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邹洪达 ， 生于 1954年，四川知青，本科毕业，1971年6月在云南孟定农场（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七团）副指导员。返城后在成飞工作，退休后在成都东科信航空自控设备公司工作。喜欢读书写字，酷爱文学和旅游！

《云南兵团知青轶事》连载（十九）

作者｜邹洪达（四川）

难忘的岁月

 ---支边五十周年随感

七律•芳华留在红土地

作者｜中权（美国）

支边巳逝几多年

回想心中百味全

岁月磋跎常再现

彩云之处汗浇田

芳华青涩献关塞

苦尽甘来变老仙

黑发染霜颜面改

故园欢聚话从前

（一）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总会有一些自己最难忘的日子，对我来说６月２４日则是我此生永难忘却的日子。五十年前的1971年６月２４日，是我走出校门加入兵团知青大军步入社会的起点，那一年我十六岁多。

这一天，我们300来个在成都黄田坝长大，就读于成飞子弟中学的同学们告别了亲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大都市，启程前往云南边疆支边。那日似苍天有眼，黯然动容怆然泣泪为我们送行。从清晨起，整个黄田坝就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蒙蒙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那时，我家因我父亲文革挨斗，被赶到了清水河边农田包围中的平房，从那里去学校的路有三公里远，且大部分是泥土路，还要翻过一个铁路坡。记得那天上午，我哥早早地去厂里借了辆铁架子车，将我的行李装上车，我俩冒着雨走在泥泞的路上，吃力地推着车子翻过铁路大坡将行李送到了学校。中午，一家人在默默无语中吃了午饭后，我便匆匆来到了小学的风雨球场（大礼堂）集合，大家按行前的编队，站成一排排，一些老师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握手告别。

小学的高莹华老师来了，她逐个拉着我们的手一一告别，才和两个同学握了手，她就突然眼圈一红，泣不成声,她哽咽着叮咛我们：孩子们要多保护自己。在此情此景下,一股别离的凄伤之情触电般立刻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同学们都有些抑制不住自己了，不少人眼里淌出了泪水。

下午２点来钟，离校的时间到了。这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背起背包冒着大雨，缓缓地走向停在校外的大客车。这时，低年级的学生们走到我们面前，给我们戴上大红花，几个熟悉的小弟弟如吴辉、新新、阿毛等一起涌到我面前，把他们手上的花都戴在了我胸前和背包上，那情节就像我光荣参军入伍一样，雨水很快就将那些花淋湿，并将我的前襟染成了红色。

载着我们的大客车在雨中缓慢地离开了学校。我睁大眼睛想再多看一眼自己往日生活学习过的地方，竭力把所看到的一切都刻在脑海里。汽车走过老商店外，透过车窗看到我们亲手栽下的女贞树，在风雨中摇曳。车过中央马路了，锯齿型的百货大楼前，一排排我们熟悉的大字报栏前空无一人，现出一片凋敝、疏落的景象。那２０车间工人、“十六条讲习所所长”、我们学工时的王中和师傅为我们支边而创作的《支边之歌》贴在大字报栏上，格外醒目。车过跃进门时，我们看到王中和师傅独自站在路边，一手撑着把黑伞，一手挥舞着红语录本，向我们致意告别。突然间，汽车猛地加了速，轰鸣着急驶起来，黄田坝瞬间在我们眼中消逝。

火车站广场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数千名中小学生手舞花束，喊着口号，隆重夹道欢送我们。站台上，成飞文工团的乐队，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奏着革命歌曲，那些原本我们最爱听的交响乐，在此时刻，却似乎变的那么鼓噪，令人厌烦，谁也无心听它了。

工厂和学校规定一家只能去2个人到火车送行，还发了票。车上是我们这些深沉不足，兴奋有余，懵懵懂懂的孩子。车下是愁肠百结，内心在颤抖的父母们。下午四点，随着一声汽笛响起，列车缓缓开动了，车上车下顿时一片哭声。

我们在与亲朋好友挥手告别之际，不曾想到：随着列车出发的汽笛声，我们懵懂出走的大城市，在数年后成为我们梦寐以求回归的殿堂。在这稚嫩急促的步伐迈出之后，我们的人生道路竟那么艰辛，漫长。

