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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爷爷
文‖邹飞
缘于对大海草山的憧憬与向往，抑或是对会泽古城这方热土的文化的崇拜，年初冲破层层阻力，从它县调入会泽县工作。在多次游历了大海草山之后，我像小时候第一次在冬天吃到苹果一样，兴奋地急于回乡分享我的大海草山经历。于是，我回到了乡下老家，那个有着千年驿道文化的古村落。去时，刚好是五一期间，阳光火辣辣的，水瘦山不寒，水清山不绿。天空旷得像个瘪嘴的闲老太婆，除了顶上的几缕灰色头发在微风中飘摆着略显生机外，贫瘠得几乎一无所有。门前的那棵大杨树，生出的叶片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偶尔泛着点点光泽，在风中一闪一闪地抖动，不时扭动着枯瘦的腰肢。顺着知了聒耳的叫声往大杨树上看，半中央嵌着两个喜鹊窝，由于周边树木稀少，喜鹊窝看起来像胯下的两个睾丸骑在太阳之上熠熠发光。
我总是在家中不停地转悠，渐渐有些浮躁起来，奔到村子的西头看三尺古驿道，站在古驿道线上看收割完麦子的荒凉的因干旱开裂的土地，看湾湾的可渡河绕村向东流。安蛋坡，像个赤裸着上身的五十多岁的老奶，安静地坐在中学背后的高山上，山顶的几棵罗汉松，像几个尖角的高帽子。
村子里的几个耄耋老汉听说我回来了，拄着拐杖，迈着蹒跚的步履走来，反反复复诉说着爷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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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爷爷
爷爷是老地下党员，名叫邹义苍，一生淡泊名利，在解放前夕有过卓越贡献。在他有生之年，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和绝对忠诚。
1927年9月12日，据说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天，也就是在著名的“三湾改编”前夕，爷爷出生于滇黔古驿道旁边的荷花村落。祖上乐善好施，耕读治家，田多地广，家道殷实，是方圆数十里的名门望族。
1941年，14岁的爷爷考取了昭通国立师范，17岁就圆满完成了昭通国立师范的所有学业，顺利毕业。在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年，学校的文学社宣传了新文化思想，提到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毛主席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于是，爷爷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地下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那年，他还不满17岁。
“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成为爷爷矢志不渝的追求。从昭通国立师范毕业后，作为共产党员的爷爷，回到了村子里，开办学校，扮身教书先生，代号“教书匠”，以教书为名，经常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奔走于笼罩着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的滇黔交界。他发动群众抗粮、抗税，秘密发展新的党员同志。
1945年8月，爷爷只身前往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一年后，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爷爷被党组织秘密安排回到宣威县工作。接待爷爷组织报到的是耿介，原名耿志诚，云南宣威榕城十字街人。1946年4月，省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宣威特别支部，耿介任特支副书记分管统战工作。于是，耿介代表组织将爷爷分派到杨柳，担任光山游击队队长，主要工作是配合耿介在滇黔交界秘密开展党的各项工作。
1950年初，西南地区物价持续飞涨，粮食供应紧张。征粮成为巩固新政权的头等大事。由于云南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许多地区已经征收过1949年公粮，而本次征粮负担额度又极为巨大，开始征粮的三四月份又值青黄不接、春耕用粮之际，故而征粮工作刚一开始就遭遇地方豪强至一般农户的强烈抵触，引起地主裹挟群众武装抗粮，是为匪患。据《云南省征收1949年公粮大事记》称“1950年4月下旬至5月，宣威（曲靖专区）等县相继发生地霸土匪抗粮暴乱，破坏征粮，杀害征粮干部和缴粮群众，攻击区乡政府乃至县城”。《云南军区年终匪情总结》则称“四月至十二月9个月中共歼匪42873人，俘匪19671人，毙伤匪4137人，投诚19065人”被杀、俘、伤以及投诚的暴动者已经有8万5千多人，若加上未被镇压或逃散的人数，应有十万之众，而当时进入云南的解放军总数也只有二十万人。
