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邹洪达 ， 生于 1954年，四川知青，本科毕业，1971年6月在云南孟定农场（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七团）副指导员。返城后在成飞工作，退休后在成都东科信航空自控设备公司工作。喜欢读书写字，酷爱文学和旅游！

《云南兵团知青轶事》连载（二十）

作者｜邹洪达（四川）

难忘的岁月

 ---支边五十周年随感

（三）

6月24日我们出发后，在刚开通试运行的成昆铁路线上，走走停停，于26日上午才在云南的广通下了火车。后乘汽车到了楚雄住下。尔后五天就整天挤在蓬布大卡车里颠簸着向滇西驶去。那八、九百公里长的碎石山路，像弯曲的长蛇，逶迤盘旋于崇山峻岭中，无比的险恶，令人胆颤心惊。无量山上，时而阳光暴烈，热浪扑面，车轮卷起滚滚红尘弥漫着车厢。时而浓雾遮日，天昏地暗，车辆不得不蜗行其中。瞬息间，又是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横扫进车厢，让人无处躲藏。悬崖峭壁下，澜沧江咆哮着翻卷起混浊的浪花向南泻下。一路烈日暴雨，大雾尘浪，我们餐尘饮雨，朝行夜宿，不少人晕车呕吐，不论男女，一个个蓬头垢面苦不堪言。瞬息万变的天气和蜿蜒曲折的道路，让我们足足领教够了云贵高原的翻云覆雨，喜怒无常和边疆的偏僻遥远。

（巍峨无量山）

一路上我们高唱着这样的歌：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

    一生交给党安排

    要到南疆去锻炼

    改造全球幸福来”

6月30日，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云南耿马县的孟定坝。从6月24日下午16点从成都火车站出发，到6月30日下午16点左右踏进连队，路上整整走了七天。当我们的车进入孟定坝后，沿途有许多人呼着口号夾道欢迎我们，我们车上人也喊着口号回应。车路过一个连队时，我们正喊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突然间，车下的人群中有人喊到"狗儿!狗儿!”，“你们上当了!不要下车！"。我们都怔住了，心情一落千丈。狗儿，是我们车上一个同学的小名。原来我们以为车下的欢迎人群是当地农民，谁知竟是成都智明路中学知青，早我们几个月去云南，已经变得和农民没两样了。    汽车开到电站二连，再也开不上去了。迎接我们的是个穿着身黑色破旧衣服，戴着顶竹斗笠，卷着裤脚，面容有些倦怠的中年男人，后来才知是刘指导员。他说着我们不太听得懂的话，带着我们这群充满好奇和期盼的娃娃，向连队走去。雨后的山路，泥泞不堪，很快我们的双脚就糊满了红泥。爬坡，爬坡，再爬坡，转弯，转弯再转弯，又下坡，终于到了。从坡上看到我们的连队，是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和油毛毡房。见此景，谁也高兴不起来了，当即有人哭了起来。

我们在一个棚子里坐了下来，有人挑了两桶水来，粉红色的水，冒着热气，我还以为是麦乳精呢，喝一口到嘴里，滿是泥土味立马想吐，原来那粉红色，是山里的风化石冲到河里染上的色。    那天晚饭是红米饭，烧肉，海带汤，没加佐料的肉，吃起没胃口，谁也没想到，以后，就是这样的肉，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连队是为欢迎我们，才专门杀的猪。到连队第二天早晨，睡得正香，听到了广播响，感觉还是成飞的广播，睁开眼睛，一看竹芭墙，心一下就凉了。上午学习。午饭后，午觉，大家开始写家信，写着写着就有人哭起来，渐渐的大家都跟着哭起来，男宿舍女宿舍，坡上的，坡下的房间都传出了哭声，整个连队哭成一片。   连队边有个佤族寨子，走进那些佤族们住的低矮的茅草房，可谓家徒四壁，房里唯一值钱的除了那口铝制缅锅，就是一条棉线毯，小孩都光着腚在外面玩耍，男人们出门干活，就穿个裤衩。地上的火塘是他们煮饭取暖设施，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贫穷落后让我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不久的一天，我们在连队边的山坡上挖地，挖出一个很大的蚂蚁窝，足有一米多见方。蚂蚁将一段粗树干蝼得千疮百孔，形如骷髅。有个昆明知青对我们说，以后我们死了，就这样喂蚂蚁了。眼前的一幕和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使我的情绪低到了极点。几天后，我和大家一起去山下扛米回连队，在路上，我很悲观地对同学唐X林说：“我们这辈子完了，以后死了就喂蚂蚁了”。 他对我说,“那不一定，我们这辈子长着呢，我不相信我们一辈子都这样”。三人行必有我师，他的这番话，顿时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启发了我不要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眼前，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用辩证的、发展的思维方法看问题。他的话让我将记了一辈子，一直对他充满感激。

