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求师记》：
求 师 记
谢学军
第四章 苦尽甘来
通过到报社求师问事，在通讯报道方面我懂得了不少知识，天天看报纸，找核心，抓重点。我的父亲，当时担任第二生产队的小队长，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抗战时期，曾给八路军送过信，解放战争时期，还随部队南下支过前。父亲对当时只抓革命，不搞生产的做法很不满。
一天晚上我问父亲，眼下生产队的困难是什么？父亲抱着头，先是咳了一声说：“眼下的困难是有部分人只革命，不干活，还得记着全日工分，秋后不少分红，闹得干活的人们也没劲干，庄稼管不好，产量要减少，这是明理。”我赶忙说：“爸爸，我支持你，这就是当前的重点，也符合社论精神，写文章辨明这个理。”我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庄稼管不好，囤里粮食少》，《地里不出工，去喝西北风》的小评论，先是被县广播站采用，日后又写在村里的黑板报上。你还别说，舆论宣传真顶用，那些打着“革命”的旗号混工分的人也都下地了。父亲高兴地说：“成天喊破嗓子，不如写篇稿子。”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懂得了笔杆子的重要，更进一步激发起写稿子的积极性。谁知这样做了后，却给自己招来了麻烦。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写稿子，突然听到外边有叩门声。我趿拉着鞋子赶紧去开门。眼前，站着两位全副武装的民兵，他们每人背着一支三八步枪，虽然子弹袋是空的，但也披挂在身上装模作样。这二人板着脸，倒背着手，装腔作势地说：“学军，到村革委会去一趟。”我问：“干什么去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二人边说边走了。说真的，我还是个少年娃，哪经过这阵势，想找父亲商量。正好父亲在生产队里记工分回来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父亲说：“叫你去你就去，脚正不怕鞋歪，不要怕他们。”我来到村革委会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上门叫我的，我认识，是同村老乡。那另一个人我不认识，听口音不是本地人，那两个同乡叫他郭队长，是上头派来驻村的工宣队领导人。那时，村子里还没电，照明都是用煤油灯或蜡烛。只见郭队长坐在蜡烛旁，有限的光线照在他脸上，半明半暗。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支香烟，给同村老乡每人一支，自己在蜡烛上点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三个人吐出的烟雾，就像冬季里的雾霾，遍布了整间屋子。紧接着，郭队长问我：“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成天写什么稿子，煽动他人不进行革命和造反，这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看你还不到成年，凭这一条就应该关你的禁闭！”听了郭队长的话，我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厌恶，气得我眉毛竖起，脸上暴起了一道道青筋，心中的火气顿时喷发出来，开口顶撞了他：“郭队长，你这是说的啥话，我身犯何法，又有何罪？我不图麸子不图面，义务搞宣传不对吗？当前党报社论的重点，就是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学生复课。按照社论精神写了几篇稿子让大家下地干活，凭什么关我禁闭，庄户人家不种地吃啥。”郭队长见我顶撞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反了你了，敢顶撞上级领导，来人哪，把他送到公社革委会去！”我的气也上来了，用手拍着桌子大声喝道：“你敢！真那样，马上叫家里人找俺老师去，把你们的所作所为登在报上，到那时恐怕你们的乌纱帽也保不住。”我冲着郭队长发了一通火，这样一来，倒把他的气势压下去了。他问那两个同村老乡：“谢学军的老师是谁？”
