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作者 洪炳君  

  十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是睁着眼睛咽气的。当时，我们总有那么一种偏见，认为母亲是被父亲气死的，我们真的恨死父亲了。母亲园坟后，在她们居住的那间空旷寂寞的小屋里，我看到父亲哭了，这是从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十年过去了，母亲的影像不但没有淡漠，反而更加浓重了。而父亲呢，根本就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冷酷，那样无情。父亲和母亲一样，都是可敬可亲可爱的，儿女们多么希望世人也像认识伟人那样知道我这个平凡的父亲啊。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从未给过儿女们一丝笑脸，从未给儿女们买过一支铅笔，一块糖，一件汗背心。记得我六岁那年，母亲从北京卖血回来，给我买了一只铁铅笔盒，（至今我还记得上边是武松打虎的图案）和二斤蛋糕。母亲遭到了父亲的呵斥，狠心的父亲仅仅给我留下一块，就全给瘫在炕上的奶奶送去了。我嚎啕大哭，埋怨着父亲，可母亲并没有生父亲的气，哄我进入了梦乡。

童年的日子，家里过的特艰难，父亲好似只知道干活，从来不关心家里的生活。逢年过节，哪怕家里吃顿饺子，夹包芋的饼，称上半斤肉，父亲也要和母亲吵上几句。一干起活来，父亲就来了劲，就忘了忧愁，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许多。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根治海河，父亲就推小车去了九次。后来，我才知道，一是为了多挣点工分，二是给家里省下点粮食，好让吃闲饭的四张嘴填满点。   

 父亲在我家，个子最大，古铜色的脸膛，褐色的裸露着青筋的肌肤和母亲瘦小的身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记得我家房子四周连一根柴禾栅栏也没有，每天晚上父亲去队里浇地，白天在家里拾掇院子。这样既挣了工分，又干了家里的活计。

父亲好似有永远也使不完的劲，他一个人拉着架子车从村东的土坑里，拉着满满的一车土，每天要走上十几个来回，然后又用七八个水桶从机井边拉回水，就这样土掇的围墙一圈圈长高了，挡住了满世界乱飞的鸡，挡住了游手好闲的人。后来又用土坯盖了三间厢房。虽然，我们不喜欢父亲，但勤快手巧的父亲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也许是父亲没有文化的缘故，每每我们干错一件事总要遭父亲的白眼，我们总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像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写字一样做些活呢。 

   等到我们都已长大成人，等到我们经过了三十年的苦苦跋涉，解决了温饱，等到我们每家有了一块自己放手劳作的责任田，母亲终因贫病交加，在这充满希望的光景中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是带着那么多的渴望离去的，而父亲却在这种氛围中，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父亲好似失去了活着的支柱，神不守舍，无所适从。我常想，要是母亲还活着，赶上了现在的好光景，父亲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们农村，中年丧妇，老年丧子是最不幸的，要知道父亲还不满五十岁。我们这儿最犯忌的是老妇出门老夫娶后、在我们家境日渐好转，儿女都已成家的情况下，父亲哪有勇气索取呢。

不知是哪年哪月哪日，父亲得了肝炎，当时，我们是没有在意的。父亲为了处好与儿媳们的关系，到外边做了一个临时工，回家次数少了，偶尔回家，孩子们围着爷爷亲亲热热，儿媳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吃着糖果，也有了笑脸。可又有哪个儿媳了解父亲的孤独！父亲在柳河镇的饲料公司一干就是两三年。看门、种菜、喂猪、养鱼。偶尔回家也是驮点白面什么的，三房儿媳，这家驮了那家驮，认真到了斤两。    我常常劝父亲，少吃点白面，多吃些青菜、肉蛋和水果。家里又不需要你那百十元，父亲只是点点头，做起来就不依儿子了。我们都是有家有儿女的人了，对父亲想的少了，每次见到父亲都是问问：“爸爸，药还有吗？常吃吧。”父亲总是那句话：“药常吃着，还有那。”可我们这些粗心的儿女，就不看看父亲脸色的变化。

1989年的春节前，父亲突然捎信不回家过年了。却给我们每家捎回十斤猪肉，十斤鱼，还给孙儿、孙女买了鞭炮，小灯笼和花布条。年三十的饭菜挺丰盛的，初一的饺子香喷喷的，就是桌子旁少了奔波在外的父亲。当我们为八十岁的爷爷叩头拜年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在外过年的父亲心里是啥滋味。 

