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求师记》：
求 师 记
谢学军
第六章 时来运转
中国有句俗语，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穷不能光穷，富不能光富。世界万事万物都有个轮回，在机遇到来时，只要你紧紧抓住它，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能，运气总会朝好的方面改变，这叫做“时来运转”。寒来暑往，转眼到了1981年的春天。我的身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疗养，逐渐恢复健康。春天来了，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枯木逢春，万物复苏，草木萌发。春天的景色太美了，人们佝偻了整整一个冬季的腰板挺直了，欢快的笑脸充满着希望，城市、农村沸腾起来。剧场里，又恢复了古装老戏的演出；收音机里，播送着传统评书《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等。在农村，农民分到了部分属于自己耕耘的土地。工厂里，工人们多劳多得，挣着计件工资。商场里，集市上，那琳琅满目的商品，买啥有啥。许多上班族不满意自己现有的工作，找机会寻求商机，下海经商和兴办企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变了，社会真的变了！变得那样的欣欣向荣，变得那样的繁荣昌盛。这一切，都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取得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刻，郭老师的嘱托无时不在我耳边响起，我要努力，要奋斗，力争把老师的嘱托变成现实。带着这个问题，我去请教了时任杜集乡副乡长的丁本义老师，让他帮我出谋划策。丁老师问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我说：“干体力活还不行，手头活还凑活。我不能光指望吃救济过日子呀，郭老师不是说过吗，要学技术自谋职业，丁老师，你看我学哪门技术合适？”丁老师在他办公室里溜达了一圈，再三思考后说：“你学刻章吧，这门手艺不用体力，是手头活，本钱也小。当前社会变革，过去的旧名称要更改，各单位都要用新名称的印章，活一定少不了。”丁老师的话正说到我心坎上，我也是琢磨着干这一行呢。我从小喜爱刻章，记得在小学四年级读书时，就练习写反字。星期天到湾里挖些红胶泥，在石头上摔熟了，制成一块一块两公分大小的四方泥料。晒干后，用铅笔在上面画上四方格，方格里写上编制的名字，用锋钢锯条磨了个小刻刀就刻起来。你还别说，刻出来的印章和刻字店里的不差上下。村里的人们知道我会刻章，都来找我，就不再到城里的刻字店里去挨号了。虽说自己搭工搭料给大伙免费刻章，可我也心甘情愿，毕竟给自己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我让丁老师在杜集工商所帮我办了个营业执照，找了个木匠做了个折叠小桌子，又把家里存放多年的一块梨木锯成章料，用锋钢锯条磨了几把刻刀。一切准备就绪，第一个集口就定在杜集。杜集，是乡政府驻地，和其他乡镇相比，面积比较大、人口比较多。东邻乐陵，位于两县交界处。虽说集市不很大，但市面齐全，有猪市、羊市等牲口市，肉市、菜市、估衣市，副食、百货、土产、饭店、修理，等等。我第一次做生意，心里既新鲜又没底，特意到集市上转了一圈，了解一下集市的情况。出升的太阳刚放出光芒，赶集的卖主就占满了摊位。大约在八九点钟，集市上就人流涌动了。那叫卖声、讨价声、吵闹声、自行车的铃声，就像一个个跳动着的音符，构成一组动听的乐曲。水果和蔬菜摊上真是好看，那红的、紫的、绿的、黄的等各种颜色掺杂在一起，犹如一幅鲜艳的水彩画。大街两旁，摊主们张帆扯篷，像蜂窝似的一个挨一个，各种颜色的服装，就像一面面飘动着的彩旗。吃食摊上，飘散着一股烹、炒、炸、煮的香味，散发在空气里特别好闻。卖主笑容满面，迎送着每一位买主，顾客们喜气洋洋，愉快地选购着商品。