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陕西作家董惠安这篇巜批判冯积岐》的文章耐人寻味。他对陕西作家领军人物冯积岐的创作成就表示钦佩的同时，对冯积岐没有得到应有的声誉感到遗憾。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正确对待自己的作品？推介和妙作的关系是什么？作品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和作家个人有无关系？作品在当下的影响和未来的影响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冯积岐老师和关心文学的朋友们思考。

                    批判冯积岐

                  文/董惠安

       冯积岐兄，恕我今日对你的不恭。按理说，你已经完成十五部长篇小说，作品等身，粉丝千万，位列陕西作协副主席，足够辉煌了，然而，我还是想用“批判”二字来刺激你，这的确很有些不近人情，而且明知你童年起顶着“狗崽子”的帽子就开始莫名其妙地受批判、受侮辱，被剥夺过做人的起码尊严，但当我看到你写出的对中国农村社会剖析入骨，对民族复兴有着刮骨疗伤意义的惊世作品被低估、被冷落、被遗忘，而你居然很淡定很坦然，我就不由地按捺不住；对于你那可以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媲美的《沉默的季节》《村子》等作品缺席影视这类大平台，只藏于书斋，而你依旧波澜不惊，我岂能不哀你不幸，怒你不争？我看到一些获大奖作品，其中虽有佳作精品，但鱼目混珠者不少；也看过一些影视，滥竽充数者多多。而你老冯的作品早就应当炫彩银屏，可惜千呼万唤，感觉《村子》还和影视屏幕相差“最后一公里”！而你依然闲庭信步。我见过一些大学生村官（包括一些志愿者），读了些忽悠文章案首阔步进入农村后，就像鬼子进村，到处都是地雷陷阱，处处碰壁，而你的《村子》本是一副有利于他们在“村子”防范暗箭、绕开雷区、立足安身的“护身符”，甚至是帮他们破解“八卦阵”的锦囊妙计。按理说，大学生村官要团结“祝永达”这样的正义力量，战胜并改造中国“松陵村”中的“田广荣”们，占领思想文化以及权力阵地，必须像进入伊拉克的美军人手一本《孙子兵法》一样，像巴金的《家》《春》《秋》激励进步青年冲破封建家庭牢笼投身革命一样，就像《乔厂长上任记》推动了工厂改革一样，每人一本《村子》细细解读，找到进入“村子”的通幽之路。可惜，你的作品却束之高阁，未能进入他们的频道。我感觉你这位作家此时实实不该缺位！这种精品与读者需求的脱节，优良思想理论武器与前线战士的脱节，你的超值创作与财富回报的脱节，社会应当反思，你更应当愧疚。我认为，你自身的“三不主义”——不主动破局，不自我炒作、不向资本和权力低头，也是你和你的作品明珠暗埋、潜龙勿用的主因之一。我就想从这方面对你展开狠狠地批判，在你背上猛击一掌。

       客观定位自己：树立神圣的使命感

      著名评论家白烨认为你是陕西文学界“五虎上将”之一，言之有理。我认为，你要清醒地看到，陕西把握农村题材见长的伟大作家中，在路遥、陈忠实之后，接力棒已经传到你的手中，而你并不自知。我感觉你那以《村子》为代表的农村系列的作品，堪称文学版的《乡土中国》，但比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更接近当今现实；而你的作品中的境界，隐隐可看到杜甫诗境中的家国情怀。而这一切，你身在庐山不识庐山，也未见自觉地担负起应当担负的神圣使命。当然，现代社会往往以貌取人，弄臣伪娘容易抢镜，风花雪月容易上热搜，攀附权势者容易走红，有钱有势者可以呼风唤雨。这一切你都不具备。然而我遗憾地感觉到，你自我定位有偏，虽不和抢镜者同流合污，但却不恰当地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文化民工，每天就是习惯性地埋头写作，自说自话。在这种自我的世界里，飞腾云端，俯瞰大地，把自己的所感所悟宣泄播撒。当清醒地面对现实世界时，你便沉默噤声，而把可以解构中国农村的密匙藏于书中，不事张扬，坐等有识者前来寻取，颇有“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意味。坦率地讲，这样不行！

