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再次归来

▓ 孙元亮

2021年6月4日上午，南京市鼓楼区回龙桥小学校长董富强先生，率领校领导班子一行四人前来我家走访，向我了解回龙桥小学早期的老校长，即我父亲的革命历史。

回龙桥小学领导班子成员看望老校长孙仲康之子孙元亮。

要谈我父亲，首先要介绍回龙桥小学的前身，即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子弟学校。

回龙桥小学前身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子弟学校珍贵老照片

回龙桥小学前身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子弟学校珍贵老照片

回龙桥小学前身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子弟学校珍贵老照片

回龙桥11号旧址

这所学校曾经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其负责人朱启銮同志，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南京解放前夕，朱启銮同志带着国防厅有关南京城防布署的军事情报，秘密化装，渡江北上，将这份重要情报送至合肥解放军渡江战役指挥部，为南京解放立下了大功。当时南京的一些地下工作者，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就潜伏在这所学校里。

1991年补充修订的《中共南京市小教地下党员通讯录》

1991年补充修订的《中共南京市小教地下党员通讯录》

1991年补充修订的《中共南京市小教地下党员通讯录》

父亲孙仲康，1917年出生于四川资中县香炉山，高中学历。1948年他从邮政储金汇业局转入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子弟学校任教。因为思想进步，信仰坚定，由朱启銮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早在三十年代就追随父亲的八姑戈今参加革命活动了。戈今是1939年1月加入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是当时成都协进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兼任墙报委员会编辑。她欣赏父亲的文笔与正直，故经常请父亲为墙报撰写稿件，与学校里的国民党势力进行斗争。

戈今同志在延安。

戈今同志旧照

戈今同志生平介绍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1939年12月，父亲跟随戈今一行数人奔赴延安，抗日救亡。不料父亲在长途跋涉中，染上痢疾，病重无法行走，遂被人送回。

抗战期间，父亲经常去重庆新华日报社，去阅读进步书籍，并将购买的奶粉等物品，委托报社的同志转运延安，给八姑戈今结婚生育的幼儿补充营养。

解放后，邮政储汇业局职工子弟学校，改名为邮电子弟学校，党任命父亲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1956 年该校转交地方管理，和隔壁的回龙桥小学合并，改名为南京市回龙桥小学，父亲就成了回小的首任校长。

孙仲康校长。

后排右四为孙仲康校长。

父亲身为校长，为人处事极为“方正” 。为了方便工作，他住在学校里，尽管家紧挨着学校。因为父亲年轻时得过肺病，康复之后，他特别注意锻炼身体。父亲每天黎明即起，在操场上认真地做过两套广播体操后，即在学校走廊的大型黑板上，用苍劲有力的颜体行书，逐条写下这一天全校各个部门和班级应该完成的各项任务，以便让全校教职员工遵照、监督、执行。

父亲白天上班，不是外出会，就是跑到教室听课，这是他深入教学一线进行的调查研究。他深知只有充分掌握了师生的教学情况，他这个领导，才能具有提出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发言权。由于父亲经常下班听课，故对每个班级的状况都能了如指掌，谈起来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很强，居然能叫出全校近二十个班中很多学生的名字。

父亲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经常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也不见他回家。母亲便派我到学校去催，当我推开校长室的门，经常看到的是，他正和教导主任或其它教师，在研究工作或进行交流……

孙仲康校长与家人的合影。

孙仲康校长与家人的合影。

晚上和星期天则是父亲备课、读书的时间。他的英语水平很高，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版小说，他写的毛笔楷书，如同字帖一般端庄、那是我初学书法时用的描红范本。父亲除了掌管全校的工作，还兼高年级历史课的教学。他的历史课上得生动活泼，父亲会根据课本，补充讲叙一些历史故事，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孙仲康校长的部分藏书。

父亲作风正派、严以律己、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接收过别人的礼品。唯独有一次，由于母亲再三推辞不成，勉强收下俞老师送来的几条白鱼。那时，大饥荒刚过去，副食品供应相对匮乏，我们都以为有鱼可吃了十分期待。谁知父亲回家，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非常生气。他厉声责令母亲：“不把东西送还，你就不要回来！”好在俞老师就住在我们家楼上，很快母亲就把事情搞定了。

1963年南京外国语学校成立之初，每个小学可保送两名应届毕业生免试入学。那年大妹孙兰正好小学毕业，如果父亲存有私心，完全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孙兰那时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这充分体现了父亲严于律己的高贵品格。

父亲对待师生，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关心。

1963年春节前夕，母亲凭票 购买了只有春节才供应的花生糖、寸金糖、交切片等食品。看着这些对孩子充满诱惑力的食品，父亲向我们子女宣布：“大年初一，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要带领大队长，大队委员前来我们家拜年，这些食品要留着招待小客人，等客人们走后，剩下的你们才可以享用。”大年初一，小客人们如期前来拜年，那点食品自然都被一扫而空。事后父亲也还买了些糖果来补偿孩子们的“损失”。

