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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土改势在必行，如今的中国工农，已经不再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些刚刚扫盲的无产阶级，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义务教育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偏远的岭南小镇，早就有了农民作家，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与莫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最底层的疍家养女，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新城镇桃李满天下的共产党员女校长、当地的著名诗人和作家。……】——题记
新文学史论导言
文/梦也无声
今天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的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短短的七十年，中国已经创造了无数个“不可能”的发展奇迹。
可是为什么？面对中国日益明显的政治优势和日新月异的经济成就，我们的文化却如此抵触，与这种明显的优势和成就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为什么在疫情肆虐的关头，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全社会同仇敌忾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却推出了《方方日记》，坚持给灾难中的人民雪上加霜敲骨吸髓？
举世瞩目的盛唐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光荣的杜甫，可是为什么现今的诗坛却推出了贾浅浅的“下水道”来给文化添堵？
在新文化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方方浅浅们能首当其冲地挡在我们面前，她们到底算不算文化？
如果方方浅浅们算文化，那中华文化从《诗经》和《乐府》，走到方方浅浅这一步，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如果方方浅浅们不算文化，那她们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堂而皇之地鸠占鹊巢，端坐于文化的殿堂上，被当作文化问题来讨论？
这个问题不厘清，新文化便无路可走无门可入。
一、文坛七十年，从“高大全”到贾浅浅，从鼓励“人人皆可为尧舜”到教唆“去于禽兽者几希”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文化和文化人都是有极其鲜明的政治立场的，不管如何讳言，它必定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正确。
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指出的关键。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践行民权主张，带领中国人民，用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的精英政治绅权统治进行殊死的搏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政治的、经济的权利还之于民，中国人民用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挺直了脊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
上个世纪中，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工商资本改造之后，毛主席又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革谁的命？土豪劣绅资本买办已经被打倒铲除，为什么无产阶级还要坚持继续革命？
经济上政治上的站起来了，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1951年，全国范围内推出电影《武训传》，在文化文艺界获得空前一致的好评。
彼时，彭大将军正率领工农子弟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牺牲，他们为了让中国人民能真正站立起来，正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资本主义世界射向人民共和国的炮弹。
而电影《武训传》则告诉人民，尽管你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没有跪倒，在蒋介石国民党面前没有跪倒，甚至在美国联合国军面前也没有跪倒，但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民，必须跪倒在范进之流杨进士的面前，求得绅权文化的接纳。
《武训传》就是给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一个下马威，胁迫新政权走朱元璋的老路。
摆在新政权面前的，只有两条你死我活的不同出路：
要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与绅权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战斗进行到底。
要么俯首跪在“范进”杨进士面前，出卖流血牺牲的人民，象此前所有的农民政权那样昙花一现灿烂一时，把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换来的江山，乖乖地拱手让给把持文化话语权的坐享其成的绅权寄生虫。
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文化界的话语权争夺战，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革命战争时期。
在当时，高校、研究院、各文化机构甚至新政府的重要部门，绝大部分事务掌握在旧的绅权阶层手中，他们有占比80%以上的绝对“控股优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便有个别的农民工人子弟挤进了这些机构，参与到了文化事务中，但在强悍的绅权文化话语霸权面前，也面临着妥协屈服甚至助纣为虐的几重选择，他们还根本无力对抗绅权文化的降维打击。
这样的气氛，你让几个少数的工农子弟如何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不动摇？
即便有这样的坚守，也会被绅权阶层异口同声拒之门外，绅权阶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绞杀打压民权的代言者，在这样的淫威下，工人农民把自己的子弟送进高校，也会迅速地沦陷在这种绅权独大的土壤里，被裹挟腐化变成绅权的打手，他们甚至比原本的绅权阶层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对诋毁民权的立场，以“洗白”自己求得绅权阶层的接纳和认同，相较于绅权阶层出身的子弟，他们的加入文化队伍，需要昂贵的出卖自身尊严的入门礼和出卖本阶级利益的投名状，按照《武训传》开出的条件，他们必须在“范进杨进士”面前跪得“很好看”。
看看这几年相继涌出替绅权门户充当打手的这些人：蔡霞、梁艳萍、汪芳、王小妮、王福重、……一个个普通而平凡的名字，昭示了他们都是来自于平凡而普通的家庭，与绅权阶层没什么瓜葛，莫言贾平凹也都是农民出身，王安忆张抗抗还是奔赴延安的进步学生的后代，管虎冯小刚更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麾下的革命军人家庭，……
就在前不久，还有国家主流媒体的著名网红大主编，在他主持的国家主流媒体上，发文章说什么“不要用政治正确去约束影视剧的创作”，“我们的文化要容忍方方的声音”……
这种状况，正是七十年前，绅权文化大佬们空前一致地坚决支持电影《武训传》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大主编还沉浸迷失在绅权文化裹挟利诱的教化中，或许根本就不知道，纵观文化文学史，从绅权文化走向庙堂掌握权力的那一天起，绅权文化就从来没容忍过民权的任何声音！
多么可怕的腐蚀和堕落！多么触目惊心的文化争夺！
当年在政治上给《武训传》平反或许有他的综合评估和考量，但是在文化上要不旗帜鲜明地打倒它，民权文化想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比登天还难。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望历史，回望五十年前伟大领袖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的文化只有唯一的出路，那就是沿着毛泽东主席指引的方向，将民权革命进行到底，给绅权坐大的文化文艺界来一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民权必须有自己的文化！
这是中国文化的原本模样。
这恐怕也是伟大的民权领袖在垂暮之年还念念不忘殷殷牵挂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过，要有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
在这个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当年也产生了一大批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化艺术，培养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肯于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工作者，比如当年《东方红》中胡松华的《赞歌》，就是新时代新气象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的雏形。八大样板戏的改革，新农村小说的问世，革命战争时期英雄主题的故事电影和动画作品，等等。
虽然拙稚，虽然不完美，中华广袤的大地上，毕竟已经开始长出了无产阶级民权文化的“草”。
从根本上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本来就是毛泽东主席的“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翻版，强调的是文化的阶级立场是首重。