我说：“别问他们了，我说给你吧，俺的老师就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郭澄清，还有王金铎和艾传贞，他们都在武装部里办公。”哪个年代，地方实行了军管，凡有军方参与的事无人敢挑剔。郭队长叫出两位同村老乡，在外屋嘀咕说：“别看谢学军人小，根子却硬，咱真惹不起，你俩在这里看着处理，我还有点事情。”边说边蔫溜了。那个郭队长走后，两个同村老乡笑嘻嘻地走进里屋说：“学军，别怪我们，这都是队长安排的，你要是有时间，咱在这里打打牌呀。”我听出来了，这是让我走呀，我二话没说，便转身回了家。打这以后，我的腰杆子更硬了，稿子写的多，用的也多了，在全县出了名。公社和村里的干部见到我，老远就打招呼。时任常洼公社团委书记的郑若林，每逢假期把我抽上来专业搞通讯报道。村里的小青年在地里干活，只要有我在，就干得特别有劲，总想着让我把他们的事写成稿子，登在报上扬扬名。走在大街上，有人叫我谢记者。我听了也觉得美滋滋的，心里想，多亏有个好老师。有一次，省军区办的《山东民兵》刊物来了个程编辑，在宁津组织稿件，艾组长把我们二十多名通讯员招集到武装部，由郭老师坐镇，每人写一篇稿件。我正愁着写什么好呢，郭老师走到我跟前说：“当前农村正是生产大忙季节，用什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呢？”我说：“用突出政治。”郭老师点了点头说：“想个新题目，写篇小评论吧。”按照郭老师的意思，我写了一篇《要忙到点子上》的小评论，被《山东民兵》选上了。《山东民兵》组织了五篇稿件有我的一篇，大伙都很羡慕。有个叫刘俊江的通讯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神童”。我说：“什么神童不神童的，登篇稿子，累坏脑子，这不全亏郭老师嘛。”又过了些日子，我在《大众日报》头版位置连续登了两篇故事，一篇是《花生要往哪里卖》，另一篇是《老民兵教子》。这下子可出名了，虽然全县被登稿的人不少，可真正登在头版上，那是很不容易的。县报道组也重视起我来，把我编入到骨干通讯员行列。从此，我和郭老师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问他，写了稿子也经常让他修改。每次去郭老师那里，他总是说：“来宁津不要在外面吃饭，到我这里吃个热乎的。”随后从他抽屉里拿出点糖块给我吃。记得有一次县里召开全县宣传工作会议，艾组长让我和刘俊江在大会上发言，介绍自己写稿的经过。这下子可难坏我了，别看平时写个“豆腐块”“火柴盒”的不觉怎么难，要写几十分钟的发言稿，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晚上，我找到了郭老师。郭老师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这院子住着四户人家，报道组里的王金铎老师也住在这里。那个年代，上班的人们住的都是公房，有的一家大小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有间房，就算不错的，没房的每天下了班骑自行车回家。那时，见不到腐败，见不到特权，官兵都一样，别说“老虎”了，就连个苍蝇也很少有。有时我也纳闷，为什么穷者廉，富者贪呢，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这是一个道德和法治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应该不断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才能预防犯罪。郭老师正在屋里写东西。我怕打搅他，在他的侧面等着，他左手夹着一支香烟，写一行字就吸一口。我用眼瞟了一下郭老师写的内容，原来是《大刀记》的提纲。打这我才知道，《大刀记》是从1967年以前就已形成框架。我站在郭老师侧面轻轻咳了一声，这时郭老师停下笔来，吸了口烟问我：“吃饭了吗？”我说：“在招待所会议餐上吃过了。”没等我开口说明来意，郭老师便说：“你的发言稿要分三方面写。第一、对写稿的认识，第二、写稿中遇到的困难，第三、怎样克服困难取得成绩，先把框架搭起来，我再给你修改。”我惊讶地问：“老师，你怎样知道我要问这些？”郭老师笑着说：“知徒莫如师嘛。”从郭老师那里回来后，我开了一夜快车把发言稿写完，第二天一早拿到郭老师那里修改。稿子经过老师一修改，和我写的大不一样，句子通顺，生动活泼。有的地方还加上了顺口溜，读起来，有的地方叫人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地方催人泪下。比如，有人讽刺我写稿，郭老师是给我这样改的：不知愁，不知臊，小毛孩子庄稼料，活总识了俩半字，就想写稿登登报。结果在发言时逗得满堂大笑。时集代表队有位女同志，散会时她在门口截住我，捂着肚子笑着说：“小谢，你真逗，谁给你出的这些花花点子，你的发言笑得我肚子疼，咱说好了，我结婚刚怀上孕，如果笑得流了产，和你有算不清的账。”我说：“大姐，法律上哪有笑出病来负责任这一条，我的发言如果这样管用，计划生育就不需到医院去做流产了，再说我哪有这本事，这些句子，是俺老师添上的。”“是哪个老师？”大姐问道。我说：“是郭澄清老师。”大姐赶忙说：“我这是和你逗着玩，别让郭老师听见。”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水平和能力。打这以后，外地一有到宁津来取经的，都让我和刘俊江过来发言。我天天想着写稿的事，特别是放学回家后，干着活也是想，村里的人们都管我叫稿痴。有一次，母亲让我往水缸里挑水，我拿起扁担和水桶就走了，吃早饭了还没挑一趟水回家。母亲认为我把水桶掉到井里了，赶快出门去看。刚一出门，邻居李奶奶找来说：“他嫂子，俺家里的水缸你儿子都挑满了，已经没处倒了，把水挑到家来吧。”