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我桑学一部桑恒昌诗路和诗艺研究的力作

读李恒昌《大地的泪光：桑恒昌创作评传》

单  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桑恒昌诗歌现象和研究提出了“桑学”这一概念，因笔者人微言轻，该观点未必得到学院派诗评家的认可。在由王传华、王川父子编著并点评的《桑恒昌：一个诗做的人》一书中，王川先生对拙文的“桑学”观点点评道：“我觉得提‘桑学’或谓‘桑氏诗学’尚欠妥当，这远未成为事实，也许是论者个人的愿景。能称‘学’者，古今未有几例，其基本条件是：在本民族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有着恒久的影响力，其书写文本必须是历史证明的经典，其文本之中有着极其深厚与博大的阐释空间，甚至有无尽的言说可能。有的‘学’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渊薮，比如儒学、佛学、道学；有的‘学’则是代表了民族文化最为博大精深的内蕴，比如‘红学’。所以，今天提‘桑学’殊为不当，不但是轻率的，也是诗人自己所不应应承的。”虽然王川先生的态度较为审慎，我对这种持重敬佩之余，也不免失望：事实上，即便我们不提“桑学”，也不管诗人自己是否应承，但“桑学”实际上已经形成，是我们阅读桑恒昌诗歌和进而对其诗歌进行研究时必须面对的。另外，质疑“桑学”认为所谓“学”者古今未有几例，未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将“道学”与“儒学”“佛学”相提并论也殊为不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桑学甫一冠名便引来无谓的争议，不过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好在“德不孤，必有邻。”王才路先生于2020年夏在撰文中说：“尽管业界对桑恒昌先生及其诗歌给予了很多也很高的评价，但我认为，整体性评论桑恒昌先生的诗作，应该超越时间跨越齐鲁地域，应该撑开百年新诗史的历史胸怀，要把百年难得一遇的桑恒昌诗歌现象，安放在百年新诗史的殿堂中应有的席位上。”又说：“肇始于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中国新诗发展到现在，桑先生及其诗歌必定会汇入其中并将成为一个节点。他的诗歌无疑不仅将成为中国百年新诗发展史上的历史文本，其中更不乏百读不厌的经典文本；而且也必定会成为诗学理论界诗歌理论研究的诗歌案例和文本。因为桑恒昌先生及其诗歌具备了这些价值。”上述观点正和我的“桑学”命名遥相呼应。

如果说，马启代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撰著并出版的《桑恒昌论》可视为“桑学”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大地上的泪光：桑恒昌创作评传》这部刚出版不久的著作，则可称为一部“桑学”开拓的里程碑式的力作。

《评传》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采用经纬纵横的结构，即纵向以桑恒昌先生的成长历程和创作历程为经，对桑恒昌先生人生事迹进行叙述，对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对应性地概述和评述；横向以桑恒昌先生诗歌题材和诗学语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品鉴和推敲。纵横虽有交错，但三个部分都具有一定独立性，既自成畛域，又紧密衔接，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既轮廓鲜明又丘壑俨然的整体。

全书第一部分即上篇《传奇人生：苦难辉煌》，是迄今为止桑恒昌诗歌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文中首次披露了桑恒昌先生早年生活的多个细节，对影响这位百年来新诗巨擘创作的每个关键节点都进行了“回放”。某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看似微不足道，但因当时所处时代特殊，也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由此，我们看到了桑恒昌先生的苦难童年和少年，看到了他辗转入伍的经历和处女作诞生的机缘际遇，看到了驻守边关的生死考验，看到了《黄河诗报》创刊直至停刊的过程，看到了几次出访欧洲前后和出访期间的故事……这些细节或许并不重要，但对把握桑恒昌先生创作的“脉搏”却起到了关键作性用。不仅如此，个人认为，这部分文字可以说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拾桑恒昌先生轶闻趣事之“遗”，补诗人简介和诗歌史类著作对诗人生平介绍过于简略和程式化之“阙”，对我们研究桑恒昌先生生平和创作历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详实的资料。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把桑恒昌先生的人生之路，分为四个时期，但人生的每一次转折并不等同于诗歌创作的跨越和前后分野，两者有时候并不重叠，基于此，作者根据桑恒昌先生诗艺的嬗变，把他的诗歌创作分为六个阶段。在这六个阶段中，桑恒昌先生的创作热情一以贯之，为我们在诗中呈现了不同的语言面貌和美学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独具慧眼地发现，在桑恒昌先生访问德国期间，完成了“三大追问”，即：第一大追问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问题；第二大追问是人道主义终极关怀问题；第三大追问是那种无以遏制的思乡情结。虽然这几个具有终极意义的追问本之于桑恒昌先生诗作的内涵和外延，但作者却道出了别的诗评家所忽视的这一问题，令我们更易于认识桑恒昌诗学的意义，客观上加重了这部评传的分量。

横的方面是指中篇《瑰丽诗章：爱之苍茫》和下篇《艺文风范：零度火焰》。无论是从题材角度还是诗学艺术角度，其中每个章节都是桑恒昌诗歌的美学解读和重塑。作者品诗、赏诗，总是能够首先从宏观角度去把握桑恒昌诗歌诗学的整体意义，然后再进行以单首或多首为单位进行鉴赏，如在中篇第九章总结了桑恒昌诗歌“问天问地：究天人之变”“问道问艺：究血脉之承”“问文问人：究文明之质”的独特的精神实质。新诗百年，能具备在诗中有这么几“问”的诗人还真不多见；评介桑恒昌先生诗歌的文章和专著已有不少，但能够从这样的高度来审视桑恒昌诗歌的还是首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的主体架构是意象。宏观之外，作者从微观上对桑恒昌诗歌的意象运用作了独到的剖析和总结，认为：“深入分析桑恒昌诗作中的意象，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想象神奇，二是描述生动，三是意境唯美，四是情深意浓。”虽然在很多论及桑恒昌诗作的其他作者的文章中，类似观点也时有提及，但作者在行文至下篇的第十章《诗学：即继承即创新》中，对桑恒昌诗歌意象的运用又有了新的发现——作者捕捉到了桑恒昌诗作意象运用中不同于其他诗人的“静态图景”，而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动态图景”，并以《中秋月》《羽箭》和《黄河》三首诗做了例证。这一发现不仅进一步阐明和定义了桑恒昌诗歌的风格特色，也说明了新诗特别是桑恒昌诗歌的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历史愈久，发现也便越多，论点也更得当。

作者李恒昌先生这部《评传》填补了“桑学”上的一项空白，应该受到与桑恒昌诗作同等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山东诗学界往往把桑恒昌先生解读为继臧克家和贺敬之之后，山东又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但也正如王才路先生所说，对桑恒昌先生诗作的评价，应该超越时间和地域，不应局限于山东。当然，这部《评传》并没有这种局限，是一部跳出地域藩篱而从更高的视野上对桑恒昌先生其人其诗进行观照的作品。

当然，这部《评传》也不是完美无缺的，除了个别章节略显单薄，深度不够外，因成书时间关系，纵有个许史实的讹误或鉴赏的偏颇，好在桑学方兴未艾，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并大胆提出和指正，这对推动桑学的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2021年3月28日

【《大地上的泪光：桑恒昌创作评传》，李恒昌著，团结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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