掌握了一些文化技能的工人农民群众希望争取更多的文化权利，至少在文化界，需要对旧社会的绅权文化权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对中国知识精英的阶级成分和政治立场做过清晰的分析梳理，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用群众运动来厘清分化旧时代绅权阶层的知识分子，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势在必行，当时的文化文艺界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土改”，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但是，刚刚站起身来的劳动人民，想要从失去了政治经济权利的绅权手里夺回文化的话语权，真正地成为文化的主人，还需要成长，需要经验，需要积累力量和能力，因为等着他们的，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电影《武训传》在新政权立国之初，就已经开出了“坐地还钱”不留余地的霸王条款。
打倒了农村的地主富农，分到了田地，拿起锄头农民都知道如何种地，只要没有剥削，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给他们撑腰做他们的后盾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协同合作，他们就有能力自己在土地上生产出粮食，解决温饱，奔向小康。
但是，文化的“土改”可没有这么简单，打倒了反动的学术权威，动摇了绅权文化的统治基础，惹恼了控制文化界的绅权大佬，被压榨千百年刚刚完成扫盲的民权文化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支笔拿的象锄头那样的得心应手，粗糙的蹒跚起步的民权文化，还没有能力与绅权文化对抗，面对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绅权套路，民权文化手中的笔，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说，还比不上战争年代的“小米加步枪”。
随着七十年代末伟人相继离世，右派大规模落实政策，以及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国际金融资本大举渗透，等到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彻底地取代了“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是猎枪”的时候，文化的还乡团也借尸还魂借势张本汹涌而来。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还乡团一样，近四十年来，绅权文化的还乡团对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刚刚起步渐成规模的民权文化进行了疯狂的灭绝式的“降维打击”。
这次打击首当其冲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流行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伤痕文学就是绅权文化还乡团绞杀民权文化的急先锋，是继电影《武训传》之后，第“Ｎ＋１”次射向民权和民权文化的重量级炮弹，更是现今文坛乱象的始作俑者。
以前的Ｎ次反扑，都遇到了强有力的阻击，只有这第Ｎ＋１次，“一马平川所向披靡”。
伤痕文学用它极其隐秘极其凶残极具蛊惑力和煽动性的“化骨绵掌”，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刚刚蹒跚学步还有些“粗鄙不文”的民权文化就被冠之以“高大全”打成了“笑柄”，在文化与民权之间重新拉出了一道隔离墙和高压线，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媒体的助推下，几乎在全社会形成了谈“公”色变的文化氛围，用舆论和谣言敲骨吸髓，在深入到民间的各个小圈子里，把敢提“阶级斗争”和与绅权文化实施斗争的人打成疯子、虐待狂和“左倾余孽”，谁敢为执政党说句公道话，谁敢为诋毁领袖的行为仗义执言，谁敢提舍己为公，反对精致利己主义，就让他社会性死亡。
在高唱人性的大旗下，他们绞杀了人性中“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鞭策鼓励和社会教化，扶植起“去于禽兽者几希”甚至禽兽不如的人性堕落的裹挟诱导和教唆。
在这样的形势下，四十年来媒体助推，“文化还乡团”先用“伤痕文学”的精致利己诋毁绞杀“高大全”的大公无私，兵不血刃地重新夺回了文化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民权文化文艺短暂的冲击下伤了一些元气的绅权文化就这样迅猛地“满血复活”。
然后，他们公然地指鹿为马，把极端利己分子、堕落成杀人狂魔的顾城推上峰顶占据了文化制高点。靠十八个字的《黑色的眼睛》成了当时诗坛的领军人物，这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荒唐的“造星游戏”，这是绅权大佬们在检验绅权话语霸权的淫威到底还有没有说一不二的无上威力。
想想看，一个文化的领军人物，已经堕落成了有国际影响的杀人恶魔，文化界非但不反思，还每年都在他的祭日或生辰，从媒体出版推出系列的相关纪念文章，这在社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纵观中国文学史，无数次地见过绅权文化不可一世的嚣张跋扈，但是真没见过像这样没有底线没有廉耻、公然地反文明反文化甚至反人类的变态行为，这样的“文化反动”可谓前无古人。
它出现在前无古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面前，正是绅权文化的反人民立场的赤裸裸的呈现。
确定了绅权阶层不可僭越的绝对权威之后，他们就更加放肆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把范跑跑做成人权人性楷模，树立范跑跑的精致利己，践踏羞辱谭千秋的舍生取义，进一步毒化败坏社会风气。
通过无止境地抬高、不限量地宣传“上帝赐给我的一件礼物”的精致利己人生观，嘲弄打压变相绞杀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天下情怀。
文化还乡团通过这样一步步地把下水道接入进水管引流排污，已经给社会灌注了太多的毒品，颠倒的价值观造成了难以修复的后果。
绅权阶层终于也在这样肆无忌惮的堕落中自蹈死路，露出了狰狞丑陋的反文化反文明嘴脸，到了方方和贾浅浅这一步，他们已经彻底地失去了“文化”的优势，只剩下了对绅权文化话语霸凌的无上限也无底线的特权的模糊记忆。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土改势在必行，如今的中国工农，已经不再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些刚刚扫盲的无产阶级，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义务教育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偏远的岭南小镇，早就有了农民作家，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了与莫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最底层的疍家养女，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新城镇桃李满天下的共产党员女校长，当地的著名诗人和作家。……
在清江，在兴国，在全中国的每个角落，在绅权文化的魔爪够不到的偏远地方，活跃着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
社会主义新文艺、民权文化的“草”，已经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催生了漫山遍野的幼芽，是时候向绅权文化发起反击，把文化的话语权还之于民的机遇已经到来，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这个历史的必然，统治了中国文化界两千余年的绅权阶层已经走到了腐败的尽头，让绅权余孽们淹没在民权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瑟瑟发抖吧，伟大的民权领袖毛泽东主席早就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指引了方向，这世界终究会如他老人家所愿。
二、什么是民权文化？
民权文化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替人民执言的文化。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路人，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家，他还是一位开天辟地的文学家和伟大的诗人，他老人家终其一生在创作中践行自己的文艺主张，亲自示范言传身教实践他的民权文化理念，他的创作，在艺术上，在内容上，集古今文化精华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把自古以来光荣而曲折的民权文化传统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他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理想，在文化上，也用他的创作，为我们走出了一个让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站起来的新路，为中国的民权文化——事实上也就是中华文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作为人民革命的领袖，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极大地鼓舞了劳动人民的文化自信。
作为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也给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融入新时代新文化做出了榜样。
但中国的文学史历来排斥政治上成功的人，但凡有政治是抱负也有政治能力更有政治成就者，绅权的文化史即刻便将他除名，极尽诋毁绞杀之能是，想必是为了彰显其“誓与政治不两立”的“清高操守”吧？
曹操如此，元稹如此，伟大的民权领袖毛泽东主席更是遭到文人集团的集体抵制和诋毁，且不说主席逝世后这四十年间公知右派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诋毁甚至谩骂，就是在他生前，五四时期的胡适就曾说“以他（指主席）的水平考不上北大”，甚至连鲁迅也说过，主席的诗词有种“山大王”的气概。
什么叫“山大王”的气概？
我无意贬低鲁迅先生，他的诗在民国大师中是最有特色成就也最高的，但是以鲁迅先生那“躲进小楼成一统”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境界，把“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样的豪迈激情说成是“山大王”气概，也不算意外。
