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迟到的告白
——怀念永祥老师
侯 林
在我的印象里,永祥老师总是微笑着,眼睛里透着谦和,嘴巴自然地张开露出半口的牙齿,然后滔滔地叙说。我感到,他已经将自己的形象,定格成了一副阳光而温馨的笑脸。
但有时,他会朗声大笑,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释放,你这时才会感受到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独立自在的个性,还有,一种属于男子汉的粗粝与阳刚。
永祥老师穿着随意,不修边幅,走在济南的大街小巷,你绝对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你甚至会将他错认成街里街坊的平头百姓吧。
真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雅与俗,平民与知识分子,这些相距甚远的“规定性”,在永祥老师身上,竟然奇妙地结合起来,而且,天衣无缝。
想起他,你会遥想起往古那些我行我素的文人墨客,比如:魏晋名士的风度与气量。在他,是适合的。
永祥老师对我是有恩的,知遇之恩。
这是没齿不能忘的。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距今将近半个世纪之久。我在济南一家工厂当工人,有时会给报纸写点“豆腐干”文章,在济南文学界也算小有名气。先是恩师、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张伯海先生(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将我借调到山大中文系,注释鲁迅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这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机,是我日后能够踏上学术之途的最初一步。然而,人事关系毕竟还在工厂里,境遇颇不顺心。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时在济南教师进修学院任教的李永祥老师的电话,约我去为在该学院进修的中小学老师做一次关于鲁迅的讲座。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音色悦耳,而且,亲切如阳光暖人。
我感到诚惶诚恐。
有了在山大半年多的知识积累,张老师等山大学者的耳提面命,特别是听过张老师的现代文学与鲁迅课,我是有些底气的。但毕竟,我当时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要给小学和初中的教师授课?况且,一个没有丝毫的授课经历的年轻工人(时年26岁),能成?
然而,我思虑再三,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能放弃。家里,作教师的父母也一再鼓励我。于是,我开始认真准备讲稿,大约用了一周时间。我选择的是鲁迅杂文,讲稿的题目是《攒杂咏歌,如川之涣》,副标题是:鲁迅杂文中的比喻赏析。
要说我和山大真的有缘,这讲稿的题目“攒杂咏歌,如川之涣”,出自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七十年代初,山大老教授赵省之先生搬家到了离我家很近的学院街居住,我常去他家借书、讨教,并由此结识了他的乘龙快婿牟世金教授。牟老师特将陆侃如先生与他合作译注的《文心雕龙》赠送于我,我由此书获益匪浅,此次竟然化为了讲稿的标题。
我忐忑不安地带着讲稿,到位于杆南东街的济南教师进修学院去见永祥老师,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想不到他有如此魁伟的身材,而且平易近人,和气可亲。
李老师稍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讲稿。然后看着颇为局促的我,十分轻松地说到:“很好呀,知道你水平不错的。”我一时如释重负。于是,与他约好了讲课时间,匆匆而别。
李老师许是看透了我的心思。
他特意将我送到学校门口,对我说:“按着讲稿讲来就是,没问题的。”
一双大手伸过来,温热而宽厚。
我会永生铭记着的,是邓公的改革开放,给了我,给了我们整整这一代人第二次青春与生命。
我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考上了梦寐已久的大学,虽然是专科,已是根本命运的转变。1980年,我毕业分配到济南日报文艺副刊部(当时叫作文化组)工作,和李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我分管文艺评论,于是经常会约李老师写稿,有时也约他一道去电影公司提前看电影,好请他撰写影评。那时还成立了一个济南文学学会的组织,李老师担任会长,我忝列其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在出版社的哥哥侯琪经常合写文学评论,如《文学民族性琐议》在《东岳论丛》发表,《真实性问题随想》在《山东文学》发表,并为《新华文摘》全文摘录后,受到李老师极大鼓励,他经常会在济南市文学与文化的大会小会上,称道“侯氏兄弟”的文学评论。这使我常常会想起乾隆年代,人们称颂一贯提携新人的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的话语:“尤喜奖藉后进,得一士之名,闻一言之善,未尝不拳拳也。”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李老师当得住这沉甸甸的八个字。
李老师正直、真诚、善良,然对那些专事整人的小人、恶棍,则又不屑一顾。对于名利、官位,他更是一无所求,娱闲斗室,左图右书,泊如也。日所孜孜者,知识也,学问也,此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李老师文采超逸,记得其《济南名山》与《贞观名相房玄龄》出版时,我与兄长捧读而赞赏不已:“此才子之笔也,断非寻常所能及!”此后,又读李老师《李开先年谱》《王苹年谱》等著,多见其考订之谨严精细,参考文献之庞杂广博,知李老师学养之丰厚,思维之缜密,而其文采之焕然有致,盖有自也。
对于济南历史文化,尤其济南先贤,李老师爬梳剔抉,用功最多。在资料匮乏的年代,可以设想到他曾经吃过的无数苦头,然其独特发现,独到论证,至今依然熠熠动人。如其评价李开先:“李开先在明代文学发展中是一位承前启后、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对其生平思想及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是关于明代中后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于认识和把握明代中期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社会情状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处境和心态,都是大有裨益的。”
如此的见解,实为李开先研究的不刊之论,对于国内的李开先及明代文学研究者,无疑深具启发意义。
我的心里总是萦绕着一个念头、一句话语:
能让一个初中生给初中老师讲课的人,他的胸怀、气度与见识该有多么的大!
总想把这句感恩的话语对他说说,可是已经没有了机会。
想起那时经常到他在杆南小区的家里,讨教、畅谈,有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哎,这该死的自尊心呀!
(原载《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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