于是，征粮与剿匪，成为西南服务团在1950年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宣威面临的最大考验。
当时宣威县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地下党员，南下老干部也来得少。当时培养干部都要放到基层，不留在县委，所以爷爷继续被分派到杨柳，在杨柳村、蒋菁村、可渡村、围仗村等辖区内组织征粮。白天征粮，晚上带领一大队人马和衣平躺在我们家院子里，垫的仅有一张犀牛皮，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
耿介同志说：“目前，部队、人民群众都只有半个月的粮食，都不够吃，我们首要任务就是征粮，把粮食拿到手。”国民党时期基层组织是保甲制度，乡有保长，村有甲长。征粮的原则是累进制，田多多征，田少少征，没有田就不征。
几乎白天晚上都要下村，依靠贫下中农建立政权。地主造谣说解放军三天就走了，到时候贫下中农怕是要“变天”的。于是，贫下中农怕他们以后租不到田地种而无法生活，所以顾虑重重，不敢接近征粮队。地主武装知道要征他的粮，以后还要没收他的土地，就联合土匪起来反抗。省里开农代会，有个叫毛老四的就当了农民代表去参会，险些被土匪乱枪打死。土匪兴起后，就只有白天才去征粮，征粮也是打游击，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另一个村，让土匪不知道活动规律；晚上大家集中在一起，不住在村子里面了。
爷爷对党有更深刻的认识，得益于组织派他前往昆明的一次培训。1945年3月，爷爷赶着驮盐的牲口，按指定地点，去昆明一茶坊和组织会合。在此认识了耿介同志。耿介同志当时在宣威中学任教务主任， 同时抽空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两人在昆明一起学习了半个多月。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树立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让他们最感动的是，看到了共产党的军队与群众的鱼水之情。爷爷内心非常憧憬，更加坚定不移地加入到如此深得民心的革命队伍中来。
1950年6月，爷爷主动请缨，参加云南先遣队支援解放西藏。爷爷随大军自可渡河边浩浩荡荡向东北绕道行进，途经贵州省威宁县、毕节市……自那以后，爷爷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说是在行军途中因病死于贵州省毕节市东关坡；一说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去了台湾，且定居于台湾某地。至于真实情况如何？由于年代久远，至今无从考证。村子里的几个耄耋老人因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只会在可渡河边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也是什么都不知晓，只会一味地称赞爷爷，说爷爷是个大文人，是东南二海、木妁二沟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大英雄！
我加入共产党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明白了一点：爷爷任何时候，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事实写满了对党的忠诚，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仍然坚不可摧，在忍辱负重中，矢志不渝，淡迫名利，不计得失，从未丧失过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节。
如今，在这个大家族中，共产党员比例占据了一大半，四代人党员干部多达二十余人。全都秉承共产党员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家族的红色基因，赓续着对中国共产党无比崇高的信仰，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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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
我与草有着不解之缘。或许是因为出生于草根。所以，自小喜欢养牛，也养过牛。我养牛和写作长篇小说一样上心，一样倾尽余力，虽然养牛消耗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写作也耗费了我更多的青年和中年时间与精力，但喜欢就是喜欢，意义差不多。
五岁就会去菜园子的地埂上割草，八岁上北山山割坚硬的茅草。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大食堂已经解散，家里可以生火做饭，可以喂鸡养牛了。但大人们还在无休止地搞批斗，批“三反”、“五反”、批“大同党”、批投机倒把，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跟着瞎喊口号。家的背后是打谷场，农忙时节晾晒粮食，其余时候用来批斗地主富农及四类份子。
