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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新文化，新文化就是人民。
新文化就是有别于绅权旧文化的民权新文化，人民就是新文化的主词。
所以人民的处境和态度，人民的趋止与向背，就是新文化的晴雨表。
——摘自《新文化的前世与今生》第20节
新文化的前世与今生
文/李梦痴
01、新中国的新社会
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政治体制。
崭新的政治体制亦深刻改变社会属性，矢志缔造崭新的社会结构。
而崭新的社会结构就是新社会的基础。
拒绝承认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合理性，拒绝承认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从法理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政治实践上把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当成纲领和宗旨，这就是新中国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新中国打造的崭新社会。
自人类农业革命进入伦理世纪迄今数千年以来，中国正在实践的政治原则和社会建构，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的“新”字，其实是在探索全人类的发展新航路，这航路直通全人类的新希望。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正在用冷峻的自然力，向全人类昭示这一点——命运共同体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而命运共同体的蓝本，就是毛主席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造的新中国，就是那个深入人民群众心底的新社会。
02、新社会的新文化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缔造了新中国，打造了全新的社会结构。
毛泽东思想，将一盘散沙的麻木看客，凝聚成改天换地的伟大民族，将周期律中苟延残喘的中国社会，焕发成一飞冲天的龙的传人。
他们将旧世界翻个底朝天，把百千黄世仁踩在脚下，让万亿杨白劳扬眉吐气，在人类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第一次勾勒出那个大写的“人”。
但只是勾勒出，并没有真正写成。因为这大写的人，只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大写的人，而在文化上，他们依旧是小写的“人”。
志虽高远，人非永寿，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穷其一生建立新中国打造新社会，但他们却无暇确立新文化，他们只能做些艰难的尝试和探索，不得不把它的完成留给后辈。
新社会必须产生新文化。这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时代的需要。
没有新文化的新社会随时可能被做旧，这是文化的“自然权力”。
今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了，但不得不说，很长一个时期里，却从文化上软下去了。到了2010年前后，几乎软到是非颠倒价值错位文化自戕人心涣散的地步。
资本家把群众当韭菜，群众把资本家当救星；穷人把富人当偶像，富人把穷人当垃圾；集体主义为个人撑雨伞，个人主义给集体挖墙脚；经济上争做既得利益者，思想上纵容文化还乡团……这种种乱象以十年前为最甚，其余波所及，至今绵绵不绝。
更有人打着多元包容的幌子，为文化颠覆保驾护航，以至于某女日记诋毁抗疫，竟有国家窗口级媒体主编站出来呼吁包容之，以至于四川某大学教授在个人平台公然叫嚣天地君亲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以至于有人竟然要把张灵甫的纪念馆修在孟良崮，以至于在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社会充斥着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歪理邪说……
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乱象，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面前，这种文化乱象尤其显得辣眼睛。新社会不能只是经济上富起来的新社会，它更应该是文化上站起来的新社会，否则它终将在政治上倒下，并最终在经济上穷下去。
满清的被打得狼狈不堪，不是因为它的贫穷，而是因为它的政治腐败社会腐朽文化腐化。富而不强，肉猪肥羊，煨烂自己，喂饱豺狼。满清殷鉴不远，岂能掉以轻心。
因此，新社会建立新文化是当务之急，迫切之需。它不只是复兴之必由，更是生存之必须。只有建立适合新中国政治体制，匹配新社会生产关系的新文化，才能真正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文化建设，是新社会的根本任务，也是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
新社会哺育新文化产生，新文化助推新社会发展。复兴路上，新社会是舟，新政治是舵，而新文化就是帆。
掌舵撑船，成就斐然，启航扬帆，再续宏篇。
03、新文化新在哪儿
一般所谓新文化，通常指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那个新文化。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文化，和胡陈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略有差别。
胡陈新文化发轫于启蒙，合流于救亡，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文化，则诞生于救亡，完成于革命。从线索上，与胡陈新文化是前后衔接的，但是从性质上看，有显著不同。
胡陈新文化，口号是反封建，但主要成就是白话文运动。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文化，则是基于白话文基础上的民权文化建设，使命就是反封建。
在胡陈新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民权的分量。
但在新社会哺育的新文化中，民权不仅将成为文化的主题还将构成文化的价值标准。
胡陈新文化，新在白话文打破了绅权的封建文化垄断，为大众文化参与扫清障碍。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文化，新在它本身就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与绅权针锋相对的民权文化体系。
从民权意义上讲，胡陈的新文化，只是万里长征的小半步，而真正让中华民族迈进新文化大门的，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才是民权新文化的根，是民权新文化建设的依据，发展的指南。
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个新文化的前世今生略作梳理。
04、文化的本义
文化一词源于《易经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人文化天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化之来历。
也就是说，文化仅仅有文是不够的，必还要化，才能称为文化。
化一人算是劝导，化一群人算是号召，而化成天下便称其为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必有广大的普遍影响力才能谈得上文化，一家一姓一宗一派固然可以名之为文，若不能化成家姓宗派之外，注定是文而不化至于灭绝。
这大约就是词源学上的文化的本义吧？
05、文化的衍义
文化原本包含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
但后来随着分工的产生就有了劳心劳力之分。再后来，劳心劳力又有了高下之分，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文化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劳心者的一员或者帮闲，从此便雄踞高层再也不肯下架。
而文化，从此脱离了物质生产，成为纯粹的精神活动。
随着文化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精神活动也和物质生产渐行渐远，最终成了浮在文化人头上的五彩祥云，烘托出“惟有读书高”的文明盛势。
文化从包含所有人类生产活动的大成中独立出来，成为凌驾于其他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上的无冕之王，算是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衍义吧？
06、文化没有周期律
文化的独大不能归咎于某些特权人物的欺世盗名别有用心，其实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甚至也可以说是某种历史必然。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意味着体量壮大，体量壮大必定导致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分工细化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复杂化。
但社会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其实并没有更大力地推动社会的长足发展。这才是问题所在。
中国的古代社会，自从产生劳心劳力分化之后，其实就一直停留在治与反治的周期律中不断循环。
这里面到底谁治人谁被治，此消彼长轮番兴替，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轮盘赌一样循环而不往复。倒是文化，一直把持在特定阶层手里，从未像皇权那样随着周期律易手。
也就是说，皇权民权的博弈有周期律，但文化没有周期律。
这是中国历史一个最辣眼睛的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被刻意忽略和掩饰的问题。
07、文化在周期律中的作用
周期律主要表现为王朝的兴替，每一次王朝的兴替，都伴随着异常激烈的矛盾冲突。
一般来讲，当权一方的作为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的时候，就是改朝换代的关键期，也就是周期律的节点。
从历史事实来看，我们不能说每一个继任者都是进步的或者革命的，但我们可以断定，每一个被推翻者都是严重地阻碍了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才被历史淘汰。
也就是说，每一次改朝换代，其实都是一次荡涤腐朽旧物的社会变革机遇，但每一次都老调重弹换汤不换药，每一次最终都沦为周期律的另一个笑料。
历史不断尝试着变化却最终没有改变，那它的原因，基本上就可以锁定那从来不变的一元——文化。
事实上，正是千秋不变的文化和千秋不倒的文化霸权，扼杀了所有变革的进步性，使每一次变革的尝试，都最终沦为保守的另一个宿主。
文化就是历史周期律的根源。文化若不洗心革面重新做文化，则历史周期律必定阴魂不散，做文化的还魂丹。
