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东香人，真名朱双顶，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以读书为乐，不时写点随笔、札记、散文、诗歌等，近一年多在数个微信公众号发文二百余篇，多次获奖。

楚辞壮美遗缺憾

      作者｜东香人（中国）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失势的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作《离骚》。”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而正因如此，历史就这样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创造了战国时期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构成了与《诗经》同为中国诗歌的源头。

何为楚辞?与屈原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屈原创造了楚辞，楚辞更成就了屈原。这能从三个基本历史事实得来佐证：

首先，楚辞的形成，离不开屈原，是经屈原之手才形成了被后称之为楚辞的文学诗歌载体。前人论及楚辞之源称:楚辞之名源于《汉书•朱买臣传》中，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其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之手加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屈原其他作品则是受其影响，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种推论，考而证之，核心就是屈原是楚辞最终形成的关键所在。

其次，楚辞的主体，离不开屈原，楚辞基本上以屈原的作品为主。虽然对楚辞中的一些作品是谁所作，从古至今争辩不休、质疑不断，但基本认可《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为屈原所作，而正是这些构成《楚辞》的主体。《史记》记载《离骚》、《招魂》为屈原作，《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25篇，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记屈原作赋24篇。《史记》记载屈原死后有宋玉、唐勤、景差等人以赋见称的《楚辞》作家，均深受屈原的影响，但仅有宋玉有作品载入《汉书•艺文志》而存目16篇。这些均可佐证屈原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楚辞主体。

第三，楚辞的影响，离不开屈原，是借屈原的人格魅力之名促使了楚辞的盛传。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他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坚持真理、敢于反抗的精神，忠君爱国、终身不渝的志向，为其作品增添了极大的魅力，后人以其精神、情操、志向等来诠释楚辞，认可楚辞，使楚辞成为鼓舞和感召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力量。

那么，楚辞的壮美又在哪里呢?为何能成为后人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楚辞就是屈原精神的象征，没有屈原的精神就谈不上楚辞的壮美。这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审视：

首先，楚辞的“神气”是其壮美的“基因”。楚辞是楚文化的部分，而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进而影响楚国的审美风气，促成了楚地的艺术兴盛。作祭祀的巫歌，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形成了有浓烈的巫风楚地民歌。屈原将楚地巫歌式的民歌捜集起来，经过自己的再加工，成为《九歌》而流传，《九歌》便成了楚辞的直接渊源。由此可以看出，楚辞天生就带有一股傲人的“神气”，让人敬畏，产生壮美。  屈原的《九歌》是这种“神气”的代表。《九歌》是巫术祭歌，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用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用人神交接的艰难来表达悲剧色彩，这些对屈原后来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促成其诗歌创作象征手法的形成，达到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进而实现对现实超越的壮美。

其次，楚辞的“骨气”是其壮美的主体。楚辞的骨络离不开屈原的精神，这是支撑楚辞“骨气”的全部内涵所在。屈原的高洁人品“濯污泥而不染”是其精神之基，当有人问他，作为三闾大夫何以被放逐时，他不为所愧，坦然地答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的忠君爱国的执着追求目标是其精神之魂，当别人劝说道:举世混浊何不随波逐流，众人皆醉何不吃酒食糟，圣人也“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时，他不以所动，毅然坚定地答道:“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并最终言必行，自投汨罗江，献身于自己的追求。连司马迁也叹惜“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图不容，而自令若是”。屈原的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是其精神之本，他的一生遭遇君王昏庸、佞臣专权，身处逆境，却能终身坚持真理、坚持操守，用诗歌言志，用“美人香草”象征，表达出虽处绝望之中，也不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

屈原的《离骚》是这种"骨气”的再现。《离骚》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败政治的愤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党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表达了热爱自己国家而愿意为之效劳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兮”、“亦余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更抒发了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哀怨，“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全诗缠绵悱恻，将壮美之境反复迸发，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将屈原个人的崇高品德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楚辞的"浩气”是其壮美的灵魂。楚辞的主题离不开屈原们磨难，这是楚辞的“浩气”之源。司马迁说，由于佞人的离间谗说，使怀王“怒而疏屈平”，使襄王再“怒而迁之”。战国五霸之一的楚国到了怀王、襄王时，已是由盛而衰，外被强秦欺凌，连怀王也客死在秦;内陷奸佞专权、贵族争斗，政治越来越黑暗。屈原正是在这样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受尽磨难。君臣乖违，事功不成，造成了屈原悲惨人生，他的作品也由此而激发出浩然正气，创造了名垂千古的楚辞。

屈原在磨难中所创作的诗赋无不体现这种泣鬼神的浩然之气。“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之雄心，“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之气慨，“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之悲愤，“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之宏愿，“定心广志，全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誓言，无不闪耀着这一浩气，就连滔滔的汨罗江也挡不住，竟悲痛地吞没了这位名垂千古的伟大爱国诗人，只留下他那不朽的诗作一一楚辞!司马迁赞屈原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那么，壮美的楚辞又有何缺憾呢?让人婉叹的在哪里?可以说，楚辞的缺憾仍与屈原有关。屈原的纵身一跃留下了千古一叹的缺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感受:

首先，楚辞是失势者的叹歌。失势者，失去权势之人;叹歌者，报国无门而悲切之歌。《天问》就是它的集中反映，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172个现象和问题，对天发问，一问天地之形成，二问人事之兴衰，三问楚国政治之现实，一连串的问号后面不正是屈原的一腔怨愤、一世失望的唉叹吗?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必然引起共鸣，楚辞就成了他们的集结号，哪里有士子逆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陆游“《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愁泪满裳”等等，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真情实感的借题发挥吗?楚辞打上失势者的烙印，这不着实令人缺憾吗?

其次，楚辞是失意者的哀歌。失意者，失去自己已定心意之人;哀歌者，无法达意而郁闷之歌。《九章》一组抒情诗歌可以说就是这种哀歌的汇集。“鸟飞反故乡兮，孤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楚辞又成了失意之人的集散地，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与贾生合并列传，恐怕就是这种有意而为之。才高八斗的贾生，正春风得意马蹄急时，突然间遭人进谗被贬南去，路过屈原投江处怎能不触景生情，凭吊留下《吊屈原赋》，这何偿不是留给自己的一首哀歌呢?

第三，楚辞是失身者的挽歌。失身者，是为实现自我追求目标而献身之人;挽歌者，是后人追思献身之人之歌。屈原的纵身一跃，终使他的忠君爱国追求化为泡影，楚国在他死后终被秦国所灭。但他坚持真理、矢志不移的精神，在楚辞中永放光芒，成为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的冲锋号，激励他们前赴后继。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精神力量，而完成了《史记》的撰述。

先人已逝去，后者自来之。楚辞的壮美依然生辉，楚辞的缺憾却成为过去，而屈原的精神却是千古永存!     

                  （二零二一年八月三日 ）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本期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