在这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色中，还夹杂着人们爽朗的笑声。我站在高台上看得眼花缭乱，看来看去，觉得就缺少个刻章的，心里高兴极了。转完了市场，我立马来到工商所，和主管市场的人报了名。他们给我安排了营业地点，就在供销社的门口右边，这里最繁华，出进人特别多。市场的管理人员还对我说：“谢同志，你来得正好，杜集大集从建国以来就没干这一行的，人们用章还得往县城跑，当天带不回来，耽误很多事。你来了大家就方便多了。”我听后觉得也很高兴，心里想，看来选的这一行算是选对了。
杜集是逢一、六大集，转眼工夫又来到下一个集口。头天晚上，我怕赶集忘掉东西，提前把所有的用具都摽在自行车上，万事俱备，只欠动身。东方，已泛起鱼肚色的白云，几颗零散的星儿，还在天空挤眉弄眼地闪动着。我行驶在去杜集的路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职业，脸上不时露出欣喜的面容，似乎把这几年的泪水和痛苦都化为了笑，从心里涌现出来。太阳啄破黑夜的蛋壳，探出头来。天上无云，地上无风，天空澄碧，和风送暖。好像老天爷也给我行方便，开头就是个好天气。我来到杜集大集上，在营业地点处支好了桌凳，摆好了刀具和章料。当我把“谢学军刻字处”的招牌挂在墙上时，招来了许多人的围观。有老人，有小孩，还有一些文雅清秀的姑娘们。老人看的是我手艺高低，是好是弱通过他们的眼光能给你个评价。我有会写会画的基础，在这方面心里有根。在刻章方面，只要字写得好，刻出来的字就漂亮。当我刻完第一枚印章印在纸上时，老人们伸出大拇指称赞说：“好手艺。”孩子们，围在我的桌子旁，脸上堆着稚气的笑容，那目光，那谈吐，都显得天真无邪。他们在琢磨，自己的正字写出来都歪七扭八，人家写反字刻出来和书本上印的一样，这得练多长时间？姑娘们看一眼就走，她们心里想的是，将来找对象不要金，不要银，一定找个手艺人。手艺学到手，吃、喝、花都有。 一个集上，我一边干着活，一边办理着收款、取章的业务，不停地忙碌着。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直到太阳西下，天光暗淡，才停下手直起腰来。我把兜里鼓鼓的一叠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数了数，整整二十七元。我乐得一蹦老高，拿着钱高兴地喊道：“我有钱了！”说真的，那个年代，一个科局长的工资一天也挣不到十元，我能挣到二十多元，你说该有多高兴。我打心眼里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郭老师的嘱托。我虽然干得是挣钱的买卖，但从来不把钱看得那么重。顾客有钱的干，钱少的也干，甚至没钱的我也免费干。记得有一次，一位七十多的老人走到我跟前说：“小师傅，刻个最次的名章多少钱？”我说：“四毛钱。”老人自言自语地说：“带的钱不够。”我抬头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穿着一身家做的黑粗布衣服，肩上还补着两块白粗布的白补丁，上衣的纽扣掉去一个，露出里面用绳头做成的腰带。他那双手，根本看不到肉皮，一层厚厚的黑老茧，遮挡住了皮肤，叫人看上去觉得很可怜。我忙说：“老大爷，刻章干什么用？”老人用颤抖的嘴唇说了声：“我是村里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这不，上头给了十元钱的救济款，让我拿着自己的名章去领，我没有哇，只好刻一个吧。小师傅，我不是占你的便宜，我身上就两毛钱，真是难死人了。”老人的一番话，使我的泪水慢慢地从眼眶里溢出来，几乎忍不住要放声痛哭，想起了自己养病期间的事。那段时间，家里没吃的，是邻居们这家一瓢，那个一碗帮我度过了难关，现在我挣钱了，就应该帮助这些条件不好的人，我对老人说：“大爷，政府救济你，我也帮助你，今天刻章给你免费。”老人激动地说：“小师傅你也不容易，我把这两毛钱给你，就免一半吧。”老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一个破信封，信封里包着一个旧纸包，揭开三层的包装才是那两角钱的纸币，可见老人把这两角钱看得多么重要。