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甫易先生的新唐诗派说起

作者/杨世鹏   诵读/沈虹

受恩师所托，有幸遵嘱为白甫易先生撰拟诗歌注评，实感愧赧不已。白甫易先生游历东西，博览多闻，又通古今，矢志文化复兴，开创新唐诗派，在古体诗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这也是古体诗在当代创新实践的新尝试新探索。谈到古体诗，又不得不从源头说起了。

大约在2400年前的春秋中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编纂成书。流传至今的是战国毛亨和毛苌所辑的版本，即《毛诗》。《诗经》按类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常听人说，从思想性和艺术角度判断，“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因为十五国风多是采诗官从民间收集而来，诗风优柔和雅，多里巷之语，是贴近生活、表现情操、讴歌劳动、表达愿望、寄托情感的诗歌，所以它有更强的可读性和更多的受众。

直到南北朝时期永明体诗出现之前，古体诗历经了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还有楚辞体、乐府诗，以及歌行体、杂言诗等形式的流变，出现了建安体、太康体、元嘉体等诗体。

永明体也称新体诗，这种诗体以周颙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为理论基础，在诗歌创作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篇幅、声律、用韵、骈偶、对仗等诸多主张，为近体诗的形成做了铺垫。

到了唐代，因受永明体诗的影响，初唐四杰进一步地因袭，近体诗，也叫今体诗、格律诗这一体裁便初步定型。之后五言律诗定型于宋之问、沈全期等，七言律诗定型于沈全期、宋之问、杜审言、李峤等。虽然对字句、平仄、对仗和押韵有着严格的要求，使诗歌的创作难度增大，但因近体诗声律和谐，结构严谨，文字精炼而受到推崇，又随着唐代科举的引入一时大兴，从而成就了最为璀璨的唐诗。当然，唐诗除了近体诗，也包含古体诗。在近体诗形成之后，古体诗并没有消亡，乐府诗、歌行体依旧大行其道。至晚唐时期衍变出长短句体裁，后称宋词、元曲，即诗馀。唐诗先后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等诗体。

说到这里，该回到新唐诗派这一话题了。既然近体诗是沿袭了永明体一类声律不自由、诗歌内容受限的诗体，那么，新唐诗这一概念是否可以理解为是陈子昂所倡导的“汉魏风骨”一派的诗体呢？当然，这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纵观当代诗词界，仍以严守格律作为基本的创作圭臬。格律虽不是牢笼，也有许多的诗人遵守格律，写出了不少佳作。但严守格律也必然会陷入炼句苦吟，刻意求工，甚至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窘境。即便诗成之后，内容也会受影响打折扣。内容因格律而受限的诗作有没有读者，又是个问题，因为当代诗词的读者就是作者和圈内人，圈内人也都是作者，最后就成了作者与作者间的相互慰藉。

那么再反观历史，先后有陈子昂明确反对齐粱诗风，革新诗文。许敬宗对四声韵进行了改进，把“平上去入”声简化为平仄两部分。韩愈倡导了反对骈文的古文运动。白居易倡导了新乐府诗歌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由此可见，诗歌的发展必然以顺应时代趋势为根本。

再次回到新唐诗这一概念上，在我看来，新唐诗应该算作是延续胡适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宣言的又一次实践，是深化当代诗词时代性和创新性的又一次探索，是不受格律、声韵限制，以内容为主的又一种诗体。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长短参错，《感遇诗》也少有近体诗的影子。再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也并没有严守格律，反而是朗朗上口，家喻户晓,千古传诵的名篇，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提到以上话题，并非是对格律诗的否定和怀疑，而是对新唐诗这一新体裁的包容和接纳。之所以为新唐诗正名，是因为在白甫易先生的诗词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热情洋溢、有真情实感且更为自由的表达。在这样不失体式的表达中，内容更活跃丰盈，思想更灵动自由，使得格律、平仄、声韵、对仗等等限制创作的繁文缛节都显得失色了许多。在这里，我还可以举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胡适先生的《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无心再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虽保留着律诗的体式，但却是诗歌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我想，新唐诗派的开创也是对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的继承和发展，是应势而为，是顺时而动，同时也对当代诗词创新实践的推动和促进，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为新唐诗派的开创者，白甫易先生的新唐诗内容饱满充沛，格调高昂风雅，题材多样，涉猎广泛，有横跨东西的游历见闻，有人生大道的求真思索，有三余时光的趣味爱好，有感时忧世的大爱情怀，无不透露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通融大度、豪迈洒脱的丰富情感和人生格局，这些风格特征也恰好应合了“汉魏风骨”的诗风。

白甫易先生的诗句如璞玉浑金，淳朴真挚，不加修饰，不事雕琢，是直抒胸臆的性灵诗，像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说的那样,“以为诗写性情，唯吾所适。”可以说，白甫易先生的新唐诗已不落前人窠臼，率先变革，推陈出新，风格独具，这也正是诗人的先天资质和后天品德修养相互为用、综合融汇的效果体现。因此，这些抒发真情的诗句，大都折射着大格局，喻示着高境界，也体现着新时代，为当代诗词注入了一股变革的新风。

如“寥寥数语昭情理，于无声处含道义”（《唐诗之美》），“风生涟漪荡天涯，光照万物催奋发”（《神龙》），“极目无颜色，唯见天地白”（《雪遇》），“策马扬鞭万里近，青春无非诗梦想”（《青之春》），“忠勇诚灵品自高，骇浪汹涌独弄潮”（《担当》），“半溪流水千树花，十里长桥万丈虹”（《奇观》），“吾心皈依塔河畔，敢教大漠换新生”（《归来》），“授教长治久安策，润疆固边正奇谋”（《座谈会》），“塔河奔腾五千里，北国南疆会群雄”（《阿拉尔》），“大漠浩渺，碧空万里，西北东南任遨游”（《沁园春·阿拉尔》），“今长路漫漫，东联西合，高歌向南，血性奋斗”（《沁园春·痴人追梦》），每每读到这样振聋发聩、提气振奋、气吞山河的诗句时，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理解以语言、意境为主，不唯律唯韵是从的道理了。

再如《农场》一诗，“五万农场遍四方，三百亩地一人忙。乡村风光无限好，佳肴美味当共享。”生动地再现了新疆农场地广人稀、风光秀美的地理地貌，盛情表达了期待与远方的客人共享美丽景色和美味佳肴，以及共襄盛举的诚挚期盼和邀请。还有《治理》一诗，“治中有道向水求，理石成器为众谋。匠心独运天下事，善者必将大梦酬。”所谓“治中有道”，可追溯到老子《道德经》的“圣人之治”。“向水求”则意喻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大道。“理石成器”源自《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这又应合了《随园诗话》中“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的论述，也是诗词的高境界，即“词浅意深”。

除了上述大格局、高境界的诗作，还有《瑶琴颂》：“夜半红月寂照时，壁上瑶琴最相知。天地人弦齐为乐，鸡鸣五更不觉迟。”《书香吟》：“奇香独遗红尘中，妙趣不与众相同。抚今追惜道归一，惊天动地策无穷。”这又是诗人与众不同的情趣和风雅高情的业余生活的写照。

在白甫易先生的诗作中，还有很多可以列举的诗作和奇思妙句，如《秋波吟》《故乡月》《浦江行》《玉泉寺》《区块链》《数字阿拉尔》《出差》《游泳》等等。在这里，我只能粗浅地做以置评，难免有不妥不到之处，还请诗家和读者海涵。

最后，希望新唐诗派继续壮大，也希望当代诗词继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