邻村有个叫大毕成的，给我印象极深，按照方圆几十里的村规习俗，我管他叫哥，常常称呼他为“毕成哥”。
一天，在村子的最西头碰到他，父亲忙于去者马山种植旱谷，没注意到他。于是，我叫了声“毕成哥”，算作与他打招呼。见他也是一幅匆匆忙忙的样子，我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打谷场接受批斗的，说是又批大同党了。瞬间，我为之目瞪口呆。心想：毕成哥是不是因为频繁的批斗神经错乱了？或者就是吃错药了，要么就是大脑进水了。批斗这样让人厌烦乃至恶心的事，他居然主动送上门去——这不是背着锣锅去送铜吗？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押上了戏台。说是戏台，其实是过去的一个大庙，因立于古驿道旁边，常常被用作马厩，用来关马。毕成哥被硬生生地扣上一顶高角帽子，帽子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打倒投机倒把！然后，几个似人非人的东西，拿了一根绳子把他的双手反背着捆绑上，牵着他沿着司家大竹林、扯着公鸭嗓子遍村子鬼喊时叫：打倒投机倒把！大倒大毕成！完了，那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还逼着毕成哥跟着他们重复。八岁的我，气愤不过，也带着一些好奇心，如同其他小孩子一样跟在后面看热闹。当行至三转湾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公鸭嗓子叫沙哑了，喊不动了。见我一个小孩子一直跟着，于是命令我代他们的劳，替代他们鬼喊时叫。我先是不从，结果被那些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连哄带吓，不得不率先叫喊“打倒大毕成！打倒投机倒把！”也许是有“头头”跟着，公鸭嗓子，虽然“逼”我代劳，但他们还是放低了声音跟着喊“打倒大毕成！打倒投机倒把！”转过苦竹盘根，前面是一个密密麻麻的村庄，人家户特多。想着毕成哥被整治得可怜兮兮的，我顿时心生一计，扯开嗓子再次鬼喊时叫起来：“打倒我爹——大毕成！打倒投机倒把！”沙哑的公鸭嗓子也跟着大声喊叫：“打倒我爹——大毕成！打倒投机倒把！”这时，毕成哥装聋作哑，一声没有吭，任凭那些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用皮鞭抽打在身上，他始终装作累了，喊不动了。听到叫喊，一旁看热闹的中老年人面面相觑，背过脸去假装咳嗽咯咯地笑个不停。到了旧城街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一幌，一把把我扯过去，悄声对着我的耳朵说：“蠢猪，是大毕成哥！”见是大爹，我笑笑说：“知道呢，大爹！我是替代他们帮忙喊口号！”
其实，父亲也因为爷爷不清不白的历史问题而反反复复被当作大同党批斗过，也吃过很多苦头。
后来，毕成哥见父亲养牛有帐算，他竟然也养起了牛。还上门来请我父亲去给牛治病。
他是半夜来请父亲的，因为走的是山路，所以母亲叫我陪父亲前往，说是做个伴。
正式养牛，是我结婚成家以后。结婚初期，因为家境贫寒，又没有什么致富的路子，所以选择了养牛。主要还是看中了对门岩北山山那片绿草。那片草地非常茂盛，每年夏至以后，我都要去那割草喂牛，顺便到可渡河洗洗澡，清凉清凉、消除一天的疲惫与烦恼。
我养的是水牛，不爱闹事，只要将它们赶到河里，有水泡着，就很温顺。一点也不像那些个扯着公鸭嗓子跟着我喊叫：“打倒我爹大毕成”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专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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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爷爷
梦见爷爷，活着回来了。还问我他的毛笔还在不在？他的书籍有没有被我翻乱？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见过爷爷，爷爷去参加解放西藏时，父亲也才两岁呢。估计连父亲都没有什么映像。我认识爷爷，主要是听村头那几个耄耋老人说的。有些内容是曾祖母讲给母亲听、母亲讲给我听的，是一代代往下传承的口传文化。爷爷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的就只有三件东西：其一是他在国立昭通师范学校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拍摄的发黄的照片；其二是矗立于村子东北边的管家屯祖坟墓地里启根发底的老祖人的墓碑碑文，听说碑文是爷爷读小学四年级时书写的，当时可是在三九天气一气呵成，如今碑文还在太阳下闪闪发着耀眼的光辉。在我的眼里，那碑文发出的光芒，仅只是没有党旗鲜艳一点点而已。其三是爷爷遗留下的家训：对党忠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曾祖母在世时，常常对母亲说：将来经济宽裕了，要为爷爷树个衣冠冢；因为爷爷在去西藏的路上一去不复返，几年后，奶奶改嫁阚姓了，死了要葬到阚姓的祖坟堂里去，所以也给奶奶立座空坟，紧挨着爷爷的坟墓，让他们黄泉路上有个照应，晚上睡觉冷了可以相互捂捂脚，累了相互捶捶腰，否则，被当作大同党抓去，又会被那些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整得够呛。