毕竟这不是鲁迅先生个人的事情，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难免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去看待革命者，从绅权取得了话语权那天起，他们就开始反对革命反对斗争不承认阶级压迫了。
绅权的审美观，绅权的文化史，本就是黑白颠倒上下翻覆的，对民权文化存在极大的偏见甚至敌意。
但中华文化本来的样子，是民间的民权的文化，绅权的文化文学史只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倒影”。
还中国文学以本来面目，给那些对中国文化有真正贡献的人正名，把窃取了文化荣誉的绅权分子从文化的金字塔顶搬下来铲出去，是当务之急。
如果连毛泽东主席的文化成就在文学史里都不能得到公正公允的评价，那工人农民如何能在文化事务中挺起脊梁站直腰杆？
我们谈民权文化，必要从主席的创作谈起。
主席对《诗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奠定他的文学史文化史地位的基础。
孔子在辑录《诗三百》的时候，说过“诗”的风雅颂类别和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还说过诗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教化功能，但是在后世研究者手中，风雅颂赋比兴被反复研磨，可是兴观群怨的社会教化却鲜有人提，在绅权文化的历史上，只保留了“怨”的主题。
而体现了《诗经》的民本立场的，却正是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
颂与“兴”关联，风与“观”相映，大雅是“群”的号令，小雅则是“怨”的心声，一部《诗经》，用“风雅颂赋比兴”和“兴观群怨”，串起了上古社会各阶层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全景图。
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文学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并以他自己的创作实践，把《诗经》中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1颂：
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是以兴为主要特色的人民颂歌。
他用颂的浪漫主义手法，写就大雅的天下情怀，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诗人。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为人民作颂的民权诗人，作为民权运动的伟大领袖，他也是第一次把颂这个皇冠，戴在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民——的头上的伟大诗人。
颂这个体式，在古代文学史上存在了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段，从《周颂》之后就断了血脉，《周颂》是用兴的方式，为那些建立以德惠民的功业的帝王献祭的颂歌，也是全民参与的大型社会活动，以兴的直观感动万民去爱戴为他们的族群利益殚精竭智建功立业的“头领”。是民的求生需要，更是对领袖的鞭策和正面的约束。
上古的帝王也是部落的领袖，是带领本族群走出困境寻求更多生存机会的民族英雄。
颂的主要特征在于“大公”，是赞美为公共事务作出贡献的那些成就和取得那些成就的人，颂的存在有个充要条件，就是开天辟地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现实成就。
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苦海当家做主的伟大的人民英雄，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民权历史上最耀眼的奇迹，他给新中国带来了开天辟地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现实成就，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和辉煌业绩，正与颂产生的背景完美契合。
从颂的历史过程来看，恰与中国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文化融合“荣辱与共”。
它产生之初本来是用于部落的祭祀活动的，是戴在帝王个人头上赞美德惠于民的伟业的皇冠，在孔子第一次文化融合之后，教育平等的理念促成了文化的发展，司马迁把它拿在手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孔子之名戴在了文化精英个人的头上，实现了从帝王业绩向文化精英个人成功的华丽转身。
到了初盛唐时代，随着慧能的第二次文化融合，在“成就面前人人平等”的感召下，“舍我其谁”的天下之心大行于世，初盛唐的边塞诗人，又把这个皇冠从文化精英的手中夺过来，戴在了肯为保家卫国贡献自己的所有英雄的头上，他们的“颂”离“民”更近了一步。
但是即便是初盛唐时期，慧能的理念也并没有实现真正彻底的社会变革，所以“颂”只是被边塞诗人稀释了一下，就昙花一现般地又落回到绅权大佬的手里，这一次，颂这种形式在韩愈的“谀墓”文体影响下，演变到给活人作颂，在宋代绅权政治的操控下，日益沦落为绅权阶层互称大师互相吹捧标榜高“民”一等的工具了。
毛泽东主席作为坚定的民权领袖，是继孔子和慧能之后，中国第三次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主张并通过革命的具体实践，建立起了“在政治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真正地带来了开天辟地的社会变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实成就。
在这样机缘凑泊的历史背景下，颂这一低迷了上（几）千年的文学形式，终于在民权领袖的手里火中涅槃满血复活重放异彩。
毛泽东主席在民权文化的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贡献，就是把颂这个“皇冠”彻底地从绅权头上取下来，戴在了历史的真正主人——劳动人民的头上。
他用这只古老而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彩笔，写下了一篇篇人民创造奇迹的颂歌（也即是鲁迅称“有山大王气概”的那些诗词）：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一首首慷慨激昂的战斗颂歌，都是为人民而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作，为人民在解放自己的战斗中的英勇精神和卓越智慧而作。
他的诗能鼓舞人的力量，感染人的精神，坚定人的信念，增强人的信心，陶冶人的性情，调动起团结一致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让普通人产生克服难以想象的现实困难的神奇力量。
他的诗词能鼓舞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鼓舞鲁迅笔下那些曾经“麻木的看客”在最暗无天日的漫漫黑夜里，振作精神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奇迹。
他的《十六字令三首》写在湘江战役之后的行军途中，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大大地影响到当时的军心士气，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这样灰暗迷茫的态势下，毛主席写下了文学史上最振奋人心的浪漫主义杰作：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慷慨悲凉不回避现实的不利，激扬振作昭示着必胜的信念，英勇无畏体现了战斗到底的气概，愈挫愈勇的精神，短促而精进的节奏，更张扬出无穷的战胜困难的现实能量。
刘伯承元帅晚年曾说过，要是没有毛主席指引方向，我们这些人什么也干不成。
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毛主席是海上航行的舵手并没有言过其实，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经济困难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确起到了鼓舞士气指引正确方向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切，也正是颂的神奇力量，是兴的教化功能，更是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精神特色。
在主席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也是分为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创作阶段。
他从旧时代走来的显著特征，是他与此前历代的旧知识分子一样，在早期的诗歌中，也有明显的学杜仿杜的痕迹，早年与杨开慧烈士的诗歌来往中，也还带着很明显的义山和纳兰的特征，这是他的学习阶段。
在主席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的诗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关个人的任何痕迹，他的诗词从内容上完全突破了绅权文化恩恩怨怨的小雅桎楛，完美地再现并超越了雅颂的“大公”特色。
与他为争取穷苦人的解放事业高度一致地，是他为民权文化所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历史贡献。
从艺术形式上来说，他的诗词还是旧时代的格式框架，语言也是庄重典雅的正宗的庙堂风范，与他的文相比，他的诗与劳动人民的日常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主席晚年也说过类似的预言，中国的诗歌真正融入新文化，还需要五十年的时间。
但总体来看，还文化的历史以本来的民权面目，主席已经用他的创作实践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2~2大雅和风：
毛泽东主席的文，都是“可以群”的大雅正声。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民权领袖，他也是继孔子之后，明确号召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的人。
如果说毛主席的诗是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一曲曲颂歌，那么他的文，就是完美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为民立命为民执言的大雅精神的杰作，是这一民权文化传统中成就最高的集大成者。
首先，毛主席的文，都是“合为时而作”的，是为了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的“行动指南”。象先秦诸子一样，他的文章的意义在于它的实践性，不止于分析问题，还要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不是坐议立谈指手画脚的自我标榜，也不是为著书立说名扬青史而作的才子秀和应景文。
