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常江先生 在首届地学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及“梅江诗会”上宣读获奖名单）
导引：常江先生本名成其昌，满族，汉军正黄旗人，1943年生于吉林，其曾祖父是有着“吉林三杰”之称的清末民初诗人、书法家成多禄，由此而言，常江先生一生为文与治学，自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先生书斋名为“两栖轩”，意指一生栖身于两项事业：地质文学和对联文化。在我看来，常江先生的这两顶事业，就如同一个大写的“人”字，起笔的一撇，如同他最初从事的地质文学事业，他从青海的一支地质队中的“帐篷诗人”，最终成长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的主席；而收笔的一捺，如同他所投身的当代对联文化事业，他从一份油印小报《楹联通讯》的编印者，最终成长为中国楹联学会的首任秘书长，继而担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甚至就综合贡献而言，堪称当代对联文化第一人。为著名诗人、学者、语言学教授。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原全委会委员，中国楹联学会创建人、名誉主席，中国地质大学语言学教授，国家图书馆特聘教授。《中国地学诗歌双年选》顾问。常江先生著书众多，为展示“地学诗歌”平台团队，这里仅挑选了他早年创写的几组新诗，与刘太品先生、王楚健先生的鉴赏文章两篇，以飨读者。
高山的风景
——《常江文集》总序二
刘太品
生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程，从最初的化学进化到生物进化，当个体的生存经验能够直接在代际间传递时，人类便开启了文化进化的历史进程，人类文化开始流淌成一道长河。人类文化的河流与自然界的河流一样曲折多变，有像三峡般急险或壶口般崩裂的河段，也有像黄河般改迁或济水般消失的河道，而每当一种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陷入低谷、面临消亡之际，总会有不世出之英才，振臂而起，疏之导之，使其得以奔腾和壮阔。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出现解冻迹象的中国对联文化而言，常江先生就是挺生其间，承担起引领一个时代之对联文化的天纵英才。常江先生本名成其昌，满族，汉军正黄旗人，1943年生于吉林，其曾祖父是有着“吉林三杰”之称的清末民初诗人、书法家成多禄，由此而言，常江先生一生为文与治学，自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先生书斋名为“两栖轩”，意指一生栖身于两项事业：地质文学和对联文化。在我看来，常江先生的这两顶事业，就如同一个大写的“人”字，起笔的一撇，如同他最初从事的地质文学事业，他从青海的一支地质队中的“帐篷诗人”，最终成长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的主席；而收笔的一捺，如同他所投身的当代对联文化事业，他从一份油印小报《楹联通讯》的编印者，最终成长为中国楹联学会的首任秘书长，继而担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甚至就综合贡献而言，堪称当代对联文化第一人。他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把这两项看似相距甚远的事业，都做到了极致。时代是陶铸英才的熔炉，越是风云激荡的环境，越能镕炼出精金重器般的人才。1966年，常江先生在这个酝酿着空前浩劫的年代，从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毕业，次年被分配到青海地质局物探队工作。常江先生在大学期间就热爱新诗创作，在青海工作期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作，创作出大量在业界享有盛誉的作品，成为新中国地质文学的代表作家。1984年调回首都，先在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讲授中文，继而担任学院图书馆馆长，后来合并入中国地质图书馆任副馆长，因为成多禄曾在1927年到1928年间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所以常江先生常以儒业箕裘尚能相继而自慰。2003年常江先生从图书馆职位上退休，即被推举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学界和国土资源系统对于他在地质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最高奖赏。1979年，常江先生开始由新诗创作部分转入对联文化的研究领域。1983年初，他在《八小时以外》上发表了《联海泛舟》一文，并因此与全国各地的对联爱好者和研究者建立起了通信联系。应各地联友的要求，常江先生于1983年3月开始自办油印的《楹联通讯》，至1984年4月，共出12期，这份每期仅印发一百余份的简陋刊物，却直接催生出了一个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以及国内唯一的对联刊物——《对联》杂志。