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长埋心中的块垒——沉重岁月的剪影
唐龙潜 /文
作者一生中最沉重的回忆……
“文革”中一幕鲜为人知的悲剧……
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磨灭其深广意义的故事……
惊悉噩耗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不敢自诩为猛士，但我确曾在二十岁的年龄经历了一场类似的惊涛骇浪的冲击。
那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武斗的疯狂时期，我们则早已从成都下乡到西昌农村当了知青。正在生活艰难得连煤油、火柴、食盐都买不上的时候，一天她（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忽然收到一封信，是从老家万县寄来的。信的边角已经破裂磨损得不成样子，可以想见那穿越武斗硝烟的不寻常经历。只用手指轻轻一抠，一叠淡蓝的信纸便掉了出来。她没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抢地，只喊了一句话：天呐，我在农村的全家都被杀了！便一头栽倒在床上。我在惊惶中一一拾起撒在地上的信纸——用小学生习字本写成的，撕下来的地方缺缺丫丫。心狂跳，手打颤，我开始清理这些未编页码、字迹潦乱的巴掌大的纸片。有十多页，整理好先后顺序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内容杂乱无章，颠三倒四，错别字连篇，但有一个信息是清楚的：她在老家万县农村的母亲和三个哥哥全部被杀害了，死得离奇而惨烈，这些纸片似乎页页都罩着血光。还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信写发于两个多月以前，也就是说悲剧在两个多月以前就发生了。我陪着恸哭着的她拿着信到了县知青办。知青办主任是一个仁厚的好人，马上用电话与万县方面联系，证实情况属实后补助了我们的返乡旅费。于是我们向生产队告了假，到有关部门办好各种手续，我以同队知青小组组长的身份陪同护送她开始了三千里奔丧。
奔丧受阻
到成都后我们找到当时的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接待站，递交了县武装部（那时政府已不存在，武装部统揽一切）出具的介绍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军人，他看过介绍信后一言不发便进另一间屋去打电话。出来时也不看她只盯着我问：“你就叫唐龙潜？”我说是的。他说：“你来一下。”我跟他进了另一间屋，他忽然沉下脸，威严而阴沉地说：“劝你不要去。她母亲是地主分子，她大哥是国民党军官，她二哥是右派分子，她三哥嘛问题还待查。你是知青小组组长，要站稳立场。”这些情况我原本都知道，应该并不吃惊，但我还是吃惊了。我吃惊于他的态度。按那时的观点，就算她母亲、大哥、二哥之类的阶级敌人是死不足惜，但她三哥是解放后才上学的，高中毕业后才回乡务农，也算是个回乡知青吧，莫非也该死？自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说也不能说，我只说她本人是知青，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是县知青办让我护送她回乡看看的。我希望他还是转一个证明给万县武装部，即使我不去她一个人去也还是需要的（那时是没有证明便寸步难行的时代啊！）。现在那里还非常混乱，她本人的安全我们还是应该负责的。他说不行，并郑重提醒我她也是属于地主子女。我说这是当然，不过她现在也是我所在小组的知青，对她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责任。我恳求他不能转介绍就还是把原证明退还给我们。他不同意。我说你知道的，现在没有证明就寸步难行啊！他不耐烦了，瞪起眼：“我叫你不要去嘛，再提醒你一句，要站稳立场！”面对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一个军人，一个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的干部，我觉得自己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沉寂了一阵，还是鼓起勇气回了一句：“就算我不去，如果她自己一定要去怎么办？”他冷冷地说：“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与组织无关！” 从接待站出来我觉得浑身从头到脚都寒浸浸的，大约走了一条街我才把情况告诉她。寒风中我们默默的相偎在一座桥上，只有心在交流。现实太严酷了，这严酷反而把我们挤压得更近更紧。过了许久，她说：“你还去不去呢？”我说：“你说呢？”这其实是不需要问也不需要答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