（崇山峻岭中的澜沧江）

住茅棚，睡竹床，点煤油灯，喝“玻璃汤”。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我们。沉寂千年的莽莽亚热带原始森林，像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遮天蔽日。每天拂晓，我们便扛着斧子、锄头、钐刀上山砍木料、开荒造地，炸石修渠，烧砖烧石灰。原始森林中那些上百年的黄心楠、红春树、铁力木等珍贵树木被我们一棵棵地砍倒锯断做了木料和斧把、刨子有时在山上干活，口渴难耐，挥起斧子砍倒一棵碗口粗的橄榄树，摘下些橄榄解渴，为了几个橄榄，就毁了一棵树，现想起有种负罪感。每每回忆当年的情景，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格外沉重：根本没有想到美丽、富饶的云南红土地，孔雀的故乡，莽莽大森林，遍地鲜花盛开的亚热带雨林生态环境与气候，还有令人惊粟、可怕的一面，来自大城市的我们一时无法适应：

白天气温可高达四、五十度，晚上必须盖着棉被子睡觉。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烈日无情地灼烤着人们，它很快使人大汗淋漓。稍息片刻又很快吮干人身上的汗水，使人们的衣服前胸后背泛起一片一片汗渍的白圈，让人很快就精疲力竭了。一整天就这样反反复复。当时大家都不敢穿短衣短裤出工，全都用长袖衣裤将身体捂着。

                     （七团知青之歌）

刚去兵团时，我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当时正是雨季，天天下雨，空气非常湿热，床底下长出了芭蕉，鞋下放在床下，一两天就长出长长的白毛。连队给我们发了三件宝：一块透明的塑料布、一顶斗笠丶一把锄头，知青戏为军衣丶军帽丶枪。我自做聪明地，将那块塑料布垫在了棉絮下，以为可以防潮。谁不知，不久，我经常腰疼，难眠，一次不经意地翻看床铺，才发现棉絮的上半截全湿透了，像尿过床一样。细想了下，是铺了那塑料袋布，不透气，反而更潮湿了。把塑料布取掉后，再没事了。 