胡陈等新文化先驱，就是发现了这一关节，才打起了反封建的大旗，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一时间斗士的匕首投枪，书生的口水嘴炮，纷纷投向孔家店，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掀开了千秋文化专制的一角。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倒了孔家店，其声势实不亚于辛亥革命打碎皇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08、文化专制的武器是历史
胡陈时代的新文化先驱，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的大病就在孔家店，扳倒了孔家店就天下太平文化昌盛了。
殊不知孔家店只是封建文化专制的虚势，价值判断上的话语权才是封建文化专制的实力。
这就好比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固然名正言顺高屋建瓴，但若没有三十万青州兵这样的硬实力，挟天子基本就形同怀璧匹夫，实为速祸招罪的由头。事实上，曹操也是先有了三十万青州兵的实力，然后才得了挟天子的虚势。这中间真正决定曹操命运的还是青州兵这硬实力。
孔家店固然是封建文化招摇撞骗的虚势，但能让封建文化千秋不倒的，其实是它把持价值判断话语权的不折不扣的文化硬实力。
扳倒了孔家店，却无视价值判断的话语权，就仿佛你撤销了敌军的番号，却让他们保留武器，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完胜敌军。
这就是胡陈一代新文化人夹在新旧时代缝隙中的荒诞与尴尬。
他们名义上战胜了封建文化，把孔家店踩在脚下。但实际上并未伤到封建文化的筋骨，价值判断的话语权依旧掌握在绅权手里。
就好比辛亥革命，虽然打碎了皇冠，捣毁了皇权，而政治权利依旧垄断在绅权手里。
于是，一百年前的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其实变相地成了甩包袱拿皇权和孔家店当替罪羊的绅权上位。这也算是中国近代革命中最可痛心的一页吧？
我这样说无意质疑革命先驱们的革命诚意，他们想彻底改变旧中国面貌的心应该是真诚的，他们想创造历史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但历史创造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就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真遗憾，这些革命的勇士，只能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他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历史，恰恰是封建文化实施价值判断话语权的主要力量。所以他们创造的历史，即便有筋斗云般的神通，到头来也翻不出封建文化价值判断的手掌心，因为封建文化对社会的专制武器，恰恰就是历史。
09、历史塑造价值标准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里面就是满满的价值观。单看这句话，怕是很少人会有异议。
但价值观并不等同于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除价值观外，还要有价值标准。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贯彻价值观，才是价值判断的根本。
毛主席曾引用这句话，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标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人的价值标准。
显然，这标准和此话原创司马迁的标准大相径庭。对司马迁而言，击溃匈奴保境安边的卫霍轻如鸿毛，而屡战屡败无尺寸功的李广重如泰山。
这中间的是非且不论，仅从此例，即可见，相同的价值观，在不同的标准面前，判断得出的结论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价值判断的关键在价值标准，也就是价值判断的话语权。
司马迁的标准，据说是孔家店提供的，但那只是史学家的障眼法，其实这价值标准，是史家打着孔家店的旗号自己设定的，甚至可以说，连孔家店都是史家包装上市的。
是史家，用夹叙夹议的形式，把价值标准渗透到历史叙述与历史点评的细节处，形成浑然一体前后贯通的价值判断，对社会进行舆论控制和价值劝导，用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而封建史学，就雄踞在这价值体系的最顶端，俯瞰着庶民，俯瞰着王侯，也俯瞰着君王，用历史之鞭，牧社会之羊。
历史的权威，就是封建文化霸权的皮鞭。
将太史公的豪迈与陈寅恪的豪横连在一起的，就是这条鞭子。
所谓的独立人格自由学术，说到底就是绅权垄断的价值判断话语权，绝不容他人染指，一旦染指就是侵犯独立人格学术自由，就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这种毫无监管的独立自由，最终成了中国文化最大的毒瘤。生长其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着这毒瘤的扩散之苦。
中国有着足以为傲的漫长完整的历史记载，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种完善的历史记录体系，从好的方面讲，传承了文化，保持了文明的连续性，使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型国家。但从坏的方面看，却让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要从上千年的价值标准桎梏中拔出泥腿来，真是千难万难。
10、胡陈新文化的拐点
这一点新文化的先驱们已经有所觉察，他们也尝试把吃冷猪肉的至圣素王和沂水边与弟子坐而论道的孔老夫子区别开来。但是把夫子打扮成素王的幕后黑手，他们却有意无意地轻轻避开了。倒是鲁迅，曾直面历史的黑暗与黑暗的历史，但也只是以“吃人”二字笼统收场，并没能认真去剖析历史的伎俩，胡陈时代的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清算，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管那些新文化先驱表现得如何激进，他们毕竟是生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头脑中终不免梦魇般缠绕着旧世界传统的亡魂。
他们自己恐怕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们采取了更决绝的态度，把旧世界传统的亡魂彻底抛开，让自己如石窠里蹦出的美猴王一样无牵无挂。
但美猴王终究还要挂在生死大事上，踏上自己的修道之旅。
这些新文化先驱们，也不可能真正无牵无挂，他们撇开了传统的亡魂，却走不出亡魂的传统。他们抛开了历史的重负，却没法绕开以史为鉴的文化本能。
于是他们转而向外寻求历史的现实的依傍。英美的道学，日本的法术，苏俄的义理，纷至沓来，蔚然兴沛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化界。一时间，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国家，那就是愚昧落后一无是处的中国和文明先进无所不能的外国。
对旧中国的历史积淀来说，那是灾难性的颠覆，狂热的新文化铁扫把犁庭夷穴无所不至，甚至汉字都差点儿成了拼音。
这种象牙塔内的八级强地震，成了压垮旧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基本上摧毁了中国保持上千年的文化自信，让中国直面濒临亡国灭种的惨痛现实。
鲁迅笔下墨黑色的深深绝望，就是胡陈新文化拐点的真实写照。
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爆发和灭亡本两可之间。
并不是所有的黑暗，都是黎明的前导。黑暗就是黑暗，只有争取黎明的伟大斗争，能让黑暗成为黎明前的黑暗。而这伟大斗争，绝不是中国优容得意上千年的知识分子能够担当的。
新文化的曙光，必须有新生力量的参与，必须在更广义的文化上树立更远大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11、嘴炮文化
胡陈时代的旧中国新知识分子无法胜任新文化的建设。
这不是哪个人的私德与个人品性个人能力决定的，这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历史属性决定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精英主义加持，使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超出了一般“基尼系数”的底线，成为垄断文化的绝对权威。
这种生存全凭寄生文化自然垄断的绝对权威，在社会事务中既缺乏监管，又拒绝任何检验，上千年来他们只能凭借自我修复自我更新来发展自己。
到宋代，随着他们地位的越发稳固，他们发展的空间越发地萎缩，最后也只能限于各种无耻党争的利益死循环。从王安石们的党争到顾宪成们的党争，就是一部知识分子党争的沦落史，调门越来越高，公益越来越薄，最后全都成了小团体利益的政治发作和文化癫痫。知识分子在旧时代的出路，已经被绝对权威的膨胀，彻底堵死在《儒林外史》那道坎上，再也跨不进现代的门了。
这种绝对权威滋养的绝对腐败，把旧知识分子文化彻底推入嘴炮文化的深渊。发轫于先秦的那种改造世界的宏伟气魄荡然无存。所谓的知行合一，其实也早囿于个人修行的野狐，被分割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两张脸，再没有一心一意饶益天下的气象。
嘴炮文化不须负责，更无从检验，就是小圈子的自说自话，再由象牙塔的顶上豪光，播放给全天下，以彰显象牙塔的卓尔不群超凡入圣。
只打嘴炮的知识分子，倒也不见得一心要打嘴炮，他们也不免要揣着拯济苍生的伟大梦想，但他们离苍生太远，既不能同情更不能通感，未尝疾苦不事稼穑，于是他们拯济苍生的种种高论自然也就成了嘴炮。
于是这嘴炮就成了旧知识分子的死路。象牙塔在的时候，他们饰苟延残喘的抱残守缺为餐风饮露的超凡脱俗，象牙塔一倒，就不免豕突狼奔兔走乌飞终至于形神俱灭了。
胡陈一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虽然力求克服嘴炮的余毒，但因不能彻底跃下象牙塔，彻底破除旧堡垒，因此终不免落到嘴炮的窠臼中，沦于嘴炮的升级与变种。
12、学术成为嘴炮的新宿主
嘴炮文化其实不是中国文化特有。所有被精英主义侵染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嘴炮文化。其实在西方，嘴炮文化的泛滥，远过于中国。
中国尚有践行的“圣训”堪作嘴炮精英的辔头，使他们不敢肆无忌惮地以嘴炮为荣。西方缺乏这种传统约束，却多了些自由独立的大帽子，于是嘴炮就更加横行无忌了。
有个名艾伦的英国作者，据说曾任剑桥的副校长，写过一本人文主义的小册子，里面谈到特蕾莎修女，说过一句特别辣眼睛的话：她（特蕾莎修女）居然要把对人宣讲的教义自己实实在在做出来。
似乎在他眼里，践行自己的主张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
这大约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吧？但是显然，胡陈时代新文化的旧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这个差异并不太了解。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在西方这个不需要做只需要说的学术传统中，找到了嘴炮的新栖息地。
于是自由独立之类的西方梦话，也随着这种嘴炮文化的嫁接，为新文化中的旧知识分子重新修补了象牙塔，使他们得以在孔家店搬倒之后，继续享有文化专断的特权。
事过境迁，“惟有读书高”那种霸道逻辑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人类认知。于是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之类美妙的梦话，成了象牙塔的护持光环。