也许是由于苦难炼就了早熟，我们在离开西昌时不仅办了武装部给省革筹的介绍信，还在生产队和大队分别开具了身份证明，只是盖着武装部大印的介绍信被没收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到任何权力部门走访咨询或请求保护的资格，大、小队证明的功能只在于说明两个西昌知青到万县探亲请旅社准予住宿。本来已无亲可探，但证明还只得那样写。
准备出发了，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说重庆那边武斗还没有平熄，混乱得很。再说人家把她全家都杀了，正等着斩草除根，躲都躲不及，你们怎么能再投进去？情况确实是这样，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四个亲人被惨杀，活着的人连去看一看的风险都不敢冒吗？悲绝勇来，无论是什么，是阴谋是陷阱是龙潭虎穴都决定去闯一闯了。
我们去看了她在成都工作的姐姐，考虑到她姐姐当时正生了孩子才几天，本想不告诉她，但哪里控制得住，终于还是出示了那封信。她姐姐缠着头巾躺在床上顿时哭昏了过去。待清醒过来时，她喊出的第一句话竟是：“给江青同志写信！向江青同志反映！老三总是没有罪的嘛！”我只觉得心沉甸甸的往下坠。向江青同志反映？向第一夫人告御状？愚蠢啊！老三总是没有罪的嘛？那么另三位呢？就该死么？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姐姐几十年来一直夹着尾巴小心谨慎的做人，思想的贫弱早已被磨得和现在的身躯一样。能够喊出这句话，已经是她思维和勇气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她姐夫是五十年代的清华学子，工程师，搞机器很内行，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是跺着脚唉唉的叹气。四个亲人无端遭杀害，这是流血的惨剧；严酷的政治环境还要窒息活人的哀思，这是更深广的悲凉。
我没法说服我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无可奈何只好不辞而别。临行前我留了一封信委托一位好友在我们离开后送给我父亲。后来知道父亲阅信后忧心如焚，居然准备以多病之身花甲之年打点行装到万县来寻找我们。
劫后万县
劫后的万县纯然一幅破败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们神色凄惶，就连相对热闹的码头也是一片沉寂。行船无号，船工无歌，纤夫们扛着大绳赤脚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滩上。大规模的武斗刚刚平熄，零星的枪声还昼夜不停。落成的新坟彼彼皆是，仅一处集中地就达三百余冢。这就是地处长江边文化和文明都开化甚早的万县！
蹲在廉价的小旅店里我彻夜难眠，旋风似的思考着那不无可能的“斩草除根”。她在老家已经没有可信托的人，唯一可找的也就是那位发信给她的远亲。然而这位报信人又正是属于杀害她全家的那个群众组织的成员，他在信中除传达噩耗外又再三捶胸顿脚地呼号自己组织的成员怎样在对立面的强大反击中血流成河。这是怎样的矛盾啊！我问她对那人的印象，她说只是小学时同过学，后来离开老家跟随在外工作的姐姐便没有再见过面。我说现在见面你还认得出他来不？她说能，那人长像有些特别。既然只能找他别无选择，我们开始来设计近于特工的接头手段。首先我按他来信的地址打电话，谎称姓李，是她姐姐单位的同事，出差来这里受她姐姐的委托顺便了解一下她家里发生的事情。鉴于我们住的旅社不能暴露，约会地点定在他来万县城必经的渡船码头。我假说有他的照片，可以认出他来。第二天上午我们提前到达约会地点，察看环境，并商量应付各种不测的办法。当他从渡船上走下来时，她在暗中给我作了指点，然后便隐蔽开去。我继续观察，确信就是他一个人时便走了上去。复杂的接头、交谈、考察、判定进行了一个小时，我领着他在河滩上转圈子，最后才发出了让她露面的安全信号。这是个在当地诊所当“赤脚医生”的年轻人，不论他参加了什么组织，本质还是诚实善良的。
天降虐杀
从县城到她老家有四十余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还不通汽车，虐杀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对立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对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称纯而又纯的“红色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忽然祭起清肃阶级敌人的旗帜。那手段是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清肃，从肉体上乾净彻底地消灭阶级敌人。然而真正是其对立面组织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远走高飞，靠这支由民兵组成的“造反军”手中的长矛、大刀、钢钎根本碰不到。