大雅的灵魂在于“无我”。
大雅的力量在于“理正”。
大雅的精神在于“坦荡无畏”。
大雅的宗旨在于“为天地立言”。
它是庙堂之上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秉持对天下家国的责任感和民生出路的建设性思考所形成的政论或正论。
毛主席的文，把大雅精神和新文化的成果结合起来，把领导人民谋求幸福作为唯一目标，扬弃了大雅中高高在上的庙堂格调，保留了庄重典雅的政治气场，继承发扬了汉乐府的民歌语言特色，走出了民权文化的新路子，在语言风格上，做到了与人民的生活现实和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零距离。
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真正属于民权文化的代表人物并不多。但是民权文化与绅权文化进行争夺的战斗从来没有缺席，每当绅权文化坐大民权被挤到边缘的时候，就会有伟大的历史人物站出来扭转局面为民权执言。
毛泽东主席不是第一个，注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他是到目前为止，在艺术造诣上成就最高、在民权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个。
2~2~1主席与曹操的“大雅乐府”：
主席用乐府民歌的语言写大雅，惟以公心，曹操用乐府民歌的形式写大雅，歌咏己志。
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绅权政治的东汉政权相伴而生的、建安时期的曹操，是民权文化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毛主席曾对曹操的诗歌予以高度的评价。
曹操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贡献，是把大雅正声的庙堂风范，用汉乐府民歌的形式来表现，扩展了乐府主题，提升了乐府民歌的艺术高度，同时也拉近了大雅与民生的距离，把被东汉绅权束缚的文化向民权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产生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一个是《孔雀东南飞》，它以鸿篇巨制的规模和集大成的民歌手法，将纯粹的乐府民歌推向了最高峰，这一个流脉流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再也没有登上文学史的庙堂。
另一个是《古诗十九首》，它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彻底剪除了天下之心家国情怀，把艺术完全回归到自我抒发的牢笼中，成为后世绅权文化的标的和楷模，是为衡量艺术性的标准。
再一个就是曹操“旧瓶装新酒”的乐府新题。
这三个方向的集大成者，撕裂了《诗经》风雅颂的和谐统一，从此，文学史成了绅权的文化史，民歌与文学史分道扬镳流落民间，而民权文化则开启了与绅权话语霸权旷日持久的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但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民权诗人，曹操还做不到完全的“无我”，他的诗歌虽做到了“缘事而发”，但还是“歌以咏志”的产物，咏的是家国情怀却也是一己之志，这一点上，他与绅权文化还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
毛主席的文，则是把大雅对于家国的历史责任寄托在为人民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上，形式上用乐府民歌的语言来创作，比之曹操，是更彻底的民权思想和民权斗争实践，也是更有现实力量和民间影响的重磅之作，毛主席的文，颠覆了绅权文化的艺术标准，强势地体现了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更鲜明地昭示了文学的阶级的政治的立场。也正因为这一彻底地反绅权的文化立场，而成为绅权文化的眼中钉，他的革命精神和现实威力让绅权文化闻之色变，视为死敌。
2~2~2主席与庾信的“桓温之叹”：
主席读庾信《枯树赋》，实则是在缅怀桓温与门阀势力战斗的一生。
毛主席的晚年，对庾信的作品情有独钟，正体现出他在与绅权文化孤独的殊死搏斗中感受到的艰难困苦和艰苦卓绝，“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苍凉感伤中，有他对未竟的事业的巨大遗憾，对任重道远和人生短暂的深刻体验。
尤其是，对民权革命伟大事业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这是他和庾信《枯树赋》的悲凉气氛深深契合的晚年心境。
主席暮年，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正对着民权运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伟大的英雄、人民的指路人却已经身不由己地老迈龙钟，中国革命的未来到底会向何处去？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
在此之前，主席已经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孤注一掷的决绝，做了此生他所能做的最后努力，但是显然，这个努力的成果还远不能让他就此放心地离去，所以他陷入深深的忧虑中。
他对庾信《枯树赋》的特殊感情，正是在缅怀桓温的奋斗历程，印证自己的现实状况，担心中国的未来重演桓温这一幕。
桓温算出身寒门，毕生与门阀势力战斗，在他的晚年，眼看着他未竟的事业后继无人，门阀势力在等待时机“收复主权”，而这个时机就正是桓温的死期。
桓温与谢安一样深知这一点，他与谢安的角力，他事业的成败关键，与他的生之欲望关联在一起，因而发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泣血感叹。
历史就这样无情地证实了桓温的担忧，桓温死后，他毕生心血就付之一炬，门阀势力兵不血刃地全面复辟成功。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民权领袖，他成功地让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站了起来，但是作为民权文化走的最远的先驱者，他深知人民还远没有掌握文化的权利，没有参与文化的机会和资格，这是他此生最大的憾事。
他深知文化的力量，不把文化的话语权从绅权手里夺回来，革命的成果就会被绅权吞噬利用，象此前无数的民权革命运动一样，只有昙花一现的短暂辉煌，人民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他晚年苦口婆心地劝告后人，民权的革命尚未成功，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把被绅权颠倒的历史重新扶正，还有很艰难的一段路要走。
他得有多担心中国革命走上桓温的老路啊！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庾信的风格对主席的诗词也有很深的影响，主席的诗词于大气豪迈昂扬进取的气势中，叠加苍凉悲壮沉郁深邃的韵致风调，与庾信后期的作品风格有相近之处，虽已然放下心中小我投身革命，一切从革命利益人民解放的事业出发，但是在主席的心底，也深藏着苍凉沉郁的个性气质和深刻婉转的艺术底蕴，他毕竟也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他的放下小我，是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个内心冲突产生的巨大张力，成就了主席诗词中力大无比的震撼能量和地动山摇的惊天气势。
2~2~3主席与杜甫的“下放改造”：
受绅权文化教育的“官三代”杜甫，是在安史乱中下放到民间被锤炼改造成民权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的，主席同样也是从旧文化中走出，在民间成为伟大的民权领袖和民权文化的开拓者。
当年，曹操成功地为民权文化扳回一局，但很快地，这一民权成果就被司马氏出卖，重回到绅权的手里，在经历了六朝的腐败和陈子昂的振作之后，在慧能第二次文化融合的冲击下，民权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峰的代表人物就是辉煌的盛唐时代伟大的民权诗人——杜甫。
杜甫是一位用小雅情致写就大雅襟怀的诗人，他终其一生位卑人微，却始终以大雅精神看待国家沉浮与个人遭际，把个人的苦难当作理解体会民生困境的途径，推己及人并以天下为己任，虽不在其位而努力谋其政。
杜甫的显著特征也是“无我”，虽然主席说不喜欢他总是“哭哭啼啼”的，但是杜甫的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为生灵涂炭而哭。
早年还没有成长为坚定无敌的民族英雄人民领袖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模仿杜诗的深婉沉郁来抒发自己的志向情怀。
作为一个民权诗人，杜甫最突出的特点是“惟歌生民病”，却大多数时候都无从解决生民的这些问题，这让他比其他的民权诗人更“像个文人”，对绅权文化的冲击没有其他人那么激烈，他在绅权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人，这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在安史乱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就是“以己之心度民之腹”的典型力作，他虽然能设身处地地体验生灵涂炭的民之苦难，但却无法感同身受地切身体验人民对于那场灾难的真实态度，三吏三别中的立场，是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与“大辟天下寒士”的民本思想的反射，不一定就是当时的民心。他本是一个从庙堂之上沦落民间的“绅”，他从“一览众山小”的高度，落到“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境地的时候，也还远没有走到与民生疾苦真正合拍的地步。
是“安史之乱”的灾难，把杜甫彻底地打入民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才使他成为伟大的民权诗人，杜甫的经历正说明知识分子要成为民权文化的坚定拥趸，就要真正地走入民间与民同生共死的融于一体，才能堪堪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即便如此，也难以真正地做到与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
毛主席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殷殷劝导奔赴延安的进步知识分子要融入民间了解民生疾苦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期望为人民立言。这或许也是他在和平时期特别鼓励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造思想作风的基本思路。