母亲想，他家不缺劳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见了我一问才知道，我尽想写稿了，走错了家门。1968年秋，我去找郭老师。艾组长说他去了济南军区三所，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个啥单位，现在才明白是军区第三招待所。因为宁津形势不正常，怕红卫兵再找郭老师子虚乌有“老虎”的旧茬，武装部让他去那里暂避一时。到了1969年末，郭老师又回到宁津，继续整理《大刀记》内容提纲。有一次我问郭老师：“写这么多提纲干么？”郭老师说：“要出书得先写出提纲来让上头批，上头批不下来还不能写。比如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开始是京剧大师李少春演的，上头审查时闲他个头矮，后来又换成了浩亮。这说明上头批不下来的事白忙活。”我接着说：“老师，我也给你讲一个刚经历的小事，前两天生产队通知我村各家各户，到常洼供销社买碱面和红糖，不到三角钱的东西我排了一上午的队，好不容易挨上号了，却向我要供应证。我说还没办呢，营业员爱答不理地说：‘等批下来再说吧。’一气之下我就走了。等了半个月供应证才下来。吃发面窝头没碱面哪行，害得全家吃了十多天的酸干粮，现在胃里还泛着酸水呢。”1972年，我正在学校读高中。暑假期间，县通讯报道组让我去县里开会。那时的通讯组在县委西楼，这座楼完全是砖木结构，走在二楼的木地板上，就像敲鼓一样咚咚的响。我在这里碰到了郭老师，并向他简要介绍了我最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抗日故事《手枪班长》，讲述的是本县长官镇刘廷献村，抗日英雄丁清常在区队手枪班打鬼子的事。郭老师看了看我写的底稿，然后说：“内容和题材都选得不错，要放好别弄没了，等我忙完了《大刀记》后，一定给你修改好，找个‘婆家’嫁出去。”接着，郭老师看着我写的底稿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哎呀！小谢的钢笔字写得不错啊，能不能给老师帮几天忙？”我急忙说：“老师过奖了，这还求之不得呢，现在正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有时间。”“那就一言为定吧，过几天我通知你。”郭老师边说边走了。从县里开完会回到家，我天天盼着郭老师给我来通知。盼着盼着通知就来了，是公社革委会的秘书宋风和专门骑自行车送来的。他先找到村支书，支书又把我叫到大队，当着面宋秘书对支书说：“小谢假期去县通讯组帮忙，每天给他记整劳力工分，再给他开个介绍信到粮库兑换点粮票。”说完，宋秘书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高兴地唱起河北梆子《大登殿》：“金牌调来银牌选。”村里的人望着我说：“学军又得喜事了，要不这么欢喜？”1972年，是宁津县新闻报道的鼎盛时期，通讯组每次开大会时，县里的一把手都十分重视，并且还去讲话。通讯组在县委大院也算是个重要部门，全县的通讯员你来我往到通讯组修改稿件。当时的宁津宾馆叫招待所，负责接待县委、县革委因工作当天回不去的人。通讯组的人就安排到招待所住下，住的天数多了，还按会议标准，每天给五角钱的伙食补助。现在这五角钱顶不了么事了，那时一个科局长每月才挣四五十元钱，五角钱的伙食一个人三顿饭就够了。接到通知后，我来到县委通讯组，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招待所里的所长现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可他有个外号叫“老八路”我还记得很清楚。所长对我说：“你住在三排九号，和老郭挨一个门。”我心里一阵高兴，做梦也没想到和郭老师住在一块。接着所长又说：“按会议标准每天五毛钱的补助，走时在会计室结账。”我登完记买了饭票，跟着服务员崔大姐来到三排九号。这是一个双人间，屋里摆放着一张两屉桌、一个盆架和一个脸盆，有个暖壶也不太保温。我问崔大姐：“像这样的屋子住一天得花多少钱？”崔大姐说：“才六毛，一斤羊肉钱。”一切安排完毕后，我到了三排七号郭老师住的屋门口。隔着玻璃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心里就纳闷，郭老师怎么还不来呀。回到屋里刚坐下，就听到郭老师的房门响，我以为是他来了，出门一看，原来是招待所服务员崔大姐到屋里拿暖壶。我问：“崔大姐，郭老师怎么还不来？”“听所长说他去北京了。”崔大姐一边锁着门一边对我说。我听后感到很焦急，假期快过去一半了，老师的任务能完成吗？又过了几天，晚上刚想睡下，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郭老师来了。我赶忙让崔大姐把郭老师的门打开，随后，我又将郭老师装得满满的一大提包《大刀记》底稿搬到屋里，说：“老师，这一提包东西你是咋弄来的？”“下了汽车，花了四毛钱，雇了个脚蹬三轮运来的。”再想问什么，回头一看，郭老师倚在被上，打着呼噜睡着了。