我把老人的名章刻完交给他，没收一分钱，给他免了费，激动得老人流下了泪水。打这，我的营业桌面上多了一个小纸牌，上面写着：军烈属、五保户刻章免费。我这种做法，比打雷都响，比刮风都快，很快传遍了宁津各个集市。好心带动了买卖兴隆，一些人慕名远道而来，专程找我刻章。我也更进一步认识到，不管干什么，好心才有好报。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工夫到了1984年夏末。我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日子过得比以前富裕多了。我从一个集口，增加到三个。一、六赶杜集，二、七赶大柳，三、八赶长官，收入比开头高了不少。当时农村家庭时兴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三大件，我立马从集上买回家来，生活不缺这少那，一家人美滋滋，乐融融，眉舒目展，心里乐开了花。一天吃饭时，妻子对我说：“还是改革开放好，咱的日子照这样过下去，用不了几年就成了万元户。”我心里也非常感激郭老师的嘱托，要不是他开导我，自己不见得想起这种致富的办法。这天的杜集大集，我又喜获丰收。好像老天爷故意给我帮忙似的，从一开始上集到散集，活儿一个接一个，一张张的票子塞进我的衣兜里，收摊时我数了数，竟然挣了七八十元。我心神振奋，骑着自行车，嘴里哼着小曲，兴致勃勃地回家去。我来到村东头朝前望去，我忽见妻子领着女儿和儿子站在那里。心里一惊，过去家里的人从来没这样接过我，今天是怎么了，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急促地蹬起自行车来到家人面前。妻子呆呆地站在那里，无精打采，愁容满面，担心、害怕，使她发出来的声音颤颤巍巍，她说：“学军，出事了，常洼派出所的于所长在大队部等你呢。”妻子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心突突地跳，脑门上顿时冒出了汗珠。我清楚地知道，刻字是特种行业，受公安局管理，你刻出去的章即便你不违法，别人做了案也要受牵连，就治安罚款这一项，也能叫你倾家荡产。我回到家里，赶紧来到大队部见到了于所长。于所长名叫于福和，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人工作认真，一身正气，我们俩早就认识。于所长见到我忙问：“学军，赶集刚回来？喝碗水先歇口气。”我听了他的话音，不像是对待犯罪分子的语气，心里更不明就里了。我忙问：“于所长，叫我来有什么事？”“叫你来我也不知道是啥事，上午公安局治安科打来电话，让你明天上午带着被褥去报到，只叫我通知你，没有交代别的事情。好了，上头的话传到了，我也该走了。”于所长说完，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稀里糊涂的不知是福还是祸，总认为公安局就是抓人的地方，去那里的人都多多少少有点事。怎样面对明天的局面？见到公安局的人说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询问了我们村曾经劳动教养过的李振钱。他说：“听你这么一说，准是摊上事了，要不叫你带着被子干啥，就是够拘留条件了。进了拘留所，最少半个月，我教你见到公安局的人怎么说吧。进屋后先立正，然后说报告政府，谢学军前来报道。坦白要真实，说话要客气，这样就没错。”一个晚上，我没有睡好，不是睁着眼睡不着，就是闭上眼做噩梦，心里想，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哇，上班吧，身体就得病。做生意吧，这不又摊上事，真是比电影里的“祥林嫂”还苦。觉得心里就像熬着的中药，翻滚着一股不可名状的苦味，泪水忍不住地从眼眶里流出来，一阵难以抵挡的悲哀扯断了我的心肠。当我把被子摽在自行车要去宁津时，妻子想哭，又哭不出来，可能是不知道为福哭还是为祸哭，只是咧着嘴抽泣。村里的人们问我这是干什么去，我羞愧地低着头，不敢看大家的眼睛。我骑自行车行驶在去宁津的公路上，就像一只爬不动的卧牛。速度慢得还不如走快，每往前走一段，就一阵心惊肉跳，惶恐不安。