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文|学 第55期（总第449期）
成长往事
文 / 任晓伟
我们这代人虽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也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的一些往事。
三年国家困难时期，我们赶上个末尾，因此错过了吃野菜、吃树皮、煮棒子面惨痛的挨饿经历。我们赶上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那时我上小学四五年级，夏季在每周五下午学校组织“红小兵”（1967年12月成立红小兵，1978年10月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即现在的少先队），戴着红袖标去老爷庙市场，协助市场管理所人员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农民种植或出售“四辣”（即大葱、烟、大蒜、洋葱），把卖公鸡、卖兔子及卖“四辣”人员撵走或没收。在学习了课本中农民给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的忆苦思甜文章后，我们红小兵课外活动小组特意到城内大队的一个同学家里吃忆苦思甜饭，每人交五分钱，大家动手做了一顿玉米面野菜窝头，大家每人吃一个，因为是死面包菜，不是发面，很不好吃，有的人没吃完就扔了，为此我们大家把他狠狠批判一顿，说他忘本。
对贯彻国家上山下乡政策，我们红小兵也参与其中。当时国家政策规定，除直接升学、参军和城镇安排外，动员和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城里孩子中学毕业后大多数都要下乡。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我们地区始于1968年。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政策规定，孩子多的户可以留一个子女在家照看父母，其余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即插队。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体检和政审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但也有一些城里户拒不执行国家政策。县知青办和镇上人员组织我们一些红小兵敲锣打鼓去这些人家，发宣传单并进行教育，让他们子女限期立即下乡接受再教育。
我们知道，当时上山下乡知青中出现了很多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如：刘香玉、吴献忠、张铁生、邢燕子等。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10月停止，1979年后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回城里，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有数十万人。
虽然当时我们年纪很小（大多数十一二岁），但那个时代坚决贯彻中央政策的决心、行动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思想，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是流汗、流血，甚至牺牲生命，我们也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