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安瘦马

从诗歌文本上看，刘川是具备了一定思想高度和语言高度并且有实际践行高度的诗人；从现代汉语诗歌发展的层面上看，刘川是现代汉语诗歌的探索者抑或说推动者。他的冷眼以及冷艳、他的多情以及绝情、他的嘲问以及嘲谑、他的揭露和揭示、他诗歌的切入点和表达方式，在当下现代汉语诗歌中都是独具特色的。这种鲜明的、特质的诗歌写作，有意无意间创造、构建了现代汉语诗歌新的诗歌文本范式。就其诗歌风格上来看，拿一些诗歌门派标签去给他进行格式化的冠名和界定都不合适，他用独特的视角和语言表述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诗歌精髓融入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兼容出新，他不属于任何派别，我想，这也是评论家李犁先生和一些诗歌同仁把他的诗歌称为“刘川体”的原因。

近些年刘川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他的风格和体系，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阅读刘川诗歌后的感受，我会选择“颠覆”。刘川的诗歌以他独有的诗歌架构和语言，冲击、调动着读者的所有神经，和有些喜欢把诗人的桂冠戴在头上不同，他要把头上的桂冠摘下来，这便是一种“颠覆”，颠覆堂皇的自以为是的神偶，回归普通灵长类生灵的喜乐哀愁；第二个“颠覆”就是刘川诗歌带来的强烈的视觉震撼和心灵震撼所产生的影响，颠覆了我先前拘谨僵化并且自以为是的诗观。

    就像到大海里寻找一粒沙尘，刘川的诗歌每每表现出逆向性特色，他将普遍的、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现象用逆向思维进行反转，往往起到读者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打破常规的诗歌写作，新颖别致又极具亲和力，倒推着将读者引向诗歌的核心。刘川把时代的影像以及个人的生活感悟横切一片竖、切一片，细数纹理，一件小事情、一个小故事被他锻造成一首首干净利落、寓意深刻的诗歌，或诙谐讽喻或惊悚愤怒，通俗直白的铺陈下，蕴藏了诗人对时代的思辨和关切。“新一代人/与我们的方向/截然相反/看来他们/更与我们势不两立决不苟同但我并不恐慌/因为只要他们敢出来这个世界/就能立即把他们/正过来”，在《这个世界不可抗拒》这首诗里，用孕妇腹中的胎儿做喻体，一个正、一个反，迅速快捷地完成了诗歌的主旨。

这种逆向思维的写作方式使刘川的诗歌极具个性，落笔稳准狠，诗歌的张力扩散出巨大的力量，第一个表现是戏剧性，“城里的万千人/演得太好了/就像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把名贵的古琴/在弹——《空城计》”其实，真实的生活要比我们大多数诗人的诗歌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戏剧性，只不过我们往往离开现实生活去寻找诗意。艾略特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要求把诗歌戏剧化，而这种由生活经验转换为诗歌艺术的情景，在刘川的诗歌里经常见到，矛盾冲突、魔幻悬疑、内心独白、焦点特写、剧烈落差等等，这就让刘川的诗歌具有了整体的诗性的高潮，原来他把我们常识性的意境、意象等诗歌技艺打造成一个个镜框，这个镜子就是“风月宝鉴”，照镜子的就是我们和现实世界。第二个表现是杂文性，“为什么其中一些骨架/要在别墅里/包养若干骨架/并依次跨到/它们上面/去摩擦它们那块空空洞洞的胯骨——《如果用医院的X光机看这个世界》”,这里我最先想到的是鲁迅的杂文，无论赞扬真善美，还是鞭挞假恶丑，文学艺术针砭时弊功能都是相通的，诗人独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使他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物，太明白了也就太痛苦，诗人在痛苦中选择了逆向思维、见缝插针，无论如何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这世界扎一下，疼与不疼，那是外部世界的事情，或许外部世界太过皮糙肉厚，感觉不到，或者故意的感觉不到；讴歌和揭露、赞美和嘲讽都会令人生厌，我们被时代裹挟着进行审美或者审丑，甚至不需要我们独立地去辨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偏偏诗人是执拗的，他内心的思索和探寻有时候看似不合常理，但这正是诗人骨性与血性以及智性之所在，让他的诗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第三个表现是漫画性，“怕忘了/遂将仇人名字/刻于剑上//乘舟复仇/因为激动/中流失剑//为了记住/失剑之处/舟上刻痕//至今，他抱着船板/带着刻痕在世间找人——《复仇记》”，刘川的诗歌以讽喻警世见长，他常常在平谈无奇的事物中寻找创作灵感，构思巧妙、机变敏捷，三言两语，便化腐朽于神奇。正如这首《复仇记》，延伸发展了“刻舟求剑”的成语故事，直视、并且暴露出我们的劣根。无厘头的冷幽默充满了苦涩，荒谬、乖张的行为蕴含了讥讽，就像唐吉坷德对着风车假想出一个敌人，但他幻化的是勇敢的骑士，他立志要铲除的是人间邪恶，梦没有醒来以前，他所有的偏执都是荒唐可爱的。而我们似乎生来就有仇恨，仇从哪里来？什么样的仇恨让我们两千年还不能释怀？抱着的船板就像抱着自我流放的一个枷锁，在漫画式的象征、夸张等诗歌表现下，刘川的诗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功能和属性。