“旱季一把刀，雨季一包糟”，当地人真实形象地比喻出了走在路上的感受。旱季来了，几个月不下雨，土地象石块一样，一锄一个白印，那火辣辣的烈日，直晒得浑身发痛。若是赤膊赤背地干活，十分钟就能把脊背晒起无数的大燎泡。而雨季一来就成天累月下个不停。孟定坝瘴气弥漫，虐疾、痢疾盛行，还是麻风病的高发区。湿热的气候孕育了大量毒蛇、毒虫。出工时，路边随时有可能窜出条吐着白信的毒蛇。在丛林田坝中，各种令人恐惧的小生物，被知青们戏为陆、海、空三军：空中来的疟蚊、野蜂、飞蚂蚁；陆地上的毒蛇、蚂蚁、旱蚂蝗、马鹿虱等毒虫、水中的水蚂蝗、水蛇等，频频向我们进攻，防不胜防，不断有人被叮伤、咬伤、病倒。在知青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云南有四‘马’/四马为何物？/蚂蝗、蚂蚁、马蜂、马鹿虱”。密布在林中的蚂蝗寸把长，土灰色，脑袋扁扁的，隐蔽性特别强，只要你一走进丛林，它们总能钻到你腿上，拼命地吸吮你的鲜血。防蚂蝗的帆布腿套根本不管用。云南十八怪“三个蚊子一盘菜”，那蚊子特别大，能传播疟疾。无论是白天在森林里，还是傍晚在宿舍里，蚊子都非常猖獗，它穿透过你的单布衣裤，去吸你的血，只有躲在蚊帐里才能免受其害。山上的红蚂蚁、黄蚂蚁、黑蚂蚁成群结队，火柴棍粗细，被他们蛰到奇痛。我们知青有谁没有领教过蚂蚁的招数？被它们蛰几次后，我们学会了在上山伐木砍竹，举刀下斧前，总是先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蚂蚁窝，有的话立刻躲得远远的，哪怕面前是难得的好料，也放弃。恼人的马鹿虱，只有绿豆大的寄生虫，会随季节的变化改变颜色麻痹人。它一上人身，先将皮肤麻醉，然后钻进肉中，痛痒难忍，抠都抠不出来。下田插秧，那半尺长、指头粗的水蚂蝗叮在你腿上，让你毛骨悚然。晚上蠓虫、飞蚂蚁、壁虎都爬进屋来与你同处一室……。许多知青皮肤上都有溃烂处。有段时间，孟定坝流行疥疮，那东西传染性极强，我仅是被别人用了毛巾就被传染了，那疥原虫就爱长在皮肤有褶皱的地方，什么手脚指缝啊，大腿根啊，手、膝关节啊，睾丸啊都长了疥疮，奇痒难忍。每天夜里痒得我睡不着觉，白天还要出工，人都打不起精神。它还特别顽固，硫磺软膏、硫磺皂都用了，一直不见根本好转，直到一年多后，回家探亲时才彻底治好，当时知青们都叫它“国民党籽籽”。

（孟定亚热带原始森林）

我们要过“三关”，即：劳动关、生活关、恋爱关。

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使知青们心理几乎濒于崩溃。我们既要‘治坡’又要‘治窝’，劳动异常艰苦。为了让孟定坝的人能用上电，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十多个小时地凿石修渠，伐林烧荒，开林带挖胶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每天白天要上山垦荒、伐料、凿石，下田坝插秧、钐坝，晚上还要参加“义务劳动”。刚去那一两年，每天早上要出早操，夜晚还要政治学习。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紧急集合，搞敌情演练。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精疲力竭，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再加上手上的血泡，脚上的脓疮就更够呛了。各种大会战，攻坚战，突击战……一个接一个。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大干，月月大战。什么迎接开门红、革命化的春节大会战、大战红五月、红七月、红八月、红十月，“决战四十天”，名目多得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年冬天，我住在二营十一连那边的山里砍料放伐，刺骨的山涧水，尖锐的山涧石，让人生畏，一星期就穿破一双解放鞋。白天累得精疲力尽，晚上大家话都不想说，二十天下来，我感觉语言功能都退化了。这种情况莫说年方十六七，细皮嫩肉、体力单薄的我们知青们喊天叫苦，就是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干惯了农活的老职工也招架不住。不仅是劳动艰苦，劳动中还时时伴随着危险。有的知青被炸死、炸瞎，有的被砍倒的大树砸死，有的被砍倒弹起来的竹子挑到空中摔死......。我长期从事炸石、伐木、烧石灰等危险劳动，每次点炮时都心惊胆战。支边期间，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身上留了多处伤疤。73年雨季在一营三连边打石头时，有几天接连下雨，连队没有送菜来，菜断了顿。排长很着急，便用半商量半期待的口气让我和龚同学去河对面的山上去砍些竹笋当菜。望着雨雾中暴涨的南定河水，我心里直打怵，犹豫了下，硬着头皮答应了。我俩只穿了条裤衩，用绳子把大砍刀捆在身上，往上游走了很远下了水，奋力往对岸游，汹涌湍急的河水将我俩冲出一百来米远才过到河对面。山上的蚊子饱餐了我们一顿，咬得我们全身都是包，我们一刻也不敢休息，匆匆在砍了一大堆竹笋，划了些篾条，把竹笋串起，带在身上，又找了个地方下水，把笋子拖在水面上 ，拼命游了回来。冷得我全身发抖，精疲力尽。为了点竹笋，差点把命都撘进去，想想都后怕。76年烧石灰时，熄火那天，我上到窑顶站着观看顶部石头烧的成色，站了一会，不经意的看见脚前的地上裂缝在扩大，一些土在往缝里滑，我感到有点不对劲，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瞬刻间，我刚站过的地方就垮塌了下去，如果不是及时退了几步，我定葬身在那几百度高温的石灰窑里了。