想起大同党，我再次感到厌恶，感到憎恨，这也记不清是多少次厌恶和憎恨大同党了。心一急，腿一蹭，醒了。是梦，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听说又做梦了，又梦见爷爷和大同党，便在家中，天天求神拜佛，双手合十细细碎碎地念叨个不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保佑全家大小老少平安，保佑那几头水牛肯吃肯长肯下地犁地干活。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在天显灵。我给您烧香，我给您烧纸，我给您磕头。我过去是吃初一、十五的，今后连二、六也一起吃。月月吃，年年吃。”母亲是个老实人，一生无所求，只依靠着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
母亲躬着腰，念完，手轻轻拂去身上的灰尘，好像是在拂去凡间尘土一样，然后点上三柱香，扑通一声跪拜在碗柜前的“天地太上老君画像”前，三拜三磕头，起身后又连鞠三躬，谢天谢地谢爹娘。然后再拿起三柱吃饭用的筷子，用碗盛满水，开始树筷子。说是我顶撞着爷爷的在天之灵了，要树树筷子，再捻捻红线，放置在树筷子的碗旁，再打个符章给我背着，就万事大吉了。完了，还叫我也磕，多磕几个响头，磕得爷爷高兴，就能保我飞黄腾达。
面对爷爷的画像，我万分难过。因为，跟爷爷，可谓是未谋一面，更多的是听些传说而已。
有段时间，除了母亲外，父亲也老与我聊及爷爷，包括爷爷的下落。说爷爷离开可渡河随着大军出走那天，村子里的柿子树上缀满了黑压压的蝴蝶，成群结队地牢牢叮在叶片上，如饥似渴地啃食着每一片叶子，啃光这棵树，又群起飞到那棵树上继续啃食，像是总也吃不够。天空也因此一下子就黑了，明明是下午未时，却黑得像夜晚，只余下一些淡淡的光亮，像是阳光在一瞬间变幻成了星星之光。我知道，父亲也是听说的；我还知道，父亲说的不仅仅是蝴蝶啃食树叶，还伴随有日全食。但我知道，父亲凭着道听途说，在寻找着天相与爷爷离家参加解放西藏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回答父亲，只是静静地听着。我没见过爷爷，父亲也不会有多少映像。听说爷爷瘦高瘦高的，头发向后梳着，脑门亮亮的，说是“花尖很高”。其实，说到底也就是看相书上说的“前庭饱满，印堂发亮”。
爷爷的故事听多了。如果心情好，我也学会了喝点酒，心情不好的话，就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像父亲，世袭了爷爷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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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鱼
自小生活在河边，爷爷打小就会捉鱼。村外，有一条河流，叫可渡河，也叫北盘江，蜿蜒自西向东，毫不喘息地昼夜不停向前奔流、奔流……雷鸣般的轰响，击打出一打打堆叠如山的信念，时而奇美壮观，时而洁白如玉，时而气势磅礴，时而汹涌澎湃……当翡翠般的浪花在号角声中骤然掀起一个突兀的高潮，那河流，敢叫拦路虎似的礁石遍体伤痕累累、焦头烂额。年复一年，可渡河总是用坚定的信念播种着向往蓝天的渴望。偶尔飞过的老青庄，抒写着迷人的歌唱萦绕于可渡河的上空，在旭日与夕阳下，在群星与皓月中，为浩瀚的河流庄严祭奠着走近或即将走近可渡河的灵魂！
老青庄，是一种水鸟，脖子长长的，喙有一扎来长，尖尖的，生活于河边，擅长于捕捉鱼，终生以鱼为食。
可渡河里生长着很多很多的鱼，全是天然野生的，那年月人口稀少，更关键的是缺盐少油，加之这种鱼的腥味特浓，所以爷爷那一辈人很少有人吃鱼。但爷爷却偏爱捉鱼，小点的，捉回来饲养；大的，煮吃。没油没盐，咋个吃呢？聪明的爷爷，想起一个独创食法：打个沾水碗，放点小葱、芫荽、茴香，再放多多的烧胡的辣椒进去，稀溜稀溜地吃得津津有味。吃大鱼么，剔剔鱼刺；吃小一点的鱼么，则是从鱼头开始吃，整条鱼全吃下肚，连鱼汤和沾水碗喝个尽光。
说小点的鱼，其实，再小的都有一扎多长，也就是七八寸的样子。爷爷那一辈子人，把长度在一扎以上，也就是五寸以上的鱼，叫做霸持鱼，这样的鱼才能吃。说是长度在一扎以下的鱼吃了是丧命债的，是丧尽天地良心的。
听曾祖母说，一次涨大水，人人都往村子外最近的地方去捉鱼，但爷爷聪明，他不随波逐流。他提着一个粪箕，直奔向河流下游的河湾，那里水流缓慢，又有因砂石过滤过的清水汇入，所以涨水季节，大鱼小鱼喜欢在那里聚集，容易捉鱼。
河岸鲜花盛开，清风徐徐，美不胜收。河面忽而广阔无涯，不时有一两只老青庄从头顶掠过。远处层峦叠翠，群峰缥缈。伴着河面偶尔跃出水面的鱼的鳞鳞波光，爷爷乐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狂笑不已。夹杂着黄泥吧土的河水拍打着河岸，产生回音，如钟鼓齐鸣，扣人心弦。草甸的旖旎与挺拔奇峻的山峰相得益彰，阳光下柔美动人。浪花的声音变得急促而有节奏，举首远望，河水如同滚滚黄河水，远处是河天一色，河天相接处不时飘出几点水鸟、三五浪渣柴，慢慢变大，靠近。这时只觉天地扩展了许多，人却在广袤中缩成了微尘。每年涨水时节，都会从上游冲刷来很多干柴和树木，当地人管它叫作“浪渣柴”。不一会儿功夫，爷爷就到了齐家坡河湾。