一段段自己经历的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脑海里。记得十九岁那年，县里给公社几个招工名额，根据我个人的表现，被公社党委推荐上了。可到了政审时被卡了下来。我不服气地去找，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我家是个中农成分。说什么中农就赶不上贫农对党忠心，同样的情况要贫农不要中农。当时的政治气候就这样，因此，就这样错过了机会。1973年上大学，那时高考制度还没建全，只是地方开卷考试，我凭借着自己的学习功底进了录取分数线，可又在政审时出问题了。这次不是成分，是社会关系不清楚。我的外祖父是天津人，日本鬼子抓华工时，他被押送到日本北海道做苦力，由于受不了日本人的欺压，在一次逃跑中被打死。人都没了，死了还要什么关系？当时的招生办说，要想把这件事搞清楚，通过外交部和驻日办事处联系，查找一下你外祖父是不是死在日本了，如果有此事，让日本方面写个证明。天啊，这不是折腾死活人吗？我一个农村农民，温饱还没有解决，哪有闲钱和精力叨扯这事，求学的机会就这样白白地错过。后来在财税局上班了，这是多好的事呀，他怎么身体就不给做脸呢？学个技术吧，又被公安局找。一想到这些，我就对天喊道：“苍天啊，你既然造就了我，为什么却不赐给我一个平安的环境？”从家到县城四十里路，本应该一个多小时就到，可我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眼看快下班了，才来到公安局大门口。那时的宁津县公安局就在县城中心街和旧城街的十字路口东南角，大门朝西。后边的几排房子是公安局办公的地方，前边的几排就是监狱和拘留所，东面是武警中队。监狱的院墙，高出一半，上面还拉着铁丝网。岗楼里有武警战士的身影，正两手端着枪不停地走动着。听我们村刑满释放的李振钱说，监狱里常年不见天日，连空气都是浑浊的。到夜晚屋子里一片漆黑，不见天，不见地，不见他人和自己。耗子、蟑螂和壁虎在黑暗里爬来爬去，叫人感到心里发毛。那种潮湿和血腥味道，散发出一种死亡的气息，一个正常人在里边待不了几天就会魂飞魄散。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头发根发麻，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心脏怦怦地一阵狂跳。“报告政府，常洼公社五大庄村谢学军按时报到！”我轻轻推开治安科的门，把同村李振钱教给我的那句话喊了出来。办公桌前，坐着治安科长牛忠学，看样子正在给大家布置下午的工作。我进门喊出的话，使屋里在坐的人全愣住了，有的小声说：“这不是咱对门财税局办公室里的小谢吗？听说他得病回家了，没听说脑子有病呀。”牛科长正在办公桌前写情况，见我来了，赶紧站起来说：坐在一旁的黄忠新科员给我搬了把椅子，又倒了杯茶水，这时，我的心跳从急速转为平稳，神态也由愁眉紧锁转为笑逐颜开，心里想，这次可能是福不是祸。我知道，公安人员对犯罪分子绝不会这样客气，更不会沏茶倒水让座。和牛科长早就认识，我在财税局上班时就经常打交道。那时，他家里人都在农村，是单身上班族，我也和他一样。牛科长比我年长十多岁，论辈分管他称牛叔。财税局和公安局斜对门，他晚上不回家，时常到我们单位看电视，还断不了在一起喝茶、吃饭。牛科长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的经验。我边喝水边问牛科长：“叫我来有啥事？”“叫你来有好事，听说你得病回家学了刻字，并且还给军、烈属、五保户免费，这件事传遍了宁津县城，有句俗语‘好心才有好报’，你时来运转，得到好报了。下面的事叫黄忠新同志先领你到对面饭店吃饭，再给你细说，我们到了下班时间了。”牛科长和其他科员都下班了，老黄领我到对面饭店要了两个焖饼、两碗鸡蛋汤。吃着饭老黄同志说：“小谢同志，刻章是特种职业，业务属公安局管理。就公章这块来说，它有公安局审批的定点门市。刻制的公章经过公安局严格备案后才能发放到使用单位，以便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公章作案。经局里研究，成立专业公章定点刻制处。