    逆向性的诗歌写作，构成了刘川庄谐杂陈诗歌风格，这种打破禁锢，非常规的诗歌写作并不是他要与传统对立，相反他的诗歌诸多表现，有着很大的中外诗歌艺术的承继，朱光潜在《诗论》中阐述，“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刘川的诙谐至性至情至理至痛，他的“谐”透着“庄”，牢牢把握着庄谐的高度和分寸。《道德经》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诗歌的形式和目的在刘川的诗歌里完成了迅速有力的展现和到达，其实诗人很辛苦，有时候，诗人的笔还不能尽情地随心去行走，诗人还不能把比我们的想象还荒诞的社会现实完全的客观呈现，他只有曲径通幽，他另辟出一条道路，他制作了一个万花筒，他把这人间装进去。

现代汉语诗歌第一个百年已经过去，第二个一百年已经起航，现代诗歌应该何去何从？师古还是师外？诗歌的形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百年来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而且还在悬而未决中。风吹幡动还是幡吹风动，无论怎样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疑问，甚至声讨，其实诗歌就是我们的心动，我相信刘川的诗歌创作一路走来，也是经过了由传统转为目前这种状态的，在时代的现场和诗歌的现场中，他独树一帜的诗歌文本无疑是经过了多年的诗歌经验和历练精心磨制出来的，他通过自己的思索辨识出属于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同时也是给现代汉语诗歌另辟出一条蹊径。表面上看，他的诗歌你看不出来诗歌的技艺存在，但那些诗歌却强烈的感染了你，这便是高级写作，写作到一定的层面，技术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有过写作经验的都会有体会。但刘川的诗歌是其他诗人不可复制的，刘川不仅仅是给现代汉语诗歌贡献了一个“刘川体”，他诗歌的最大的价值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在诗歌层面的“简”，这个“简”是诗歌形制上的简、是诗歌语言上的简，这个“简”相对于“繁”更加困难，他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包含着巨大内存的信息诗意地传输出来，而繁密的意象或者语言铺排纵然才华横溢，一不小心会越出诗歌体裁的边界，在快节奏的时代里，这很挑战读者的阅读耐心。刘川诗歌的“简”，或许能够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诗经》，《诗经》里的那些“风”，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才是活生生的诗歌，那些精短的酸甜苦辣才是有生命力的诗歌。第二个是在精神层面的“思”，诗歌的功能是什么？诗歌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关键是我们是否遵从了内心，遵从了操守，遵从了客观现实，我们的诗歌是否有时代的现场，是否有独立的思考和践行，人格和诗格上是否统一在一处，我在刘川的诗歌里找到了答案，就是我们诗人要回归诗歌的本质和初心，悲悯关怀，不争不辩、老老实实写诗，写普通老百姓都能看明白的诗，至于是否能够流传下去，那不是诗人的事情，而是历史的事情，我们应该耐下心来，等待历史的选择。

其实刘川是位最不像诗人的诗人，有时候我觉得他甚至要和诗歌“划清界限”，他把写诗称作“玩”和“文字游戏者”，这绝不是玩世不恭，而是他挺起诗歌的脊梁，在一旁冷眼“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他把腰身俯下去，他把诗歌的精神高高扬起来，这或许应该是现代诗歌走到今天，在第二个新诗百年的进程中，所有诗人无论在诗歌的形制上还是在诗歌的内涵上应该认真反思和研究的课题。

长安瘦马2021年2月2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