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求师记》:
求 师 记
谢学军
第一章 初进津城

那年,我刚满15周岁,在邻村丁庄学校读小学六年级。这天下午,教语文课的丁本义老师叫我放学时晚走一会儿,说有事要和我商量。丁老师的话,使我心里一愣,不仅想起流传在学生中的一句顺口溜:上课怕迟到,放学怕留校。意思是说这两种情况大多数是挨批评。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怦怦直跳,猜不透让自己留校的原因。我来到丁老师的办公室,只见他两眼笑眯眯地打量着我,自己才觉得这不是挨批评的阵势,心里绷紧的弦这才松开了。他笑着说:“学军,你作文写得不错,是个搞写作的苗子,愿意在这方面深造吗?”丁老师说:“那好,明天我带你去县武装部参加培训班,著名作家郭澄清老师给我们讲怎样写作,听听名家的讲演,对你今后写文章会有很大的帮助,说不定还能认个名师呢。”说起丁老师,在写作上他是郭澄清老师的学生。他个头不高,面色黑红,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特别是他那走路的声音,像两只铁锤砸地,咚咚直响,老远就知道是他。丁老师写了稿子后,经常去郭老师那里让他修改,报纸、电台和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篇,在当时省、地、县文学创作队伍里也颇有名气。我是丁老师很器重的学生,平时,他给我推荐了很多名家名作,特别是郭老师写的《公社书记》《茶房嫂》,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越读越崇拜郭老师。这次丁老师带我去县里参加培训班,听郭老师讲课,机会难得。我心想,能和郭老师见上一面,拜他为师,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从丁庄学校到我家六里多地。一路上,我又跳又唱特别高兴金秋季节,天高气爽,蓝天白云,如同画卷,广阔的田野上,绿色的大地,露出一块块淡淡的金黄。我顾不上观看秋景,一路小跑来到家,把今天的事告诉了父母。父母听了大吃一惊,母亲说:“怪不得算卦先生说咱家出个文人呢,人家算得还真灵。”父亲反对这种迷信说法,认为这是儿子读书用功得来的结果,父亲问我:“见到郭先生知道说什么吗?”父亲说:“叫主任赶不上叫老师近乎,我教你怎么说。”父亲年轻时是河北梆子男旦演员,和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卿拜在同一个老师门下学过戏,他用戏里的台词和声腔带着表演教我:“师傅在上,受我一拜,学生这厢有礼了。”父亲的表演逗得全家哈哈大笑。一家人高兴了一晚上。我也有点累了,不知不觉地倒在炕头上睡着了。梦中,我看到郭老师向我走来,他穿着一身豆青色的中山装,足蹬一双三节头的皮鞋,留着偏北分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膛不黑不白透着光亮,真是天庭饱满、地阔方圆,好一个作家气派。“别这么多礼法了,快起来吧。”我从睡梦中醒来,睁眼一看,原来是丁老师站在我炕边。丁老师听后笑得没气,说:“真像小说里说的,还有这样的巧事。”我问丁老师怎么去城里,他说:“我用自行车载着你。”丁老师有辆旧自行车,是专为去郭老师那里买的。那个年头,我弟兄多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所以也不会骑,幸亏丁老师来,免去了我的脚步之苦,要不,恐怕顶晌午也到不了县城。我们正说着,母亲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让丁老师吃,他说吃过了,怎么也让不下去。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觉得还不饱。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想再盛一碗,一看锅里所剩无几。在一旁站着六岁的弟弟,他把手指头含在嘴里,从小嘴角里淌出两行口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饭碗。他虽没有说话,但我也看得明白,这是弟弟也想吃面条,我把锅里的面条盛在碗里,递了双筷子说:“这些给你吃吧。”父亲在一旁开了腔:“别争你哥的饭,跟你哥学着点,有了出息也让你吃面条。”弟弟接过面条,一口气吞了下去,吃完还用舌头舔了舔碗。