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常到母亲坟莹前看看
穆希超

母亲临终前的几天,老天一直下雨,紧一阵慢一阵,下得人心烦。我黑白守候在母亲床前,陪伴母亲走完这人生最后也是最艰难的旅程。五年前的阴历七月初七的凌晨,风停雨歇,母亲安然闭上了眼睛。母亲去了,却把深深的怀念永远的留给了我们。
我的右手中指有块伤疤。母亲说,那是我周岁时煤油烧伤落下的。一天晚上,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我在旁边玩,我学着灯蛾的勇敢,伸手抓歪了油灯,灯头点燃了洒出来的煤油,油火烧伤了我的手指。我嚎啕大哭。十指连心啊!我的手指不仅连着我的心,也一定连着母亲的心。母亲哄我,给我喂奶,都无济于事。手发炎了,流着血水。我整天整夜的哭,哭了三天三夜。母亲抱着我,从屋里走到屋外,从屋外走回屋内。父亲吓唬我,说,再哭砸死他!我哭得更凶。母亲的眼里一定含满泪水,母亲一定指着月亮,给我说,孩子,不哭,不哭,你见哪个大男子汉哭鼻了?你看,尕尕(月亮的俗称)都在笑话你呢!我或许停止了哭泣,热泪挂在眼角,泪水映着月亮。我现在看见我手上的伤疤,我就想象起母亲抱着我在院子里走动的情形。
母亲是邻里和睦的典范。不仅没有和庄乡邻居吵过嘴、白过脸,还尽可能的给他们帮忙,提供方便。
我的东邻是一个邱家的菜园,菜园里有两间小屋,小屋里住着的不是菜园的主人,而是外地来的一户李姓人家,四口人。一位长者,领着二男一女三个孩子。那位长者,我喊他爷爷。那个大男孩,长我父亲一岁,我喊他伯父,他取名长金,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金子。另一男孩叫长生,意为长生不老。那个女孩子乳名玲玲,我喊她姑姑。她没有多少灵气,倒是两眼有些呆直,经常傻笑,似乎智力有些障碍。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外地讨饭来的,那位爷爷一根扁担两个筐,一个筐里一个孩子,手里领着那个大的。在我东邻住下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爷爷领着女孩去讨饭,两个男孩大了,就去给富户当长工或打短工为生。他们的生活可想而知。
他们摊上了一个好邻居,这个好邻居有一个善良的女性,那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经常接济他们。
我家有六七口人,日子过的也很紧巴。我的奶奶是过日子的老狠子,很会精打细算,对家里的一草一木也看管得严紧,滴水不漏。我们两家只隔一堵墙,翘翘脚,能看见那边的情景。我家过秋过麦,那位爷爷领着那个伯父,经常过来帮忙。玲姑小,不会做针线,(长大了也没学会),他们的衣服需缝缝补补,都是母亲帮忙。他们对母亲感激不尽。
讨饭的营生大概不十分好做。收入不稳定不说,手中的棍子还要时刻提防恶狗伤身,还需经常遭受恶人家的白眼或辱骂。那个爷爷要不了多少东西,那个玲姑经常饿得大哭,母亲听见隔壁的哭声,寻个方便,翘起脚尖,递几个窝头给隔壁的爷爷,并嘱咐他不要声张,玲姑知道了,说话没遮拦,传到奶奶耳朵里,说不定是一场大乱子。过年过节,我家的炸鱼丸子之类,也是偷三瞒四送给他们一些,这些东西,在他们讨饭的所得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过去了好多年,李姓邻居的日子逐渐好起来,大队里批了地方,盖了房子,搬进了自己的窝,两家成为世交。这些事我不知道,母亲也没有直接给我说过,都是那位伯父后来告诉我的,那也是我的奶奶辞世以后。
我的西邻有一个赵姓的二嫂。二哥在东北当工人,过年才回来住些时日。二嫂一人拉着三个孩子过日子,着实不容易。有时侯,二嫂把孩子放在我家,托母亲照管,母亲看人家的孩子比看自家的孩子还精心,说,若有点闪失,多不好啊!