有一次大队辅导员陈长明老师，因为工作之需，留校加班，到了饭点，父亲把他带回家，吩咐母亲为其下了一大海碗的荷包蛋挂面。

父亲对待学校的教职员工，均一视同仁，非常的关心。老校工方顺，其儿子学习成绩很好，由于家境困难，他不想让儿子继续读书，认为还是早点工作算了。父亲知道后，就耐心地做方顺的思想工作，要他克服困难，把儿子培养成才。后来方顺的儿子读完大学，成为其工作单位的技术骨干。

父亲住在学校的二楼，三楼是高年级的教室。有天夜里，狂风骤雨，雷电交加。有教室未关严的门窗被狂风刮得响声很大，惊醒了沉睡中的父亲，他立刻翻身下床，摸黑上楼，仔细检查每间教室，把没关上的门窗一一关好。下楼时不慎滑倒，以至腰疼多日。

由于父亲对学校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回龙桥小学的教学质量在鼓楼区有口皆碑。我小学毕业时，全班45个同学，考入省重点南师附中的就有26个同学，占这个班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一个班级升入省重点南师附中的学生竟能有 如此之多，这不论是在当年，还是在现在，也都可算作奇迹了。

这一切源于父亲一九五三年夏季制定的一项教学改革创新方案，即班主任六年负责一贯制。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学生六年漫漫的成长过程中，班主任可以准确把握每一个学生思想品德的动态变化，从而及时作出正向引导。这是其一，其二是，班主任根据长时间观察可以准确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从而做到因材施教。

教学改革创新的方案，需要有人先行试验，父亲把试点班的任务交给了德才兼备的熊增华老师。恰好我是1953年秋季入小学，就进了熊老师连续任教六年的班级。熊老师平时教学认真负责，是学校里最有名望的骨干教师。她经常对外开公开课，由于她教学成果显著，曾被省长接见过，中央教育部也曾派人前来帮助她总结经验。

熊增华老师对我们班全体同学视如己出，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和亲人般的情谊，时间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当年父亲领导下的回龙桥小学生机勃勃，是全面落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典范。

学校开展了田径、球类各项体育活动，并先后向南京市中山东路体校输送了很多名选手，仅我们一个班就培养出两名体育尖子。王继光同学后来任南京市体育局乒乓球总教练，为国家输送了很多名优秀运动员，他参加编写的全国少儿乒乓球训练大纲获得国家体育二等奖。任福麟同学体育成绩拔尖，小学毕业考进了南京体育学院附中，后来终身从事体育教学。1965年回小女子篮球队，荣获了南京市小学生女子篮球比赛冠军，为学校捧回了金杯。

另外，学校有专门的美术小组活动室，配备有写生器材和物品。指导老师祝林是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的师范生。这个美术小组也出了不少人才，萧和先生后来是江苏省国画院的高级画师、江苏省高评委委员。陶嗣虎先生后来是山东省美协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和硕士生导师。后来毕业的黄柔昌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我当时也是这个美术兴趣小 组的成员，为后来终身从事美术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陶泽如先生则是曾获金鸡奖的国家一级演员，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陶泽如也是熊增华老师培养过的学生。

熊老师抓学生的文艺演出也很投入，每遇学校文艺演出，她都亲自指导同学编排文艺节目。熊老师对节目排练，严格把关，一不苟的工作态度，至今令人难忘。

父亲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各班在校园的边角零碎地带都建有小花圃，既美化了校园，也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熊增华老师还带领全班同学自己动手，铺设了一条从学校大门到教学大楼之间，长达几十米的青砖道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铺设时，熊老师一旦发现瑕疵，即令同学返工重铺。这条道路被学校命名为“红领巾路”。对此我班同学都记忆深刻。

以现在的眼光，回顾父亲当年领导的回龙桥小学，这些鲜活的事例，也足以证实了父亲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全校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熊增华老师旧照。

熊增华老师旧照。

熊增华老师赠送给学生的题字。

后来，南师附中袁金华老师1959年秋季接手回小熊增华老师班上的26名新生，继续将他们培养成才。

南师附中袁金华老师。

父亲作为教育工作者，非常注重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他经常介绍一些古典诗词和文学名著让我阅读，有些经典文章，他甚至逐字逐句地为我做出解释。每当暑天傍晚、父亲洗完澡，会躺在竹编躺椅上，摇头晃脑，用唱戏般的腔调背诵诗词，后来方知，那是古人吟诵诗词的声调，与今人的普通话朗诵不是一回事！