13、关于自由独立的一点题外话
新象牙塔赖以凌压监督拒绝检验的新护身符，就是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语出陈寅恪。每每被新文化的旧知识分子所推崇。
如果这些拥趸真正读过陈寅恪的著作，他们应该不难发现，仅仅在前后不到四百字的篇幅里，陈寅恪对《霍小玉传》的评定，就有个一百八十度的翻转。当《霍小玉传》支持他的结论时，他把《霍小玉传》当史料信史不加甄别论证直接引做支柱型论据，当《霍小玉传》颠覆他的结论时，他又以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一笔带过。
可见，陈寅恪的自由和独立，可不只是对政权的自由独立，更不只是对民众的自由独立，它还是对学术的自由和独立。它自由地得出结论，独立地解说史料，甚至连自己的态度都可以完全无视。这其实就是标准的嘴炮，甚至超出了嘴炮的程度，成为满嘴跑高铁的自我放飞。
这样的自由独立，不是思想的自由，而是可以随便放嘴炮的自由，更不是人格的独立，而是只能自己放嘴炮的独立。谁要是不让他放嘴炮，那就是践踏了他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他就要学着前辈司马迁那样，用史笔做私刑把那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于是自由独立这块新匾，被旧史家的话语霸权，推上了至圣先师原来的位置。中国知识分子的象牙塔，也从至圣先师的偶像崇拜，进化到自由独立的理念标榜，真正与西方启蒙运动合流，完成了自我神化的加冕式，成为禁锢文化维护特权的新藩篱。
他们自称自由独立是人间普适，但在嘴炮满天飞的象牙塔里，只有宙斯乱搞男女关系的自由，和从不会被戴绿帽子的丈夫清算的独立，哪里有什么普适全人类的自由和独立呢？
14、问题和主义的魔方
胡陈新文化时代的新文化旧知识分子，也为克服嘴炮文化做过各种努力，其中比较显眼的，就是问题和主义的讨论。
问题和主义之辨，最早是胡适引发的，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至今仍为自由主义分子津津乐道心醉神迷，这个观点常被拿来作为胡适不尚空谈砥砺务实的注脚，貌似可以作为胡适奋力摆脱嘴炮文化的力证。
但这其实只是胡适嘴炮的一发炮弹而已，实在不能算是胡适克服嘴炮的证据。
胡适本人并不排斥主义，他一生兜售美国精神殖民鸦片自由主义，算是精神领域的资深毒贩，不同的是他自己就是个自由主义毒品的瘾君子，所以他的兜售自由主义毒品，不能算是损人利己，只能算是害己误人。
他的所谓少谈主义，是让陈独秀李大钊别谈社会主义，丝毫没有自己要少谈自由主义的意思。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只是为了给少谈主义找一个上联，丝毫不意味着他真正研究了中国问题。
事实上，胡适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但不及毛主席，甚至都不及蒋介石，但是面对真正研究者，胡适从没放弃空谈主义拉大旗作虎皮的文化霸凌。
胡适的问题主义之辨，就像陈寅恪对《霍小玉传》的剪裁一样，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意愿的实用主义嘴炮，不能算是文化，只能算是文化专制的演示版。
片面地把问题和主义割裂开，是可笑的。
只有沉溺嘴炮的知识分子，才把研究问题当成目的。对有济世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讲，研究问题只是必要的前提，解决问题才是目的。
解决问题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法，往小处说，这一套理论方法算是方案，往大了说，这一套理论方法就是体系，就是主义。
这本来就是问题和主义的辩证关系。
胡适声称自由主义可以解决人类问题，而陈独秀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解决中国问题。双方本来都兼具问题和主义两个方面。
但有一个根本区别。
人类问题，虽然高大上但脱离社会，空洞抽象，不管你出发点如何崇高最终必沦为嘴炮，因为纵然你一心要解决问题，但你的问题只是空中楼阁，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谈何解决？
中国问题，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你可能对中国问题理解有误，但它毕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种系统而具体的问题，才是克制嘴炮的必要条件。
当你认真面对具体问题并准备着手解决的时候，你才真正有可能走出嘴炮的烂泥塘。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的问题主义之辨，其实成了胡陈新文化分化的节点，从那个节点开始，胡适沦入嘴炮文化，并在新象牙塔里养出大批徒子徒孙，至今仍然在象牙塔中近亲繁殖并靠彼此的唾液苟延残喘。而陈李奋力要摆脱嘴炮文化，走出了象牙塔，走向了真正的中国问题之解决。
15、实践文化
转出问题和主义的魔方，才走出嘴炮的泥塘。
于是新文化终于摆脱嘴炮文化的束缚，开始迈向了伟大的实践文化。
从此，文化主张有了一个检验的标准，那就是实践。
从此，新文化的发展虽然又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也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但在实践面前，它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激流破障，一路向东。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实践的学说，是嘴炮的死敌。
马克思严厉地批评嘴炮文化只满足于解释世界，却避开了问题的关键——改造世界。
马克思给所有嘴炮划出了一个红线，那就是它们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但是要把高居象牙塔的嘴炮大师们，拉到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中间，一同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无疑大大挫伤了嘴炮大师们的自尊心。因此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所有精英主义的死敌，也差不多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所有思想体系的死敌，因为所有的思想体系都不同程度地是精英主义的各种代言，都是嘴炮大军不同体系的作战部队。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鲜明地站在象牙塔外，向象牙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动降维打击的实践利刃，它是所有精英主义分子所有剥削阶级分子的死敌。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
毛主席的《实践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归纳和总结。
实践论，在后胡陈时代的中国新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算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门钥匙。
马克思的实践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建立如此辉煌的业绩，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传续着宝贵的实践传统。实践，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虽然中国文化的庙堂学，一直被嘴炮把持，但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坚守实践的立场。
实践辩证法，自老子起，便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在诸子中独领风骚，兵家里大放异彩，在武学界香火不绝，在中医上大显神通，在整个文明史一枝独秀。
实践辩证法塑造了中国的文明性格，也开拓了中国的文明格局。它才是中国文化的魂。
有着这样的伟大传承，中国文化自然与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
当年大乘佛教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中的人皆可为尧舜息息相通，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显学，成为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新鲜血液，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
这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中国文化的实践传统一拍即合，最终也必定成为中国文化的显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新鲜血液，并最终改变中国文化的面貌。
当然，这种伟大融合，是从毛泽东思想开始的。陈李的服膺马克思主义，还没能上升到实践的高度，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中国灭亡命运的苦口良药，是中国社会的希望。
16、救亡才是新文化的起点
救亡这个任务，彻底改变了新文化的面貌，把新文化，从经院式的嘴炮争论，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实践。
这件事对嘴炮文化的伤害是飓风级的。
多年后，晚年的胡适，谈起救亡还痛心疾首，称救亡毁掉了新文化，一次文化启蒙堕落为一次政治运动。
变启蒙为救亡，差不多是所有胡适徒子徒孙嘴炮文化的指战员们的共同的心理伤痛。
为什么嘴炮痛恨启蒙进化为救亡？难道启蒙的目的不是为了救亡吗？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苦难处境吗？难道胡适当初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不是以救中国为标榜的吗？难道胡适的徒子徒孙那些嘴炮指战员们，不是各个声称自己的嘴炮都是为了让国家更好吗？为什么启蒙真正开始着手让国家更好的时候，他们反倒如丧考妣歇斯底里甚至不惜以亡国来捍卫启蒙呢？这恐怕还要从启蒙的界定说起。
启蒙本义是启发民众蒙昧，开发民众智识。
但为救亡的启蒙，开放民众智识，是为了唤醒民众，使民众成长为革命救亡的战士。
而嘴炮们的启蒙，启发民众愚昧，只是为了把民众从原来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对他们的迷信中去。是用另一种愚昧来替换前一种蒙昧，从神棍崇拜变成嘴炮崇拜。
为救亡的启蒙，打碎了嘴炮们启蒙的算盘，给启蒙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就是救亡，不须崇拜什么偶像，不须拜服什么嘴炮大师，一切以救亡为标准。用救亡检验启蒙的效果和诚意。这种决绝的实践态度，三把两把就揭开了胡适的嘴炮嘴脸。当列强在凡尔赛会议上，捏着山东半岛在地上摩擦的时候，胡适依旧声嘶力竭地质问陈独秀：“哪儿有什么帝国主义？”这种睁眼说瞎话的无耻，就像今天吹嘘美国抗疫的公知一样，把嘴炮的无耻和反智，大白于经历启蒙洗礼的大众面前，成为开发民智的最有力的启蒙。
所以说，救亡，是中国新文化历程中划时代的一步。
从救亡开始，中国新文化走出经院争论，走向社会实践，真正踏上了自身建设的艰苦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救亡才是新文化的起点。