     现代社会环境，玩不得清高，一些大奖评审活动，你该出手时就出手，何不潇洒走一回！要屑于敢于和各色人等为伍，不是有一句“与狼共舞”的名言吗？在舞步中舞出几分狼性，对你百利而无一害。

     二、敢于“炒作”：瓦釜雷鸣时，黄钟也要争鸣

     你固执地认为，作家靠作品说话，靠炒作出名岂不成了商家？咱说说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大诗人陈子昂“摔琴散诗”故事吧。话说陈子昂初到长安，好诗装满行囊，却无人知晓。于是他买了一把琴，在街头宣布次日要当众弹琴。次日观赏者云集，他当众摔琴散诗，迅即流传，一举成名。摔琴，是陈子昂的本行吗？显然不是，是他被逼无奈而出的下策。但就是这番下策，帮他成就了功名。当今时代，一般的作家就要有写作的本事，还要具备“提篮小卖”、自我推销的功夫。有些奖项，应当去争，有些场合，也要发声！在张艺谋、冯小刚的大片都要做广告、造声势的年代，你不自我造势，咋能进入读者的视线？有些平台，君子不去占领，流氓也会去占领。你向来鄙视“炒作”，你在《我的孤独》中承认：“我的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比较艰难，因为我没做广告，所以不被客户看好也是很自然的”。你也自嘲自己是只知道闷下头写作的“闷怂”。你困惑不解的是，“炒作”竟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成功。作家在一夜之间成了蔬菜批发商！你还认为这种广告炒作是一种“急功近利的鼓动”，把文学的繁荣作品的影响寄托于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你这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个“失”，就是你对你《村子》等作品的社会价值再推广的这种社会责任的忽视。想想国家在“乡村治理”“精准扶贫”等三农问题上的殚精竭虑，想想基层干部面对农村“八卦阵迷宫”式的困惑彷徨，再体会一下大学生村官被“田广荣”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悲哀苦逼，你难道就没有危机感紧迫感，你还能再躲进小楼独善其身？你应当改变观念，毅然接受“炒作”的概念，强烈发声，突破《村子》与影视媒介的“最后一公里”，用最直观的方式把进入“村子”的密匙传到农村基层干部和大学生村官手中，帮他们早日凿通“乡村治理”的路径。我坚信，读过你的《村子》和《沉默的季节》的大学生村官，和没读过的同行相比，精神武器的配置是很不一样的，其工作也会有声有色的。

     有人说，响鼓也要重锤敲，酒香也怕巷子深。你的作品称得上是陈酿的好酒，但在假酒泛滥的时节，你要卖出你的佳酿，还需强烈地吆喝几声。咱管不了人家把烂作品吹得天花乱坠、把那些“走起来颠晃颠晃的轻飘飘的作家扶上领奖台”，“获得撕心裂肺般的快感和雪一样晶莹的利益”，咱只管把自己的作品做到物有所值的推销，当瓦釜乱敲之时，咱把自家的黄钟自撞几下，发出应该发出的声音，总可以吧？

      三、跳出“村子”：展开积极的公关活动

     你描述了中国社会的“村子”。但我觉得你把自己也封闭在了一个狭窄的“村子”里。在这个话题下，我想对你提几条建议。

     第一条、要求你冲破自我封闭的状态，主动寻找伯乐，而不能坐等伯乐。你写了《村子》，但你的思维要跳出你的“村子”，扩大视野，而且要三顾茅庐式地、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去寻求外界的帮助。这个要求对你有点苛刻，因为早年的压抑悲催，让你形成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个性，但你想想自己当今的作协副主席身份，也应该挺直腰杆找回自信了吧！就是面对联合国秘书长，你也应当平视他。何况去拜见一些领导、长者和合作人，否则，早年所遭受的苦难就白受了！