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而几乎不见油水的饭菜让我总感到吃不饱似的。浮着韭菜叶的盐巴水和几砣吃得反胃的糯米饭，成了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支柱。我创下了一个中午吃了一斤半米饭和10个一两的小馒头的记录。当时，橡胶连队的战士每人每月粮食定量35斤，多为掺着包谷子的糯米饭和红米饭。由于我们电站从事的都是凿石修渠的繁重劳动，定量是国内最高标准：45斤，可是男知青根本不够吃。一个月的粮，半个月就吃完了，我们经常靠家中寄全国粮票来接济。女同学经常把省下的饭票送给男同学。副食供应更差，基本上见不到油。一、两个月吃好不容易吃一回猪肉，可吃后不少人跑肚拉稀，人们的肠胃已经不习惯荤菜了。人都吃不饱，猪能有什么吃的，猪靠吃山沟里砍来的野芭蕉树干充饥，总长不大，很瘦，还常病死。更谈不上膘肥体壮了。大部分猪都是散养，它们经常跑到知青宿舍里找食，有时被饿极了的知青偷偷弄死煮来吃了。有的知青去偷老职工家的鸡、种的菜，与老职工的矛盾日益加剧。更有甚者，有的知青把埋在土里染上猪瘟病的死猪，半夜里扒出来，刨去皮，去掉内脏，将死猪肉也煮吃了。有次，我们电站一连杀猪过节，派我去帮忙，把猪杀后破开一看，猪肉里有很多米豆，是头患了囊虫病的猪。全连人眼睁睁地盼着杀只猪，却是病猪！大家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就把连长找来，连长犹豫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叫在场的人不要声张，让我们把肉切成小块，再用这猪的油炸出来给全连人吃了。要是现在，这猪早都焚烧掩埋了，谁还敢吃。但那时，太饿痨了。说起恋爱关，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知青面前:男多女少。据有关资料统计，成都各中学去云南兵团的女生都少于男生，后来陆陆续续有许多女知青用各种办法离开了农场或嫁给了年纪大些的老知青、老工人。使男女知青的实际比例严重失调，还不到三比二，找不到对象，成了困扰男知青的一个难关，我记得农场也对此非常着急和头疼，但又毫无解决办法。

（1991年支边二十周年时刊登在《成飞报》上的成飞支边知青文章。）

亚热带雨季的水涝、水土流失，旱季的干旱，以及缺乏种菜的经验，使得蔬菜奇缺，品种单一。不是一连几个月顿顿南瓜汤，就是一连几个月顿顿莲花白汤，使得直到现在，支边过的我们，看见南瓜和莲花白就想呕。连队炊事班好不容易种的菜，刚长出来，就常常被人偷光。有时实在没有菜了，干脆往开水里撒一把盐，全透明，故称“玻璃汤”。 大多数饥肠辘辘的知青 只能靠家中寄包裹，或趁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大包小包带回腌肉、菜油、猪油、辣子、咸菜来解馋。即便带回再多的副食品，也经不起战友们共享，往往一个星期都吃光了。

我们每月28元的工资 ，除去粮、盐、牙膏、信封、邮票等开支，所剩无几，买瓶红烧肉罐头要花两元一角八分，一顿就吃个精光。没有电视，看到的《云南日报》都是七天前的，没有文化精神生活的日子是那么枯燥难耐，重复看过无数遍的老掉牙的露天电影，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走几里路去看。我有个朋友叫徐学礼，是四营山上连队的成都知青，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病亡，他成了孤儿，其貌不扬的他，却非常爱读书，是个故事大王，很受人尊重。有次他到一营二连玩，大家让他讲故事，坐了满满一屋子人，讲着讲着，突然轰隆一声，床被压垮了，床上的人都倒在了地上。令人痛惜的是学礼在1978年因在山涧中捞木料被洪水冲走溺亡，我竟连他的照片都没留下一张。      

（未完待续）

本期荐稿：中权（美国）

本期审核：王文（中国）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本期配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