好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后，找关系，托门子，我们都没应。经过考察，认为你这个人不错。不光是作家郭澄清的学生，还在单位上过班，有学问，懂政策，肯定能把工作干好。”老黄的话叫我喜出望外，心里想，这不是老天爷给饥饿人扔馅饼吗？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问道：“老黄同志，这是真的吗？”“这哪有假，我在科里分管特种行业，屋子都给你找好了。这不，门上的钥匙还在我衣袋里装着呢，就在电影院东面新建的农贸市场那里，第一排第一个门就是。”饭后，老黄领我来到农贸市场，找到第一排房子第一个门。果然这里有个单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和一套桌椅。老黄说：“你先打扫一下卫生，铺好被褥，吃、住、工作你都在这里。明天是星期天，你先休息一天，熟悉熟悉情况，星期一我到单位给你拿个暖壶和脸盆，其他东西你就在市场里买吧。”老黄说完，骑自行车下班回家去了。我铺好被褥躺在床上，心中的那种狂喜是难以言喻的，一会儿坐起来溜溜，一会儿两眼凝望着窗外的蓝天，从心底里迸发出哈哈的笑声。这是喜悦的笑，激动的笑，会心的笑。宁津县的农贸市场，是按照中央改革开放的精神，专门为百姓修建的经营平台。占地面积约50余亩。南北两个大门，横三趟街，竖三趟街。虽然都是水泥板的简易房，但修得美丽壮观，市场气氛很浓。这里诚招了五百多家个体工商户，养活着七千多人。市场里，各个房间里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品种繁多，物美价廉。全国各地的名牌产品，商贩们都把它聚集在这里：新疆的哈密瓜、青岛的啤酒、杭州的丝绸、北京的烤鸭、乐陵的小枣、河北的鸭梨、广州的时装，等等，真是数也数不清，看也看不完。宁津的地方名吃也进入了市场，有长官包子、大柳面条、保店驴肉。特别是一到一、六大集，各个市面人流如潮，拥挤不堪，到处人山人海。农贸市场往西隔一趟十多米宽的道，就是电影院。那个年代，农村和城市的家庭有电视机的不多，都跑到县城来看电影，满足自己的文化生活。电影院里一天三场，都是坐无虚席，场场爆满。记得那时正演《少林寺》，影院的喇叭里播放着影片主题歌，听着动人心弦。影院门前是县城的中心广场，修建的有水，有凉亭，有草坪，有假山。那一对对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的散步，有的跳舞，他们像换了天日似的，个个扬眉吐气，满脸喜色。每到夜晚，广场上有夜市，小火车、小汽车、电子游戏枪，应有尽有。一些算卦的先生借着开放搞活，也都出来摆摊。夜市里就数他们的人气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他们说得嘴上冒白沫，云散雾罩，自称是“半仙”。这个说：“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那个说：“我能算出孕妇肚子里怀的是男是女。”那些当爹当娘的，为了儿女，算婚姻日期，算婚配属相。小伙子们也围着凑热闹，算算自己外出打工能不能发财。这些“半仙”们，顺情说好话，算的都是后来好。烧烤摊上，更是火暴。人们吃着羊肉串喝着啤酒，谈天说地。那烤羊肉串的是从新疆过来的，维吾尔族，看他头上那顶帽子就知道。那帽子我们戴在头上掉，而他戴着风吹也不掉，就像黏在头皮上。再听听说的似通不通的汉语，就像小品里陈佩斯学的那样，舌头打着卷，声音光平声，没四声。你还别说，新疆人烤的羊肉串就是好吃。后来我们这里的人看这行赚钱，也学着烤，烧烤店也就从此兴起。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二和九月十五，宁津城里举办物资交流大会，这也是改革开放新兴起的。赶会期间，县里组织了大会管理班子。工商、税务、公安、法院，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会期前一个月，就派下人去到附近县市张贴告示，并邀请了国家的知名剧团到会上演出。中国京剧院一团、石家庄河北梆子剧院、天津评剧院都来过。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了这些大腕们的演出，百姓甭提多么高兴了。