   生活如同平静的流水，带去了农人那烦恼的日月。父亲也是这样，只有驮面才回家一趟，到了1990年的深秋，父亲终因肝病加重被饲料公司辞退了。那是怎样的一天，父亲推着自行车从饲料公司一步一步走着。归家的二十里路，好似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的那么艰难。父亲年轻时，骑车能驮三百斤玉米。

1969年12月，父亲带我到天津部队看哥哥，冰天雪地，摔倒了六七次，仅仅用了半天，就到了部队。别人捎信我接父亲到半路，看着父亲脸上的血印子，我说：“爸爸那脸是怎么的？”父亲说：“摔得，这点道我怎么就走不动了，都走了三个钟点了。”父亲轻轻喃喃着，还是不服输的劲。望着西天边上那树梢上的落日，我在那窄窄的小木桥上推着父亲的旧车，小溪哗哗地流着，远处的耕牛也往家走着，我只觉得下坡的日头太快了，牛背火红，好似驮着那落日呢。我和父亲无言的走着，只有父亲的旧车在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晚上，全家人围在了父亲身旁，然而父亲就用这样一句轻松的话语打发了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腿抬不起来，过几天就会好了。”深秋的晚风从窗眼里吹来，父亲下意识地揣起双手，轻轻抖动着。昔日那健壮刚强的，脚底生风的父亲不见了，那紫铜色的脸膛多了灰黄，露出了些许晦气。    夜里的灯早已熄灭，父亲来回的翻身声告诉我，并没有睡着，我说：“爸爸怎么了？”“过一阵带我到县医院查查。”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向儿子提出为自己看病。县医院没有查出结果，我们又带父亲去了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第一次去“二传”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短短的三十米甬路，那是高高的四层楼，父亲一点一点往前挪，就像才学会走路的孩子，我怎么也不相信，才短短的几个月父亲就变得这样脆弱，到底是服输了，父亲平静地趴在儿子的背上，我背着父亲上了一楼、二楼。那个有名的和善的李大夫给父亲做了最后的诊断：“脑肝综合症，恐怕难活两个月。”此时，正值阳春三月，鹅黄的柳叶儿展开了腰肢，香甜甜的榆钱串满枝头。我们不能把这个噩耗告诉父亲，我们相信这绝不是父亲的最后归宿。我们为父亲拿回了最好的药。父亲和病魔展开了生的抗争，准时吃药，准时打针，好似药效发挥了神奇的力量，父亲居然能下地劳动了。 

   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柳河那儿家家种瓜菜，收入大，眼下种麦子棒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咱家也种一亩西瓜吧。”整地、点籽、施肥，父亲就像个好人，忙忙碌碌，苗儿出来了，长高了，父亲拿出瓜铲教给我们如何给瓜压蔓儿，给瓜打尖儿。父亲的意志终不能扭转病魔的折磨。河水终不能倒流，太阳也不能从西边升起。西瓜花儿谢了，瓜儿也有碗口大了，父亲的寿期也到了。也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晚上，父亲在他那间小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句话也没有留给我们，只是把他木匣子上那把铜色的钥匙送到了我们面前。 

   儿女们的眼泪已经哭干，我们抱着父亲的骨灰来到了村东母亲的坟茔旁，父母团聚了。我们回到了父亲的小屋，打开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小小木匣。匣子空空荡荡，谁也不会注意角落里的那个小小旧纸包，包得紧紧的，里边是三个褪了色的存折。两个三年定期的一千元的折子，早已过了支取的期限，一个活期的一千七百多元的皱巴巴的小本，一笔笔，密麻麻，10元、20元、50元，只有存入，没有支出，只剩一个空页了。我细细地瞅着，泪水连连，默默无语。啊！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就用这三个褪了色的存折给自己盖棺了。 

   我们又怎能在大汉词典里找到恰如其份的赞美父亲的字眼。一生节俭，一生操劳，一生清苦，一生连张照片也没有的父亲。我们只有嘱咐在天的日头，在夜的月亮，在河的溪水，在地的小草，记住我的父亲。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父亲会起床的，每天月亮爬上树梢，父亲会休息的，小草给父亲送去绿色，小溪给父亲送去欢歌。世界上我最爱的是谁，那就是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世界上有一本永远也还不清的帐，那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

作者简介

河北固安人，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固安县志》《固安人物志》《固安年鉴》主编，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学作品集《多彩人生》《心语》《固安儿女风采录》。

主播简介

玉华，河北怀来县人，高中教师，热爱本职工作。喜爱诵读，喜欢旅游。愿用温暖的声音和饱满的情感传播人世间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