与杜甫只“歌生民病”而缺乏“革命的战斗精神”相比，毛主席的文章，不满足于“歌生民病”，他要彻底推翻旧的制度，彻底颠覆旧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有史以来所有的“生民之病”，包括民没有文化权利这一历史现象，让民权的文化也回归到中华文化的本来样式上来。
这一点，与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发动的“新乐府运动”的基本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2~2~4主席与元稹的文艺主张：
元稹不但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还在现实生活中利用自己的“职权”实践这一主张，主席在元稹开辟的这条路上走的更远也更彻底。
与倡导“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不同，元稹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践行并恪守“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文化主张，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也多次试图落实民本思想，导致他的仕途之路有惊无险充满挑战。
毛泽东主席比元稹走得更远的地方在于，他不只在文学主张上坚持彻底的民本立场，在生活作风上也恪守与民平等的主张，并在他的身边，吸纳培养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民权革命者。
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只是一种纯粹文化的实践，元稹虽有一些政治的主张，但也并没有落实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他人则保持着士大夫雍容优雅奢侈豪华的生活品质和精致品味，一方面是极尽奢侈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主张“惟歌生民病”“合为时而著”，只能是心口不一有名无实的文艺创作，不会造成真正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影响。
白居易一边“歌生民病”一边唱《长恨歌》咏李杨的变态“爱情”，李绅则一边奢侈地吃着鸭舌助酒，一边唱着“谁知盘中粒粒皆辛苦”的高调，唯有元稹认真地在全部创作中落实“歌生民病”的宗旨并试图尝试解决现实问题，结果是碰的头破血流。
在绅权的文化史上，元稹可以说是被黑的最惨的一个，当然了，比起绅权分子对毛泽东主席的恶意诋毁，元稹的命运也还只是小菜一碟。
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元稹的革新实践的历史教训，他的文章注重教化的同时主张身体力行，言行合一，主张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意志磨合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感，他一生清贫生活简朴，与他的文章诗作大气滂沱跌宕开阖壮丽辉煌相映衬的是清淡寡味的日常生活。
他找到了解决作文章与真现实之间存在距离的问题的方法，但是在真正的文化实践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绅权文化垂死挣扎极力反抗与之拼死争夺的焦点，正是他的这个主张。
绅权分子利用人性的软弱，迎合堕落，把欲望当人性来鼓吹以否定进取的努力，用伤痕文学诋毁绞杀文化要走向民间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的主张，正是反民权反文明继续颠倒腐蚀中国文化的民本传统的明证，这也是主席晚年殷殷牵挂的未竟的事业——之一。
随着民权文化与绅权文化斗争的不断进展，冲突日渐白热化，杜甫元稹之后，随着绅权力量的日益壮大，绅权土壤的日益深厚，民权文化的代表人物便“投笔从戎”走向了武装抗争的道路。
2~2~5主席与晚唐皮日休的“暴力抗争”：
晚唐的皮日休开启了民权文化武装抗争的先河，他在对现实状况彻底绝望之后，毅然把手中为民生疾苦怒喝的笔，换成了武装起义的杀人的矛，跟着黄巢义军摧枯拉朽，成为起义部队的宣传干将，被鲁迅誉为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皮日休的战斗生涯，是绅权文化历史上最后的一抹夕阳，但是，皮日休并没有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因此他在这场血腥的战斗中发挥的文化作用十分有限，其后果就是他的声音在文化史上差不多“消失”了，淹没在晚唐遗老花间雕栏和北宋大咖奢靡豪华的香雾中。
但他的飞蛾扑火一般的牺牲，开启了民权文化暴力反抗的先声。
从此以后，第二个也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绅权政权——北宋统治登上历史舞台，绅权文化开启了他最志得意满也是走向彻底腐败的不归之路。
民权不止从文化上彻底失声，在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路上，还被绅权政治打击绞杀诋毁，成了万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暴徒和恐怖分子，他们的领袖也被魔化成为虐待狂或暴力战争狂人，成为绅权政治的死敌。
人民离文化越来越远，他寻求自由和生存权的斗争也不得不更多地诉诸暴力，绅权便利用文化话语权把破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责任推到反抗者的头上，把阶级斗争和主张斗争坚持斗争的人民领袖妖魔化污名化。
他们用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暴力，维持对人民的文化压迫和政治经济的全方位压迫，再用文化的话语权把反抗者钉到反人类反文明的绅权历史耻辱柱上，让胆敢斗争的人匍匐在绅权面前，让他们文化性社会性甚至历史性地“死亡”以杀一儆百，试图把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驯化成让他们自由摆布的小白鼠。
对于民权文化来说，这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就是绅权文化暴力统治的黑暗时代，而这却恰恰成为绅权最末流的代表人物、民国大师陈寅恪最想“穿越回去”的“黄金时代”。
是毛泽东主席改变了这个现实，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备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用暴力革命推翻了绅权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文化的民权声音也在血与火的涅盘中获得了新生的希望。
伟大领袖更用他开天辟地的文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启了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三、毛主席诗文的艺术成就
之所以要单列一章来概括主席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一向以来，以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文坛上有一个极大的误会，认为主席及其战友的创作多为时文没有艺术品味，当时诗坛上掀起过抵制所谓的“老干体”的狂潮，他们借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不事学习却附庸风雅的个例，把矛头暗指革命文化，掀起了继伤痕文学之后又一轮打击绞杀革命文学的狂澜。
这是一个错的不能再错的历史误会，更是一次居心叵测的文化暗算。
毛主席的诗词艺术，来源于《楚辞九歌》和曹植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兼有李贺的奇谲瑰丽和曹操庾信的慷慨苍凉，是将古往今来的浪漫主义特色集于一身的艺术精品。
不管是与主席同时代的所谓的民国大师，还是现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坛大佬，他们的创作根本没法望主席诗歌艺术之项背。
3~1主席与传说中舜的《韶》乐：
主席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偏僻小山村，但是这个地方，据说是中国最伟大也是最辉煌的艺术旋律“韶”诞生的地方。
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形树影，都是依偎着韶的节奏和旋律起伏伸展，这里的一江一潭波澜水纹，都是跟随着韶的节奏和旋律跃动流转。
主席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一生爱水的他，想必被这里的山之灵水之秀赋予了一些独特的直觉，或许是当年那个“提前退休”的“舜爷”相隔数千年隔空送音给了主席一些神秘的传承暗示，让主席的诗歌艺术仿佛一夜之间突飞猛进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主席的诗之路十分独特，看他早期做学生的时候的几篇习作，谈不上风格和创意，模仿的痕迹是很重的，那时候的他，还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表达心声。
但是，从他离开家乡走上革命之路，他的诗陡然一变，就像李白的横空出世一般没有过程，心中的旋律喷薄而出，带着激情，带着豪迈，带着一泄而出的流畅和奔放，无所顾忌地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
不知他在湘江水和斑竹泪之间发现了什么，就像他的形象天赋异禀，就像他的精神超越古今，就像他的格局包罗天地，就像他的情怀悲天悯人，……
他的诗词艺术一飞冲天，跌宕开合信手拈来。那种自由和随性只有得天独厚可以形容，那种锤炼精准的表现力和震撼力，真真是无人可及。
从艺术上说，因为彻底地放下了一己之悲欢离合，他诗中的自由精神无边界地放飞，就像他在水里搏击风浪，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纵横捭阖……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道韶到底是什么样的旋律，孔子说它“尽善尽美”。
在“尽善尽美”的颐养陶炼中长出来的艺术精灵，可能就是这样的吧，
3~2主席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
中国诗歌艺术的浪漫主义传统有据可凭的起源来自《楚辞》，不是说中原出产的《诗经》不浪漫，而是现存的辑录过的《诗经》是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为其指归，当时的现实生活就是后世的历史，《诗经》以“史”为主。
孔子说“武，尽善也，非尽美也”，“韶，尽善也，尽美也”。
史能尽善已经是求之不得，不可能尽美，只有非现实的境界才可能有尽美的感受。