有一次,二嫂出远门,需几天才回。二嫂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家里的猪、鸡等,嘱母亲照管。二嫂说,东屋里有料,足够。中午,母亲去喂猪,东屋的门上却挂了铁锁,原来二嫂走得慌张,忘了留下钥匙。母爱便挖自家的猪料,去喂二嫂家的猪。母亲不敢给父亲说,,因为那时凭工分分粮食,我家人口多,劳力少,粮食并不宽余。父亲继承了奶奶的秉性,也是出了名的抠门,“葛郎台学院”的高才生。好在二嫂家的猪不会说话,走漏不了风声。我们知道了也给母亲保密,还佩服母亲的为人。父亲见自家的猪料下得快,以为猪开了吃,吃得多,长得快,出栏早,多卖钱。父亲还着实高兴了一阵,我们心里也暗自好笑。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人若故去后,他(她)的衣服被褥等,一般要付之以炬。也有把好衣服送人的,人家得同意接受才行。母亲故去后,也不例外,只是没有可以送人的东西,不是我们不同意送人,只觉得这些东西太破旧了,拿不出门去。有一床毡毯,家人要烧掉,我却把它留下来。这毡毯大概是六十年代买的,母亲整整铺了四十年!灰色的毡毯上,补了三十多块补丁,补丁连补丁,补丁罗补丁,原本单层的毯子,几乎成了双层,有的地方竟有三四层。那些五颜六色的补丁,象联合国的旗子结缀而成。妻子问我留这个干什么,我说这是无价之物,镇宅之宝啊!这床毯子陪伴了母亲半辈子,上面凝聚着母亲勤俭节俭的优秀品质,这正是孩子离不了的东西。母亲不识字,不会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文化,但她懂得,这种品质正是做人的根本。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这种品质越是不能丢。
母亲有个头晕的固疾。母亲坐车有些特殊要求,坐地排车脸要朝前看,否则非晕不可。纺线的时候,只要看见纺车轮子的转动,便会晕的不敢动弹。我们不敢想象,母亲年轻时侯,纺织那么多棉布,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母亲坐汽车,更是晕得了不得。有一次坐小车,还没走三二里,便脸色腊黄,嘴唇青紫,呕吐不止,先吐食物,后吐胃液,再吐黄水。晕一次车,三两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曾在坐车前服下晕车药,毫无效果。后来,竟发展到看见汽车就有晕车的感觉了。曾经看过医生,大夫说,是先天所致,不好治,也治不好,平时注意就行。
母亲晚年,想到我工作的城里,看看我城里的家是个什么样子。母亲的想法并不过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到城里享几天福,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心愿。不过,母亲要走五十里路程,其间还有三十里山路,又不能坐车,还真成了难题,让我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下了一番气力。
母亲不能坐汽车,我便想用自行车带母亲进城。不能走宽敞的大公路,恐怕母亲看见汽车引起头晕。我便翻山越岭,寻找路面比较平坦的山间小路作为母亲进城路线。行进途中,好路骑车,孬路推车,上上下下,费尽周折,用了四五个小时,累出了几身热汗,终于把母亲安全带到家中,母亲奇迹般的没有晕起来,我们全家大喜,母亲亦大喜。
母亲一生受过三次大的外伤。
一次是发生在“大跃进”的年代,母亲正值壮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白天要去干活,晚上还要“夜战”,很晚才能回家。回家来还要推碾倒磨,操吃操穿。一个漆黑的夜晚,霜雪浓重,母亲上屋顶拿地瓜干,稍有不慎,从近三米高的墙头上滑下,重重地摔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伤了腰,不能动弹。我十三四岁,一米四五的个头,我十分吃力的把母亲背到炕上,她躺了一个多月。我是伺侯母亲的主力。父亲为了生计去了东北,家里两个妹妹,大的六岁,小的四岁。我白天上学,回来做饭,晚上熬药水给母亲热敷腰肌。母亲见我累,心疼得热泪直流。
第二次外伤是母亲七十岁的那年。母亲傍晚在雪地上滑倒,正巧磕在一块石头上,膝盖骨摔成粉碎性骨折。我把母亲送进医院,手术整骨,石膏固定,我们轮班看护母亲,母亲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从未喊一声疼痛,我们无不被母亲坚韧的毅力所感动。母亲从此没有离开过拐杖。
第三次外伤时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坐在门外路边乘凉,起身时不慎歪倒,摔伤腰椎,对本来行动不便的母亲,无疑于雪上加霜。我要送母亲医院治疗,母亲死活不同意,说,年老了,摔一下还有不疼的吗?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母亲卧床休息养伤,很少起床活动。我们侍奉床前,端水喂饭。为拒褥疮染身,定时为母亲翻动身躯。昱年春,母亲病情有所好转,我把母亲抱到院子里的沙发上,母亲沐浴着明媚的阳光,看树上的绿叶,看院子里的鲜花。母亲说,真好,心里清凉!再后来,母亲竟然从此没有起来。
母亲的骨灰安葬在庄后河边的大坝上,那里是一片公墓。坝上绿树成阴,芳草萋萋;坝后河水清清,长年流淌;坝前是一片果园,可以闻花香,听鸟鸣,看蝶舞。母亲生前操劳一辈子,一刻未得停闲,现在可以安息了。我常到母亲坟莹前看看,告慰母亲:您的儿孙们,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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