说真的,那个年代,除了八月十五和春节吃顿面食,其余都是用粗粮填肚子,小孩子哪能不馋呢。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想,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老百姓为什么还不能常年吃面食?等我跟郭老师学会写稿子后,一定把这件事论述个清楚,找出盐从哪里咸,酱从哪里酸。饭后,母亲给我拿出平时舍不得穿,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穿的衣服换上。这身衣服,是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四个兜,干部服,是一个当兵的亲戚送的。虽然我没到成年,个头却长到一米六七,这身衣裳穿在我身上,既合体又漂亮,少年的脸膛像剥了皮的鸡蛋,白里透红,在军服的衬托下,特别精神帅气,难怪人们说,人配衣裳马配鞍呢。走时,父亲把三元钱塞到我衣袋里,说:“钱不多,到城里省着花,不到非花不行时别拿出来。”我一边点着头,一边和丁老师走出家门,父母像送子参军似的送出我们老远,村里的人们用羡慕的目光望着我说:“你看人家这孩子有出息不。”那时,通长官的油漆公路还没修,路面都是黄土,被来往车辆轧得凹凸不平,一下雨尽些黏泥坑,我们不得不绕过公路走小路。路上,我问丁老师:“县城大吗?有没有高楼大厦,公园里是不是小桥流水、凉亭林立,大街上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吗?”丁老师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说:“到了你就知道了。”从小长到这么大我还没进过县城呢,头一次进县城感到特别新鲜,在脑海里不时想象出美丽城市的画卷。我们不知越过了多少沟沟坎坎,更不知踏过了多少荆棘丛生的田间小路。我恨不得插翅飞到县城,看看这座县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底啥模样。东方的太阳像刚出炉的大火球,缓缓升起。阳光照射在身上,感到特别的舒适和温暖。我和丁老师不约而同地唱起歌曲《东方红》,不大一会儿就来到雒庄村西头,看到了宁津县城。丁老师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近看宁津县城,首先看到的是剧场大楼,青砖红瓦,在周围平房和树木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壮观、美丽。破落断续的城墙,虽然没有昔日的森严,但它记载着历史的沧桑。听老人们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的宁津县旧县城,东、西、南、北各长一华里,中心街与旧城街交汇点就一处十字街。东门,在新华书店的西面;西门,在商业街菜市口东面;南门,在开放市场大铁门处;北门,在县印刷厂大门北面。县城的形状是个正方形,周围都是土制的围墙。围墙下面,是深十米、宽二十米的城壕,城墙高二十余米,厚约四米,四个城角,面积约有十米见方,能容纳四五十人。四个城门,均为土木结构,除了门上边用点砖以外,其他地方很少用。从远处望去,不雄伟,不壮观,土里土气。围墙的周围,是护城河,四门都是建有涵洞的砖桥。桥面两侧,修有半米高的砖栏墙,可供人休息。我和丁老师从北门进入,那时还没修东环路,一条东北西南的斜里土公路通向县城北门。北门,还保留着新中国成立前修建的破旧城门楼。我们进了北门,来到了剧场大楼前。剧场大楼坐北朝南,门前是个小广场,虽说面积不大,在整个县城里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根据县志记载,剧场大楼修建在了明清时期的老县衙地基上。古时候的旧县衙门,没有亭台楼阁,没有华丽的古建筑群,旧社会有一句老话:“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意思是说他们任期短,尽想自己搂钱的事,没有心思搞修建,房屋大多是土打墙、砖包角,五步门台。宁津县衙大门,离街道六七米远。进了衙门,有段空场。东南角,是关押犯人的“差房子”,有男监,有女监。空场以北是大堂,大堂门上高悬一块匾额,上面写“天下为公”,这就是县官升堂审案的地方。穿过大堂,有一所漂亮的小院,翠竹、鲜花、假山,布局恰当。正房,八字形的高门台,古朴、大方,这就是二堂。东西两侧的偏房,住有三班衙役,县官平日办公就在这个地方。二堂后面,是县官生活居住的内宅,院落不大,干净利索。