于是这场清肃的实际对象便主要是早已被监管的无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虽然没有宣布监管但实际仍处于被侮辱被歧视地位的他们的子女。疯狂的虐杀已经在距她家仅三十里左右的两个公社实施了，数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规规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灭了。恐怖而令人颤栗的消息她的家人应该已有所风闻。也许是觉得无处可逃，也许是觉得多年以来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自问没有搞过什么破坏活动。她的二哥还会认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间；她的三哥还会认为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回乡知青，除了积极下地劳动之外还凭着拉得一手好二胡丰富了父老乡亲的文娱生活。然而，行刑队已经来了……
一天晚上他们三弟兄从不同地点被同时抓押到离家不远的水库边。老大是从家里被带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从另一个生产队抓来的；老三还在为生产队看守场坝，是从晒棚里直接带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杀分设两处，在水库的东西两端。老大、老三在一处，老二在一处。执行这次行动的是一些手握钢千的民兵（其中还有一个二十来岁未成婚的女人），为首的是大队民兵连长。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队手中的电筒在闪烁。就位以后隔水两端开始大声喊话：
一边问：“动得手了不？”
一边答：“动得手了！”
按理说这些都是经常见面的乡亲，现在却个个着了魔似的血红了眼，无论怎样的哀告都无济于事。并不锋利的钢千举起来了，像练习刺靶一样一次次戳进骨肉之躯。汩汩的鲜血，轧轧的钝响。没有反抗，没有抗争，只有承受。因为这面对的不是一群歹徒的袭击，是“以革命的名义”而执行的死刑判决。一个解决完了又解决另一个，虐杀进行得缓慢而漫长，杀人者是那样从容不迫。
老大向德全，时年四十二岁，茕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后离异跟人去了，女儿死于贫病。四九年当解放大军进逼成都时他正在一所军校里读书，一位教官想带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一方面舍不得新婚的娇妻，一方面觉得自己并没有罪恶，还仅仅是个学生，能够为新政权所容纳。这幼稚的想法随即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先是被赶回农村老家，接着便戴着反革命帽子接受监管至今。他没有为自己哀求，大概觉得求也无用，或者觉得死是解脱。毕竟当过军人，还有几分豪壮。他在自己全身血流如注时为老三求情，希望留下这个历史清白的弟弟。他的微弱的哀求被对面传来的吼声淹没了，老二那面大概进行得很顺手，有人在朝这面喊：“你们搞完没得？我们搞完了！”老大最后能听见的大概就是这句话。
老二向德厚，时年三十九岁，尚未婚娶，也是茕然一身。新政权建立时他正中学毕业，文化人奇缺，还被招进土改工作队里干了一阵。应该说拥护新政权的态度是鲜明的，工作也是积极的。证据是当他自己的父亲被列入镇压名单时他没有奔走说情，也没有通风报信。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四处乞讨，他也保持了立场坚定没有往来联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信任，还是被调整到供销社做商业工作。五七年他对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评头品脚，被划为右派遣返农村老家。三年后摘了帽子，但实际上仍处于被监管状态。他早已万念俱灰放荡形骸，得过且过漂泊无所，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成家立业已属子虚，甚至对于生他也已并不留恋。但他没有老大那样“坚硬”，当钢钎一次次戳进肉体时，他发出一声比一声凄厉的惨叫，这惨叫又变成微弱的呻吟和最后的死寂。生命在血流和哀号中蒸发到零。