17、新文化两步走
把救亡作为新文化的起点，可能会引来大批非议，因为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是把陈独秀的新青年当成新文化的起点的。
关于新青年与新文化的关系，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肇端于新青年兴起于北大的新文化，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新文化。算是新文化的准备阶段。
因为北大新文化，人们差不多把蔡元培提到新文化教父的地位，蔡元培几乎成了开放包容的化身，俨然自由主义大学精神的精神图腾。
但作为刺客首领职业革命家老牌党魁的蔡元培，他的开放包容，其实只是他为大学这个嘴炮场子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旦走出大学校门，他的开放包容，就被四一二清党中多达190余人的通缉名单撕得粉碎。也就是说，蔡元培的开放包容，是仅限于校内嘴炮的，一旦这些嘴炮轰到校外，有可能变成真炮的时候，开放包容转眼变成杀无赦。不知道今天那些打着开放包容举着蔡元培的引灵幡全天下放嘴炮的公知们是否想过，他们那个伟大的自由卫士兼党国斗士的蔡校长泉下有知，看着他们满天下轰嘴炮，又会作何感想呢？
作为刺客首领，蔡元培可不是个循规蹈矩的迂腐嘴炮家，他可以为胡适和陈独秀造假履历，正说明他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枭雄。这未必是他的本性，倒可能是他早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锤炼出来的魔心。
他的推动新文化，说到底和浙系文人与闵系文人的党争有关。闽系的桐城派本是北大的老班底，后进的蔡元培要想管理北大，必须清除闽系势力。闵系未必保守，最初打开国门将世界引向中国的其实是闽系，严又陵林琴南算是译介世界文化来中国的先驱。但严林等人，在文体上宗桐城，算是保守派。蔡元培的鼓吹白话文，算是击中了严林闽系的要害。随即浙系大举进京，成了京派白话文的主流，章太炎的几大弟子都撇开章太炎，投入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这算是新文化的一件大事。
但这件事本身根本上没能脱出旧文化知识分子派系党争的窠臼，只不过它从顾宪成的党争回归了王安石的党争，算是用家国情怀为党争争回几分尊严。尽管里面充斥着权力派系的博弈，但却为象牙塔外，送上了白话文这份厚礼。
至此，新文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推广和普及方面，白话文彻底碾压了闽西的桐城古法，随着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走出象牙塔的新文化，也暂时摆脱了党争的束缚，借着白话文的疾风，迅速火遍大江南北。新文化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二步——大众参与到新文化的建设中来。
18、成就新文化的关键是大众
马克思称哲学问题要在哲学之外解决。
同样，文化问题也需在文化之外——至少是文化人之外寻求解决。
文化人的故步自封孤芳自赏小圈子自我繁殖自我倾轧，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力量，只能让文化越发枯萎。
要解决文化问题，文化力量是关键，而足以改变文化面貌的文化力量，只能从文化之外获得。
你不能指望一个旧知识分子彻底改变旧文化的面貌。就如同你不能指望一个人自己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双脚离地。想要让一个人双脚离地，只能靠旁人把他举起来。
能把新文化从旧文化的泥塘里举起来的，注定不是发起新文化的那些旧文化人，而是那些一直被排除在文化事务之外的人民大众。
一个受旧文化习染的人，必定分享了文化象牙塔的特权，因此必定或多或少滋长嘴炮文化的恶习。用嘴炮文化的恶习去消除嘴炮文化的恶劣影响，无异痴心妄想。
反倒是从不曾享受象牙塔特权的人民大众，一直奉养着象牙塔里的嘴炮老爷，因此也没有资格更没有能力玩嘴炮游戏，倒是和嘴炮恶习完全绝缘。
他们地位卑微生计艰难，只能从实践讨生活，因此也算是被迫地传承了伟大的实践传统。也因此成了成就新文化的关键因素。
19、新文化五阶段
三十年前，何新曾把中国文化归纳为三类资源。
第一类是得自古代的传统资源，被新文化打掉了。
第二类是得自近代的西方资源，被文化革命打掉了。
第三类是得自现代的革命资源，被改革开放打掉了。
何新说得颇为痛心，大体概括了中国当代文化三方面资源的来龙去脉，且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的确是文化迷茫的时代，与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化倒错相衔接，搭成横在新文化路上的一道黑门
在此，我们不妨循着老何的思路，把新文化的演进，略作一个分段的梳理。
迄今为止，新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5年新青年创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是新文化的孕育期。
第二阶段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建立新中国，算是新文化的生存期。
第三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9年改革开放，算是新文化的发育期。
第四阶段是1979年改革开放~2012年开始重拳反腐，算是新文化染病期。
第五阶段是2012年重拳反腐至今，算是新文化康复期。
20、五阶段划分的依据
这个划分有一个标准，就是人民。既然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成就新文化的关键，那么人民自然应该成为衡量新文化成长度的标准。
第一个阶段，人民是被排除在外的，但方兴未艾的白话文，已经点燃了人民参与的火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为人民参与做了政治准备。
第二阶段，人民被动员起来为中国前途奋斗，新文化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保障了自己的生存，建立了人民政权。
第三阶段，人民被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建设新生活，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掀开崭新一页，新文化的发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蹒跚起步。
第四阶段，波翻浪涌的改革激流，稀释了革命文化的影响力，也不可避免地泛起了旧文化的沉渣，导致了文化还乡团的回流，党与人民的关系被旧文化腐蚀，新文化染病休眠。
第五阶段，以反腐为号角，中国走出了韬光养晦，重新燃起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信心，毛泽东思想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显学，新文化逐渐康复。
五个阶段，核心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新文化，新文化就是人民。
新文化就是有别于绅权旧文化的民权新文化，人民就是新文化的主词。
所以人民的处境和态度，人民的趋止与向背，就是新文化的晴雨表。
21、真正的新文化
真正的新文化，不是旧事物全部捣毁，而是新事物有所树立。
破除旧的文化积弊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用新文化去占领旧文化的阵地，旧文化会如蔓草一样割一茬长一茬，永远也破不尽的。
旧文化的社会基础，就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你可以在旧文化中见识各种分歧，有的分歧甚至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但是在少数人特权这个大关节上，基本上没有分歧。他们争得你死我活的，是究竟哪些少数人才配享有特权。
金銮殿也好，孔家店也罢，都是特权的神龛，帝王也好，素王也罢，都是特权的牌位。真正的特权豪宅其实是象牙塔。
金銮殿上血雨腥风，孔家店外云淡风轻，象牙塔里歌舞升平，金銮殿绑在刀锋剑尖上，孔家店悬在五彩祥云中，象牙塔建在诺亚方舟上。铁打的象牙塔、长青的孔家店和流水的金銮殿，就是一部中国政治文化的封建史。
辛亥革命打掉了金銮殿，五四运动捣毁了孔家店，但作为精英的烂泥塘嘴炮的大本营的象牙塔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更与西方的嘴炮文化合璧，变象牙塔为讲经台，以精英主义矫揉造作的悲悯与令人作呕的刻薄，高高在上俯瞰着“愚昧”的众生和“俗鄙”的政治。
这样的讲经台，绝无可能立新文化的精神，只能还旧文化的鬼魂。他们绝无可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压迫而抗争，他们只能用文化霸权粉饰恶棍的压迫勒索人民的屈服。
中国共产党，作为反压迫反剥削的先进政党，就是要动员被压迫者用暴力革命推翻压迫人的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
这一点，就是与所有旧文化彻底决裂的分水岭。
人类第一次认真面对社会公平问题，第一次把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力，当成自己的革命纲领与奋斗目标。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也是新旧文化的分水岭。
文化的原初，本是用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境遇的社会实践，后来沦为标志少数人的高贵品质的身份标榜。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一次唤醒了文化的原初意义，第一次把人民摆到了崇高的位置上，为人民的幸福未来奋斗牺牲。他们成了鲁迅笔下那“中国人的脊梁”，挺起了新文化伟岸的身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与旧时代判若两人。新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找到了依托，从此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自己的根。
从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新文化才算是正式起步。
22、新文化的根在本土
一种文化不能完全从舶来品养成，文化的根在土壤里，只能从本土环境生出。外来的因素，只能做嫁接之用。所谓南橘北枳，水土使然。舶来品若不能本土化，就只能做盆景观赏，于改变本土水文环境毫无作用。
植物如此，文化亦然。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立党，强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算是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政党，从纲领上站在被压迫者的政治立场上。
但马克思主义是舶来思想，它必与中国实际深度融合，才能滋养真正的本土文化。
新文化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若不能实现中国化，其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人的启蒙就毫无作用。
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深度融合，在中国经历了漫长曲折艰险无比的历程。此一历程，亦与中国新文化生存期的曲折历程相同步。
