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在流转，时代在流变，一切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特别是进入网络化和自媒体时代。置身其中，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变化或转型，处于动态的社会文化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诗歌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产生变化。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一个人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能在人们的期待视野中获得多大的价值？等等，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针对诗人的创作，笔者在《新诗的精神转向与探索性写作可能》一文曾有所涉及。那么，作为诗歌批评家又应当如何面对此种情状，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呢？在笔者看来，真正优秀的诗歌批评家，应当富有强烈的生命情怀、精神活力且拥有自身的审美文化坐标，从不停止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探求历程。同时总是以一颗平常心、以一颗不老的诗心去同自己的研究对象（哪怕是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真诚而又坦然地展开多层面多方位的对话、交流、碰撞、沟通，乃至体味、互动和呼应，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站在一定的哲学、历史和审美的制高点俯瞰、透视和把握自己的对象，进而以充满文采意蕴且富有学理性的洞见——即情理并茂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看法。因为说到底，诗歌的批评和创作毕竟同属于写作实践，最终都应通向艺术（境界），指向一种创造力。就此而言，好的诗歌批评，除了认识与思想本身就具有艺术的魅力之外，还应该具有文学性语言。进一步说，应具有自身的完整结构、语言形态和个性风格。
说时容易做时难。在现当代诗歌批评界，能臻达此等批评境界者毕竟凤毛麟角。以此来观照杨匡汉的诗歌批评，可以发现，作为一位资深的前辈批评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对于当代诗歌的艺术现状和发展前景的热切关注一如既往，但针对变动不息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诗歌生态，杨匡汉对自己的批评总是以开明的姿态做着适当的调整，自觉地从学术视野、学术胸襟及学术力度和深度诸方面寻求突破和超越。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应是他对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的“洁癖”。在通篇洋洋洒洒长达近两万字的《杖履自述》一文中，他满怀感慨地说：“人生甘一辛百，志业专攻为上，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激情燃烧却多有偏执的文学时代，如今又赶上了真正的文学被漠视而虚假的文学横行的时期。但毕竟还是学界中人，不能愧对书斋，愧对这一块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以及从中生长的文脉文心，从而保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生态的理解之同情，维护有更高追求的‘雅洁的精神’。”实话实说，要真正进入、感知和把握杨匡汉的文心诗学系列，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而且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知识与修养作为“资本”。人们常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人的著述甚丰，对杨匡汉而言洵非溢美之辞。他一手写论著、论文，一手写短章、札记，在一长一短中游刃有余，纵横驰骋。自1979年底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新诗年鉴》《诗探索》开始，他在“东风夜放花千树”的80年代，潜心伏案于“灯火斓珊处”，尽力开拓思维空间，渴念更新知识结构，披坚执锐，大展拳脚，施展抱负，即便个人生活仍处于动荡之中，但每年均能获得可观的文学研究成果，堪称进入写作的丰产期。于是，在“蓦然回首”中收获盈芳硕果，蝉联出版了多部诗学专著和编著，如《艾青专论》《我和诗》《中国现代诗论》《西方现代诗论》《中国新诗萃》《诗美的奥秘》《缪斯的空间》《创作构思》《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等；在《缪斯的空间》一书中，杨先生认定诗是一种时空综合的艺术，即时间的情境化和空间的信息化，此一特殊的艺术时空的转换，构成了“共享空间”。此一原创性成果，被北京大学图书馆列入20世纪百种学术精品之一。进入90年代之后，又相继推出《中国新诗学》《诗学心裁》《时空的共享》《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玉树临风》《古典的回响》等论著；除此之外，还有多种散文随笔集问世。迄今为止，他出版的著作已达五十多部，可谓洋洋大观矣。近年来，他依然马不停蹄，笔耕不辍，说不定哪天又有新著和盘托出。面对先生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令人禁不住感叹他方形硕大的脑袋里贮存着如此之多的精粹元素。尽管我有幸与杨先生合著过一部《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但相形之下，吾辈中如我者不能不羞愧于自身的学识浅显和努力不足。细心的读者从杨匡汉前后期出版的论著中或可发现，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前期侧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新诗理论与批评，后期着重转向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两者乍看，似有异同，但在整体上实则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空间的延荡和扩展。