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茶在甜品店的“沦陷”

   ——论电影《柳青》拍给谁看？

                   文/董惠安

    还未走进影院，就看到了影片《柳青》因受到美国大片的冲击在北京院线“沦陷”的信息。于是，我赶紧冲进附近的一家“奥斯卡”厅，怀着几分悲壮，抢睹《柳青》风采。剧终人散，心中五味杂陈，深感当柳青这样的作家不容易，当《柳青》的编导不容易，当《柳青》的观众更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同场次的观众多为某企业包场的员工，放映过程不乏昏昏欲睡和玩手机者，看这样的电影对他们来讲不是娱乐而是任务，远没有看美国大片来劲儿。《柳青》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的观众群体中“沦陷”有其必然性。但有着思考毛病的我，窃以为电视台海选出来的歌手不一定是最好的歌手，而被乐于看肥皂剧、看“熊出没”的观众冷落的电影不一定就是差评电影。江湖上不以成败论英雄，影片也可不以票房大小论成败。《柳青》的沦陷，好比苦茶在甜品店的“沦陷”，其中的一些是非长短，还得说道说道。

    选择拍《柳青》，几分冒险几分悲壮

   传记片难拍，在中国传记片更难拍。80后导演田波选择拍《柳青》，很有几分靳柯刺秦的冒险，也有几分孔明六出祁山的悲壮。如果说，他选择了某个当今时代的弄潮儿宠儿，或者大胆地选择了莱温斯基、苍空井，或者李小龙、张伯荣拍传记片，那一定火爆，票房完全会不输于《速9》。如果拍美女坐其怀而不乱的柳下惠、侠盗魔功夫于一身并敢于骂孔子的柳下跖，也会博眼球，抢市场。如果拍柳传志的女儿、滴滴打车的创始人柳青，满满的励志故事和现代都市元素，票房也会是别一番情景。但田波偏偏选择了愚顽固执的乡巴佬作家柳青，以及柳青所处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终南山下近似于洪荒原始的环境背景。按照票房标准预测，他还未开机就已经“沦陷”。其实，要给处于中国艰难岁月里在科技领域探索的英雄人物拍传记片，譬如钱学森式的两弹一星人物，焦裕禄、雷锋式的模范，都会是叫好不叫座。哪怕是当今功勋卓著的屠呦呦和袁隆平，虽然袁隆平培育的大米很好吃。甚至一边吃着袁氏大米一边骂袁隆平的大有人在。市场就是这么无情。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中，田波还敢于花6年时间拍《柳青》，看来他和柳青创作《创业史》一样有着同样的“愚顽不化”，不是狂士也是死士。也许他认定这件事早晚总得有人做，也总会有人去做，也总会有人认为值得做。

     二、“三星堆黄金文物”热搜与“柳青”们精神遗产遇冷

     与当今被称之为考古奇迹“三星堆文物”的热搜相比，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发掘提炼是相对冷清的。“三星堆”考古不仅能将中华文明的诞生提前很多年，增加民族自豪感，同时金光灿灿的脸谱饰品还是挺有视觉冲击力的。相对于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遗产，柳青、袁隆平式的传奇人物的事迹与灵魂，国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选择了漠视和遗忘。而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精气神韵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战略竞争者”们却有着特别的关注和兴趣。虽然他们也冠冕堂皇地让个别一两个中国明星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而背后却另有一份对中国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科学家、思想家的名单。虽然其中也许没有柳青，但肯定有着一大批柳青的同类型人物。由此想来，我们对于柳青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在是应当报以“三星堆文明”式的发掘与提炼，再加上几分对这些英雄先行者的敬重。而电影《柳青》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发掘和敬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奇迹的背后正是有一群柳青、袁隆平式的群体英雄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辱负重，砥砺前行。试问，非洲有这样的群体吗？印度有这样的群体吗？拉美有这样的群体吗？我们幸运的拥有了，那就应当珍重。