老三向德高，六三年高中毕业，时年二十五岁。他长得比较单薄，性格也柔弱。喜爱音乐，温文尔雅，爱口失羞。平素邻里相处，总是谦恭退避，连同人发生口角的时候都没有。目睹屠戮大哥的惨状，耳闻隔水传来的二哥的哀号，他早已魂飞魄散，站立不稳，跪伏在地上。人生对于他才开始啊，他实在想活下去。他不像大哥二哥，已属打入另册身陷黑暗看不见未来的人，他还可以希望，可以憧憬。经过几年的苦干和努力，他刚刚修补了破屋；一个女孩不嫌弃他的出身，还向他表露了爱慕之情。浓黑而冷硬的生活已绽开一条缝，未来的日子将多一丝柔情。他将摆脱大哥二哥的命运，可望安家成婚。生命的热力正在体内散发，更多的牵挂和向往托起对于生的渴望。已经有两具陈尸了，他想别人也许可以软下手来。他为自己哀告，承诺一切一切，包括今后每天晚上都为贫下中农义务演奏二胡，随叫随到。他记得大家爱听他拉二胡，都说他的二胡拉得好。他想起在夜晚的土场上，当他拉响二胡的时候总是围拢来一批乡亲，即使夜深了都还恋恋不去，总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在这全无文化生活的穷乡僻壤，他的二胡的琴音差不多就是乡亲们唯一的娱乐和休闲了。在这千钧一发生命绝续的时刻他想到了二胡，除了这能够娱悦乡亲的一计之长他实在也别无所有了啊！他把生的希望寄托给二胡，脆弱的二胡哪里承载得起。柔细的丝弦怎敌阶级斗争的铁弓，嗜血的钢钎还是举了起来……
老三是倦曲在地上受刑的，他已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躯体。在血肉被钢铁穿刺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哀求。这可怜的无望的哀求一直持续到说不出话来，最后被垂死时的呻吟所代替。呻吟之声还没有止熄，血糊的肉体已被绳索捆扎起来抛进水库里，任其慢慢弊命。
行刑结束了，大地回复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魏群英，时年六十四岁。老大一夜未归，她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天明后她听到了确切的消息，不是一个，是三个儿子的尸体都已漂浮在水库里。肝肠断裂的她颤颤葳葳地把锅里最后一盆猪食喂给两头小猪，又对着猪咕噜了几句告别的话，然后找绳子准备自杀。但是已经来不急了，自杀的权利已被没收。她被叫去薅秧，有人监视。当劳作完毕她拐着小脚从水田里爬起来准备回家继续自杀程序时，却被告知不准。接着被带到不远处的小学校，关进一间由厕所改成的教室里。这里连她在内陆续集中了七个人。四个六十岁以上的地富分子，都是寡妇女人；三个被认为是持对立面观点的人，都是青壮男人。这些不同“类”的人为什么被搅在一起？奥妙是：已挂牌的阶级敌人是一摊臭肉，一摊狗屎，谁都想把这些狗屎抓来涂在对方脸上，因为这是使对手万劫不复的刹手锏。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青天白日，日正当午，谁敢相信这阳光下的暴行？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一个点燃引线的炸药包从破烂的窗口投进来了，瓮中之鳖们那时是怎样的状态已无从得知。轰然一声巨响，自然血肉横飞，然而并没有完全结束这七条生命。于是又一个个拖出来，投进附近一个用于窖藏蕃薯的土坑里，还是用并不锋利的钢钎逐一了断那些哀号……
告别老屋
我们到达人死屋空的老屋时天已快黑了。不一会悄然溜进来两男一女，是同队三个胆大一些不愿规规矩矩等死而提前逃遁因而得以苟活下来的地富子女。面目呆傻，形容凄惶。尽管他们的母亲已同葬于那个蕃薯坑里，但由于是分子，是阶级敌人，自己也不敢公开表露哀悼之情，甚至连尸也不敢收。他们说：“哪个敢啊，实在忍不住要哭几声也就是在半夜的时候躲在铺盖里头。”这场屠杀虽然在几百人殒命之后被制止，但清理时只轻描淡写地收审了为首策划者，参与杀人的人都没有追究，属于受蒙蔽无罪。上下的认识还止于对分子子女不该滥杀，没有人对分子的死提出异议。当夜寒风呼呼，油灯昏惨。想到参与杀害她一家四口的人就住在周围，不但安然无恙，而且仍然趾高气扬，大家都紧张得不敢合眼。
会不会斩草除根？会不会再来一次？面对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个血腥的所在，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她悲痛地在屋里张惶四顾，凄凉的寻寻觅觅，又一次哭昏了过去…… 一个分子子女哆嗦着问我：“如果他们再来杀怎么办？” 我说：“自卫。也杀。” 他说：“怕不行吧，他们是贫下中农。” 我说：“也是凶手。” 一生中这一夜我第一次填满了悲壮的豪情，砸了旧家具，在屋里燃起一堆熊熊的火，并给所有在场的人每人发了一件武器：扁担、锄头、菜刀、钉耙……下了拼死相搏的命令。还拍着胸口说：“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与大家无关。”