在他看来，如果仅仅着眼于大陆，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版图是不完整的、有残缺的。他认为空间加上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尺度，可以度量人们文艺活动的距离与进程。因而，文学批评的视野，需要经历从“封闭的空间”走向“距离的空间”，并进入“共享的空间”的转移，以激发“一体多元”的文化热望。基于此种理念，透过杨匡汉的心路历程与学术关怀、治学方式和价值取向，足以窥见，他是一位很典型的学者兼评论家。这一身份决定了他对当代诗歌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特点和态度，清晰地呈现出其“玉树临风”的生命姿态和“清音独远”的学术理想。同时依稀可见他的全部生活，几乎是由思考、写作和精神性对话构成。纵观杨匡汉的诗歌批评文本，饶有兴致的应是他既拥有完善的知识谱系，还善于在自我、文本和时代之间找到一个共振的频率，然后生成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支点，令人倾心的则是来自于批评的语言之精妙感、思想之穿透力、文体之独特性。或许，其诗歌批评闪烁的魅力和包孕的分量正在于此。回眸巡视，我们不仅赞赏他所做出的成果，更应重视他在诗歌批评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对当下诗歌创作的启示。 艺术意味着创造。如果说，诗歌是作为“有意味”的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人的精神显相的话，那么语言本身的驱使应是涵养浩然的秘径，也是大千天地和身体的灵息。伊格尔顿关于“文学”的定义尤为强调文学的两大特征：语言，创造。在此意义上说，它们本身就构成为一种结构和美学。杨匡汉素来讨厌新旧八股，一面呼吁并努力践行一种有别于“时文”的批评——即“新学院批评”。他的诗歌批评文本尤为注重语言的活色生香和雅洁，既灵动准确又具有穿透力。他自言“不尚空谈与装扮，但求实在与厚重，行文走笔，每句话、每个词都经得起的推敲，重视汉字之美，以‘壮阔的简洁’为优雅的极致。”的确，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没有足够驾驭的语言能力，很难成就真正的文学，也根本无法对文学文本中语言的精妙性加以理解，更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思想。同样的，如果语言乏力，文学批评就有可能像波德莱尔当年所指责的像疯狗一样的所谓批评家，只能是毫无意义地吠叫。有感乎语言对于同属写作实践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性，杨匡汉慨然直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汉语诗歌之所以没有赢得西方应有的尊重，这中间既有西方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即语言粗糙、缺乏原创性、风格模仿、照搬西洋等等，问题比较复杂。在《汉语诗歌的当代性思考三则》（《语言与文化研究》2018年秋第13辑）一文中，均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他认为考察华文新诗史，有一个从语言革命到语言建设的过程。并清晰地梳理和阐释了语言的革命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拨乱反正——把“文化革命”那套语言推倒，最早的表现是以伤痕文学、伤痕诗歌为代表。到了80年代以后，有一部分诗人主张实现本土化的现代性转型，尝试对传统资源嫁接转化，以寻根文学、寻根诗歌为代表。到了90年代及至新纪元，特别是受后现代诗歌的影响，语言出现了又可喜、又令人担忧的非常复杂的现象。那些偏离心灵律动和智性逻辑，太过的个人化（不是个性化），太悬浮的声调，太怪异的风格，太奇特的修辞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又遇到新的问题——现代诗语和我们汉语的修辞系统到底是什么关系？汉语诗歌怎样建立自身的价值尺度？怎样体现自身的文化诉求？在全球化的语言流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现代诗创作中，“语言”以其新颖独特拓展着广阔的空间，而“结构”无疑帮助诗人掌控诗意空间中的核心部位，提供灵魂营造的诸种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好诗往往朝着历史文化、生命体验、艺术上达、神性感悟这四个维度去追求光亮的境界。杨匡汉并非停留于直观的印象描述，而是寻找其中存在的弊端，以问题意识来反思和探讨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变的境遇中，应如何重新审视我们几十年上百年来的经验，重新审视中国新诗里面深沉的文化土壤、历史因缘、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再出发，并拥有自己的、中国的语言体系、修辞方式、表意话语。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批评家，杨匡汉先生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为学界奉献出一系列颇有开拓性和思想性的成果，究其原因在于，他不仅学术兴趣广泛，涵纳多方面的学识修养，而且在批评实践和研究方法的探索上，逐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他尤为强调学者要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学识抱负，驱使自己的批评实践和学术研究进入到具有深广度的理想境界。在他的诸多批评文本里，既可看到中国古代文论和诗学观念的灵活运用，又能自觉借鉴一系列西方现代心理学、美学观点与视角来观照和阐释当代诗歌。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批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善于接受和吸收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先进的诗学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并与当代诗歌创作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确切地说，这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学理论的系统了解，特别是对诗歌独特审美规律的深入把握之上。