事情的运转果然如爷爷所料，他捉到了一条五斤八两的大鱼。曾祖母是素食主义，不吃油荤，只吃素食。所以这条大鱼足够爷爷一人吃上三天。那年，爷爷才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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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牛
清晨，露草和拔节的稻穗，簇拥着复苏的朝阳，被风一路追赶着沿可渡河铺展开来，撞倒在门前放置着的箩箩框框上，声音有点冷，也不知是让阳光吵醒的，还是被风吹醒的。醒来后，阳光淡淡地裹在爷爷的身上，清新的鸟鸣从门前的枝头滴下来，把村庄洗得空悠悠的，仅有几只流浪狗和流浪猫在村外游走。
爷爷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一门手艺——阉牛。到了回乡办学那些年，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爷爷总要翻过一座山，又绕过一方水，走近一户户农家，帮人阉牛。村子里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记忆犹新。这为后来开展地下组织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一次阉牛的路上，那户人家养了一条凶猛的狗，扑上来撕毁了爷爷的衣服，险些没被咬到。村里的胡毛憨说：大叔，那家人也帮他阉牛啊？不值得，人比狗还恶。
曾祖父英年早逝，家穷四壁，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什，在那个年代，要穷得干净，阶级成份才没有一丝污点。或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爷爷除了会读书外，学会了这门手艺。阉牛匠是当时最热门的手艺，在村子里的火热度，勘比当今创立的阿里巴巴，爷爷便成了远近闻名的阉牛手。
爷爷这手“绝活”，是他的师傅教的。在那个时代，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谁也不啃轻易把手艺教给别人。所以，爷爷的手艺，与其说是他师傅教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学会的。听说，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外村的一个阉牛匠跟爷爷说好第二天一早去管家屯的，阉牛匠干他的老本行，帮人阉牛，爷爷顺便帮助指导指导东家的孩子读书识字，阉牛匠也想借此机会学几个汉字，好歹会写：对门岩、清水沟、恶耳沟、歇凉天、小马打滚、播乐岭等地名，说是阉牛匠早晚得死，死了好写个字条留给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知道该把阉牛匠安埋在什么地方，坟向如何安置。于是，爷爷趁天还没有亮明就赶到管家屯，找遍了管家屯都找不到师傅，左打听右打听才知道师傅去了胡家冲，去胡家冲找到了师傅，但师傅的活已经干完了，随后师傅就自顾自地回家干农活去了。时间长了，村子跑熟了，爷爷找到师傅也就容易了。
一次，爷爷陪师傅去了金家河边一亲戚家，嗜酒的师傅坐下来就不想动了。于是，爷爷让亲戚陪同师傅喝酒，自个儿拿出阉牛匠的阉刀走进亲戚家的牛棚，阉起牛来。晌午时分，阉牛匠酒足饭饱，喊，倒盆水来，准备阉牛。亲戚捧腹大笑：牛早阉好了，针都缝上了。“谁阉的?哪个敢跑到这里来抢我的饭碗？”师傅面露愠色，问亲戚。“问您徒弟去！”亲戚答。师傅的脸一阵白，一阵红，一阵紫，一阵青，看到牛棚外摇着尾巴吃草的牛，师傅怒嗔道：这小子聪明绝顶，天生是个阉牛的料子。
这次爷爷把师傅领回了家，偷偷地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给宰了，还特意赶去可渡河里捉了几条大鱼，一边犒赏师傅，一边行拜师礼。
爷爷终归是一个文化人，阉牛匠这种粗活，不适宜爷爷终生以之为谋生手段。学会之后，爷爷也就不怎么再接着阉牛了。但是，这门手艺，多少也给爷爷带来了诸多方便。这在几年后去昭通国立师范读书和去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的途中，爷爷总是一路帮人阉牛、阉猪、阉鸡，从而解决温饱及住宿问题。遇到大方点的人家，还会给上一两个铜板，多少帮补着爷爷解决读书的费用，帮助爷爷顺利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加入地下党组织的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及建设做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贡献。
但是，阉牛的绝活，爷爷没来得及教父亲，在父亲两岁时，便去参加西藏和平解放了，所以父亲没有学会，以至于到了我这一辈，我和弟弟也没有学会，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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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的喜鹊窝