夜风摇曳着老屋，满屋吱吱嘎嘎响。是冤魂来会还是强人来攻？我打着火把提着扁担出巡了一次。后来又有一片犬吠声，我又出巡了一次。就这样通宵警戒到天明。第二天我们开始处理残留的东西。一把火焚烧了旧衣被，两间破房和两头小猪折价卖给了生产队，还有几只鸡和几件农具当众拍卖。一个参与了虐杀的凶手居然敢来，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大模大样地两手交叉站着。我仔细打量他：四十来岁，赤脚，衣衫褴褛，举止呆苯。他想干什么？是遗憾还未能斩草除根？是未能填饱嗜血的欢快还想咀嚼别人揪心断肠的痛楚？抑或还有什么更恶毒的想法？我在心里权衡着同他体能的对比，紧了紧拳头，觉得可以压倒他。但我更清楚地明白其实无法同他交手，事实上他比我强大得多，那猥琐躯体背负的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路线和政策。但我还是不能忍受他居高临下的样子，更为了清楚地烙下那张脸，便径直朝他走了过去。他似乎想闪避，我连忙抽出一支烟拿在手上。我发现他伸手接烟时手在发抖，然而当目光对接的时候那眼珠泄出的阴狠却又令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目不转睛的看着我我也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四条人命在胸中澎湃的烈火使我没有退却，铁铸似的立着直逼得他最后低下头去。我没法想像当他举起钢千向一个毫无反抗的活的肉体戳去的时候怎么下得了手？他未必真以为凶残狠毒就是革命？真以为生活贫困的原因就是阶级敌人没有消灭乾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勇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怯者。卑怯而又凶残的人渣本性是难以用“受蒙蔽”一语了之的。按理这样的凶手是应该被审判的。极权时期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的卫兵后来都被追诉有罪，法官的判词是：你虽然必须执行开枪的命令，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这样的反思和清理已经到了良心法的层次和深度，而我们对于过去的罪恶迄今是一笔糊涂账，连事实陈述都还受到种种限制处于云遮雾绕，更说不到反思和追诉了。
恶有恶报，政府不报因果报吧，后来听说此人以茕然一身死于贫病和疯癫。我永远记得那张丑陋的脸和那个罪恶的名字：杨光银。 在此后仍然浓黑的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睁着上下求索的双眼，谨慎地苟全性命。历史的脚步沉重蹒跚，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民族的悲剧。略加改动套用鲁迅的一句话算是对过去的收束，也算是对未来的警策。即：如果有人还想拾起那祸国殃民的利器，那么—— 我总要上下四方求索，以寻求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用来诅咒：“以阶级斗争为纲”。
作者后记：这篇文章写于10多年前，自然无处可发，只能贴到网上，不想被众多网站转载，这么多年来一直长传不衰。我原以为这只是万县一地的偶发事件，后来才知道我所撩开的原来只是冰山一角。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对所谓阶级敌人——地、富及其子女所进行的公开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早在万县惨案之前就有了北京大兴，和万县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更有湖南道县。那是规模更大、更惨烈的屠杀。随着谭合成《血的神话》出版，多年封锁遮盖的铁幕终于被撕开了，看到的是无法卒读的惨绝人寰和血流成河。现在一说到文革浩劫的苦难，就是抄家、批斗、关押、“牛棚”之类的事，谁知在这些万苦之下还有个更苦的群体，那就是早已被打成贱民的地富和实为准贱民的他们的子女这块整个社会的垫脚石。他们的无声无言的悲苦，任其凌辱宰割的命运，直至承受惊天虐杀的惨状……多年来被遮蔽掩盖，上上下下似乎达成一种刻意回避遗忘的默契，我想就因为这关系着很多带根本性的思考，然而却又无法直面回答。比如：当年那据称占5%的被标定为“地、富、反、坏、右、资”的阶级敌人究竟还是不是人？还应不应该享有生存权？除去妖魔化的宣传，回到历史的本来他们究竟作了哪些恶？这样的社会统治管理方式的要害是什么？谁是真正的受益人？谁是真正的统治者？等等…… 很幸运找到了四位遇害亲人现今还留在人世的唯一影像——两张照片，可以随文配发了。最后我想的用在一本书上读到的曾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先生（已故）的一段话来结束这后记：“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作者简介：唐龙潜，男，1947年3月生，1964年高中毕业于成都三中，1965年下乡到西昌高草公社，知青生涯13年，直到77年恢复高考离开农村。现为四川行政学院教师（已退休）。他的关于知青的文章《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都有个青训班》等发表后广为流传。1998年出版了带有个人精神自传性质反映一代知青生活命运的70万字长篇小说《沧桑路》（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