常江先生1984年调回北京后，即联络一批有志于对联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筹备组建中国楹联学会，这项工作得到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中将的支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同意作为主管单位并派马萧萧先生参与筹备工作，于是中国楹联学会于1984年11月5日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在筹备组另一成员郭华荣先生推动下，《对联》杂志也于1985年元月创刊。当代对联文化的一大特点和在大陆迅速兴盛的基础，就是对联文化的社团化，中国楹联学会的成立使对联的创作和研究脱离了书斋式的小圈子而登上社会文化生活的大舞台，同时又能借助团体的力量，完成个体无法胜任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对联史料以及群众性征联活动等工作。中国楹联学会的首届领导班子中，魏传统将军担任会长，常江先生因其首倡之功以及出众的领导协调才能而出任秘书长。在1994年召开的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上，常江先生荣膺“联坛十杰”称号。此后，常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分管学术、评审等学会主要业务，在四代会后学会陷入低谷的一段时间，他还临危受命负责主持学会的全面工作。随后，在由谁人接任中国楹联学会代会长的问题上，常江先生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顾全学会发展大局，主动提出把代会长职务让给上下人脉关系更广、领导经验更为丰富的空军政治部原文化部长孟繁锦先生，显示出一位文化精英的高风亮节，也由此开启了孟繁锦先生主持中国楹联学会的十载辉煌。在2005年中国楹联学会五代会上，常江先生担任学会名誉会长，成为学会继赵朴初、马萧萧先生之后的第三位名誉会长。常江先生以其出众的才识和高尚的品德在当代对联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数当代对联人物，能在对联社团领导、对联理论研究、对联作品创作、对联史料整理、征联活动组织及评奖、对联文化的媒体传播以及对联书法等方面全面发展，能够引领一代之风气的联学大家并不太多，倘论综合得分最高者，则非常江先生莫属。首先，常江先生对于中国楹联学会的缔造之功，是当代联界应该永远铭记的。后来树下乘凉者，莫忘前人栽树功。如果不是中国楹联学会于1984年率先成立，两年后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后，按照国家社团管理规定，对联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小分支，很可能无法单独成立全国性的组织，那样的话，当代对联文化的局面必然会是另外一个面目，繁荣的程度肯定会大打折扣。常江先生在担任学会职务期间，客观公正，讲究原则，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我与先生结识凡二十年，从未闻其背后议人是非，总是就事论事，持论公允。他得到全国各地楹联组织的崇敬和爱戴，是几十年如一日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的结果。其次，常江先生对于当代对联理论的建设有着卓越的贡献。关于对联的学问古来十分零散，从梁章钜《楹联丛话》到民国期间的十余种“对联作法”类图书，只能说粗具了对联知识体系的雏形，离文艺学意义上的“中国对联学”理论体系尚有很大距离。更何况，由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传统文化的断裂，在八十年代初期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传统的对联文化知识。常江先生挟其丰厚的对联古籍收藏以及担任中国楹联学会秘书长所接触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致力于当代对联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于1986年和1988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对联谭概》和《对联知识手册》两部著作。这两部理论著述系统梳理了前人的成果，以文艺学的方法，阐述了对联的定义、起源、发展史、分类、格律、修辞、写作和鉴赏，为科学的对联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常江先生的对联理论著述与湖南余德泉先生的《对联纵横谈》（1985）、《对联通》（1998）等著作，形成了“北常南余”两大当代对联理论的高地，在近三十年间影响十分巨大。其三，常江先生的对联创作也风格独具，卓然成家。其创作能遵循他在《对联知识手册》一书中总结出的“工、稳、贴、切、新、奇”六字方针。每有撰作，必先求立意之新，角度之奇，然后求内容之贴切和形式之工稳。其联平易中有哲思，畅达中寓巧趣，每每耐人寻味，给人启迪。我于2005年曾编印“联苑英华丛书”，《马萧萧联稿》之后的第二部即是《常江对联选》，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各地联友的好评。