每到剧团来演出，门票头半个月就卖光了。那时的剧场最牛了，为了买到票，追得剧场经理东藏西躲，最后只好在走廊里加上几十把椅子。剧场里，楼上楼下都挤得满满的。看戏的人多了，演员也唱得有劲。开戏前，那乱七八糟的喧哗声，淹没了整个剧场。锣鼓一响，空气顿时凝结了，只有那演奏的音乐、精彩的表演和那一阵阵鼓掌声、叫好声，与舞台上融为一体。人们都觉得，文艺节目好比精神食粮，只有不断享受才能精神健康。宁津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就数中心大街从正阳路到旧城街了。会期未到的头两天，大街上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篷帐。百货、副食、包子铺、五金、成衣鞋帽摊、海鲜、水果、肉食店……货色齐全，琳琅满目。乞丐们也借机到大会摊上讨要。他们手里打着竹板，唱着早已编好的唱词：“这二年，我没来，老板的买卖发大财。你发财，我沾光，你吃饺子我喝汤。”老板们听着夸奖的吉言，都露出笑嘻嘻的脸，有的给个三毛五毛，有的给个块儿八角。乞丐们给吃的不要，伸手要的是钱，一天下来，他们能要到一百来块。听别人说，有的凭着讨要，几年就盖起了三间砖瓦房。中国人就是心软，见庙烧香，见佛磕头，见着受苦的人，总是伸出手帮一把。
20世纪80年代，宁津县城中心广场物资交流会场景
宁津县城的中心广场，一到会上都搭满了地篷，有表演飞车的，有演杂技的，有变魔术，有说书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南方歌舞团，篷门口用木板搭了个高台，台上站着几位漂亮的女演员，为了吸引观众，她们穿着泳衣，露出白白的大腿和肩膀，扭着屁股，引得未婚男青年们跳着脚地看。穿着泳衣表演人体健美舞，在开放的南方早就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可在我们孔圣人的家乡就不行，一些老人们看不下去，认为这是黄色流毒，应当制止，一个电话打给了派出所。有告的，就有管的，派出所禁止了歌舞团的做法，赢得多数人的赞扬。这正是：开放的国、开放的人，开放的政策得人心。星期一到了，老黄送来了暖壶和脸盆，接着又把六十多个公章名称交给我，说：“小谢，一枚公章科里规定收六元钱，百分之七十的利润归你，单位留点办公费用，你看这样行吗？”我赶忙说：“黄同志，你就别问我了，你说咋办就咋办。”“还有什么困难吗？提出来我向科长汇报。”老黄边说边问我。我说：“刻字工具都带全了，就差刻公章的材料了。”“刻公章的材料哪里卖？”老黄问我。我说：“天津劝业场有批发的。”“那好，科里先借给你五百元，等挣了钱再还上，下午就给你送来。”说完，老黄又回单位上班了。下午一上班，老黄给我送来五百元钱。那时的五百元，顶现在的五千也不行。我接过钱后，他随手又给了我一个布袋。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套不戴领章的警用服装。我不知其因，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老黄说：“给公安干事，就得有公安味道，你出门带这么多钱不安全，穿上这身警服避避邪吧。咱俩个头都差不多，你穿一下试试。”我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了这身警服，蓝裤子、白上衣，真是漂亮极了，比当年第一次来县城穿的那身褪了色的黄军装还帅气。明天就去天津了，那就不脱了。去天津办事，哪能不回家说一声呢，傍晚，我便骑着自行车回家来。骑新车，穿新衣，从远处望去特别光彩耀眼。一进村头，一群玩泥巴、玩土的小孩子们见到我，放下手里的东西齐声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他们跟在我车子后面跑着、喊着。一些同村老乡们也向我频频招手，我也和大家打着招呼。这真是，好事随风刮，不大工夫，我去县公安局干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我两天一夜没回家，老婆在家哭得像个泪人。