从他的呼噜声中，感觉到郭老师已经是困极累极了，他这种忘我无私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平时不爱流泪的我却被这英雄气概引出了泪花。诸位，当你看到一本本优秀作品时，当你在作品里享受到快乐和兴奋时，这里边包含着作者的挫折、劳累和辛苦。正如郭老师在我的发言稿中添上的那句话：坐疼了屁股累弯了腰，伤坏了脑子谁知道。一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鸡叫三遍后便起了床。以为郭老师还没醒呢，可开门一看，他屋里的灯早就亮了。从窗外望去，他正整理《大刀记》的底稿呢，桌子上、床上放得各处都是。我敲了一下门，郭老师在屋里说：“小谢别进来，我屋里正乱套呢。”直到早饭铃响了，郭老师才走出屋子。饭后我问郭老师：“《大刀记》不是改过了吗？你的好友梁浩然作家不是也知道吗？怎么还改？”郭老师说：“是出版社让改，我想出第一部《血染龙潭》，出版社说里面缺少党的领导，那是清末民初的事，共产党还没成立呢，哪有党组织呀。”我看出郭老师对这件事很难为情，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不愿意写违背历史的事，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天职和本分。郭老师写东西有个规律，一般是白天构思，晚上打夜作。所以他白天回家，每晚上来。他修改一晚上的小说稿，我誊写一天还要晚上加班。郭老师对誊写要求很严格，你即便誊错了一个标点符号，整页就让你重新写。在这期间，我跟郭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写作技巧和语言运用上，我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在招待所的日子里，每晚十二点以前郭老师没睡过觉，各个房间的灯都熄了，唯有他屋里的灯还亮着。灯光，标志着一个作家为党为社会的忘我无私，也标志着在创作中的酸甜苦辣，还标志着这种拼搏精神，是每一个作者学习借鉴的榜样。在给郭老师誊写的时候，我发现他用的稿纸有好几种，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省里的、也有县里的。据我推算，《大刀记》不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写成的，从开始构思到正式出版，至少也得十年工夫，这件事艾传贞和王金铎二位老师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过。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完成郭老师的任务，学校开学的时间到了。我正准备回家，郭老师从屋里拿出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精装本，他对我说：“学军，别嫌弃，你受了这些日子累，就算有这么点意思吧。”我说：“郭老师见外了，你为党工作，我帮这点忙算啥？哪能要老师的东西呢。”不管我怎么说，他还是把东西塞进了我的书包里。在那个年代，有本四卷精装合订本就数高哉的了，这本书在同学中间传来传去，最后传到校长那里。校长问：“是谁奖的？”我说：“是作家郭澄清老师，上面还签着郭老师的名字呢。”校长很羡慕，他说：“我有四卷简装本，出去带着不方便，咱俩换换行不行？”我说：“校长，不用换了，就给你吧。”打这，校长每逢去县里开会，总带上这本四卷合订本，在众人面前还有意识地将郭老师的签名漏出来，别人看到也很羡慕。从此，校长觉得学校里有位大作家的学生也感到自豪，并且先让我当了班上的团支书，后来又让我担任全校的共青团总支部书记，出头露面的事都让我去。由于我长期用业余时间搞新闻报道，1976年，县里重点提拔，把我安排到财税局办公室做文秘工作。一个农村青年，没关系，没后台，进入了机关单位工作，都是依仗着个人奋斗，为党为社会无私地工作而得到的。那是1976年的初春，当时我正在本村学校任民办教师。这天清早，老婆把我从熟睡中叫醒，嘴里还不住地念叨：“学军，快起来，今天准有好事情，我的左眼皮怎么一个劲地跳啊，俗话说左眼跳财吗。”我说：“老婆，以后别整这迷信事，眼皮跳那是神经所导致，根本主导不了一个人的命运，真有好事情也是自己为党、为社会干出来的。”我穿好衣服又洗了把脸，站在当院里深深吸了口气，觉得浑身说不出的舒服和高兴。阳光照在西墙上，显得特别鲜艳和温暖，使我不知不觉地唱起了京剧《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段。我正唱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叫好，我朝门口望去，原来是村支书走进来。支书笑着说：“学军，你有好运气了，县里来电话说安排你到机关去上班，今天上午让你到劳动局报到。”支书说完就走了。我在院中高兴地蹦起来，这真是应了一句老俗话，有付出才有回报，真是苦尽甘来。吃罢早饭，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去宁津的道路上。