨价还价太累，不在乎多几人多几角的，真想买的还得回来。这样，一个摊位，两种卖法，我在就我先上，我不在就是他们的老套路了。
1989年风波，我提前回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年桌布生意好，父亲没时间去武汉，就花钱委托别人从武汉批发回来一大批桌布，卖家欺负这人不懂，就把陈年老货卖给他，式样老气和陈旧，卖的不温不火，父亲只能把闷气憋在自己肚子里。一天，我初中一位祝姓的同学在我摊位对面也卖起来桌布。那是另一个单位的围墙，红砖垒的还没有刷水泥，他在同一水平线的墙缝里钉上两个钉子，间隔五六米远，绑上一根尼龙绳，上面挂满桌布。桌布式样多，颜色鲜艳，新潮时尚得很，并且迎风招展，特别惹人注目，买桌布的都吸引了过去。连续三天，我家挂在车把上的桌布好像自用似的，寂寞得如同角落的一小块碎石子，没人撇过一眼。
祝同学在初三下学期，由于偷看《少女之心》黄色刊物被学校开除了，当时是很轰动的新闻。我多次穿过马路与他聊天，想套套近乎，夸他眼光好会选桌布，我的桌布不行卖不动，暗示他换个地方去卖。可能他也有他的难处，也可能他装听不懂，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卖，看样子是不会换地方了。我心理很无奈，只能怪自己的进货太差，同行真变成了冤家。第三天晚上，夜色已经很深，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影。父亲也没与我商量，让我拿上手电筒，他带上剪子，直奔那堵墙而去，把那根尼龙绳剪断了好几节，随手扔在墙根地上。
太高明了！表明剪绳子不是为了占有，而是别的某种意图。我有点愧疚和忐忑，第二天早上故意去摊位晚点。后来父亲告诉我，祝同学早上骑着自行车带着货过来，看了看地上的尼龙绳，四处张望一番，悄无声息地走了，看来祝同学还是个心知肚明的聪明人。我的桌布生意也随即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祝同学，听说后来成了随州市的粮油大王，富得流油。这里顺便给他道个歉，不要怪罪我和父亲，都是迫于生计逼出来的囧事。
90年下半年，随州建设步行街，严厉打击随处摆地摊的，父母被迫在步行街摆了一周。由于刚建设没几个人知道，根本没生意可做，心灰意冷，才回到老家赶集摆地摊，专门卖鞋。单日子赶万店集，双日子赶塔湾集，万店与塔湾的距离五公里左右，父母的家临时安在塔湾街上。这时我和三姐已经工作了，他们不是为了挣钱供学费，而是老人想找点事情做让精神好点。几年后他俩把家搬到万店街上，开始改卖杂志、农历本、鸡蛋和母亲自己做的远近闻名的酒曲子，这是一种酿米酒用的酵母。父亲边看杂志边和母亲聊着天，顺便卖着东西，真是件惬意的事。
九五年腊月二十九，还有一百多本农历本压在手里，父亲很着急，说今天卖不完明天去塔湾卖掉，否则就是废纸了。那天天还下着小雨，放在室内根本无人问津，也很难被人发现。想到明天该吃年饭了，再去塔湾赶集太不值得。我当机立断，在街道中间放了一把椅子，站在上面，左手拿一摞农历本在腰间，右手拿一本在头顶挥舞着，嘴巴一边吆呼着，立马被一大群人围了起来，众星捧月抢购之势，霎时堵塞了街道。几个晚辈在旁边帮我收钱，家人邻居都目瞪口呆地望着我，赶集的都驻足不前看热闹，脸上露出看稀罕的大笑。
街道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讨价还价声。只有我，太特别了，声嘶力竭地喊着段子，“便宜便宜大甩卖呀”“原本一块现在五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种萝卜种白菜写对联的看过来”“小小农历本，便知天下事”……，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袋烟的功夫就全卖光了。最后一本没有封面，也被一位大爷抢走了，他说就凭你说的那些词我也要买一本。化解了他们的心结，爸妈笑开花地夸我，彬儿是上了大学，如果不上，回家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其实他们过奖了，放下面子去挣钱，只能说明我懂事了；哪天我挣钱能为父母赢得面子，那才能算真好手呢。
忘了具体哪一年了，父亲的支气管炎经常犯，再做生意有点力不从心，他就改去茶馆打牌会友侃大山了，母亲只在熟人圈里在家里卖着酒曲子，再后来就洗手不干了。父亲母亲忙忙碌碌一辈子，摆地摊虽谈不上轻松，但还算自由，一直是他们耄耋之年后津津乐道的事。父亲还连续多年被评为“老有所成”标兵，还给退休老人做过报告介绍经验。靠着摆地摊，供应了两个大学生上学，两位老人的确有资格可以大大地自豪一把的。
这次疫情之后，政府一反常态，要求城管柔性管理，鼓励城市无业人员摆地摊。对弱势群体网开一面，让他们多条活路，也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现在摆地摊，不用再打游击了，真是件大好事，哪天我再去练练手。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红门艺术馆
《都市头条》
13325115197（微信同号）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