爷爷在世时，老家的院墙外有几棵大杨树，是曾祖父年轻的时候栽下的，树干很直，树长得也很茂盛。到爷爷时，在其中一棵树上的三叉枝处，长出了一个鸟窝，挺大的。爷爷说，那是喜事，是远方飞来的一对喜鹊搭起的窝，它们喜欢在这里做窝，安家。
爷爷喜欢喜鹊，说，喜鹊叫，客人到。每每一听到喜鹊那单调、响亮的“zha- zha-zha”的欢快叫声，爷爷就会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是不是有客人来访？”爷爷总是好奇地自言自语。
喜鹊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鸟类，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喜鹊。它属于益鸟，是人类的好朋友。爷爷小时候，和发小结伴，有事没事总往村北头那边跑。因为那里有一溜儿的高大的白杨树，其中有一棵白杨树上有一个喜鹊窝。
那天，不刮风也不下雨，太阳和暖，很适合爬树。于是，爷爷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在树下鼓了鼓勇气，向手心哈口气，搓一搓，咬紧牙关，顺着树干向上爬，想爬到喜鹊窝探个究竟。树干很粗，两只胳膊全伸开了，也合抱不过来。或许爷爷的举动，侵扰了窝的主人，让它们产生了恐惧。等爷爷爬上树干时，有两只喜鹊围着树冠上下翻飞，不断“zha- zha-zha”地叫。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爷爷终于接近了窝巢。窝巢很大，要比树底下看到的大多了。窝巢总体外观像不规则的球状，背着风向那边的上部，留出了进入窝内的通道。窝里面做得很精细，枝条的断头、荆棘的尖刺一律朝向外面，底部用粗糙的秸秆铺垫，而后用细软的干草及鸡毛织窝，干草一根根排列得极整齐，中间部位围做成圆弧形的窝，那是它们栖息的地方。在那个宽敞、安静的窝里，静静地躺着几枚蛋。花纹斑斑点点，不像鸡蛋那样是一个颜色，但比鸡蛋要小很多。用手轻轻摸一下，还有暖暖的温度，是它们正在孵化。爷爷想掏出那些小巧的斑驳的喜鹊蛋，带回去炫耀炫耀。可是那两只大喜鹊像疯了一样，叫的声音更紧了，恨不得横冲过来把爷爷赶走。爷爷伸手摸了又摸，满足了好奇心，最后还是缩回了手，没有动鸟蛋，任其生长。
下得树来，风骤起，树叶飒飒响动。喜鹊窝在树梢上岿然不动，静静地嵌在树杈的位置，就像一座堡垒一般，为喜鹊一家提供着庇护。数日后，还会发现窝里偶尔间飞出一两只喜鹊来。在空中盘旋着，落在近处的屋檐上、院墙上，小眼睛乌溜溜转着，然后，紧盯曾祖母晾晒在打谷场上的粮食，趁人不备，飞下来啄食；有时也会转过头来瞅瞅，小声地哼哼、咕咕两下，似乎是在打招呼。爷爷笑着说，任由它们吃吧，吃不掉多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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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村子的门前有一条出村的小路，小路向西，途经一座三孔石挢，然后折向东北方向，沿着千年的古驿道，通向贵州的威宁，绕过草海，直通安顺、毕节和贵阳。在威宁的东南方，有个小山村，叫红石岩村。奶奶便是在这个小山村出生、长大、然后嫁给爷爷，生育了父亲。
古驿道素有“秦道、明关”之称，位于可渡河南北两岸，至今还保留五公里长。全部用不规则的石板铺筑而成，多呈“之”字形，蜿蜒陡曲，依山而行。五至二十厘米深的马蹄印充满了古风遗韵。古驿道为“官道”，当地百姓称官马大路。据史书记载为秦朝开通，汉朝王莽加宽，明朝朱元璋铺筑沿用至今。历史上称“僰道”，从四川宜宾往西经石门（盐津豆沙关）通米堤（昭通）达味县（曲靖）至滇池。后称“南方丝绸之路”。现有碑文记载“南通六诏，北达三巴，东连金筑，行旅冠裳，络绎辐辏，孔道也。”这是云南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干线，故为通京大道。明清时期文武官员在这条驿道上往来更为频繁，为加强统治，按定例在驿道线上设立关、哨、堡、塘等管理机构，常住绿营兵。这里是秦汉以来内地入滇的北大门，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古城，也是官差、商贾及邮差南来北往官马大道上的重要驿站。
这条古驿道，爷爷就是走上千遍万遍仍具有无尽的诱惑,双脚只要踏上青青的石板，所有的梦想就可以从这里放飞，包括求学、加入地下党组织、娶妻生子。红石岩村便位于这条古驿道线上。爷爷跨过石拱桥，徒步三十多里地，走到了红石岩村。那天，爷爷是牵着大马去的。去时，正值阳光明媚，山花烂漫，繁花似锦。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映山红又名杜鹃花，是红石岩大山深处极其平凡的花。唐代诗人李白和白居易均呼之为“山石榴”，有花中西施之美誉。
映山红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生存环境却单一，体态风姿却是五花八门。有的枝叶扶疏，有的千枝百杆，有的苍劲挺拔，有的曲若虬龙。花色也是五光十色，或嫣紅似火，或色彩斑澜，穿着五颜六色，仪态万千：有浓妆艳服的、有淡着缟素的、有丹唇皓齿的。
每年二月初，这里的映山红便风风火火地准时开放，无拘无束。它茂盛的枝叶上开满了红色的花朵，像一团团尽情燃烧的火苗。绽开的花瓣，娇艳得犹如少女的裙边。但它却从不孤芳自赏，而是穷尽生命，向路人展示自己最纯朴的自然之美。