衙门口,戒备森严,有当兵的站岗,不准平民百姓随便进入。这正是百姓常说的口头禅:“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在旧社会,打官司有理白瞎,有钱才是万能。一些穷人为讨个公道,含冤告状,到头来弄得倾家荡产。那时到县衙告状,并不像戏台上演的那么简单,一击堂鼓,县官衙役匆匆出动,升堂问案,阅状纸,问案情,断是非。真实的情况是要经过很多的周折。那时的县官,都是三年一届,满三年后没有突出的成绩就要走人。所以,一些新官上任,如同恶狼,贪赃枉法,以饱私囊。在民间有句顺口溜,“三年知县满,十万雪花银”。平民百姓进城告状,首先得拿状纸。状纸得找人写,写状的人叫“代书”,此人不但能写状纸,还懂些法律法规。只要在他身上多花些钱了,他就把状纸给你写好。写状纸必须先请客,请客就得上酒楼。而酒楼和衙门里的人相互勾结,甚至合伙经营,相互利用。“代书”喝着原告和被告的酒,心里惦记的是金钱。花钱少了,好歹写两句,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再有冤有屈,也打不赢官司。这等人一般和官府的人穿一条裤子,合伙刮财。县太爷见到“代书”写的状纸,心里就明白官司应该往哪边倒。状纸写完后,还要请客送礼,你不送,衙役不给你呈报阅卷。请了客,送了礼,才能得到传讯过堂。过堂前,还得要送。县太爷见谁送的礼多,在审讯时谁就占上风。占上风不等于官司打赢了,而只是分出上下,拖着迟迟不给结案。一堂花钱多占了上风,二堂花钱少的再接着送,县官得了钱,把案子又反过来了。这样翻来覆去,敲诈勒索,白花花的银两就流入到县太爷的腰包里。直到榨不出油来了,才稀里糊涂给你断个输赢。如果不服继续上诉,那就继续花钱,直到倾家荡产。一想到这些,我就越发感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人民当家做主人,司法部门光明正大,法律保护真理,不让平民百姓喊冤叫屈,旧社会衙门口那一套,早就变成历史的垃圾堆了。宁津县,自古以来就是个文化县。文化县体现在庙宇建设上,一座庙,就有一段文化传说。东门,大门里北面,建有城隍庙。城隍庙北面的东北角方向有大佛寺,城门外有镇武庙,再往东还有一座关帝庙。南门里,现在的宁津宾馆南边有一座文庙,就是孔子庙,这是县城唯一的文化古迹,据说始建于明代。南门外,有一座蚂蚱庙。大门里西面,现在的中心广场东南角处,有一座药王庙。西门外的闫沙批发市场处,有一座三宫庙,再往东,有一座关帝庙。在生产资料公司仓库东北处,有一处二十余米高的土岗子,在顶部十余平方米的上面,建有一座光光庙。北门外,老电业局门东,有一座关帝庙,再往东北角方向,有一座玉皇庙。由此可见,宁津县的民众有史以来就注重历史文化,真不愧是当今全国著名的文化县。我站在剧场门前的小广场上四下望去,这和我想象中的城市完全不一样,这里见不到漂亮的楼房,也望不到居民们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更瞧不见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剧场大楼的西侧是县府大院,大院的房子都是青砖红瓦的平房,屋内的办公用品既普通又简陋。屋里的电扇很少有,每人的桌前,总放着一把扇子和一个喝水的茶缸子。县府大院的前排房子是宁津县广播站,这就是县委县革委的喉舌,全县的新闻、消息、天气预报都是通过这里播出,早晨、中午、晚上每天播音三次。那个年代,还没有波段发射,是有线广播。县城内,相隔不远在电线杆上安装着一个高音喇叭,村子里的大队部也安装着一个,每个户家都挂着小喇叭,每天早晨人们随着《东方红》歌曲起床,晚上又听着《国际歌》入睡,倒也有些自在。人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广播喇叭里听到的,没有传言,没有小道消息。从上到下,一盘棋,一个令,一个行动。剧场大楼的东侧,是宁津县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虽然店内商品不少,但大都是凭票供应,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定价。当时的人们不存在铺张浪费,买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整个宁津县城就一条十多米宽的中心街,路面都是用砖砌的。街道两侧的房子大都是平房,有几处楼房也没有超过三层的。各店铺门口都挂着国营的牌子,就连巷子里的小茶馆也是由村集体办的。