父亲为了培养我的阅读习惯，了解革命的历史，从学校阅览室陆续借出，有三十二本之巨的《红旗飘飘》系列革命回忆录，让我逐本阅读。父亲还向我推荐过《星火燎原》上下集、《我的一家》、《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红色文艺作品。

文革前《光明日报》经常刊登郭沫若先生赏析毛主席诗词的文章，父亲每次阅读，都会介绍给我学习。1965年春节，父亲送了我一本刚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本诗集，装桢素雅，印制高质。

父亲非常关心子女的思想观念，对我们从严要求。我和弟弟住校读书，每学期都会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在1965年元月3日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以往见到你的缺点，只是简单地批评几句，对你没有什么帮助。读了雷锋日记和王杰日记之后，使我感觉到在政治上应该关心你们兄弟姐妹，所以昨天上午找你谈谈，把我平时感觉到你的缺点，对你进行了帮助。我的谈话不知对你有帮助否？我觉得今后根据需要我们应当多谈谈，这也是我的责任。”

孙仲康校长给小儿子的信。

父亲在1965年12月14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元亮：星期天和你交谈中，了解到你近来学王杰政治觉悟有所提高，革命干劲更足了，又能自觉地进行体育锻练，体质也有所增强。你的进步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就记下来了你带给我的高兴。日记中从你联想到今天的我国青年，有这样一句话：‘古谚说，后生可畏，看今天的青年，应当说，后生可喜！’”

孙仲康校长给儿子孙元亮的信。

父亲知道我喜欢美术，尽管家里子女多，经济困难，但我学习绘画的材料是得到保障的。他还曾给我厚厚一叠八开铜版纸画页，画面的内容，是用水彩画的形式表现，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机与日宼飞机空战时的情景。画页的反面空白无瑕，正好可供我练习素描之用。每年春节临近，父亲会选一些我的画作，分別寄给一些亲戚，也算是父亲对我绘画作品的肯定和宣传。父亲还请大姑妈从浙江绍兴给我寄来一套老版宣纸拓印的《芥子园画谱》，使我学习中国画有了好的临本。我后来终身从事美术教育，应该也与此有关。

老版宣纸拓印的《芥子园画谱》

1959年夏季，父亲的工作突然发生变故。他被免去了回小校长的职务，下放到南京第十中学校办农场去养猪。我也耳闻父亲“犯了错误”，被开除党籍，当时我十分不解，心想父亲兢兢业业，学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所有这一切，父亲不说，我也不敢问，彼此装得无事一般。

其实，多年后我们才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的起因在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同志在中央高层会议上，针对1958年由于大跃进，浮夸风，造成了农村出现的大面积饥荒现象，曾向毛主席递交“万言书”，以期引起重视，解决问题。岂知事与愿违，彭德怀同志因向党中央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遭受到严厉的批判，蒙受了不白之冤。

庐山会议之后，为了揪出各级党组织内与彭德怀观点相似的“右倾分子”，全党开展了一个“向党交心”的政治运动。要求所有的党员，必须向党组织表明自己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真实看法。父亲本着对党的忠诚，“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党组织汇报了他对粮食亩产万斤的真实看法。他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心里还是有数的。现在报纸上的亩产量，每天都在高升，甚至已达到亩产十几万斤，这么高的产量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始终想不明白”。

父亲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讲了掏心窝的真话，却立即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1962年1月，党中央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议纠正了前几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出现的左倾错误。同年八月，党组织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甄别，给予平反，恢复党籍，恢复校长职务。

父亲平反后，心情异常舒畅，在回校工作的前夜，父亲第一次向我敞开心扉，吐露了当年的思想感情。他说离开了党组织后，自己的思想极度痛苦，经常从睡梦中哭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失去组织的信任，就是失去了政治生命，他甚至怀疑继续生存的意义，但是由于对家庭及子女应负的责任，以及对党组织的坚定信念，父亲及时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他自认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且坚信党的纠错能力。父亲忍辱负重，最终迎来了党组织对父亲问题的甄别与平反。

父亲重返回小领导岗位后，并没有因为曾经有过挫折而情绪消沉。相反，他不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还特别注重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处理实际问题。

1966年2月20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父亲与我一起讨论学习焦裕禄、王杰等先进人物的心得体会。从父亲与我的谈话，可以看出父亲治理学校的工作理念。下面摘录的仅是父亲的部分讲话。

“焦裕禄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的精神，和他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

“作为一个领导来说，思想革命化一分，工作就有一份成绩，思想革命化两分，工作就有两分成绩，什么时候彻底革命化，什么时候工作就能真正搞好”。

“我们做思想工作一定要虚心，因为帮助别人也是同样改造自己。只有诚恳地做工作，才能做好别人的思想工作。要想自己帮助别人的话不成空话，就要有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基础”。

