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书恺 高艳国

参加郭澄清先生追悼会的有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的负责同志苗枫林、李子超、宋法棠、肖洪、冯德英，在济南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冯中一、袁世硕、李新田、王希坚等同志，山东省文联、作协领导及工作人员，山东省委宣传部有关同志，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及编辑、大众日报社等新闻媒体的领导及编辑，社会各界人士、读者等2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1989年8月10日，当代著名作家、《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先生在济南逝世。8月17日，山东省委、省政府、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在济南英雄山礼堂为郭澄清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冯德英同志主持，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宋法棠同志致悼辞。邓力群、贺敬之、张全景等领导同志及河北省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敬送了花圈。

郭澄清先生和他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都是在极左文艺思潮的泥潭里挣扎。为了坚守住基本的文艺创作规律，他歌颂过，也默默地抗争过，可他从不陷害一个人。他极少写那个时代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即使写，也总是想办法将阶级斗争化解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他所写的斗争，是当时的落后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与先进思想的矛盾。在这样的小说里，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温情的批判意识。他用自己在文坛上取得的影响力，为一个个文艺人オ当垫脚石，让他们踩着自己，走得更远，登得更高。当时山东省委、省政府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就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符号的最好评价和追思。他写了那么多榜样式的人物，自己却并不知道，他就是一个榜样——像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燃尽身体里最后一滴油脂。

冯德英同志在主持追悼会时指出:郭澄清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和以《黑掌柜》为代表的大量短篇小说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影响，他的去世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他的拼搏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宋法棠同志在悼词中这样评价郭澄清先生的文学成就:郭澄清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在欧洲也具有一定的影响。①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人民作家，终其一生为了他热爱的人民和乡土而拼搏而创作。

时隔二十三年后，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们与郭澄清先生的次子、著名神经科医生郭洪志教授谈起那次追会时，他眼含泪水，连说三个没想到。他说:“第一没想到省委、省政府会那么快批准举行追悼会的报告;二是没想到规格如此之高；三是没想到父亲晚年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后，山东文学界对他能够做出公正的评价。

当年参加了郭澄清先生追悼会的宁津县委书记魏玉珂同志，年后出差去北京，见到原籍宁津县的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郭澄清先生的生前好友杨金亭先生，谈起了追悼会的情况。杨金亭先生替老友高兴之余，谈起了郭澄清先生的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谈起了他不图名利、甘心在基层体验生活进行创作的拼搏精神。他说，山东省委、省政府为他隆重举行追悼会，一是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提振了山东省的文学创作。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了“向钱”看的趋势，文学被慢慢地边缘化了。像郭澄清先生这样产生于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文革”时期的作家，更是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文学界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评价，一时持全面否定态度的声音占了上风。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需要正视它的存在，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对那一代作家的思想、文学成就做出公正的评价。当然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文艺创作的的确确严重受制于左倾文艺思潮，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教条，成了每一个作家的精神枷锁，捆住了文艺工作者自由发挥文艺才能的手脚。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是有一批作家和作品，通过不同的创作实践，在政治重压的夹缝里，探索实现艺术自身规律的途径。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郭澄清先生长期扎根农村生活，他刻画了鲁西北农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的一部分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作品，反映了时代风貌，他塑造的众多模范人物，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园地。如此说来，他是不应该被文坛忘记的。

今天，我们缅怀他研究他，最重要的一点是反思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对文学和作家的影响。一个具有卓越才华的作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怎样做的?做了什么?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前车之鉴的作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应该以历史的责任感用这面镜子照照，看看我们在这面镜子里会是怎样的模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刀记》红遍全中国，而今在读者中的影响已渐式微，我们感到了时光的倥偬和无情。当中国文坛层出不穷的文艺思潮前赶后追，不痛不痒的各种文字摊在网络、书店之时，人们开始反思文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是否应该重建?这时，人们又想起了郭澄清先生，想起了《大刀记》所代表的“抗日烽火中的大刀魂”。②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刀记》和《郭澄清短篇小说选》。2006年7月，中国小说学会与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在德州召开了郭澄清先生作品研讨会，全国6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大家对郭澄清先生的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呼吁对其文学史价值进行认真的重评、重估。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由于时代的原因，郭澄清先生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阐释，文学史对他的研究与评价还很不充分、很不到位。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与时代“错位”了的作家，是一个被文学史遗忘和忽略了的作家。