23、知识分子在大革命的时期的角色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团体，其理路还是循胡陈新文化启蒙的宗旨，而进一步实行之，唤醒工人投身救亡是其主要任务。
此一时期，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但仍不免高高在上地俯瞰无产阶级，其启蒙效果甚著，工运风起云涌，但只是工人阶级参与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理想中，而非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中。
南陈北李略有分歧，北李强调庶民的胜利，南陈强调庶民的启蒙。后来北李牺牲英年早逝，从中共二大开始，南陈的主张渐成主流，直至大革命失败。
南陈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领导责任。
他既不肯睁眼看现实，把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视同无物，又不能诚心面对现实，对毛主席的农民运动嗤之以鼻。因此既不能认清主要敌人的危险和顽固性，又无法贴近中国真正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嘴炮的余习因地位的提升日渐滋漫，实践的苗头被“学术”的宽容碾碎，沦入右倾也就成了见硬就回之软骨病的唯一选项。
此右倾之软骨病，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知识分子没能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而是削足适履地让无产阶级运动适应他的认知局限和属性束缚，导致无产阶级运动，只能在知识分子的股掌之间辗转，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
这是自上而下的启蒙经常遇到的情况。当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唤醒了德国的农民运动，马丁路德被自己点燃的革命之火吓得魂飞魄散，转而倒向反革命开始抨击农民运动。其思想理路和实践轨迹，与陈独秀何其相似。
眼高手低脱离实际之知识分子，其不能胜任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固无可疑的。
24、农村还是城市？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浴火重生，转入武装斗争。
但劫后重生的武装斗争，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以农村为主还是以城市为主。
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国实际和苏联经验的关系问题。
陈独秀那样的旧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倒在了右倾的路上。
一些后起的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便昂首阔步站到了左倾的排头。
他们大都有留洋留苏的经历，算是亲身沐浴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雨露的先进知识分子。
他们大都把苏联经验奉为圭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条目奉为金科玉律。
事实上，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原典和共产国际指导，为自己搭建了升级版的象牙塔，自己高居在象牙塔顶，在共产国际的长臂管辖下，俯瞰中国的工农革命运动。
鉴于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关于工人革命的论述，当然还有共产国际联络上的便利考虑，他们把基地设在大城市，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但中国最庞大的社会力量是农村，是数以亿万计的农民，这一点毛主席在大革命失败前，就有过系统的论述。这最庞大的社会力量，如果加以正确的动员和组织，就能成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一点，也是毛主席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已经断言了的。
这就是中国的实际状况。当实际情况与经典理论、先进经验碰撞的时候，脱离实际情况的经典理论和先进经验，在城市斗争中遭到重创，终于全部转向农村。
最后，其实是国民党的铁腕镇压，暂时结束了农村和城市的争论。
但是并没有结束关于实际情况与经典理论、先进经验的讨论，因此，新文化的生存依然渺茫，还需要一段很漫长的路才能看到曙光。
25、军事斗争粉碎了所有嘴炮
被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包装起来的，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农村，但他们并没有来到农民中间，而是把升级版的象牙塔搬到了农村，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大护法，把农民领袖赶到一旁，大展身手实施他们象牙塔中设计好的农村改造计划。他们试着把农村改造成城市，试着让游击队打阵地战，试着让农民喝咖啡，试着要叫花子和龙王爷斗宝。最后不但没斗成宝，还把叫花子的草席破碗都赔了进去。不得不搬家转移。
长征是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但长征却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嘴炮政治的惨重失败。
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算是军事斗争给知识分子嘴炮上的最严厉的一课。在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前，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对嘴炮知识分子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任何巧言令色强词夺理，面对血与火的现实，都无法支吾搪塞过去。
在生存考验面前，红军选择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主席，历史选择了毛主席。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也选择了毛主席，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只是迫于形势接受了大家选择毛主席的既成事实。周公劝说博古的史料，适足以证明这一点。博古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他的接受毛主席领导红军，基本上是形势需要，与主观无关。
但不管怎么说，真正的实践哲学，在血与火的军事斗争中，彰显出伟大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中国实际与经典理论、先进经验的争论，在形式上算是有了结果。全党上下达成基本共识：面对生存考验，应从实际出发。
至此，中国革命迎来伟大转机。相应地，嘴炮文化式微，新文化初见模样。
26、新文化的诞生地——延安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巨任务，结束了长期困扰中国革命的中国实际与经典理论、先进经验之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
如果说土地革命时期血雨腥风的斗争，让根据地的人民了解了共产党，那么，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就让全中国的人民了解了共产党。
正是从延安起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成为全国抗战的定心丸，而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也成为抗日群众、抗日青年和抗日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
正是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打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先进政权。而抗日民主政府，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前身。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治架构，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
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自主的政权，有了自立的生存方式，中国社会的未来在这里打开窗口，中国的民权新文化亦应运而生。
文化就是生存方式。延安政权，为千百年受压迫的农民呈现了崭新的生存方式，而此崭新的生存方式必定生成崭新的文化。
至此，中国的新文化，终于彻底摆脱了嘴炮文化的束缚和侵蚀，在抗日救亡的伟大革命实践中诞生。
27、乡村建设与乡村实验
说到共产党人在延安的伟大工作与光辉成就，有人会提到洛克菲勒基金在华北推行的乡村建设计划，以及梁漱溟等人在山东推行的乡村实验，以示建设农村非共产党人首创，而且梁漱溟那里也讲社会主义，因此，似乎连社会主义也不能算是延安的首创。
这些说法只是要弱化延安的文化意义，却并不能勘透延安文化的本质。
旧文化框架里的乡村改良方案，其前提是绝不肯动文化象牙塔的蛋糕，完全保留旧文化经济结构政治性质与文化层级，在此基础上施舍性地改变农村面貌。这样的“人道主义”手电筒不可能照出新文化的前途。
洛克菲勒的乡村建设，是资本运作的“公益”活动，是把农村纳入资本体系的经营行为。旨在培育市场孵化亲善，归根到底其实是饲养农村，资本在此公益中扮演着饲养员的角色。洛克菲勒们绝无可能告诉中国农民，罗斯福压迫蒋政府农业税，与中国农村的破产有着怎样血淋淋的联系。这种选择性“启蒙”和愚民并无二致。这样的愚民“公益”除了培育出亲美奴性之外，哪能有真正属于民权的新文化？
梁漱溟们的乡村实验，与洛克菲勒的乡村建设半斤八两，洛克菲勒是为资本培育市场孵化亲善，梁漱溟的农村实验，其实是想在被资本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农村重建乡党坞社之类的繁荣。如果说洛克菲勒是饲养农村，那梁漱溟算是豢养农村，把农民豢养成乡绅的顺民。从这一点上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是比洛克菲勒更彻底的愚民之教。他对旧文化的文教风教礼教毫无突破，只想在旧文化的手掌心里翻跟头，是翻不出属于民权的新文化的。
无论是洛克菲勒的乡村还是梁漱溟的乡村，都是被“救世主”荫蔽的幸运儿，纵然它侥幸有所成就，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出路。洛克菲勒通过自己设立基金，梁漱溟通过向买办化缘，杯水车薪秀人道可以，想真正改变中国无异缘木求鱼。
28、延安的农村革命新在哪里
只有把农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靠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才是中国农村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做到了这一点。
延安没有外援，被蒋政府封锁，人民政府既没有洛克菲勒的财大气粗，也没有梁漱溟的人脉广泛，延安只能自力更生。
中国共产党人动员了延安人民，并且与人民并肩携手，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延安的繁荣。