墙壁上,红卫兵张贴的大字报和标语,花花绿绿,大大小小,还没有被风雨冲刷干净。上班的人们,多半是步行,别说汽车了,就连骑自行车的也不多见。虽未到秋末,但天气有时候还是忽冷忽热,秋风卷着落叶飘荡着,大街上显得冷冷清清。在动乱的年代里,地方实行了军管,武装部长身兼三职,既是部长也是县委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还是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联合县革委抓宣传工作是理所当然了。在那个年代,一些文学作品受到无理的冲击和批判,很多作家怕惹是生非,不敢写长篇。所以就形成了新闻报道热,郭老师便成了新闻报道的领头人。丁老师说:“那我也不清楚。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郭老师错误地被打成‘老虎’,红卫兵翻旧账,说他是批斗对象。因此,武装部为保护他,让他在那里办公。咳,真是子虚乌有。”不多时,我们俩来到县城的十字街口。十字街就像一座小山丘,四周洼中间高,过去人们都称是卧牛城。提起卧牛城,在民间还有一段传说。据说在大禹治水时,宁津县城在现在的保店镇一带,因傍靠胡苏河而得名胡苏城。胡苏河直通海洋,因河水泛滥,百姓粮田常被淹没。县城被毁,百姓绝产。官府为避开遭灾之处,决定东迁卧牛岗,就是今天的宁津县城。这里地势高,不怕水灾,四周粮田肥沃,水源便利,适宜居住。一个县城的繁华地段,那就数这十字街了,十字街西南角有一处国营第二饭店,这里的主食是长官包子。提起长官包子,听老人们说,清代还进过皇宫紫禁城呢。那是张之洞在京任内阁军机大臣时,就曾请长官的回族师傅到北京,进宫专门做长官包子,慈禧太后吃了不住地赞赏。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长官包子便成了宁津名吃之一。在宁津县的地面上,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长官包子大柳面,要吃驴肉去保店。”这是宁津的三大名吃,历史悠久,名声在外。我们村和长官街相隔不到三公里,算是邻村,但家里穷,我从来没吃过长官包子。我们刚走到饭店门口,只见饭店的服务员端出一扇热气腾腾的包子,放在门外的桌子上高声喊着:“长官包子熟了,吃包子先喝油哇!牛羊肉香油拌馅!”随着风扑过来的香味,从鼻孔传送到腹部,谁闻到也懒得走。一路颠簸,肚子有些饿了。丁老师看出我的饿样忙说:“饿了就买俩吃吧。”那掌柜的满脸带笑说着顺口溜:“叫同志,来得早,来得巧,新打扇的气味好,一毛一个真不贵,国营饭店利润小。”我赶忙掏出钱买了两个大包子,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吃掉。刚想离开,就觉得有人拽我的衣角,随后听到有个小男孩说:“哥哥,我饿。”当时我吓了一跳,认为是弟弟也跟着来了,可回头一看不是,是一位和弟弟同等年龄的小男孩。只见这位小男孩,穿着一身补丁裤、补丁袄,一双露着脚趾头的鞋,脸色苍白,骨瘦如柴。身上、脖子上都是泥道子,一看就是一个吃不饱、缺乏营养的讨饭娃。我连忙问:“小弟弟,你是哪里的,叫什么名字?说给我,哥哥把包子都省给你吃。”这小孩望着我手里香喷喷的两个大包子,不住地咽着口水,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沂蒙话,用手往前指了指说:“你去问俺爷爷吧。”我顺着小孩指的方向看去,在饭店门左侧蹲着一位老者,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他细条高个,黄瘦的脸上长着两道粗眉,眉心处像用木刻刀扎了两道深纹,灰白的嘴唇,全无血色,微微地颤动着,好像心里有话说不出来的样子。身上裹着一件褪了色的军用黄大衣,胸前挂着一枚参加过淮海战役的纪念章。我觉得奇怪,虽说二八月乱穿衣吧,但还不到冷的时候呢,怎么就穿棉大衣?我立刻明白过来,这件棉大衣,白天自己当衣服,晚上爷俩当被子。这老人虽然一道道愁纹爬满了他的脸,但军人的气质还在。这老人见我是个小孩子,不愿意提起家里事,可又看到我穿着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估不透我是干什么的,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首长的勤务员了。老人叹了口气说道:“咳,提起话长了,我是个失去劳动能力的残废军人,当年,在淮海战役中负过伤,现在腹部还有块弹片没取出。