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与上古巫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第一个署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就来自于盛行巫风的楚地，作为“大祭司”，他的成就最高的作品《九歌》正是宗教仪式宗教活动的乐章祝词。
通常文学史称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为雄奇瑰丽的想象，其实，那不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想象，那就是浪漫主义者在一种超凡的境界里“眼中所见”的“现实场景”，是巫术活动中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境界，现在想来，应该是近于“韶”那种混沌初开的圆满境界。
这种状况与《诗经》的颂也有几分相近，但对比《周颂》和《九歌》，颂还是有更多平实厚重的历史质感。
《九歌》祭祀天地神人，其中，与现实生活关系最近的有两首，《山鬼》和《国殇》，用现在语言简单来说，这两首歌就相当于“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这句歌词。歌颂楚地男女青年的精神面貌，姑娘清纯活泼美丽动人，小伙儿勇敢顽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只有这样的国度和民族，才有未来的无限希望。
巫风渐退，人事觉醒，祭天祭地祭神的祝词也日渐消亡，在后世诗歌中只留下神奇瑰丽的精神空间。
就像现实主义民权传统的诗歌一样，能把空灵超然的艺术想象写的虚实调和言之有物也很不容易，纵观浪漫主义文学史，真正能做到这种和谐的也是凤毛麟角。
在汉末曹魏时代，当曹操把《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融入大雅的天下情怀的同时，他的少子曹植，也把《山鬼》和《国殇》的浪漫主义精神融入了小雅的别致空灵和孤芳自赏。
屈子的《山鬼》还是活脱脱的邻家女孩，与乐府《陌上桑》的样貌有相近之处，而曹植的《洛神》可是超然世外凌波微步的水上仙子不落尘俗，成了只可远观不可近狎的尤物。
屈子的《国殇》是客观造成的牺牲结局，英雄的精魂借助横卧沙场的惨烈场面来渲染，而曹植的《白马》则是一种主观上的抒情言志。
《白马》中“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完全是清醒理智的主观抉择，而《国殇》中“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只是客观的状况，是旁观者的个人愿望，死去的烈士如何感想已经不得而知了。
所以，楚地的浪漫主义诗歌到了中原的曹植这里，上古的巫风已经没有多少痕迹，个体的主观色彩更加浓烈，崇拜歌颂的对象从神明（屈原《国殇》《山鬼》是把对象当作神灵来歌咏的）变成了诗人的主观愿望。与他父亲的“歌以咏志”异曲同工。
继曹植之后，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了。
李白深受屈子和曹植的影响，本身濡染了很浓厚的道家思想，他把自己本就十分强烈的主观精神化入道家神仙境界的漫游中，结合了屈原和曹植的所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
李白是用大雅的襟怀，写小雅的情致，把他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自怨自怜的小雅情致写的波澜壮阔大气滂沱，忽焉在左忽焉在右，起落无端奔突无状，正是得益于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杜甫是用小雅的情致，写大雅的襟怀，把承接于曹操的现实主义风骨，写的酣畅淋漓沉郁苍凉感人至深。）
李白从巴渝沿长江顺流而下，从地域环境来说，与楚地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也可以说，浪漫主义的诗歌高峰仍不出江湘楚地。
毛泽东主席作为江湘一带的学子，深受这种风格的陶养是很自然的，在《九歌》中，大部分的祭神歌，都与湘江有关，主席更是这种诗风的直接传承者。
与屈原的《山鬼》相对应的，主席的《为女民兵题照》则塑造了与《山鬼》同样平易近人却完全不同的女孩形象，山鬼是楚国士大夫大祭司屈原眼中所见心中所念的理想湘女，而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则是民权领袖毛泽东主席眼中所见和心中所念的新中国女青年的理想形象，不同的政治倾向人文理想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笔下不同的人物风情和精神面貌，但是从古到今水一样清纯花一样美丽春一样活泼的中华女儿是永远不变的，表现她们精神面貌的艺术手法也是一脉相承的，两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寄托民族希望和未来的女孩子，其视角、态度和心境也是高度的一致。
作为伟大的民权领袖，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战争的统帅，主席笔下的牺牲和忠勇，是屈原、曹植到李白，此前的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也无从体会的，他怀念英雄悲悯献身的复杂心境，以楚辞的浪漫主义精髓做底色，驰骋于天地万物之间，激荡着电光石火的精魂，翻卷出排山倒海的气势，就像一条暴走的神龙，所向披靡无遮无碍。
主席继承的是屈子的精髓，去除的是曹植小雅的精致华丽和超然天外，代之以民间的平实质朴和平易近人，发扬的是李白的开门见山无拘无碍简单酣畅直奔主题的“爽利”作风。
从“百身莫赎”的心灵痛悔到人民英雄的碑前祭奠，主席走过的心路历程不是我们宵小之辈可以随意拆解诠释的，没有浪漫主义的雄奇境界和跌宕开合的节奏旋律，不足以容纳这样百感交加的心理体验，没有象主席那样前无古人地越过了中国文学史上这道关坎，就无法领略他看到的无限风光。
我会作诗也会评诗，深知两千多年的绅权文化有一个“瓶颈”，屈原，李白，杜甫，元稹，……我都可以评说，他们与我一样，都在瓶颈的这一方，在“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境界里，主席的创作与我们有质的不同，他超越小我穿过了“瓶颈”，站在了我们的“天外”，我们只有向前看，才能看到在他的“天外还有天”，我在“天”的这一方，无法评断他在更高的境界里看到的无限风光。
主席怀念杨开慧烈士的《答李淑一》是前无古人的一首悼亡，它对“悼亡界”的震撼，不亚于当年庄子“鼓盆”的振聋发聩。
这首词发表后，远在美国冷眼旁观的胡适也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但以胡适的“文化”功底，实在也找不出什么可击之“懈”，所以他就像后来评论界随处可见的那样“抄了下三路”，声称这首词“完全不合格律”。
胡博士已经用中国“旧文化是半死的文化”，窃取了“新文化旗手”的花冠，又用半部没写完的《白话文学史》，抢占了“新文化导师”的地位。
无论谁来说旧格律，也轮不到胡博士再说。
“新文化”的皇帝宝座还没捂热，胡博士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翻云覆雨了，把新旧文化变戏法一般地玩弄于股掌之间，绅权文化的话语霸权已经嚣张肆意腐化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四、什么是绅权文化——小雅的滥觞
绅权文化是对民权文化的《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按照绅权的利益和兴趣，一步步地阉割改造而形成的、为绅权阶层特权服务的文化。是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宗旨完全相反的文化。
中国的一部文学史，就是绅权文化的历史，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历史的一个“倒影”。
绅权文化有一个基本特征，它对民权文化所作的每一个修偏，都是剔除民权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把文化向着享乐安逸自我标榜的方向推进，绅权文化是围绕着绅权阶层的“我”展开的。
对于绅权文化这里不准备多说，只说两点：
第一是最初的民间文学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变成绅权文化的——司马迁对《诗经》和《楚辞》所作的“修偏”和对小雅精神的单向光大。
第二是绅权文化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李商隐。
4~1、司马迁对《诗经》的修偏：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他曾去拜访孔子庙堂，看那些“车服礼器”天子王侯都要“折中于孔子”，他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孔子得到的尊重和祭拜，是孔子成了超越帝王权利的评判标准和尺度，这是司马迁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事功”。
在此之前，从《诗经》时代起，颂，所颂之对象就是业绩功德和德行，是对人民对民族有益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把它变成了对个人的世俗成就的颂扬。
象孔子那样成为世人评判事物的“尺度”和标准，是司马迁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人生目标，也成为后世绅权阶层心照不宣的共同目标——“我”的好恶就是世间一切的尺度。
或许，“我”的意志的唤起，也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人的本位自我意识变得更重要是那个时代发展的进步，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一个小小的动作，彻底毁了颂这个文体。在绅权的文化史里，再也没有了颂的本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颂赞，成了最不堪入目的阿谀虚夸，彻底失去了它所曾经具有的社会意义和现实力量。
这一“小小的”改变，更毒化了士阶层的理想，把曾经对于建功立业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大公”向往，转化为“小我个体”或者小集团对话语权定价权的渴望，有没有这个定价权和话语权，就成了“遇”与“不遇”的标尺。
4~2、司马迁对《楚辞》的删选：
司马迁对话语权定价权的向往，在他的《史记~屈原列传》中得以变成现实。这一变现的巨大影响，给绅权的文化史定了调子，从此中国的主流文化便以屈原的《离骚》为标尺，以《离骚》之怨为主要内容，《离骚》自我中心的哀怨调子，就是绅权文化史唱了两千余年的“主旋律”。
司马迁之前，屈原是楚国大夫，是主持祭典的大司仪，是楚文化有记载的第一个大笔杆子，他的主要作品是祭祀用的、唱给全体楚国人民的楚风楚调楚国民情的楚地民歌，是《九歌》。
司马迁之后，屈原就是《离骚》，《离骚》就是屈原。
事实上，从内容到形式，从精神内涵到思想境界，《离骚》都不能算是屈原最好的作品，但在司马迁眼里，它好就好在完全是个人恩怨个体诉求，作为楚国一个最爱国爱民的士大夫，屈原在《离骚》洋洋百句的巨制中，只有一句提到了“民生”，其余的大量篇幅反反复复絮絮叨叨都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和他人的责任。