红石岩的映山红，勇于拼搏，勇于奋斗，勇于向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它那咖啡色的枝干上长满了细细的枝条，枝条上长满了油绿油绿的叶子，像是一把撑开的擎雨盖，托起浓密相间的花瓣，尽情地游戏着每一个途经的过客。微风过处，连片的花朵像红色的云霞轻轻漾开涟漪，满山遍野绽放。压弯了枝的树干在风里晃晃荡荡，丁咚作响。孕育中的映山红，一个个含苞待放的花蕾会给人以希望和期待。闭目暇思，俨然站在大山上的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伴着山涧的涓涓溪流，真可谓：“溪流倒照映山红，一路山花不负侬。”
在映山红的簇拥下，奶奶骑着高头大马，爷爷牵着，胸胸带大红花，一路接回了现在的家，可渡河南岸的荷花村落。
如今，古驿道还在，爷爷却走了。爷爷就是沿着这条古驿道去的西藏，一去不复返的。奶奶坐在古驿道线上，一直等啊等啊，直到等白了头，等弯了腰，等落了满口的牙齿。村外对门岩上的草枯了又青，青了又枯，村子里的人，也死了一茬又一茬，总看不到爷爷的身影。如今，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举村庆祝建党百年华诞，却没有村子里第一个入党的爷爷。仅留下了痴痴的、茕茕孑立的奶奶的爱情独守着老屋那座古老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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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
爷爷走了。六十年前走的，去的西藏。去西藏的路有那么远吗？离家六十年也不见回归？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在这个三尺古驿道旁边，还有他的母亲、老婆、儿子、孙子、孙女、曾孙子、曾孙女，还有他的学生、他的少年玩伴，还有他的阉牛刀、门前的喜鹊窝……前些年，在母亲的极力倡导下，整个家庭参与，全力支持给爷爷立了一座衣冠冢。这些年来，我们总是在清明雨纷纷时节，几代人手拉着手,一同去扫墓，祭奠爷爷。怀念也是一种生活。爷爷走得早，从古驿道上去的，爷爷走在这条路上，累了坐下来歇息,这一歇就永远的去了，那天是日全食，太阳变成了淡淡的光环，用朦胧的光照着去时的路。
在扫墓的路上，我们碰到了一个老年女人，穿着尖尖鞋，裹“三寸金莲”，一跛一瘸的，穿着深色的绸裤,面部皱纹纵横交错，像是被雨水反复冲刷过的黄土地，眉梢间掩着岁月的沧桑，也掩着文雅与清秀，看着像是从爷爷的衣冠冢的方向朝着我们走过来。她感觉到了我们的注视，干瘪的嘴动了动，笑了笑:三代人一起去扫墓啊？
父亲告诉我们，父亲的奶奶告诉他的，年轻时爷爷与她定过娃娃亲，最后没中。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杀猪匠，杀猪匠离我家不远，只有三里地。这女人来过我家，那时奶奶过门没几年，父亲刚出生，才满月。她是来送鸡蛋的。爷爷走之后的日子女人就不来了。爷爷借着“教书匠”的名义，为共产主义事业游走奔波，为征粮四处上山下乡，不分白天黑夜。爷爷也重操过旧业，帮人阉牛、顺带在外阉猪。她在家和男人肩并着肩一起在寒冬腊月帮人宰猪。爷爷生了五个娃，她也生五个娃。爷爷生了云南，她生个贵州；爷爷生了个贵云，她生个四川；爷爷生个了东东，她生个西西；爷爷生了个湘云，她生个京津；爷爷生了个立功，她生了个授奖。说是她的娃个个都要比爷爷的娃强才行，爷爷生的娃只会立功，她生的娃专门授奖。在生娃的年代里，她总在默默地与爷爷较劲，心里头怕爷爷过得比她好，因而她拼命地杀猪，女人干男人的活，想多挣几个铜板修造家园，光耀门庭，却过得很累，男人也被逼得中年就累死了。
爱是什么?是距离，是思念，还是较劲?处于封建时代的曾祖母不明白，所以也没有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她的口头文化。我长大后明白了,其实是咽不下心中那口被人瞧不起的鸟气。你不要我，我就要争取过得比你好，你只不过如此而已。
我不知父亲为什么会在去给爷爷上坟的路上突然讲起爷爷的过去，说起爷爷的这段“娃娃亲”，心里很是诧异，雨细细地下着。
扫墓结束，我们回到了家。父亲病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娃，日后要努力工作，努力上进，人活在世上，有些时候就是个脸面，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块脸；也要对你奶奶好，对你娘好，你奶奶和你娘一辈子累死累活够苦的了。父亲还说，爷爷就是沿着门前这条古驿道去的天堂，所以衣冠冢要选在鹫岭之上，选在可渡河那边的坡地，也就是当年吴三桂称霸云南时建设金殿的地址上，说是要让爷爷静静地守望着家园。
爷爷的五个娃，除了父亲，别的全是共产党员，都曾多次荣获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父亲也一辈子勤勤恳恳耕耘着家乡的那几亩薄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她生的五个娃，都没有上过学，仍然赓续着杀猪匠的生活。