我就一个儿子,为了养家糊口,在枣庄煤矿下井干活,去年矿上出了事故,把俺儿埋在井下,儿媳妇带着五千多元赔偿金改了嫁,剩下俺爷孙俩你说咋活?”老人说完,苍白的胡子在抖动。他用手捂着脸,紧闭嘴唇,尽量不使自己哭出声,可还是发出压抑着的抽泣,又好似有无限的委屈不能诉说,眼泪像清泉似的从指缝里渗出,无比的伤心。一个在枪林弹雨没有退缩、没有畏惧的人,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贡献的人,竟被这现实生活逼迫到如此境地,我眼里的泪水也忍不住地流了出来。又问到:“大爷,你怎么不去找公社和县里呀?”老人摇摇头说:“找了,白瞎一个点。他们说得等救济款救济粮下来,可肚皮等不及呀。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再说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天天闹革命,谁知猴年马月才下来呀,还是自己想法子吧。”我又对老人说:“大爷,天不能总是阴,会有晴天日,相信党和政府不会忘记你们的,绝对不会让革命的老前辈又流血、又流泪。”老人听了我的话,脸上到是露出了一丝笑容,赶紧说:“小同志,谢谢你的吉言,我也盼着这一天呢。”我赶紧把身上仅有的两块八毛钱拿出来,和手里刚买的那两个包子一起递给老人说:“这点东西虽然不顶大事,你和小孙子总能吃上几顿饱饭。”说完,我放下东西就走了。老人望着我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真像当年的八路军呀。”丁老师在县委门口正等得着急,我一溜小跑过来,丁老师问:“在后面磨蹭什么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丁老师夸奖我说:“做得对,郭老师常对我们说,写英雄必须首先做英雄,写好人自己得先做好人,这样才能写出高水平的文章。”丁老师的一席话,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作者,首先要做到思想进步,品德高尚,打铁先要自身硬。我和丁老师边走边说,不一会儿就来到武装部大门前。武装部就在县委后面,大门朝正南,两边的门垛子上写着两行大字,左边写:七亿人民七亿兵,右边写:万里江山万里营。院子里的房子青砖红瓦,又整齐又漂亮。整个院落既干净又利索,鲜花绿草,大树参天,真不愧为军营。报道处就设在门卫那里,我们报完到刚想离开,就听有人喊:“丁本义来到啦,到我屋里坐吧,我先到办公室。”我望着那人的身影,真是羡慕极了,只见他,二十六七岁,个头不高也不矮,身体不胖也不瘦,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领章挂两边,那身洗得褪了色的黄军装穿在他身上,比电影里的王心刚还帅气。“这是咱们县分管新闻报道的艾传贞组长。”丁老师边走边对我说。提起艾组长,也是当时全省赫赫有名的大笔杆子,在报纸、电台发表过很多文章,由于他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后来提升为武装部政委。艾组长和郭老师一个屋里办公,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丁老师领我来到艾组长屋里,推门一看,我打了个愣,屋里坐的这人怎么和我梦中的郭老师相似?这时,丁老师忙给我介绍说:“这是王金铎老师,是报道组成员,报纸署名“宁为公”的文章就是王老师写的。”我听后暗暗称赞,宁津真是藏龙卧虎哇,我赶忙说了声:“王老师好。”王金铎老师这个名字我早有耳闻,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还是出了名的书法家,有很多人求了他的字装裱好挂在屋里。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县级书法界里,赶上王老师的不多。不光这,他多才多艺,乒乓球打得也很有水平,宁津县为数不多的拔尖人才,他是其中一个。王老师刚要问起我的情况,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这人中等身材,穿一身褪了色的黑中山服,足蹬一双塑料底的家做布鞋,留着分头,黑黑的眉毛,两眼特别有神,那种可亲、可敬、端庄、朴素、大方,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丁老师赶紧对我说:“这就是郭老师。”