     按理说，你已经够幸运了，你一生虽说受尽劳筋骨、苦心志的磨难，但你也有不少幸运，譬如说，遇到伯乐陈忠实、徐岳，把你拽进了陕西作协的大门，并为你构建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还有像著名的文艺评论家白烨这样的伯乐，认为你是陕西作家“五虎上将”中的一员。当然这些都是“老本”了。时至今日，时空旋转，很难再遇到陈忠实、徐岳这样的伯乐了。这就需要你绽放笑脸，主动出击，四处寻找新的伯乐。而新伯乐包括能推广你作品的评论家、能帮你作品“触电”的导演，以及能让你的作品插上翅膀飞入寻常百姓之家的主管部门领导，甚至包括拥有资本的企业家。

      我要建议的第二条，是希望你在“资本”和权力面前，有时也要低下高高的头颅。陕西作家大多有“资本”困局，这个困局，路遥绕不开，连赴京领奖的路费都筹措困难。陈忠实也绕不开，为了解决作协的办公条件，他进了多少庙，烧了多少香！这是他的“专业”吗？为了筹措《延河》的办刊经费，他热脸贴了多少冷屁股？他们为了大局都不顾尊严，这方面你的脸皮就太薄了。想想有千百万粉丝看了你的《村子》，强烈要求搬上荧屏的呼声，你就应当抱定壮士一去的决心，去寻求合作和支持。碰钉子是少不了的，要有充分的准备。其实，你该失去的早已失去，如今，还有什么可失去的？你说你和一些影视制作公司有过接触，但话不投机，草草结束。这就不妥了。暂且不说陈忠实为了《白鹿原》电影筹拍过程为资金四处奔走的事情了，咱说说你的同乡、西周研究专家牟柏苍为筹拍《大周天下》而多方筹措资金的辛苦，完全可以为你提供一种借鉴。而作家为自己作品“触电”而四处化缘，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降尊纡贵、放下身段拜访一些导演、制片人，主管财神爷，还有一些热心的企业家，有何不可？

      我要建议你的第三条，是要你尽快组建你的团队，拓展你的“朋友圈”。你不要总是一个人孤独地默默地行走在这座城市里。在这样的时代，你一人仗剑独行不可，江湖已不是原来的江湖，你需要左膀右臂了。你一人孤芳自赏不行！还要尽可能大地担负社会责任，比如帮助那些面对“田广荣”们一筹莫展的大学生村官，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也需要你书中的警示。你一己之力显然是力不从心。你不是三头六臂，你以为你一人可以包打天下？你的个人奋斗、单打独斗必须变成“众人拾柴”！要拿稳路遥、陈忠实传到你手中的接力棒，快点组建属于你的团队。读了有关评你赞你的《评论集》《创作论》，我感到你的朋友圈中多为文人墨客，书斋气太浓，我觉得这个圈子应当扩大，应当多多引进社会活动家、经纪人、制片商等等，帮你多方运作，助你凿通小说与影视的“最后一公里”。

     四、树立自信：三农问题未解，《村子》不会速朽

     唉！曾经的农民身份，给了我们太沉重的负担，一些人鄙视农民，疏远农村，影视作品需要用城市的光怪陆离吸引观众的眼球，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农耕文明数千年，以至于我们的城市尽管高楼林立，但人的思维还摆脱不了“村子”；现代法规千条万条，有时还拼不过隐形的“乡约”。三农问题由来已久，而且还会继续困扰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困扰不解除，民族复兴之路就不会顺畅，你的《村子》一类的作品就不会速朽，其价值就不会泯灭，而解读其内涵的使命就不会停歇。对于这一点，你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使命。

      话说到此，总想对你和你的作品做几句概括，正犯愁时，忽听小孙子在朗诵王安石的《梅花》——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我顿觉眼前一亮，这不正符合我要对你的境遇和你的作品的看法吗？但我还要说的是，你不能再独自凌寒而开了，也不能再隐身墙角暗自发出幽香了，你应当昂然怒放于名苑，在万紫千红中绽放绚丽的风采！

董惠安简介：陕西资深传媒人、作家，《秦风》杂志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