1941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物质匮乏陷入生存危机。
中国共产党人号召生产自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菜，学习纺纱，与延安军民一起，投身到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伟大运动当中。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们总是走在奋斗的最前列。
最有力的动员就是身为表率，延安没有官老爷，所有的延安人都是战斗与生产的一员。
梁漱溟也好，洛克菲勒也罢，如果你不能站在生产的最前线，如果你死守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那人民永远也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起，你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只能是乌托邦，只能是个人的才智展和人道秀，不管你在“行”的方面走得多远，如果你“行”的方向不对，最终也只能是嘴炮——那种虎头蛇尾的嘴炮。
反观延安的农村建设，是与人民一同奋斗一同成长，延安的新政治，就是一个先进政党与人民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新政治。
这才是中国的未来，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政治史上，一般把劳力者比作水，把政权比作舟，而把劳心者比作操桨掌舵人。
于是有了载舟覆舟的说法，操桨掌舵人畏水如虎，战战兢兢。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实践，彻底颠覆了这个旧传统。在延安，人民依然是水，但共产党自称是鱼，在鱼水和谐中打造了以水为主的新政治，这里面没有舟只有水，而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了水里的蛟龙。水可以覆舟，但水是不会淹死龙的。
这就是延安的新之所在。
毛主席曾自豪地告诉黄炎培，共产党人找到了破解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民主。
毛主席这里说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而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新文化就诞生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29、延安文化的死角——文化
延安文化是全新的文化，它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人人平等，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角色的平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别只有分工不同。
延安的干群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无不彰显着这种民权新文化的气象和面貌。
在这样一个新型社会里，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工有了崭新的界定。劳心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驭民者，而是能者多劳身为表率的领袖。
又由于所有的劳力者都成为新政权的主人，因此他们也在学习着为这个团体劳心劳神，指挥员都冲在战斗的最前沿，指战员都为取得胜利殚精竭虑。
这就从根本上抹去了劳心劳力的社会角色差别。于是没有了劳心劳力的等级差别，只剩下劳心劳力的能力差别。
新型社会就在这种新型关系中建构起来，而新型文化就在这新型社会中初现峥嵘。
但只是初现峥嵘，共产党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文化上，却尚不曾实现真正的文化更新。延安的经济政治已经完全迈向新社会，但延安的文化，却依然徘徊在新旧交织之际。
文化，成为延安文化的死角。
这和文化的特殊性有关。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属于显性压迫，群众迫于形势可能会忍受这种压迫，但没有人会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压迫，更没有人会舍生忘死捍卫自己被压迫的地位。因此，经济上政治上的革命，通常会如油泼烈火般唤起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文化压迫迥异于此，文化压迫属于隐性压迫，虽也成于形势，但却肇于传统，是长年累月传统侵染形成的形势，是绅权通过文化话语权长期灌输愚弄的结果，人们通常把文化象牙塔的优越视为天经地义，会心悦诚服接受文化压迫，并且一心一意要钻入压迫者行列，也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传统习染下，被压迫者甚至会拼死捍卫自己被压迫的地位，就像民国遗老捍卫辫子一样。
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最终必定唤起人的反抗，但文化压迫，如温水煮蛤蟆一样，只能让人在压迫中沉沦灭亡泯却本性。这就是鲁迅们所说的传统大染缸。
共产党人在延安，凭借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短期内确立了新文化新价值观的基本模式。但是面对上千年文化象牙塔的戕害，要治愈沉疴焕发新生，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象牙塔流毒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犹以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为甚，这些党内党外的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深中文化象牙塔的蛊毒，随时都可能被鸣笛唤醒。
这其实就是当时延安繁荣背后深刻的文化危机。
30、整风运动
为了应对危机和挑战，共产党人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整风就是要鞭策共产党人抛开旧观念，割除旧习气，树立新思想，开创新风气。
整风运动，根本上讲，就是一次大规模建设新文化的政治思想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抗战革命实践为基础的新文化建设与拓展，以期造就全新的党员干部，全新的文化风气。让旧文化中走来的新革命者，焕发脱胎换骨的新生。
整风始于《改造我们的学习》，止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时五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彻底根除了党内的左倾右倾的嘴炮文化，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内的空前团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地位，为新文化建设树立了指南。
整风运动藉由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在党内确立了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新文化的基本立场，以及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是新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件。
但整风运动的成就，还只限于党内，更多地还是针对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的作风改造。当整风运动尝试着迈向文化领域的时候，效果就没那么显著了。
党内的干部，久经革命锤炼，对旧世界旧文化有更清醒的认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深入学习，至少可以在眼下治愈象牙塔对他们的思想毒害。就算少数人心里一时转不过弯来，也可以用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将思想提升起来。因此党内整风成效卓著。
但投身延安的爱国知识分子，想要改造学习割除积弊获得文化新生，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象牙塔于他们而言，通常有着非延安干部群众可比的伟大意义，想要清除象牙塔的余毒，真比刮骨断腕还要艰难。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是整风时期的重要文献之一，因为是对党外知识分子的讲话，因此少了些党内讲话的斩钉截铁，多了几分统战工作的婉转恳切，但宗旨和主题还是异常明确的，那就是号召知识分子站到工农大众一边。
这其实是为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划定新文化的标准，提醒他们，自认高人一等的象牙塔势必沉埋到历史垃圾堆，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出路在人民大众，知识分子只有站到民权新文化一边才有未来。
整风时期文献中，只有这篇讲话，是旗帜鲜明针对文化而发的，虽然当时它也曾唤起知识分子深入基层走入工农的热潮，但对积重难返的文化而言，这些改变无异杯水车薪。它只能触动少数文化人的灵魂却没法改变整个旧文化的面貌。
任何伟大的变革都不是凭借讲话劝导的，都是要经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实现的。而文化，还不算是当时迫切的革命任务。
所以，文化也就得以凭借象牙塔的余威，在延安新文化的气象中，保守一个死角。在那里，依然活跃着一些自认精英俯瞰“愚氓”的高人一等的灵魂，与象牙塔的阴魂萦回缠绕，待革命形势突破瓶颈期迈向和平的时候，便将从阴暗的角落醒来，把象牙塔重又放置在普罗大众的头上，将历史导入周期律的下一个循环中。
这就是繁荣的延安文化的潜藏的深刻危机。
当时恐怕只有毛主席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王震将军临终前所说的“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五十年前，除了毛主席之外，几乎没有人了解，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捣毁象牙塔，而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大拦路虎正是象牙塔。
而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还根本没有力量扳倒这象牙塔。
这就是中国革命最悲壮的节点。这才是中国革命最艰巨的历史任务。
31、新中国只是迈向新世界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政权胜利了。
除反革命外，全中国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就在这历史性时刻，毛主席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设一个新世界，才是革命的最终目标。新中国还不是新世界，新世界不成，革命就永远在路上。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终极动员令。