女儿和儿子正在门口玩，他们老远见到来了一位穿警服的，没看清是谁就赶紧跑到家里喊：“妈妈，警察来了！”老婆听了赶紧把大门反锁上，并对女儿和儿子说：“谁叫也不能吱声。”我来到门口，知道是老婆误会了，拍了拍门板说：“儿子，快叫妈妈开开门，是爸爸回来了。”老婆一听是我的声音，这才赶紧把门锁打开。她擦了擦眼角上的泪水，不明就里地问：“这是唱的哪出戏呀？”回到屋里，我把一来二去的情况说了个清清楚楚。老婆听了又惊又喜，说道：“怨不得这两天我左眼皮老是跳呢，俗话说左眼跳财呀，咱家时来运转了。这两天咱养的鸡下蛋也多，我都攒着呢，今天晚饭咱烙饼炒鸡蛋，全家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饭后，我对老婆说，明天早起，我还得去天津提货。这话，恰巧被八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听见。女儿说：“爸爸，千万别忘了给我买发卡来。”儿子在一旁听到姐姐要买东西，也吵着要，抱着我的胳膊说：“爸爸，给姐姐买，也得给我买，别忘了买只仿真玩具手枪来。”我连忙说：“好！好！好！咱家现在有钱了，爸爸一定给你们俩买来。”一觉醒来，我带着随身用的提包，赶往长官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天津市，我从来没去过，有去济南的经验也不觉得怵头，总认为城市吗，也就是大点小点，房高房矮，人多人少的事，都差不多。还不到下午一点，我来到长途汽车天津西站。真出乎我的意料，济南和天津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宽宽的马路、高高的楼房、来来往往的汽车、川流不息的人群、街道两旁的装潢，那气质，那环境，都接近国际都市了。天津市民比济南市民也洋气多了，女人们把头发也不知怎么弄的，就和现在的方便面似的一卷一卷的。脖子上围着纱巾，脚上穿着高跟皮鞋，身上是长裙短袄，腰间挎着旅行皮包。有的眉毛稀少，用化妆笔描上了两道柳叶杠杠。淡红的嘴唇又涂上了一层深红的染色。细润的耳朵上，五颜六色的耳环，大圈圈套小圈圈，被风一刮，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男人们，虽然比女人们妆饰得简便些，但也是西装革履，脚上的皮鞋擦得就和镜子面似的，能照着人。不知是时代变了还是风俗变了，从大自然的环境和人的妆饰，给这个社会带来一种新颖的感觉。天津人说话发音都用四声，说相声的演员逗笑时最爱模仿天津人说话。在家常听老人们说，天津卫的街道都不正，乡下人到那里分不出东南西北。还真是这么回事，一下车我就调了向，幸亏来了辆脚蹬三轮出租车，我坐在上面这才来到了提货地点“劝业场”大楼门前。听别人讲，“劝业场”大楼是外国人建的。外国人也尽些傻逼，到中国来做买卖，赚个钱走了就算了，还修什么场什么厦的，这里是你家吗？中国人还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呢，等中国人民翻了身，醒了盹，还有你的好果子吃吗？我来到“劝业场”文具部，售货员说我要的货多，得等明天去仓库提货，没法子，也只好等着。这时，我忽的想起女儿和儿子让我买的东西，趁着有时间，抓紧办这件事。恰好，“劝业场”右边有个百货批发市场，这里的商品样样俱全。化妆、饰品、百货、文具，要啥有啥。我先给女儿挑了个发卡，接着又来到玩具店。玩具店里的仿真塑料手枪，真是仿绝了，不拿在手里，在远处看不出真假。给儿子挑了把仿六四，外面还带着个皮套套。接着，我又在市场里溜达了一会儿，这时的阳光已浅淡，天色进入了傍晚。等我找到饭店吃饱饭时，已到了群星闪耀，夜幕降临时。我离开饭店，赶紧去找旅馆。有一家旅馆设在一个深胡同里，要进旅馆，先穿过四五十米的深胡同。当我刚走进一半时，就听身后有声音说：“哎，慢走。兄弟，对不起，家里日子困难，借个钱儿花。”我回头一看，在离我五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瘦瘦的身躯裹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头上戴着个黑礼帽，脸上蒙着个白口罩，原来是个打劫人。我开口说道：“老兄，你找错人了，小弟身上没带钱。”