其四，在对联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嘉惠士林。常江先生在参与主编《中国对联大辞典》的基础上，独力编纂了《中华名胜对联大典》，该书1993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不仅是名胜对联的集大成之作，而且每副对联都注明出处，为今后的楹联资料整理指明了学术方向。常江先生还整理了民国时期最大的一部对联总集——胡君复的《古今联语汇选》，原书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和补编，陆续出版了17册之多，又编有《集联汇选》初编、二编5册，另有四川彭作桢编成《古今联语汇选再补》1册，卷帙浩繁，今人不易窥其全貌。常江先生根据自藏善本，进行标点、校勘，并按类别重新编排为八卷本的《古今联语汇选》交西苑出版社出版，极大地方便了当代人研习这部巨著。其五，除了对联社团外，当代对联文化的另一大特点是群众性征联活动的兴盛，常江先生一开始就置身联界中枢，自然执掌起各类征联活动组织和评奖之职。通过多年的反复摸索，中国楹联学会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征联组织和评奖规范，这些已被当下征集诗词歌赋以及其他文学活动采用。常江先生为这套规范的总结和建立，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其六，在对联文化的媒体传播，特别是当代对联电视节目的参与上，常江先生可谓介入最早，社会知名度也最高。常江先生在联界较早参与电视媒体的对联节目的制作工作，从1995年央视一套的“夕阳红”栏目、1997年央视一套的“中国风”栏目到2002年央视十套的“交流”节目，他以出众的气质、出彩的语言和出色的临场反应，一次又一次登上央视的大舞台，向国人展现对联文化的风采，也展示了对联学者的涵养和魅力。特别是在2002年央视一套的七集春节特别节目《佳联趣对贺新春》中，常江先生与大山、孙晓梅联袂出镜，从大年初一到初七，连续向全国观众播讲对联知识和趣闻，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节目进行的征联活动的收稿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0余万件。五年后的2007年春节，央视将这一节目翻新为七集的《奇联妙对贺新春》，常江先生再次出任主讲，节目又一次赢得普遍的赞誉。在近些年具有全国影响的各种对联电视节目，如上海东方卫视的《绝对中国元宵夜》、山西电视台的《山西省首届楹联高手电视大赛》中，常江先生均坐镇评委席，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其七，常江先生从一开始进入楹联的殿堂，就以一个学问家的敏锐目光，看到建立楹联目录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它的基础工作便是编制古今对联书目。他非常明确地说：“一部专论，一部辞书，一部史志，一部书目，一部集成，是构成一门学科的五大支柱。”他搜集楹联书籍、编辑楹联书目，几到忘情地步。楹联书目的数量，从他在《楹联通讯》上披露的183种，到本文集《芸楼联目》的7654种（除去类书和韵书），三十多年来，常江先生为我们开发了多么大的一座宝山呵！难怪诗词界有人惊呼，说这是楹联人的幸运，因为至今还没有人整理古今诗词书目。难得的是，先生的弟子王家安已经立志接过先生的衣钵，将包括目录学在内的楹联学术传统坚持下去。其八，常江先生的曾祖父成多禄有“东北四大书圣”之一的誉称，常江先生承传家学，亦钟情于以书法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对联创作，其书作自然洒脱，与成多禄先生书风较为神似。近年来，常江先生自撰自书的对联作品，已遍及各地名胜景点、楹联书刊，在各类机关、企业、学校及楹联组织等单位也多有镌刻悬挂。杜甫祖父为杜审言，故有“诗是吾家事”之句；《成多禄集》中收录对联达百余副之多，中国楹联学会编纂的《清联三百副》中收录了他《题吉林北山旷观亭联》《题吉林吟秋阁联》和《题吉林万绿轩联》三副，可以说成多禄是历史上的对联大家，故常江先生也常常引以为豪，引以为幸，大有“联是吾家事”之慨。事实上，常江先生以其对当代对联文化的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对联文化”等词语产生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正如他在1994年为自己戏拟的“墓志铭”所说：“他活着，常常被人忘记/人们并不觉得多了点什么/他死了，或许被人提起/人们可能会觉得少点什么”。很多人都会成为联林的过客，随着时光流逝而烟消云散，但常江先生却有足够的资格在这方园地里自称主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文化长河无情而又有情，它必然在“千淘万漉”的拣择后，显露“真金”。说起常江先生的名字，联界中人最多的是联想到“博学多才”“机智幽默”“豁达开朗”这些词汇，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对联文化最佳的形象代言人。如今，年近75岁的他仍以中国楹联学会对联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热心参与各地楹联组织的活动和各类媒体的节目，老当益壮，继续为当代对联文化的兴盛尽职尽责。