如果只是推翻旧世界，而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那就是换汤不换药，那就是周期律。
但是新中国面对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建设新世界之前，要还清历史欠下的债务，要肃清旧中国的残余。
政治协商，公私合营……共产党人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引着政治经济迈向新时代。
镇压反革命，扫荡黄赌毒……共产党人用雷霆手段，荡涤旧社会的余孽沉渣。
但是在文化改造上，共产党人除了统战之外，收效甚微，举步维艰。
这阻碍文化改造的拦路虎，就是那千秋不倒翁——象牙塔。
32、象牙塔与新中国
象牙塔从延安时代，就与共产党人的新政权相伴随。到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延安的象牙塔分部更是与全国的象牙塔总部汇合，构筑新型象牙塔。
所谓新型象牙塔，其实就是新中国政治背景中的象牙塔。也就是民权新政权中的旧文化堡垒。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扫荡了象牙塔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所以新型象牙塔，就失去了经济上政治上的话语权，而死守着文化的话语权，成为象牙塔的崭新形态。新象牙塔，在政治经济上已经丧失了阶级地位，但在文化上依然保持强大的压倒性优势。
新象牙塔由四个成分组成。
第一种成分，是旧象牙塔的传统势力。这部分人本来死抱着等级社会，但对蒋政府无底线的卖国行径彻底失望，且感于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逐渐转向新政权。他们也想以新面貌投身新政治，但积重难返的象牙塔优越感，使他们无法从内心深处接受新民权的价值观，他们身体活跃在新政治中，灵魂沉溺于旧文化里，他们无时无刻不按着旧文化的标准修正新文化的价值观，这不是他们的品性，而是他们的历史属性使然。比如梁漱溟，他是真心以为自己站在农民一边的，而且至死不疑。也就是说他至死都没有认清旧文化的为民请命与新文化的与民同忾有何区别。这种冥顽不化在象牙塔传统势力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第二种成分，就是新生代新文化旧知识分子，他们是新文化运动哺育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立场，也承袭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象牙塔情结。他们死抱着个人主义的价值实现，用文化把自己高高抬起，做着启蒙群氓的南柯大梦。他们思想上自认走在新文化的前列，但行动上其实依旧循旧文化的价值观进退。《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的灼灼星火，实在无法融化千古象牙塔的文化坚冰。
第三种成分，一部分文化战线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出生入死的革命年代，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他们用革命激情浇铸文化能力，为革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然是负责文化事务的中坚力量。但是新中国，没有可替代旧文化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可匹敌旧文化的文化力量，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只能整合旧文化资源来经营新中国文化事业，而他们对旧文化腐蚀性之严重又普遍缺乏清醒认识，想要克制文化对象牙塔的向心力也就千难万难。最终被象牙塔同化，也是难免的。
第四种成分，一部分因和平而腐化的革命干部。象牙塔是封建权威的终极堡垒，千年不倒的权力核心。它是旧世界腐败之源，世间一切腐败都源于特权意识，而象牙塔就是特权的具象化，因此，象牙塔不倒，腐败永远不老。一些革命干部能抵御敌人的炮弹攻击，却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象牙塔的威力更远胜糖衣炮弹。因此这一部分革命干部最终匍匐在象牙塔脚下，也是情理之中的。
历史上每一环周期律，象牙塔都是凭借这种新政权下的资源整合权力重组，把新政权纳入象牙塔传统的价值标准中，用文化的等级结构，捍卫社会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把历史一次次拖入周期律。
而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处在象牙塔的包围中，站到了周期律的边缘。只不过，这一次象牙塔输得精光，早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可以捍卫，他们只能用等级观念，来死守旧文化堡垒，以期逐步恢复与象牙塔相匹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这其实是新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虽然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国防等领域都取得了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文化的象牙塔，一直是悬在新中国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用封建绅权的价值标准摧毁方兴未艾的民权价值观。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象牙塔的压制，嗷嗷待哺的民权文化其实毫无还手之力。
而民权政权的未来，就看它在旧绅权文化挤压和绞杀下，能有多大生存的几率。
33、武训传
《武训传》事件，是新中国建国初最为著名的文化事件。从《武训传》事件中，最能看出新中国所处的文化境遇如何险恶。
《武训传》说的是山东行乞办学的义丐武训的生平。这个故事最早由中国电影制片机构投拍，该机构隶属国民党国防部。后来因为资金链断了，拍摄工作被搁置。
在闻一多等人被枪杀，民盟被解散的解放战争期间，武训的故事能通过国民党国防部下属文化机构的审核，正可说明，武训这个形象，是相当符合国民党政权理想的农民人格的。这一点，当时和后来给武训辩解的人，从未认真面对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训传》的主创人员根据新形势，对国民党认可的武训故事做了改编，加入了农民暴动的元素，还加入了劣绅举人坑害农民的大戏份，形式上造成了一文一武反抗封建压迫的新型故事。并用豪华阵容制作拍摄，一经播出，好评如潮。
之后不久，在毛主席的主导下，掀起对武训传的批判，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文化批判。
但是，当时人们还没法理解毛主席对文化象牙塔的深切忧思，因此批判也就难以切中要害，反倒因为一些过激的态度落人口实，干扰了对武训事件的正确认知。
其实，武训的故事，根本上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彻底颠覆，是梁漱溟乡村实验理念的艺术翻版，它不肯从经济剥削这样的根本入手，而是用文化依附去邀买政治压迫的缓解。
它虽然声称一文一武两条路，但所有的笔墨都在文的一条路上，武只是文的大背景，从艺术感染力上根本就没有武这一条线，武装斗争只是名义上的双线，其实连暗线的算不上。
它虽然呈现了与举人劣绅的斗争，但最终武训还是跪倒在杨进士门前，这不能算是阶级斗争，这只能是清官模式的翻版，是用原告的身份重讲《海瑞罢官》的清官故事。这与“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民权革命是针锋相对的立场。
梁漱溟们为义丐叫好是必然，因为义丐把自己的一生献祭于象牙塔的荣誉和权威。可让毛主席震惊的是，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也跟着叫好，他痛心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的确是事实，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的险恶处境，而这种处境一直没能根本好转。
后来《武训传》被平反了，在政治上为一个艺术品平反，算是政治走向开明，但因此搁置了对《武训传》的文化批判，却是民权新文化的劫难。
新中国的民权新文化，必定要在绅权象牙塔笼罩的黑暗中继续艰难摸索很长时间，必定还要在摸索过程中付出很多惨痛的代价。
34、思想艺术就是政治问题
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旧文化中处于弱势，在新文化上远未成熟的共产党人，还理解不了，思想艺术问题，才是最深刻的政治问题。
不管做出怎样清高脱俗的嘴脸，旧绅权文化的思想艺术从未放弃干预操控甚至摧毁新民权政治。这是旧绅权文化阶级属性决定的，是象牙塔的本性使然。
象牙塔的嘴炮可不完全是空炮。只要象牙塔不爽，它分分钟就会把嘴炮变成射向目标的重炮。一旦你要追究它乱炮轰人的责任，它又撤回象牙塔，把政治重炮装扮成学术嘴炮，向你勒索它非法标榜的自由。港大在乱港闹剧中，不就完整呈现了象牙塔炮王的移魂大法吗？
诚然，新民权政治应该用新民权文化去回击旧文化的思想艺术，但人民尚在扫盲阶段，根本没有对抗旧文化思想艺术的力量，这种情况下，用新民权政治去斩断旧绅权文化的思想艺术绞索是唯一选项。
比如敌我双方艰苦鏖战，敌人的步兵躲在装甲步兵车里，用步兵武器射杀我方步兵，我方的坦克兵，难道要信守步兵对步兵坦克兵不能参与到步兵战斗中，不能把步兵问题和坦克兵混淆在一起的所谓“君子协定”，而站在一边眼看着装甲运兵车屠杀我步兵？这显然不可能的，坦克必须冲在压制装甲运兵车的最前线，保护我方步兵。
同理，绅权文化躲在象牙塔装甲车里，大量屠杀我方民众，作为主要武装力量的我方政治坦克，难道能为了所谓思想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能混淆而袖手旁观？
那些极力要把思想艺术与政治分开的人，除了根本不知道思想艺术与政治为何物的文化文盲，就是根本就想捆住政治然后放手用文化屠杀人民的文化屠夫。
民权政治若不能保护民权文化的发展，倒成为绅权文化与民权文化的仲裁，它就只能沦为民权的叛徒。在民权文化与绅权文化的斗争中，没有仲裁者，没有中间势力，到底是人人平等还是人压迫人，没有第三选项。你不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你就必定要和人压迫人抱到一起。这一点，毛主席在早期的文化博弈时就已经沉痛地指出，殷切地提醒过后辈。
在民权新文化成熟之前，民权政治的保驾护航至关重要。若民权政治不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而是被绅权象牙塔的开明迷魂汤撂倒，转而去取悦旧绅权文化象牙塔的认证，势必导致民权新文化的夭折，没有民权新文化的护持，民权政治必定断送在绅权象牙塔的绞索中，沉沦到周期律的旋涡里。
35、新文化在中国的困境与机遇
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站起来了，但是在文化上依然没能站起来。象牙塔作为封建大山的山脊，依旧压在人民的心头。
要革除这千年习染的积弊，破除人们心目中肆虐千年的迷信，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和它比起来，驱除外侮，消除内患，都算不得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七百年前的朱元璋，就曾经驱除了外侮，芟荑了内患，但他没能剪除象牙塔的淫威，反倒匍匐在象牙塔下，完全投降旧文化，成了中国社会又一个内患。
所以，真正开天辟地的，不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而是建立人人平等的民权江山，并消除象牙塔的流毒，保持民权江山永不变色。