那人又说：“别蒙我了，你吃饭掏钱时我都看见了，少说也有个五六百，今天答应了万事皆无，要是蹦子儿不拿，我手里的匕首给你放放血。”那人边说，边从腰间取出亮晃晃的匕首。这种阵势，过去只在电影上看过，自己没经历过，我的心跳到嗓子眼了，神色特别慌张。心里想，身上带的是公款，要是弄没了不但事情办不成，回去后和治安科有嘴也说不清。我心生一计，先用大话压压他再说。“老兄，你先看看我是干什么的，我穿的是警服，干得是公安工作，是专门惩治你这些坏人的，你老鼠枕着猫腿睡，好大的胆呀，打劫打到公安人员头上来了。有刀子也不顶用，我身上可带着家伙呢。你捅我，那是抢劫杀人，判你的死刑。我开枪毙了你，那是正当防卫。就算不打你，枪一响，招来警察也得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判你几年。”说完，我把给儿子买的塑料玩具枪拿出来，冲着那人又喊道：“我喊一、二、三，数到三上不滚，我就开枪啦。一、二……”还没数到三上，那人就把头缩进风衣领子里，灰溜溜地跑了。虽然吓唬走了打劫的人，但我也冒出一身冷汗，如果这人不吃这一套，后果真不堪设想。邪不压正，这话说得一点不错。回家后我和老黄一说，笑得他捂着肚子在床上打滚。说：“小谢，你真行，比我们还专业。”有时，不定哪个时间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咯咯地笑起来。后来逢人就讲，我传他，他传你，传成了民间故事。做买卖，比种地挣钱来得快，几年工夫，我成了村子里有名的万元户，家里盖起了五间砖房，还买了电视机、摩托车，家庭收入已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一切，还得感谢郭老师的嘱托，是他给我指的这条路。俗话说，饥饿思温饱，温饱思初心。由于我很长时间不写东西了，所以也没和郭老师见面。现在日子富了，思念起老师来。老黄和郭老师是亲家，他女儿是郭老师的儿媳，对郭老师的情况很了解。于是，我就向他打听老师的近况。他说：“小谢，我亲家在1989年8月10日，因患肝癌，病逝于济南千佛山医院，已葬在老家郭皋村。”噩耗传到我耳朵里，悲泣、难过的心情使我一天没吃下饭去，多好的老师呀，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对老黄说：“抽个时间，你领我到郭老师坟上烧烧纸去。”老黄说：“那好，什么时候去都行。”时令渐入深秋，寒意逐步逼来。这是1989年的秋末。我和老黄骑车来到了时集乡郭皋村。远远望去，一堆黄土堆出一个漂亮的坟头，而那些散落的花圈、白柳，都盖在了坟头上，大风一吹，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跪在老师的坟前，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我点燃了一叠阴钱纸，嘴里不停地叨念着：“郭老师，一路走好。你是宁津人的骄傲，更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楷模，我一定不忘你的培养和嘱托，沿着你没走完的道路，孜孜不倦，忘我辛劳，把铸造灵魂的工程永远进行下去。”间隔十来年没写东西，脑子一片空白，不知写什么好。这时，我想起郭老师在学习班上讲的一段话：“要想写出东西，必须先搜集素材。素材好比粮食，没有它肚子就空，哪怕听听别人讲故事，对创作也有很大的帮助。”遵照老师的嘱托，我从听别人讲故事和观现实开始，广泛搜集创作素材。这样一来，听到和看到了不少的新鲜事。后来，我把这些素材写成文学故事，印成小册子发给人们看，在民间广为流传。茶余饭后，成了人们闲谈阔论的文化素材，下面是部分内容……作者简介：
谢学军，中共党员，山东省宁津县人。自1967年跟著名作家郭澄清学习写作，先后在中央、省、县报纸、刊物发表稿件200多篇，编写正能量新民谣2000多首，发表短篇小说《三出头》、《冯巧进城》、《春花被骗》、出版了长篇新民谣集和纪实文学《求师记》，受到社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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