近段时间以来，他除了悉心教导门下诸弟子的学习，便是在相濡以沫了半个多世纪的爱人王玉彩老师的协助下，整理平生的各类文字，出版12卷本的《常江文集》。因先生与我素厚，故嘱为序，使我获此良机，一吐钦慕赞赏之语。前些年常江先生曾为多位联界人士写过若干篇序言，有十几篇的标题统一以“某某的风景”来命名，我写此篇序文时，心中闪过“高山的风景”一语，因为常江先生一生工作于地质系统，在青海地质队工作长达16年，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高山。我们知道山上的岩石主要分为水成岩和火成岩，水成岩是经过万千年的沉积而成，条理分明，层次井然，这如同常江先生严谨而缜密的学养；火成岩是由地下岩浆冷凝而成，保存着烈火的激情和阳光的色彩，这又如同常江先生从事新诗和对联创作时的才情。水成岩和火成岩组成了高山，学养和才情则融合为常江先生。高山厚重而挺拔，经风雨而弥坚，历沧桑而不磨，故有“高山仰止”之叹。前人有“愿持山作寿；常与鹤为群”一联，故我也愿意持心目中的高山为常江先生寿，祝愿先生寿同金石，永葆童心。（刘太品，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兼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对联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对联文化研究》主编，山东省楹联家协会主席。）
（常江先生楹联书法作品）
纵览中国文学史，每一个时代或朝代都有其最高文学成就或文学代表形式，如上古神话、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却唯独缺了对联（亦称楹联）席位。2018年出版的《常江文集》为我们解开了疑惑，也为我们敞开了楹联世界的大门。 文集中有一段话叙述得比较透彻：“对联是有独立意义的对偶句，是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既是作家文学（纯文学），又是民间文学（俗文学）；既是文字文学，又是口头文学；既有辉煌力作，又有游戏文章；既以文学为主体，又与艺术相结合。也许它太‘独特’了，中国文学史这位‘母亲’把它这个‘好孩子’看成‘怪胎’，轰出了家门。” 《常江文集》全套12卷，凝聚了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名誉主席、中国当代楹联大师、中国楹联学会创始人常江先生50多年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两栖轩联语》《中国对联谭概》《对联知识手册》《芸楼联目》等4卷是有关对联的专著，足见对联所占比重之高。先生认为，对联句式自由，长短不拘，词语精练，寓意深长，对仗工稳，音韵和谐，文采激扬，趣理盎然，是祖国民族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是当之无愧的国粹，其受到冷遇是历史性的“错案”。几十年来，先生不余遗力地为对联正名，力推其填补中国文学史的空白，在传承与弘扬这一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不断地研究它的当代价值。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主席陈国栋、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刘太品分别在《常江文集》的总序里叙述，先生深受清末著名诗人、书法家、“吉林三杰”之一的曾祖父成多禄影响，为文治学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1980年代，已获“帐篷诗人”之誉的先生读到楹联学鼻祖、清代晚期梁章钜撰写的《楹联丛话》《巧对录》等系列著作后，激发了久蓄于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另辟蹊径开展楹联研究，并倡导组建中国楹联学会，协助创办《对联》杂志，撰写论文，著书立说……先生50多年来的文化之旅中，楹联创作、研究的时间跨度最长，花费的心血也最多。 《中国对联谭概》可作为对联入门来读，从中能知晓对联的沿革，萌芽于西晋，发展于五代，成熟于明清，延续于当代；自对联诞生以来，就与我国人民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并与书法、建筑、民俗相结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适应性达到惊人的程度：可以书之宅门，也可以悬之厅堂；可以使古迹生辉，也可以使山水增色；可以做立身之格言，也可以做讽刺之利器；可以出自口传，两相吟答，也可以诉诸笔墨，投赠征对；可以是文人骚客的益智游戏，更可以成为普通百姓的民间文艺活动形式，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特别是春联，更是和千家万户、百业千行密切相关。该书借鉴了清代、近代和当代的联书、联语，进行系统性论述，将上千年对联的方方面面按学科建设的要求，梳理成一个体系，使得清代梁章钜之后百余年断层的楹联学研究得以续接，不失为一部呕心沥血、功德无量之著作。 《两栖轩联语》收录先生30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各类联语近千副，分名胜、题赞、行业、酬赠、桃符、庆贺、婚寿、哀挽、广电、谐趣10章，是他学问、胸襟、见识、文学造诣的集中体现，上乘之作俯拾皆是。