如何将民权江山保持下去，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艰巨的任务，才是新中国最严峻的考验。
而更为凶险的是，毛主席身边的战友们，那些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英雄，限于文化上的局限性，对象牙塔这一封建大山山脊并无深刻认知，这一次，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斗争。就如王震将军临终前说的那样，他们的认识落后毛主席五十年。要到苏联轰然倒地四分五裂，而中国也在自由主义浪潮中几度摇摇欲倒的时候，这些曾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才猛然警觉，在敌对文化的绞杀中，强大的苏共政权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当年的远见卓识与良苦用心。
毛主席拼尽自己的余生，对象牙塔发动悲壮的攻击，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打击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那样幸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超出他那个时代太多，人们看不到象牙塔的阴魂，即便想要帮他也无从下手，只能添乱，把悲壮的斗争哄成了闹剧，让刚发育成型的新文化声誉扫地。于是象牙塔趁势把毛主席描画成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而把自己打扮成一心为人民磨稻谷的无辜风车。实现了对伟大民权文化英雄的污名化。民权新文化对旧绅权象牙塔的第一次伟大斗争，毫无悬念地失败了。
象牙塔趁机扩大战果，顺势把以扳倒象牙塔为目标的伟大斗争也勾勒成“笑话”，彻底解除了民权新文化的最后武装。但历史没法翻回去重来，中国就是在这样深重的文化苦难中，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之旅。那可是一段异常艰险的文化之旅。
中国用韬革命之光养新文化之晦，赢得了经济发展的广阔回旋空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化已如过山车一样冲向谷底。毛泽东思想不再是显学，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讳言，早在南陈北李面前败下阵来的胡氏自由主义强势归来，金融资本为韭菜订制的自由主义价值标准被公知打手推为圭臬，文化还乡团卷土重来，与自由主义价值观杂交出新型精英主义大棒，暴揍稚嫩虚弱的民权新文化，丧失了民权政治庇护的民权新文化，在内外夹攻之下，遭到重创深度休克。
这样乌烟瘴气的文化形势，必定造成乌烟瘴气的思想环境，象牙塔的强势崛起，带动了腐败的大规模回潮。新文化的休克终于开始反噬新政治的活力。
当国家主流媒体大咖在个人账号里讨论如果国民党一直统治中国会不会更好的时候，当智囊级别的经济学顾问在个人账号里传播资本家养活工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些账号都有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关注，而潜在的影响力已经上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已经堪堪要刺破民权新政治的底线了。
至此，中国又一次被象牙塔拖回到周期律的边缘。
只有认清了这惨烈的现实，才能理解新一代党中央强力反腐的伟大意义。正是壮士断腕般的反腐，重新焕发了一个伟大政党的活力，重新唤起了人民对这个光荣政党的宝贵信心，重新燃起了新文化的火种，重新把新中国已陷入周期律泥塘的那只脚拖回到康庄大道上来。
党中央的深化改革，在政治经济上是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走出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文化上拨乱反正。经由四十年的休克龟息，民权新文化又迎来了它腾飞的新机遇。
2020年10月30日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更是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为文化复兴划定时间表。新文化建设也进入倒计时。
民权新文化终于拿到了最近一班复兴号高铁票。文化复兴指日而待。
36、复兴绝不是复辟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文化复兴。
但是有件事必须明确，文化复兴不能搞成文化复辟，文化复兴，是把社会主义民权新文化提升到绅权旧文化曾经在世界史上达到过的那个伟大高度，成为影响弘播全世界的文化显学，而不是把社会主义民权新文化撕裂后塞回到绅权旧文化的象牙塔里。
新文化当下的任务，是要复兴曾经的地位，而不是复辟曾经的内容。
复辟之说绝非危言耸听。前段时间，成都某教授扬言，天地君亲师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前几天，武汉某些作家就拜了文学大刊编辑为师，复燃了天地君亲师中师的裙带死灰。前年，已经有新儒家当代杠把子出来用儒家给新民权政治上课，试图再次为新政治套上象牙塔的紧箍咒。今年，更有著名作家文化机构的负责人，大谈新时期的文化成就却对方方、阎连科之类置若罔闻讳莫如深，依然趴在象牙塔尖上死守朋党规则大放嘴炮。
这就是文化的现实。
虽然文化的前景是空前地好，但不能被前景的好冲昏头脑，中国的民权新文化依旧在旧绅权象牙塔的重重包围之下。
四十年来鼓吹的价值观多元，严重腐蚀了文化土壤。莫衷一是七嘴八舌的嘴炮，更是让单薄的新文化根基雪上加霜。
如果不能为新文化树立一个标准，新文化建设，很难抵御旧文化象牙塔的围剿堵截。新文化想要破围更是千难万难。
37、新文化建设必须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力量
新文化建设没法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汲取经验。
虽然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文化和经济的具体情况不同。
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成就卓著工业化建设成绩斐然的基础上展开的，有毛主席等老一辈遗留的雄厚遗产。
但文化没有这样的遗产，文化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只是略见雏形，连生机都算不上，绝对的文化权利依然掌握在旧文化象牙塔甚至部分隐蔽的买办文化手中。如此贫弱的基础没有改革的余地，因此无法借鉴改革的经验。
这就好比一个已经能够走路的人，你可以通过改变他的走路方式或者走路方向来提升他走路的速度。但一个根本不会走路的人，你没法通过改变他走路的方式或者方向教会他走路。
改革开放，是提升走路速度的问题，而新文化建设，眼下是学走路的问题。改革开放是从有到更有，而新文化建设需要从无到有。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化的建设只能对标革命经验。
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理由，它不是借鉴革命经验，而是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
何谓进行到底，就是说革命已经建立了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但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并不是革命的底，也不能算是革命的最后完成。革命的底是文化。
半途而废，就前功尽弃。万事如此，革命尤其如此，半途而废的革命终将是反革命。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那大海，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而那星辰，就是反压迫反剥削倡平等倡自由的人民独立自主的新文化。
因此没能彻底拔除象牙塔，没有彻底消除象牙塔余毒对干部群众的腐蚀，没有建成新文化，没能投身大海，沐浴星辰，革命就永远在路上。
38、毛泽东思想是新文化建设的定盘星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撑杆子里边挑啊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
这是一首夸赞清官的歌。今天我们撇开对清官的夸诞誉美，把这几句歌词拿来说明新文化，其实更加能切近歌词的题旨。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里边挑啊挑江山。这话用在民权文化上，毫无违和感。如果说新文化是那杆秤，那江山就挑在撑杆里，而人民就是秤砣，就是新文化的晴雨表，撑杆离不开秤砣，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
至于定盘星，可以断定绝不可能是什么清官大老爷，清官大老爷，永远也不可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也就不可能成为人民江山的定盘星。
而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早已验证，堪配人民江山这杆秤的定盘星的，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没错，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定盘星。
定盘星，就是秤杆上的第一颗星，将秤砣挂在这里刚好可以与空的秤盘重量平衡，相当于杆秤的零刻度。
正是毛泽东思想，在秤盘中尚没有江山的时候，用人民这个秤砣，量出了新文化这杆秤的规制。并且领导着人民，把江山挑在了秤杆上。
从此，新文化、江山、人民、毛泽东思想就休戚与共荣辱相随。
秤砣在定盘星的指引下走得越远，称物的体量越大，而秤杆的规制越大。同理，人民在毛主席思指引下走得越远，江山的体量越大，文化的规模越大，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人民、江山、文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的革命史已经多次证明，遵循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获得长足发展，背离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蒙受重大损失。
中国的新文化史也已经用四十年的休克龟息向世人证明，背离毛泽东思想，新文化也将蒙受重大损失。而当下中国的新文化就像井冈山上的中国革命一样，没有足够的本钱经受太多重大的损失。
新文化已经在1990年-2010年间遭遇了它的湘江战役，是时候用一次文化的遵义会议拨乱反正指明方向了，是时候用毛泽东思想引领民权新文化为自己的未来做殊死斗争了。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十年后，中国人民驱除了日本侵略者，14年后，中国人民打垮了蒋介石，人民新政权横空出世。
同样，如果用文化的遵义会议，将人民凝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那么我们必定在15年内驱除境外势力的文化颠覆，推翻境内文化象牙塔的反动压迫，届时民权新文化将横空出世，而党中央15年内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也将实至名归。
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作者画像（金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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