司马迁在屈原传中，把《离骚》捧得太高太高，以至于《九歌》成了配享于末座的丑小鸭，但是事实是，《九歌》在艺术上在思想境界在风俗人情等等各方面，都是《离骚》难望项背的。
《九歌》才是楚国人民的生活全景图，是系统地描述楚国文化楚国风情的杰作，相比于楚国人民的生活历史和精神面貌以及民俗传说，屈原个人的遭际有多少意义？
更何况，《离骚》中描述的，只是屈原的“一面之词”。
论屈原个人经历的作品，其实《九章》要比《离骚》更接近生活本相和原生情绪，在《离骚》中大剂量的儒家思想特色十分可疑，即便在现今的湖北一带，还流传着“不服周”的方言，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楚国大夫屈原，已经深受中原儒家思想的侵淫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离骚》太有可能是伪作，它只不过就是《九章》的集合体，杂揉以儒家的君臣关系来调和成篇，偶尔在逻辑上，还能看出那么一点小小的“凌乱”来。
司马迁独树《离骚》，用心良苦。
4~3、司马迁个人作品的情调和境界——小雅的滥觞
品读《报任安书》的气氛情绪和叙事抒情的角度，完全是委屈和不平，与《离骚》的调子可谓异曲同工。
司马迁《史记》中，把贾谊和屈原列传作在一起，原文实录贾谊的《吊屈原赋》，其风调也是《离骚》和《报任安书》一脉相承。
其实贾谊的《吊屈原赋》更像是《离骚》的集句，殊无特色，也没有贾谊其他散文作品的风格气象，但是，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却有了贯通一气的示范作用，大大地强化了绅权文化史主旋律的特色。
这个主流特色就是对小雅选择性的发挥和光扬。
小雅以“怨”为特色，但是最初《诗经》中的小雅，是与大雅异曲同工的。
大雅的声音来源于地位较高的重臣王公，小雅的声音则来自于底层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天下情怀，小雅的作者也是以天下为己任关注政治清明与民生的疾苦，他们的意见没有上达的机会，所以多以怨刺的形式发泄不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其特色。
可能是自身遭际造成的心理伤害，司马迁辑录的这几部作品，无限量地发扬了小雅怨和伤的特色，喧宾夺主把小雅中的天下之心和民生关怀挤的没有容身之地，天下之忧完全变成了夸大个人光鲜的标榜，看看《报任安书》、《吊屈原赋》和《离骚》，除了对自己才高而不遇的怨和伤之外，哪里还有一点天下兴衰的成分？
就大行于世数个朝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来说，这几部作品也偏离了中庸的立场，在对自己的个人遭际切肤之痛的渲染中“哀而太伤怨而过怒”了。
用主席的话说：“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在贾谊《吊屈原赋》中可以看出，梁王堕马不过是引子，自我怜悯才是“哀伤付一生”的本源。
这，就是司马迁之后，中国绅权文化史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主旋律！
让司马迁也始料不及的是，他比孔子更进一步取得了文化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从此以后，知识精英是不是孔子的门徒只是嘴上功夫，跪拜于司马迁门下倒是历史的真相。
4~4、司马迁的“文化定价权”从何而来：
司马迁有此殊荣，能够给占中国文化主流两千余年的绅文化定调子，得益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和史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绅阶层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归属原本来自于大雅，是大雅精神的拳拳赤诚天下情怀的发扬光大，大雅产生之初就是绅的雏形对公权的坚守为民请命的见证，最初的大雅作者也是当时的史家，他们熟谙前朝掌故兴亡教训，在皇权势力中地位极高并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也兼顾着监督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职责。
后世史官的阶层没有《诗经大雅》时代那样显赫，渐渐成为代代相传的职位，但是新一代的史官秉持正直无私浩气凛然的坦荡不屈忠于职守的品质，把大雅的正气和公心更发挥到了极致，“崔杼弑君”的事件，史官世家前仆后继不畏权力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风骨和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勇气，超越了大雅《板》《荡》的忠勇和坦荡，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浓笔重彩，史官的威望在绅阶层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成为后世绅权精英的楷模。
但是，前朝史官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无我”，崔杼弑君事件的史官，是为了史录的公正清明与崔杼霸权抗争献出了几兄弟的生命。
可在司马迁这里，于天地间，论道天最大，论理地最大，但是落笔的时候论情论欲还是“我”最大，只要对不起“我”，就天塌地陷，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我”。
《报任安书》、《吊屈原赋》和《离骚》，其内容都是以个人遭际为前提的怨怼和不平，史官到了这时，《板》《荡》的天下之心和“崔杼弑君”时为了正义而牺牲生命的清白勇气，都成了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的拳拳“诉状”。而当绅权诉状最终变成绅权裁决的时候，良知和公权便荡然无存了。
当“主旋律”电影《觉醒年代》的编剧说“我最想写的就是陈乔年”的时候，在这个编剧膨胀到欺天灭地的“小我之好”的面前，到底谁才是那个觉醒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公权还有什么意义？
不过，这个编剧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主观责任，甚至连司马迁本人也没有什么主观责任，这是绅权不断选择性发展的过程造就的既成现实，不是某个具体个人的责任。
司马迁感到不平就鸣了，可不一定想得到这样的后果，彼时，他的头上已经戴着大雅《板》《荡》和“崔杼弑君”的光环，他的为个人遭遇鸣不平的“小雅”情怀，他的被汉武帝施以酷刑的现实遭遇，已然被当做“崔杼弑君”中为守卫公权而献出生命的史官来敬仰和效法，他的个人好恶和思想境界，与史官的圣洁公心混为一谈，他的删选标准，也就顺势成了文学艺术的评定标准。
另外，对于民权文化中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和天下家国的慷慨奉献的阉割和篡改，正好迎合了绅权阶层的特权意识和精致利己、对“心理生理舒适区”的迫切需求，深深地契合了“抚慰呵护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小雅情致，深得绅心。
这样，绅权文化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就系在了史官的手中。
4~5、中国绅权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李商隐
自司马迁树起《离骚》之后，在东汉末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绅权文化继承小雅特色《离骚》风调发展的最高峰，它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去除了《离骚》中鲜明的儒家思想，君臣父子香草美人在《古诗》中消失殆尽，代之以绅权底层小知识分子个人在社会官场的无助与无奈，它在《离骚》和《报任安书》的怨念中恢复了一些“理智”的平和，倒是更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经小雅》品相。算是在屈骚之后扳回一局。
屈骚的精髓在晚唐李商隐那里得到了前无古人的发扬光大，至今为止也是后无来者。
纵观李商隐一生的创作，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我”。
李商隐用“我”的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深得《离骚》精魂。虽然于他的作品集中鲜有提到屈原，他每提楚辞必说宋玉，可以说宋玉的现实处境是李商隐的人生目标，宋玉的文采风流也是李商隐的自我认同。但是，李商隐的诗风，却是纯粹的《离骚》风调。
李商隐学杜，学的是杜诗的技巧，这些技巧用来表达以个人为中心的“私念”，全无一丝杜甫的大雅情怀。
李商隐的颂赞，说的是被颂者与自己的关系关节，因此他为了生存所作的令他倍感屈辱的“谄媚”之作总是拍不到恰当的位置，这也是他一生怀才不遇的一大特色。
李商隐的讽刺诗，刺的是历史，说的是教训，发的却是自己与之不共戴天一样的“刻骨私仇”，因此他的怀古冷笑中总有几分冷僻甚至冷酷似与个人的切身之痛相关联。
甚至李商隐的悼亡之作，也不是设身处地心疼死者的悼亡，而竟是伤悼自己因亲人死去带来的不便而感受的剧痛。
他用一己眼光点亮自己的人生，专照生活中最不堪的角落，自我呵护产生的心中阴霾，自我认同与现实评价的差距，现实生活与他人碰撞产生的不适不快的感受，使得他更多地注意世间灰暗的色彩，从而把自己一生的生活过得暗无天日。
没有反思，只有怨怼，没有改善自我的意识，只有嗷嗷待哺的希冀，一句话概括他的愤世嫉俗之作就是“都是你的错”，这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与《离骚》的风调无缝对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学杜，才华虽然横溢但未必超越杜甫，生平虽然不遇也未必有杜之颠沛流离病卧江湘的惨状，但是李商隐的泣血痛哭，比之杜诗的感时伤事不知浓烈了多少倍。
虽然一生都在底层苦苦挣扎，但是李商隐对于底层人民的态度，与杜甫也是天壤之别，多怨怼少同情，让他的现实悲惨而孤独，而这种生存状况，反过来又让他沉溺在黑化的泥潭里既无反抗之心也无改善之意。
但是，他以超凡的艺术技巧和臻于完美的艺术功力，以及秾俪泣血的个人情感体验，赢得了后世绅权阶层的广泛认可，其实后来打着学杜旗号的各种流派团体和个人，几乎无一不是学李。
李商隐的诗，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除了代表他一片血色的愤世之作，有为了生计和功名的干谒颂作，还有缠绵悱恻前无古人的爱情组诗《无题》系列，更有反映绅权阶层淫靡生活的艳词游仙，这一类，不设底线挑战“下三路”惊艳无比，有六朝习气但更艺术化。
后世的诗歌，或多或少都能在李商隐的集中找到源头，说他是绅权文化的集大成者一点也不夸张。
流行于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可以说是捎带留点艺术品味的最后一抹光亮，等到改开之后，大潮冲击，艺术品味烟消云灭，只剩下抱紧国际上与祖国价值观相对立的政治正确的一些末流枪手了。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贾浅浅算不算文化？