例如先生题山西五台地矿中心对联：乘山谷风，还宝藏愿；居清凉界，生欢喜心。惜墨如金却生动地描写了地矿行业特点和地质人乐观向上的处世态度，功力深厚，思想深邃。再如先生题北京陶然亭公园对联：耕耘未必学陶令；伴侣何妨上吹台。上联说世人未必都学陶渊明归隐田园,借喻新时代“耕耘”有广阔天地；下联称情侣不一定都要相约在热门的景点吹台，因为公园里处处是佳境，都是游春的好去处，其情景交融，立意高远。又如先生题山东东明庄子文化公园牌坊对联：三千年道典，无非逍遥快乐；九万里江山，尽可梦蝶观鱼。淡墨写意的寥寥几笔，就将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传神的形象跃然纸上。一年伊始，辞旧迎新，家家户户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先生创作的春联不落窠臼，语义充盈，格调高雅，意境绵邈，如“一夜春风三海绿，百年长梦九州圆”（为迎接香港回归而作）被媒体和联界多次引用；还有“龙蛇又走新笔意，鸡犬相闻好邻居”、“鲤跃龙门知海阔，羊食跪乳感恩深”、“一路马蹄声入梦，万家春色柳闻莺”、“楼高但比南山寿，心静堪平北海波”等等，一扫常见的印刷体春联直白、空泛、媚俗之气。2016年至2019年，中国邮政局每年发行一枚精美的拜年邮票，都特邀先生为邮票中喜庆图案的两侧配上一副春联，起到引领大众春联创作的导向作用。书名中的“两栖轩”，是先生的书斋名，意指一生栖身于地质文学与对联文化两项事业，彰显其坚韧、执着、求实、专注的人生态度和为文态度。 《对联知识手册》中，先生将对联的艺术特性、笔调、源流细细阐述，对仗、平仄、修辞、作法、格式分类讲解，深入浅出地传道解惑。他总结出对联创作的“六要素”，即“工、稳、贴、切、新、奇”，先生尤为注重“新”字，立意、思想、语言等方面追求新鲜别致，有独创性，不因循守旧。例如先生题青岛寓园三桥聚翠对联：凭烟雨三桥，仗三花酒醉，分将春去；截风丝百丈，趁百里月明，钓个秋来。语言仿佛跳跃的音符一般，从景点的名字入手，“烟雨三桥”体现诗情画意的景致，受到这种意境的感染，游客禁不住多喝几杯，故有“三花酒醉”之语；下联“风丝百丈”是古代经典诗句，细致入微又平添风雅，“百里月明”则推开一笔，飘逸潇洒。此联重复使用“三”、“百”两个数字，让全联活了起来，而更妙之处在于上下联分别收尾的四字活泼轻快，浑若不着力，却将前面的两个分句拢于一处，一“春”一“秋”，引人遐思，意趣横生。 《芸楼联目》是一本关于楹联学科的图书简目，凝结先生楹联藏书研究的心血。有媒体报道，“迄今为止，自明代开始面世的2700多种对联书籍，有60%以上成为常江个人书库的架上客，他可以当之无愧为海内外对联藏书第一人”。十几年前，先生就在考虑这些藏书的最终归宿问题，为了保证藏书今后不再散失，他谋划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建一个属于对联人自己的图书馆，并发表长文《走向对联图书馆》，倡导志同道合者一起参与。为了将构想付诸行动，先生与另两位楹联藏书家签订“生死议定书”，约定所有与对联有关的图书等藏品，都将无偿捐献给对联图书馆，他力推楹联事业的发展的赤诚之心，令人肃然起敬。 自2006年楹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对联文化迎来前所未有了发展契机，“诗中之诗”“联绵成双”的审美基因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广大群众的喜闻乐见。学术界先后有人提出，清代文学，除了小说延续了明代繁荣以外，主流主体具有无可替代地位的是楹联，无论是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质量到数量，还是从姿、香、韵、色到风格气质，均可谓集历代之大成。特别是清代中后期，随着碑学的兴起，碑帖相融推动书法百花齐放，盛况空前，楹联与之完美结合，直达艺术巅峰。近几年来，清代书法名家、翰林进士书写的对联在国内艺术品拍卖中备受青睐，成交价屡创新高，这就是收藏界对于楹联书法认知上不断提升的有力佐证。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对联距离填补中国文学史空白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了。 显而易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不言而喻，楹联文化成为“全民文化”的基础条件已经形成，先生的《两栖轩联语》《中国对联谭概》等专著必将继续发挥当代价值，影响更多人寄情抒怀，激扬文字，创作一大批讴歌新时代、追逐中国梦、咏赞美好生活的作品，推动对联这一国粹艺术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王楚健，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散文委副主任）
常江的诗
（我的故乡吉林，满语之意是“船厂”，正是清代造船的地方。）
（常江先生的朗诵照）
（2014年4月，第二届地字诗歌大赛颁奖典礼期间，常江先生（左四）与诗坛名家叶延滨先生（左五）、吴传玖少将（左三）、梁平先生（左二）、徐峙先生（左一）和姜杰先生（右二）、周鹏女士（右一）、胡红拴先生（右三），在胡红拴先生的书斋菊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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