当我来到雒庄村西头时，只见有位中年男子站在路旁向我摆手。我以为是公安局自行车管理所的人，在这里检查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呢，结果不是。这位中年男子对我说：“小同志，是不是去城里？我的自行车破了胎，我在县城上班，你能用你的自行车载着我吗？”这时，我立刻想起郭老师给我们讲的“写好事首先自己做好事”的话，赶紧说：“好，上车吧。”路上，我问中年男子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单位上班。那中年男子说：“我在县财税局上班，你就叫我老刘吧。”接着他又问我：“到县城干什么去？”我很得意地说：“县里给我安排了工作，到劳动局报到去。”老刘像个算卦先生似的，用肯定的语气说：“我算出你姓什么来了，你准姓谢。”我很惊讶，他怎么知道我姓谢呢？我想再多问几句，老刘跳下车子说：“来到县委门口了，劳动局就在县委大院里，到里边一问便知，你去吧，咱们还会见面的。”老刘边说边走了，当时对他说的话我真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过来。我来到劳动局，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让我去找局长。局长的屋门敞开着，我走进一看，通讯报道组的陈志民组长坐在办公桌前。陈组长见到我忙说：“学军到了，我等你多时了。”我向陈组长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问道：“这屋里的局长呢？”陈组长忙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不在报道组工作了，调到这里当局长了，所以给县委打了个报告，把做出突出贡献的通讯报道员安排了工作。”听了陈组长的话，我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打心眼里感谢组织，感谢党。接着，陈组长拿起电话说：“是财税局清福吗？你单位要的人来报到了，来目测一下吗？”只听电话里说道：“不必了，我们见过面了，让他来吧。”陈组长放下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和财税局长见面了？听他的口气对你很信任呀。”我赶忙说：“陈组长，可能是搞错了，我从来没去过那里。”陈组长拿出一张早已印好的报到证明信，又盖上劳动局的公章，说：“你拿着证明信去财税局报到吧，有什么事就来找我。”自打和陈组长认识以来，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那可亲可敬、忠厚善良的面孔，一看就是一个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党，诚挚淳朴的厚道人。那时的财税局，在宁津宾馆后面的两层小楼里办公，全局总共十八个人。我拿着报到信边走边琢磨，到那里先找谁呢？这时，我忽地想起在雒庄村西头碰到的那个老刘，他不就在财税局上班吗。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财税局的办公室，看见老刘正坐在那里看文件，我赶忙叫了声：“老刘！”老刘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地说：“欢迎小谢到来。”我们俩的对话，使全屋子的人们都愣住了，有人小声嘀咕说：“这准是上头来的人，要不小小年纪管局长叫老刘呢。”还有人补上一句：“宰相府里七品官吗。”我接着说：“老刘，你领我找局长去吧。”老刘说：“不用找了，我就是。”我打了个愣，埋怨自己不该对领导这样称呼。刘局长看出我的心思，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样称呼对，什么局什么长的，我听了更别扭，同在一个锅里吃饭，都是为党干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刘局长把身子转向大伙说：“小谢同志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员工，他是作家郭澄清同志的学生，全县有名的笔杆子。”这真是人的名树的影，他们虽然没见过我本人，可我的名字他们都知道，这个也和我握手，那个也向我问好。就这样，新的工作和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作者简介：
谢学军，中共党员，山东省宁津县人。自1967年跟著名作家郭澄清学习写作，先后在中央、省、县报纸、刊物发表稿件200多篇，编写正能量新民谣2000多首，发表短篇小说《三出头》、《冯巧进城》、《春花被骗》、出版了长篇新民谣集和纪实文学《求师记》，受到社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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