     三、谁把苦茶放进了甜品店？而柳青的故事中，哪些可以制作成“甜品”？

     愚钝的我，对于“谁把苦茶放进了甜品店”的问题只能自问却自答不出。但我清楚，影片《柳青》的主旨是树立一面镜鉴，对照并净化国人的灵魂，呼唤在风雨年代以及商品大潮中失落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韵，以再铸中华魂魄，这个功在千秋的大事项，是不可儿戏的，是不可随意交给市场的。正像柳青们的良心是无法用菜市场的度量衡来衡量的。遗憾的是，《柳青》还是被送进了“甜品店”，毫无悬念地落败了。正像一瓶装满人参的老酒，或者是一杯略带苦味的苦丁茶，被少年少女们冷落一边。此刻，我也不想让“谁把苦茶放进了甜品店”的问题难为大家了，还是让城管或者市场管理者去关注吧。我想换个角度思考一个问题：柳青一生中哪些故事可以进“甜品店”？

    甜品店也不是不能从《柳青》中分一杯羹。在延安时期已经成名、已经在北京有了“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柳青为何要扎根陕西终南山下的皇甫村，和农民滚爬在一起。影片中，柳青的前妻在北京，第二任妻子马葳跟他深入生活住进破庙，《创业史》的万元稿酬也捐给了农村，最后忍受不住迫害而自杀，没跟着他享过一天的福，柳青如活在当今时代，能娶下老婆吗？又有谁愿意给柳青当老婆？这类话题完全有火爆、热炒的可能。另外，柳青倡导的陕北大面积栽种苹果树的构想，已经由他呕心沥血的建议、呐喊，幻化为三秦大地金光灿灿的苹果品牌，对于身处甜品店中享受生活的年青一代，当品尝酸甜可口的陕北苹果时，偶尔能想起为这份酸甜而洒下过苦咸的汗水和心血就行了，就足以告慰那位为中国农村富裕而固守信念的倔巴老头了。当然，如果年轻后生们在品尝陕北苹果时能联想到影片《柳青》中，柳青借阅啃读《陕北延安气候与果树栽培》的一片苦心，这也足以让这部影片的编导们失望的心得到一丝金贵的安慰。

  《柳青》不进“甜品店”，应当去哪里？

    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拍影片《柳青》给谁看的问题。而我觉得，把甜品分给娱乐圈，把苦茶留给需要明目提神的思想探索者。

    应当说，在“甜品店”外面，在思想研究机关、在高校课堂，有着分享《柳青》的庞大群体——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些群体前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追溯者。合作化运动的成败，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红军的长征和西路军的悲壮。而追随记录并艺术展现这一场轰轰烈烈运动的作家柳青，同样悲壮。合作化运动在如今看来，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走了捷径而歧路亡羊，但柳青选择的作家使命之路并未寻求捷径，而恰恰选择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充满荆棘的路。我们不能以合作化的成败得失来论说柳青和他同时代的英雄。他们无论成败都是歌，这首歌中就有历史的回声。

     农村公务员队伍也是《柳青》的受众。时代在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口号早已变成现实，但广袤的农村，小农经济的思想还顽固地存在着，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不比柳青时代简单笔直。基层的公务员们还真应当像柳青那样心入深入农民之中，和他们融为一体，引领他们走上致富之路。

    作家群体和立志于人文科学的大学生群体，真应当耐着性子并抱着虔诚之心观看《柳青》，以从中获得启示。

    身处特殊年代的柳青，完全可以喊几句“命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口号，来几句郭沫若式的颂词，或者写几个“公共食堂是天堂”之类的小说，保全身家性命，可他偏偏选择了“旁门左道”，像屈原一样发出天问——影片中暗示他将在《创业史》第三部第四部中对合作化的深度思考，现实中他也就“共产风”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抗辩，并因此招祸。影片中有人拷问他，似乎是逼迫他放弃某种观念上的坚持，但他断然拒绝，甚至说“要是这样了我就不是柳青了！”纵观柳青的生平历程，这种不放弃的坚持，当为对合作化以及当时极左政策批评态度的坚持和固守。

    我们的教育家群体，更应当从这部影片中看看想想，地处塞外的陕北榆林中学如何能培养出信念执着的柳青，以及同外国作家代表团用英语侃侃而谈的让现场官员和翻译目瞪口呆的柳青。

     仔细品味影片《柳青》，该回味的东西很多。尽管回味是苦涩的。

 董惠安2021.6.5

董惠安，陕西作家、资深传媒人。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在宝鸡电台、《法制周报》《城市金融报》《新西部》杂志担任编辑记者或特约撰稿人。担任过西安银行宣传主管，著有长篇小说《神泉》《斜谷》。目前在《西部学刊》担任论文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