 （二）

 五十年前的我们，谁没有美好的憧憬？谁不渴望上学、当兵、当工人啊？为什么要跑那么偏远的云南边疆去呢？  

翻开历史那一页，我们可以看到：1971年的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整个中国还处在政治挂帅，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全国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大部分都处在帮派争斗，夺权、斗、批、改之中。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升学无路，工厂不招工，毕业生留城无门。国民经济崩溃和倒退、政治混乱，使得城市已无力安置那么多青年就业了。    

自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后，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主要看他是否愿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还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使经过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数百万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逐渐高涨起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时下乡不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成了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成了跟不跟毛主席走的大是大非，有几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况且我们中不少人的父母还处在被批斗之中。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在诸多因素的合成作用下，没有谁给我们这些城市青年更多的选择：不是插队就是支边。上山下乡已成了唯一的选择，无奈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没有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去讨论青春悔与无悔，意义不大。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之一，具有“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色彩，执行上有许多极左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场带有强制性的运动和经济策略，是一代人整体生存状态的转移。

几十年后，战友任荣华曾感慨道：“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命运一开始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并且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我为之感到欣悦，这才是我们国家民主、人权的真正进步。”

 1971年初夏，我们这批初中生在中学只呆了2年就毕业了，我们读小学时就因文革停课没读够， 1969年春季我们分别从小学四、五、六年级一锅端，上了中学。初中两年期间，下工厂学了半年工，在家闲了半年，还住到农村学农和军训了一段时间。学完一本《毛泽东思想课》，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而那本《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及一本《英语》都没有学完。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而且当时我们年龄特别小，大部分人十六、七岁，极少数还有不满十六岁。十六、七岁，是个什么概念？是连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还不谙世故的孩子。看看现在身边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是那么天真无邪、阳光灿烂、无忧无虑。这么大的孩子有几个不是坐在课堂里朗朗读书？可当时的我们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我们那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担负起了与我们的身心极不相称的人生重担。

在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时，传来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成都招人的消息。

云南兵团二师的一个现役军人副师长带着宣讲团在成飞俱乐部召开了有上千名学生与家参加的宣传动员大会。会上做了不少“拔高”的宣讲，军人干部是这样宣传云南兵团的美丽、富饶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抓一把花生，滚一身芝麻”“发工资、吃定量、军队编制等”。面对一些家长的提问，也有的军人讲得比较客观，说孩子们去后有的住瓦房、有的住草房、有的住得更差些……。他的话，使我对兵团的艰苦有了点思想准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时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导致了每个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对支边的态度不同。那时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父母们普遍都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大部分家庭的人平收入不足15元。不足百元的收入往往要维持六、七口人的生活，是很普遍的。当时国家经济拮据，物资匮乏，粮、油都定量，肉、蛋、糖、酒、烟、肥皂、啥都凭票供应。你不下乡，户口强行给下了，什么供给都没有了，谁来养活你？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了，你再牛，没有饭吃你还牛得起来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成了当时时髦的口号，其实也是无奈的感叹。愁肠百结的父母们，在孩子到底是去下乡，还是去支边的问题上实在难下决心。那时学校、工厂都被军管，军管会的人把动员支边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对党员干部施加很大的压力。他们说，如果家中已有下乡的，又有可去支边的子女不去支边，以后招工就不招下乡的进厂。掌心掌背都是肉，这种株连做法，让许多家长左右为难。眼看着已下乡几年的子女年龄一天天大了，他们今后的工作、婚姻问题越来越急迫了。权衡再三，无奈下，只好再把下面的子女送去支边。我就是这种情况，我父亲当时刚被摘掉“假八大代表”、“假全国劳模”戴帽子，解放出来恢复工作不久，他所负责的工厂设备与动力运行系统，适合支边条件的家长特别多，军管会的干部要求我父亲带头，还对我父亲说，如果我不去支边，那以后厂里再招工，就不招我前面下乡的哥哥回来。在我之前，家里已经下了三个知青，我母亲曾几次去学校找军宣队的军代表，提出我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不能去支边。但在这极左的株连政策下，迫于压力，我父母的不得不做出痛苦的违心的抉择。在我和父母都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还是送我去了云南支边。这样一来，形成了我们一家五个子女却分在东北两省和西南两省的五个地方：老大文革前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工作；老二在辽宁西丰县下乡，他原本是老三届高中生，1962年我家从沈飞调到成飞时，他已考入沈阳最好的沈阳二中读高中，便留在了沈阳读书，此时也下乡；老三在四川盐亭下乡；老四下乡后刚招工进厂；我这个最小的老五又去了最偏远的云南边疆兵团。做父母的时时要牵挂五个地方的子女，经济上的、精神上的负担是多么的沉重，真可谓身心憔悴。

