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

十几年后，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终于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这时，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问在延安的两位“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一大”到底是哪天召开的？此时，距离“一大”召开虽然并不太久，但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

“一大”本是秘密进行。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屠杀，经历了5次大“围剿”，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的文献资料早已散佚，当年的代表牺牲的牺牲，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正如董必武所说：“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1938年，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定在“7月1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史专家才考证出“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的会址，就在李汉俊的家。

李汉俊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二层小楼里。楼上是他的卧室，楼下是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的客厅。上世纪20年代，望志路一带还不是繁华市区，附近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会前，组织者们本来打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不同地点开会，可是苦于合适场地难寻，结果一连几天会议都在李汉俊家中进行。

这也正应了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题词。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坐在李汉俊家一楼餐厅长桌子旁的代表们，大概谁也没想到，那一刻将会影响中国今后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一大”的主要议程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时，两位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士——李汉俊和刘仁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孙中山革命，加入议会参与竞选。而刘仁静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中国共产党应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参加“一大”，但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却了如指掌。多年后，他对表弟濮清泉说，“一大”上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倾向极左，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俩也不看看当时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

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至少要几十年。

会上，另一个引起空前激烈大辩论的话题是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

一直比较沉默的陈公博发言了，他主张“可以”。因为他当时正在南方政府中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不过，大多数代表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怎么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呢？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调和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不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一类的大官。

从后来的事实看，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误会。陈公博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陈致美曾担任过广西提督。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肤浅，对自己要信仰什么主义也没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间的正常讨论，被他当作庸俗的互相倾轧，当时就“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