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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炜
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
我大约是197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且不分时代和种族，没有什么例外。有人认为至少在我们这里，诗的时代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应该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出于这种认识，诗就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无论获得怎样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一般来说，阅读情状是一个陷阱，写作者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对于诗的写作来说就尤其如此。写作者的生命重心会放在诗中。有这样的认知，那么生命能量无论大小，都会集中在一个方向，这方向几十年甚至终生都不会改变。
我在青春期近乎疯狂地写，不知写了多少，但我知道并没有写出哪怕接近一点的心中的好诗。青春期的冲决力是强大的，也更有纯度，所以诗神会眷顾。但诗还要依赖对生命的觉悟力、洞察力，特别是仁慈。人上了年纪会更加不存幻想，更加仁慈。我这几十年来一直朝着诗的方向走去，这种意境和热情把我全部笼罩了。一个经历了漫长诗路的人，在其一生的劳动与判断中，必会有个人独到的眼光，这眼光不是他人能够取代的。
中国自由诗显然需要与白话文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就此看它有两个渊源：一是受到了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二是脱胎于中国古诗。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当代自由诗主要吸纳了西方诗，准确点说是译诗。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更易的道路。但是想一想也会有问题，甚至有点后怕：割断了本土源流。这源流包括了形式和气韵。这个土壤的抽离让人心虚。
中国现代诗不会直接回到古风和律诗，也不会回到宋词。但前边讲的气韵境界之类是可以衔接的。怎样融会和借鉴，这是最难的。弄不好会有一些反现代性的元素参与进来，弄得非驴非马。这是诗人极其苦恼的事情，却无法回避。我较少沉浸在西方译诗中心安理得，而是深深地怀疑和不安。
从补课的初衷出发，我这二十多年来将大量时间用以研读中国诗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正源，从寻觅到倾听，透过现代主义的薄纱，有一种逐步清晰的迷离。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美学不是要简单地二者相加，不是镶嵌与组合，而是复杂的血缘接续。
我只能说，至少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用全部努力改变了自己的诗行，走到了今天。我并不满意，但走进了个人的一个阶段。
这是无法言说的部分。能够言说的一定不会晦涩，真正的晦涩是另一种实在。这种情形哪怕稍稍当成一种策略去使用，落下的诗行也就变成了二流。诗人以一种极力清晰的、千方百计接近真实的心情去表述，如此形成的晦涩才是自然的、好的。这其实是另一种朴素和直白。
现代诗人惧怕抒情。虚假的滥情令人厌恶，轻浮的多情也足以反胃。但是诗一定是有深情在的，其情不抒，化为冷峻和麻木，化为其他，张力固在。无情之情也是情。真的无情，就会走入文字游戏。词语自身繁衍诗意的能力是极有限的。
有人认为现代诗的唯一特长，就是可以随意言说，可以纵情使性或皇帝新衣，可以唬人，那就犯了人生大错。现代诗必须朴素和老实，它的这个品质才是立身的基础。真挚朴素的诗人走入了晦涩，这晦涩才有意义。
我对诗一直有一种庄敬的心情，从少年时代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语言艺术中，唯有诗，最靠近音乐了。一部纯音乐作品的诠释方法有多少，诗就有多少；前者的空间有多大，诗就有多大。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诠释是完全正常的。但大的审美方向与格调还是被一首诗或一部乐章给固定了的，这种固定的方法我称之为“诗螺丝”，拧在一个地方，使之不能移位，跑不走飞不掉，也就是成了。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般不会被误读为一首小夜曲或圆舞曲。
一部千余行以上的长诗，其体量的蕴含不会少于一部长篇小说，就体力和智力的耗费而言可能更多，这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一个构思在心里装了很久，但不一定成熟。很难下手，因为不成熟。一段较长的孤处和独处，会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归纳。思与诗，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学的成长。其他文字的写作中，其实也同时会是一部或多部诗的酝酿过程，只是在散文化的记录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达成。这里的关键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将诗当成了全部文字的核心，如果是，那么他的着力点和最大发力点，最终就一定会是诗。
一部长诗就像一曲纯度很高的咏叹，起落波动是很大的，这之前还要有长长的宣叙做以铺垫。所以我虽然没有一气呵成，但肯定是在一个大的情绪笼罩下持续工作的。所以说，没有比写诗再耗力气的事情了。
小说太靠近娱乐了，太依赖故事了。尽管后来小说的地位已经上升得比较高了，比如梁启超将它定位于一个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塑造者，重要到关乎国家的未来。但我们也注意到，梁的界定虽然成为不刊之论，却毕竟是从事物功用的立场上谈的，而不是精神气格的意义上谈的。就精神与人生的高贵追求来说，小说仍然有落魄气和末流气。诗最高，关于自然大地的言说也很高。
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太强，还有进入商业时代之后的商品属性太强。我在心里疏远小说，却一直未能免俗，甚至就自己的几种体裁来说，小说的写作量和影响较其他更大一些。这就有些尴尬了。不过我深知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小说高超的蕴含和表达是多么令人神迷；另外，现代主义小说的边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小说。就此来讲，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在文学性上很难足斤足两，所以凡优秀作品一定要具备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当然不包括“伪先锋”。这也是我最终未能放弃小说的一个原因。
“诗意”与“诗”不是同一种东西。“诗意”浓烈到一定程度，并赋予相应的形式，才会变成“诗”。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诗意”与“诗”混为一团，这是审美和精神格局上的缺陷。
“诗意”突破一个临界点之后也就可以称之为“诗”了。一切能够以散文或其他方式表达和呈现的“诗”，都是“广义的诗”，即具有“诗意”而已。“诗”是生命中的闪电，是灵智，与感性和理性有关却又大幅度地超越了它们。这是一种极致化的、强烈的瞬间领悟，是通神之思，是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特殊显现。
在一些古代诗人中，就人生的意象和境界来看，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他的农耕生活除了最后的贫穷潦倒，总能深深地吸引我。他的酒和菊多么迷人，他的吟哦多么迷人。
在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中，就诗艺而言，就与现代自由诗的距离而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商隐。他最靠近纯诗的本质，更接近音乐的特质。只有《三吏》《三别》《卖炭翁》一类，没有《月下独酌》《锦瑟》一类，中国的诗和诗人也就太单一了，诗性也就大打折扣。
（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25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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