即便象贾浅浅这样下流不堪的“猴崽子”，也还是没有跳出李商隐这个绅权如来佛的掌心，从专走人间“下水道”专挑人生“下三路”这个角度来衡量，也可以这么说，贾浅浅就是那个没有文化不通艺术品味的李商隐，而李商隐则是具备了文化艺术双高的贾浅浅。
这就是文坛的现实状况。
从司马迁的源头，经由李商隐的高峰，还是有着太多对“身体”有益的美味佳肴、有太多可以吃的营养成分，李商隐是横跨于伟大的古典时代和通向后世绅权文化的独木桥，走过李商隐之后，所有的天下公心，所有的家国情怀，都淹没在小雅的怨念泛滥的波澜里，在自我觉醒到自我中心的“人权人性”中“腌制”了两千余年的这盘文化大餐，终于腐败烂透到方方莫言贾平凹贾浅浅这一步，再也没有了能对机体有所补益的“可吃”的成分。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盘踞中华大地几千年的皇帝被拉下马，新文化运动开始登场。
抛开具体的导火索，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发生，其实与民权文化毫无瓜葛，它依然是绅权旧文化的新贵们在皇权消失的新形势下做出的“应激反应”，是绅权内部调整适应和重新排座的一次改良。
当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旧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冲击，继而随着皇权的没落而被全盘否定，文化彻底投向西方。
清华也好，北大也好，只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理支部，相当于文化租界里的文化买办而已，当年来到这里的，几乎没有工农的子弟，这些西式的，所谓的充满了新思想的阵地，不过是西方思想的传播载体，并没有任何属于中国的新味道。
当然，绅权文化的这一改良，也不是全无贡献，这次全盘的西化，对祖国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有意义。
但是对于人文的文化的意识形态领域来说，这相当于八国联军的又一次“入侵”，他们的文化统帅司徒雷登的文化立场，与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与那些强行砸开中国大门、焚烧圆明园的暴徒们并没有本质区别，司徒只是拿着另一种武器，进行另一个层面的战争的另一类入侵者，对中国文化来说，这才是危机四伏的最危险时刻。
以胡适为旗手的那个“新文化”，最大的、也是对此后的民权文化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白话文。
这次西风东渐还有一个干系重大的客观意义，就是直接引爆了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三次文化融合。
没有外来的入侵者，何以实现伟大的文化融合？
真正意义的新文化，是从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开始的。
没有庶民的胜利，哪里来的中国新文化？
没有庶民的胜利，任何打着新文化旗号的口号和运动，都不过是绅权的旧瓶装了外来的新酒，是绅权内部适应新的形势进行的重新洗牌换届而已。
这个肇始于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新文化正式付诸行动，是从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建立的第一个相对稳定的红色政权——江西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实行的“扫盲运动”开始的。
中国的新文化是从庶民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之后，一点一滴从扫盲认字，到勉强阅读，然后学习革命道理，学习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先进思想，学习如何为了挺直腰杆站立起来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然后才有了真正全新的民权文化雏形。
兴国的扫盲率取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就，得益于白话文的普及，更得力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革命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新文化是庶民的文化这一革命性的民权宗旨。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新文化是在庶民为了争取平等权利而与外来侵略者、与旧的绅权势力进行暴力革命的过程中生发成长的。
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为革命队伍编写纪律歌，到改编民歌服务于红军宣传，编写战斗故事鼓舞士气……
中国的民权文化——真正的新文化——从匍匐在腥风血雨中咿呀学语，到小米加步枪的战场上蹒跚学步，再到势如破竹的战略大反攻，将绅权最后的统治者赶出大陆偏安天涯的直立行走，才有了产生于解放区的革命文艺《白毛女》和土改时期的《小二黑结婚》等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渗透影响和准备，到了上个世纪中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平等的权力之际，民权文化经历几次重大的文化思想界的“激烈”交锋，突破了绅权残余势力的绞杀封锁和打压，从《武训传》的淫威下杀出一条“不见血的血路”，摇摇晃晃地终于迈出了它可喜可贺的第一步。
若果说，建国初期的革命题材的经典红色电影和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残留着部分绅权文化的遗迹，那么，新中国建国后培养出的全新的掌握了初步的文化技能的革命后代，终于创作出全汁全影的民权文化的“样板”作品。
几大样板戏和所谓的“高大全”的新农村小说，站在民权的立场上，一反绅权无病呻吟孤芳自赏高人一等自我标榜的“去于禽兽者几稀”的作品，为平凡而伟大的人民英雄树碑立传，弘扬共产主义理想，提倡社会主义教化，用“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伟大进取精神鼓舞人民，为站起来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国家的主人。
虽然稚拙，虽然不够丰满，离完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毕竟迈出了这可喜的第一步，中国人民的民权文化完成了从奴隶到主人的可喜可贺的诞生。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绅权的余孽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随着伟人谢世，他们死灰复燃，文化的还乡团回来了！
就像当年的还乡团在赣南老根据地对共产党人红军家属进行的斩草除根的疯狂屠杀一样，兵不血刃的伤痕文学，也誓要将蹒跚学步的民权文化一网打尽。
刚刚起步的民权文化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中。
直到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扯着主旋律的虎皮，打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片的大旗，他们制作出的《觉醒年代》，还在用大力捧杀退党的陈独秀、成为美狗的胡适，还有那个留着辫子打着遗老旗号的文化流浪狗辜鸿铭，来稀释排挤打压真正的觉醒时代的主角、为了民权革命的胜利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先驱者李大钊、和他的《庶民的胜利》。
这就是民权文化当下面临的危难处境。
当莫言贾平凹成了文坛大佬，当王安忆张抗抗甚至严歌苓成了艺术的代表，当谩骂人民和民权领袖，诋毁祖国成了文坛的时尚，可能还是当初绅权文化改良的旗手胡适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到了贾浅浅之流成了文坛新秀的时候，连胡适也会惊恐咋舌目瞪口呆了吧！
“文化”堕落到今天这个程度，是民权和绅权都不能容忍的。
物极而必反，文化是时候浴火重生焕发生机了。
这是民权文化的历史机遇。
我们不希望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动用暴力来回敬反动文化。
阶级斗争是暴力，阶级压迫不是暴力吗？那些实行阶级压迫的绅权大佬们诋毁谩骂阻止被压迫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就不是暴力吗？
他们说文化革命是暴力，那文化的压迫就不是暴力吗？进行文化的残酷压迫，却把被压迫者为了争取文化话语权进行战斗污名化妖魔化，这不是文化的残酷暴力吗？
绅权文化口口声声把民权革命说成暴力，正是因为他们恐惧民权的觉悟和奋起，他们是文化史上的欺世盗名者，当真正的主人觉醒，要夺回被窃取的话语权的时候，绅权的末日就来到了。
绅权从来不忌讳使用暴力，文化也从来都没有回避过暴力，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杀伤力也最为隐秘的暴力工具。
绅权文化和他们的还乡团一直在使用暴力，舆论暴力，网络暴力，金融资本的暴力，篡改历史的暴力，是他们，一手制造了祥林嫂、孔乙己、阿Q、“人血馒头”的悲剧和“范跑跑”的丑剧……他们，才是率先使用暴力镇压绞杀民权文化的刽子手。
暴力是会死人的，到底让谁去死，民权和绅权两个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对此有不同的答案。
大学教授说让农民去死，农民却在种田做工造桥修路送快递供他们享乐，还把自己的子弟送给他们去腐蚀败坏。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
民权文化要夺回话语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我们从来不愿意诉诸暴力，我们只是想完成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未竟的遗愿，让文化的话语权重新回归人民手中，如果绅权文化胆敢用暴力手段抵制人民取得文化的话语权，我们也不拒绝回敬以暴力。
让我们用《国际歌》那洋溢着伟大的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的宣言，作为本篇的结束吧：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旧（文化）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文化）的主人……”
（梦也无声：本名李晓鸢，女，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当前国内旧体诗的领军人物之一，为新浪网友作诗评60多万字。原创诗词、评论、书序作品散见于各大网络、诗友书集和国内各地专业出版物中。）
作者：梦也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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