难得的是，在他的批评文字中，看不到对异域新兴名词、术语及体系框架给予生吞活剥的切割与拼贴，也看不到对于各式原始材料加以累赘的罗列与堆砌。而是将这一切化为自己的血肉，融进自己的批评对象，从而使行文在流畅中饱蘸一股勃郁的激情与力道。诚如他对批评品格的要求和期待：“绝非掉书袋，也不用凝固的结论或死板的知识去先验地框缚活跃的艺术生命，相反，总是力求在相当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对象和问题做庄重的历史与美学的透视。”（《杖履自述》，《名作欣赏》2019年第2期）。当代新诗批评的难处往往在于，一方面既要把握当代诗歌的当代性，直面诗歌创作的“现在进行时”的运动状态，及时做出快速的反应和理性的评判；另一方面又要遵守必要的学理规则，抑或说，要有“学院派”的严谨和扎实，要有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同时，让批评与创作产生必要的呼应和互动。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难以两全。对此，举凡同道中人都深有体会。清醒而高明的批评家，总是以敏锐的意识，通过批评实践的探索，力求体现出当代性和学理性的结合，且充满在场感。就诗歌批评而言，批评家除了要和诗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甚至要比诗人站得更高，走得更深一些。如是，批评家才有可能拥有生活实感和“一种经过磨炼的敏锐的意识”（萨义德语），并对所看到的文本和事物有更敏锐的批判力，然后抵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文性”。就此而言，杨匡汉有他自己独到的眼力和批评风格，他善于把开阔敏捷的当代视野与求实崇真的研究品格加以灵动结合，以拓展自己的批评视域。其高超之处在于，他往往透过那些有意义的却常被人们浅尝辄止的话题，展开有的放矢的探讨和言说，直至开掘出具有启发性的价值，既有益于当下又径直指向未来。例如《互动诗学笔记》一文，看似“笔记”，实则意蕴深远，灵思妙悟尽在其中。作者从诗歌的“当代性”和“民族性”的交互关系作用入手，发现了两者既关涉到今日中国诗歌文化走向的问题，又敏锐地觉察到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语境中，两者潜隐的“内在着关系的紧张”，致使当代诗人的精神易陷入困境，并总结概括为“断裂”、“错逆”、“边缘”，同时指出，诗与人自有救赎之道，那也是一种诗性的生存方式。而且，他还非常注重比较，放眼古今中外展开纵横比较，即在大范畴里通过那些具有典范性的事例，或旁征博引、举一反三，或比较双方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或对当代诗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清理和分析，旨在提出当今诗歌互动中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揭示出论者独到的诗学思考，尽力贴近当代诗歌现状和结合诗人的创作境况，表明“互动诗学”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作为人，祈盼“诗意地栖居”；作为诗人，更是“诗性的栖居”——生活着，劳作着，创造着。这些，都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最后，明确地亮相出自己对于诗歌和诗人热切期待：“不同‘主义’不同‘书写模式’的诗人可以‘到处放歌’，但不同的新诗，应从不同的侧面寻找‘心灵的家园’——从世态炎凉、人生的艰辛及其希冀的种种痛苦中，提炼出审美的惊喜，创造动人的绝唱。而这种绝唱，应该是在一种强烈的互动美学意义下，传达有骨有肉有血液流动的灵魂史诗。”
行文至此理应收笔，却意犹未尽。在本文动笔之际，恰好收到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传来喜讯：今年是当代著名学者杨匡汉研究员80寿辰，也是先生参加工作，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的确，“在中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体系里，这两个数字意味着学术与人生的双重丰盈。我们有幸与匡汉先生这棵学界的常青树共享时空，持续感受他充沛的生命活力与思想之光。”有感于斯，令笔者想起自己和杨匡汉先生从相逢、相识而缔结的师友之缘，不仅时常在书籍、论著和文字上相互见面，而且有着亲人般的交往，一种幸福感和敬畏感油然而生。奈何力有不逮，语竭词穷，本文只能抓住零碎感受和看法来“漫谈”他的诗歌批评成果和学术品格，无法尽如人意地呈现其富足而多彩的学问人生。谨此，唯有与读者们分享他真切而谦逊、达观又动人的一席话：“我只能让自己慢慢燃烧生命之火。不过，做一个有精神领地的布衣学人，只要坚持真者以求实为友，善者以万物为师，美者以造化为魂，抬我昏花老眼，依然又看到了一片洁静的星空。”并在内心默默地向他致敬和祝福！ 2020年双十一于浙江越秀校园
庄伟杰，著名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澳大利亚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闽南人，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语言与文化研究》主编，暨南大学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校外评审专家。系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澳中文化基金会荣誉主席，中国当代诗歌奖及海内外多项诗歌、文学奖和大赛评委。曾获第十三届“冰心奖”理论贡献奖、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等多项文艺奖。作品、论文入选两百余种年选等各类重要选集，有诗作选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在北师大课堂讲诗》等大学教材。出版专著18部，主编各种著作70多种，发表350余篇学术论文和文艺评论。是海外新移民诗群发起人和代表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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