又一年清明，我们一家人踏上门前的古驿道,去听天堂里的声音。黄昏下着霏雨，那女人跪在爷爷的墓前烧香敬酒，我们没惊动她，她说了些什么话也听不太清楚，可最后那句话我倒是听得明明白白的，她是哭泣着说的：在天堂里等我。她起身擦干泪，提着竹篮，站起身，迎面走过来，还是那句话：去扫墓啊？她擦肩而过，我转身看了看她，忍不住想，如果当初爷爷娶了她，事情还会是这样吗?没有人告诉我，此时墓地已找不到其它人。
❾
吃，是一种文化
小姨父握着一壶酒，把酒碗往桌子上一摆：“来，搞上几碗。”其实，饭桌上早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别的早都下席去了。吃是他的骄傲，喝是他的快乐。
小姨父的脚有点瘸，一长一短，走起路来，一高一矮的。村子里的人硬说小姨父有些保守，走路也会“留一脚”。小姨父笑了，一碗酒喝下去，一点也没留。
外公摆了大宴，庆祝八十大寿。呈上大碗肥肉，都是肉墩子，二两一个。又来了一碗片片肉，肉切成手掌那么宽，另加两大碗炒猪肝和三碗红烧牛肉。外公说：“不要客气，剩菜咱们是倒进猪食桶里的，猪吃，一点也不浪费。”小姨父和父亲便大口大口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小姨父满嘴流油，酒也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洒在了桌子下面，弄得满地湿滑湿滑的。桌子上的菜都吃光了，小姨父站起来喊：“岳父，桌子上只剩几个碗底子了，要不要倒进猪食桶里？”“放桌子上，等一下我来收。”外公在里屋回答，碗筷最终是外婆来收的，也是外婆洗的。坐一旁的我，只是呆呆地看着。
爷爷也爱吃肉。爷爷吃肥肉总嫌弃不够油腻，还要让奶奶盛一满碗的油放在桌上，把二两重的肉墎子用筷子夹着伸到碗里沾沾，裹上一层层油才吃，说是那样才香，才可口。爷爷喝酒倒是有讲究，每餐只喝一杯，要慢慢地品，一杯酒下肚，加上一碗饭，就是一餐了。然后讲些外面的新闻或故事，让在场的人增长见识。外公喝酒也才是二两，从不多喝。喝完酒便讲些“增广贤文”给我们听，偶尔还会打打“莲花锣”。那时，觉得吃就是一种文化。在有见识的外公眼里，吃是“增广贤文”和“莲花锣”；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爷爷眼里，吃是谈古论今，是天下新闻，是时事政治，也是小家子大家事。
小姨父却不一样，吃肉连汤喝，吃饭不剩菜，筷子过处，尽皆送入口中，从口吐出来的，只有酒和骨头。饭后还总会词正腔圆唱着：＂伸伸腰，加把膘，屁股墎长出南瓜膘；安蛋坡，半皮坡，满山包谷还不够我的骡子驼。”
吃，在爷爷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能吃饱就是一种伟大的梦想。也难怪爷爷吃肥肉还得沾油。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了，全国人民苦日子熬过去了，艰难的路走过来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同步搭乘上全面小康的巨轮，举国实现了千年的梦想。百年历史波澜壮阔，百年初心矢志不忘，坚定信念，笃定信仰，沿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继续扬帆，远航，祖国正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向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洒下一路豪歌一路铿锵。
小姨父嗜酒如命，又不知节制。终因喝酒过量，走了。小姨父是瘸着腿走的。小姨父走的时候，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拉着父亲，酒没有喝下，泪倒流出来了。“留一脚”，去天堂的路走好！酒瓶子碎了，小姨父独自上的路。
没了酒友，便没了吃的豪爽，父亲病了，病得不轻。可见，吃则有度，否则度不能持。人，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减少毫无意义的酒局、浪费时间的社群、看人下菜碟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唯有以自律之心对待一切诱惑，才是处世的最高智慧，也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懂得自律的人，也会同时懂得自己能拥有什么，以及到达什么样的高度。父亲明白了，我也明白了。
我还明白，只要对社会产生了足够的价值，这样的传说便可以是任何人。也正因为有这些传说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更加阳光可爱。
2021年6月25日于大海草山脚下
作者简介：邹飞，男，汉族，云南省会泽县公务员，《文学与艺术》签约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特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全国精短文学作品集》《名家周刊》《中华好诗声》《洽川文学》《文学与艺术》《世界诗人》《篱笆湾文苑》《作家天地》《江西作家文坛》《九洲文学》《芙蓉国文汇》《金水文学》《国际诗歌网》《长江诗歌》《青春放歌》《凝社·新诗苑》《诗梦文学》等全国性公开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