他为什么与时代“错位”?又为什么被文学史遗忘和忽略?在他生前与身后，究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促使我们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初动力之一。
    参加郭澄清先生作品研讨会的国内著名评论家和学者有雷达、张炯、吴义勤、贺可存、梁鸿、程光伟、朱德发、孟繁华、陈晓明、任孚先、刘颋等，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时任德州市市长吴翠云等领导到会表示祝贺。与会专家学者就郭澄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展开了全方位的研讨。此次研讨会不仅对郭澄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做了全新的诠释和解读，更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从郭澄清先生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来看，他始终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针，用自己手中的笔歌颂共产党的领导，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歌颂他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控诉旧中国的黑暗统治，鞭挞日本侵略者对中华大地的蹂躏。他的文字爱分明，是投向敌人的一把把匕首，是拥抱人民的有力臂膀。他一生，矢志不渝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从心底里热爱这崭新的新生活新社会。他的一生就是为新中国革命文学而生的一生，他多次放弃到省城济南安家落户的优越生活条件，一头扎进生他养他的故乡宁津县郭皋庄，与他的父老乡亲朝夕相伴。他的文字中涌动的是鲁西北平原上人民的血，他文字的底色是鲁西北平原上高梁、玉米、小麦、谷子、地瓜、棉花的颜色，他的文字中的韵律是鲁西北平原上的人民、植物、动物、平原深处祖先魂魄的声音。

他曾经对山东省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样说:“我不能离开我的故乡，那里有我文学的精神。我一走进故乡走进我的老屋，我的文思就像地下的泉眼，汩汩涌动。一走进城市，我的笔就会枯涩，再好的想法再好的构思，也进行不下去。也许是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阻断了我的地气吧。我要回去，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即使在他担任山东省革委会创作办公室主任这一要职的时候，没有重要的工作，没有重要的会议，他也很少在省城济南居住。

“一个作家主要是靠作品说话。”他还说，“百年之后，我有一本书让人记住，过多少年，还能让人民提起，我就满足了。”他为文学拼搏的一生，实际上一直在向这两句话所涵盖的目标前进。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革命叙事中的人伦价值建构》一文中写道：

郭澄清当然不可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氛围有明显疏离，但他落笔不在于契合主导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写出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他的中短篇小说，知《黑掌柜》《公社书记》《茶坊嫂》《男婚女嫁》《社续传》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并没有写阶级斗争，作者倾注笔力描写的是人的正直善良品性，邻里乡亲的习性和人际关系。贯穿于其中的根本是乡土中国农民做人处世的伦理价值。郭澄清这些中短篇小说都写得精炼朴素，重在讲故事，语言简洁明朗，刻画人物栩如生，写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当时，他的作品一度与赵树理的作品相媲美而别有趣味。赵树理的作品倾向于揭示社会问题，而郭澄清的作品则重乡村伦理的保持和建设。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在《郭澄清创作的成就与特色》一文中写道：

今天我们重新讨论郭澄清同志的创作成就和特色，就应当尊重历史，尊重历史进步的价值选择，很可能在今天的农村中像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己不那么多见，但那些人物的思想光辉仍然是不朽的，因为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精神，并且代表着社会主义广阔的未来。我们应当充分肯定郭澄清同志这样的作家在描写和塑造那些人物艺术形象方面的贡献，并对郭澄清的全部创作加以认真研究和梳理，给予实事求是的应有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评论家吴义勤在为新版《郭澄清短篇小说选》所作的序言《在历史的缝隙中发现美》一文中写道：

郭澄清先生的小说文笔朴素，内容浑厚，没有华丽的铺陈，没有夸张的饰词，能以极为简洁的语言、自然生动的故事刻画人物的美，很有《聊斋志异》的特点。作为继赵树理、孙犁之后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杰出代表，郭澄清的小说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中国小说艺术的重要范本，我们理应对他的小说进行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以还原文学史的真相。④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张学军在《民族化的艺术创造》③一文中写道:

经过作者的苦心经营，《大刀记》形成了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探索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不可否认，《大刀记》也打有“文革”时期的某些印记，尤其是在第二部中，当年突出政治的影响较为明显。由此可见“文革”时期的语境对作家艺术创作的束缚和限制。另外，在创作中，小说多采用从场面描写和人物对话交待事件发展的手法，而叙述则较少，这就显得有些冗赘，缺乏凝炼。但由于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多姿多彩的艺术表达，《大刀记》仍不失为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杰出之作。

辽宁省文学学会副会长、评论家郑丽娜在《不该被遗忘的乡村记忆》一文里写道:

和赵树理等作家一样，郭澄清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下，也以自己含蓄的小说之笔来针砭时事、激浊扬清。在他的《公社书记》《老队长》《黑掌柜》《社迷》等小说中，注意以各种巧的艺术形式来呼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号召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与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彻底决裂…研读郭澄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美学现象，那就是作家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都毫无例外地描写了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互相关爱、彼此不分的优良传统。

张全景同志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德州人，他是郭澄清小说的忠实读者，对郭澄清笔下的风物、人物、场景、方言等，感同身受。他为自己的家乡能出这样一位作家，感到无比自豪。在研讨会上发言时，他指出:“郭澄清同志是德州市宁津县人，能够在这里产生这样一位优秀作家，是全县人民的光荣和骄做，是德州市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荣和骄傲。”

郭澄清作品研讨会的成功举行和《大刀记》《郭澄清短篇小说选》的再版发行，证明了以《大刀记》《龙潭记》《黑掌柜》为代表的郭澄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今天，我们研究郭澄清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经历，就是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厘清郭澄清所处的时代对他的影响和他本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也许，从整个汉语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郭澄清先生算不上个大师级的人物，即使用白话文文学史作为一个参照系来打量郭澄清先生，他可能仍然不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作家作评传呢?理由有三:其一，郭澄清先生是德州宁津人，是我们的同乡。我们因这块瘠薄的文学土壤生长出棵大树，倍感自豪，血浓于水的乡情让我们感到了责任。当面对这样一个艰难又艰巨的任务时，我们根本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其二，郭澄清先生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和他的人生经历，几乎就是新中国文学史(1949年——1989年)的一则注释。他的悲喜，就是新中国文学的悲喜。他始终在新中国文学这艘船上，他只是个船员，一个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船员。他不想当船长，甚至不想当舵手。没想过，他自始至终没想过，在他的老家一一宁津县郭皋村一座简陋的、三间红砖包皮的房子里，有一盏如今已没有了灯罩子的煤油灯，就是在这盏煤油灯光照下的一张小小炕桌上——一包烟、一沓稿纸、一瓶墨水、一支笔，他几十年如日，不知疲倦地写，写，写……墙壁上烙印着一个巨大的影子，盯着他，不离不弃。他的文学创作，不只是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大树向泥土深处扎根的精神。其三，他的巅峰之作《大刀记》，于197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若晴空一声响雷，震惊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文坛。郭澄清这个名字和“大刀记”这三个字，在当时家喻户晓，家一户围坐在收音机旁的记忆犹新。事过境迁，《大刀记》所带来的冲击波渐渐消退，郭澄清先生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他在年轻读者心里，成了一个模糊的形象。这多少有些令人扼腕叹息。

《大刀记》的出版“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著名作家章永顺先生如是说。“‘文革十年’，人性灭绝!十年浩劫!十年浩劫呀!”我们在采访著名作家、德州文史专家刘金忠先生时，提起“文革”，他痛心疾首。他又说，“今天你们写郭澄清评传，定要摆脱讴歌赞美的老框框，要具有时代性眼光和未来眼光，分析透郭澄清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时代对他的制约，从美学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此，才能给后来者一个启示。”

两位先生的话，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责任。

在时近一年的采访中，我们发现有关郭澄清先生的生活细节和创作细节，大多语焉不详了。对于相同的一个过程，亲历者们往往说法不ー——他们有的已经九十多岁了。

我们的工作就像挖掘和抢救。

我们想尽其所能地还原一个活生生的郭澄清。即便如此，可能我们只能达到十之有一吧。

为此，我们感到痛惜和无奈。

耐心的读者朋友，现在开始了。我们将回到几十年前的岁月里，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次回溯吧。

 （未完待续）

注：①郭澄清著短篇小说代表作《黑掌柜》《方方嫂》曾被《中国文学》译成外文向国外推介。

②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探索》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张学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③《民族化的艺术创造》ー文，后改为《郭清抗日烽火中的大刀魂》收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探索》一书的第一章，张学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④《郭澄清短篇小说选》，中国文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作者简介：

      黄书恺，山东省宁津县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机械工程师。有诗歌、小说、文艺评论发表于《上海诗人》《时代文学》《山东文学》等报刊。小说作品曾经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报刊选载或连载，部分作品入选年度选本。

      高艳国(1970年-2018年5月31日)，山东武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出版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作品集 12 部。有散文、散文诗、报告文学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及 60 余部年度诗文选本。部分诗歌作品被译为匈、捷、德、西语。长篇报告文学《浴火乡村》（合著）荣获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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