兵团拿工资、吃定量，部队编制，军人管理，这对许多困难家庭、担心子女学坏的家长是有吸引力的，有不少家长认为反正不是下乡就是支边，还是把孩子交给兵团好像更放心一些。当时社会出现了不少像成都“李向阳部队”那样的打、砸、抢、偷的超哥、舵爷，成飞中学里也出现了魏X忠等类似团伙。社会治安达到了全国解放以来最混乱的局面。怕子女学坏了，去兵团有军人管理放心，也是当时许多家长让子女去兵团的动因。还有的家里一次就去了两个子女到云南支边，我们学校至少有张、毛、吕、任、刘、叶六家去了2个子女到兵团支边。加上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学生受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影响，都对穿绿军装，背枪放哨的军营生活充满向往。有的同学积极响应踊跃报名，也有的是强烈抵触躲闪回避，还有的是随大流。有个同学饶XX，是家中的独子，当时正在江西老家玩，听说兵团招人后，打电报回来报名，并急忙从老家赶回成都，写了血书报名去兵团。学校里写血书去兵团的还不止他一个。有的人偷了户口去报名，有个低年级同学周X民，是个孤儿，当时只有15岁多，寄居在哥哥家，而他哥哥家每月全部收入只有30多元，要养他聋哑嫂子、2个侄儿和他哥俩共五口人生活。他为了减轻哥哥的经济负担，偷了户口去报名，可他太小，起初没获批准，他赖着办公室不走，最后被同意了，他哥哥知道后，把他打了一顿。有的不想去却非要他去，还有的人想去却不允许他去。当时，去兵团的人要政审，一些满腔热血立志献身边疆的同学却因父母历史问题等被拒之在了兵团大门之外。

就这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很顺利地完成了在成都市招收知识青年的工作。

支边通知书下来后，厂里来了几个人，敲锣打鼓地到我家送喜报，我母亲接过喜报，立刻流下了眼泪。在一个星期天，我父亲破天荒地带我一起坐公交车进了了趟城，到人民商场、百货大楼、春熙路等地逛了一天，买了帆布箱子等物品，他知道我喜欢学医，还给我买了本《赤脚医生手册》和一个听诊器。我俩还下了馆子，在努力餐厅吃了份咕咾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陪我逛商店、下馆子。要不是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支边，他可能不会这样做。在这以前，他不是挨批斗就是忙于工作，他每天早出晚归，晚上吃了饭还往厂里跑。那时工人晚上加班，可以领三个烤饼，可他从不拿一个烤饼回家。在公交车上，我们遇到了和我们一样去城里买东西的父女俩，那当父亲是和我父亲一个系统的设备维修车间的主任包X龙，是一个参加香港两航起义回大陆的党员干部。他家已有几个儿子下乡当知青了，他虽知边疆山高路险，生活艰难，却不得不带头将唯一的爱女送去支边。那时的干部大多数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处处模范带头作用，很少顾及子女和家庭，更不要说为子女谋私利了。

那时间，全成都市几乎所有的商店都设立了“知青专柜”。几乎所有的“专柜”前都挤满了知青。帆布箱子、手电筒、行军壶、床单、脸盆、毛巾等都是必需的。他们在棉花店买了棉絮，又在蚊帐店买了帐子。布店关了铺板，门口贴着——“劳动布已售完”。搪瓷品专柜排着长队，瓷面喷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饭盅，一回能装两斤饭。

（未完待续）

本期荐稿：中权（美国）

本期审核：王文（中国）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本期配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