“兰考就是因为有焦裕禄这样的领导才改变了面貌。一个学校也是这样，校长、主任、班主任这些核心领导的革命化，直接影响到下面的工作开展”……

孙元亮先生的日记（封面）。

孙元亮先生的日记。

孙元亮先生的日记。

孙元亮先生的日记

父亲不幸于1966年8月2日溺水去世，对父亲的的英年早逝，区委、区政府非常惋惜，追悼会的规格很高，区委主要领导们都来参加了，鼓楼区教育局的领导主持了父亲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哀乐低迴，巨大的㡈联悬掛两侧，上联是“呕心沥血育新人”，下联是“艰苦朴素传家声”。挽联高度总结了父亲的一生。

父亲的生命定格在四十九岁，这已属人生之不幸，更不幸的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清队运动开始了，父亲生前的政治结论居然也被推翻，父亲虽已去世，还要再次蒙冤，并因此诛连家人。母亲和两个妹妹按月领取的革命干部遗属抚恤金待遇被取消。这时弟弟孙元烈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原先已确定弟弟分配在南京，待收到回小公函后，立即将弟弟的分配地点改为沈阳……

就在我们家，陷入巨大困境之时，父亲的八姑、大妹、四妹，坚信父亲是没有问题的，她们在道义和经济上支持和支援我们，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父亲是在八姑戈今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9年全国刚解放，父亲立即写信动员其大妹孙乾文和四妹孙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妹孙乾文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文化教员，四妹孙馨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的机要秘书。然而，亲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革命情谊，使她们在大讲阶级立场大抓阶级斗争的文革时期，仍然坚定地与我们站在一起！

孙乾文同志在京军事学院大礼堂前的照片。

孙馨同志（前排右）与其丈夫王福山（前排左）和战友回国后的合影。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启动。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了所有的冤假错案，多年来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政治阴霾”也随之一扫而净。

我们一家人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也可以大胆的工作了。母亲也重新享受革命干部遗属的待遇，寿至102岁。

今年是父亲去世55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回小的领导和师生换了一茬又一茬，现在几乎已经没人知道，这个有着75年校龄的回龙桥小学校，曾经有一位名叫孙仲康的老校长，他在这所学校初创的那十几年间，为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不知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代价……

今年适逢党庆百年，回龙桥小学的现任领导，通过学习党史，了解到这所学校曾经有过的一段红色校史。根据96岁的退休女教师陆秀和女士提供的线索，学校现任领导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于是就有了本文的开头，回龙桥小学董富强校长一行4人，前来我家走访……

那天上午，回小的领导班子听取了我的介绍，翻拍了家中的老照片。临走时，董校长握着我的手，诚挚地说道：“谢谢孙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说“上党课”，我不敢当。但是，让现任的回小领导班子，了解了当年的老校长，是如何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实事求是，我想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董富强校长与孙元亮先生的合照。

为了探寻有关父亲在回小工作的那段史料，我查找资料，还原历史，多方询问，实事求是。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触发了我对父亲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回顾和思考，也让我进一步深刻地读懂了我亲爱的父亲。父亲对那三年所受到的磨难未曾向我有过半点的诉苦和抱怨，每每想到这里，我对大度的父亲立刻肃然起敬。

父亲他们那一代的共产党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在那个年代投身革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为信仰，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

试想，一个为了革命理想，连生命都敢于舍弃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勤奋工作，积极奉献，在他们看来那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革命者，还 会去计较组织对自己一时的误解？还会去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贪腐？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些革命者，他们信仰坚定，人格高尚，活得干净，父亲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党是不会忘记自己的优秀儿女，随着回小领导班子的来访，父亲的英名又重新载入回小的红色校史，父亲作为这所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功绩就在于，一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师生，开山筑基，为回龙桥小学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龙桥小学今日新貌

回龙桥小学今日新貌

其实父亲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音容相貌早已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思想才华也已融化在我的血液之中。每当我面临人生的选择，冥冥之中的父亲，总能帮助我作出最佳的选择。

这是因为，精神是可以传承的。

作者介绍：

孙元亮先生

孙元亮，1947年2月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曾任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美术教师、中教高级职称、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鼓楼区政协五、六、七，三届副主席、曾任鼓楼区政协求知艺术学校校长、曾任《花鸟画研究》杂志主编，现任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顾问、江苏省美术家理论委员会顾问、江苏省紫金书画院顾问、江苏格冠美术馆名誉馆长、民盟中央美术院南京分院理事。其代表作《秦淮胜迹图》的金属雕刻版壁画，长140米，高3.2米，被安置在南京集庆门，凤台路，秦淮河东岸。

孙元亮先生代表作品《秦淮胜迹图》的金属雕刻版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