我站在郭老师面前,满怀喜悦,又觉得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了,父亲教给我的那两句话,一时激动也忘了说,又敬礼又鞠躬地闹了个大红脸。接着,丁老师对郭老师和王老师介绍了我爱好学习写作的情况,并恳求二位老师带带我。郭老师点着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孩子,新闻报道可是吃苦的差事呀,你这么点儿岁数能行?不怕耽搁学习吗?”我可有机会和郭老师说话了,别看我平时寡言少语,在老师面前我的话还来得挺快:“请老师放心,为党的事业我不怕吃苦,再说写稿也是学习,和读书没有冲突,并且还能提高我作文水平呢。”我说得很赶劲,郭老师听后也很满意。这时,丁老师对郭老师说:“我是你的学生,他是我的学生,你学生的学生想认你做先生,你该认这个学生还是不该认这个学生?”丁老师像说绕口令一样一口气把话说完,逗得全屋人哈哈大笑。郭老师接着说:“今天参加培训班的都是我的学生,咱们共同用笔杆子捍卫国家政权。”我听后高兴极了,郭老师果真认我做学生了,他对党的事业这样忠诚,我打心眼里佩服。这时,艾组长让我们到县委小会议室集合,听郭老师讲课。我随同来参加培训的刘俊江、赵廷辉、杨福州、曲连泉、周月成、郭跃亭、王运坡等三十多人一起来到县委小会议室。听老人说,县委大院是旧社会大财主家的房屋,政府为了节约开支没有重建。小会议室是财主家的大客厅,这个说法也不知对不对。不过小会议室是个仿古建筑,五步台阶,红明柱,前出厦,青砖琉璃瓦,雕梁画栋,给这个院落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我站在小会议室的门前,脑海里想象出旧社会的情景。有钱人,花天酒地,深宅大院。无钱人,破衣烂衫,屋不挡寒。有多少穷人被饿死,又有多少好人被冻死?我正想着,丁老师催我说:“学军,还不赶快进来,听课的时间到了,郭老师马上就来。”听了丁老师的话,我这才赶紧进屋坐下来。小会议室里的座位都是联邦椅,主席台位置放着一张长条桌,这桌子黑红光亮,两头往上翘着,一眼就能看出是件古董。坐在我身旁的王运波大哥,人称外号叫历史通,他说:“学军你看,主席台上的这张桌子叫龙书案,是旧社会县太爷办公用的,木质最次也是红木。”我们正说着,郭老师来了,人们站起来一阵鼓掌。郭老师没拿讲稿,也没站在龙书案的中间,而是站在了主席台的左侧,看意思是好像不愿意和旧的传统观念接触似的。郭老师给我们讲得生动活泼,头头是道,大家都听得直了眼。郭老师开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我们新闻报道队伍是用笔杆子捍卫国家政权的战士。因此,我们要不怕苦、不怕累写出好文章来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有没有决心?”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有!”声音大,震得耳朵嗡嗡响。接着,郭老师给我们讲了怎样写小说,怎样写故事和新闻报道,用理论和他个人的实践讲得内容丰富,道理分明,通俗易懂,在学校是很难学到这些知识的。最后郭老师又说:“不管写什么稿子必须记住两点,一是新、二是深,不新没人看,不深太简单。因此,大家平时要做到多听、多看、多记,不要刚学写稿就写大东西,要从低层往高层发展,就和学游泳一样,学会了再到深处游。”在学习班休息的时间,很多人围着郭老师问这问那,都是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郭老师就像个活圣人,有问必答。我也问了,不过不是写作中的问题,问的是世上有没有鬼神,因为在家晚上不睡觉胡闹时,父亲总给我们弟兄几个讲鬼神的故事,说的有名有姓,我们也信以为真,吓得用被蒙着头,一会儿就睡着了。说实在的,我岁数小,懂事少,也弄不清个葫芦白菜,这才请老师讲个明白。郭老师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如果遇到闹鬼的事,也是人扮演的。要是人死了都会变成鬼,那么我们从老祖宗到现在死了那么多人,鬼在这个世界岂不是上遍地都是了。要是他们闹起来人还怎么活呀,千万别信这些,我们写文章不要带迷信色彩,要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组织全县通讯员学习,县里非常重视,伙食标准也是当时最高的。早晨晚上是馒头稀饭,中午是四凉四热八个菜,十个人一桌,只吃饭,不喝酒,宁津的三大名吃也摆上了餐桌。第一天中午是长官包子,前面我已经说过,就不必细讲了。第二天中午是大柳面,咱再说说大柳面的来历吧:大柳面,始于大柳镇而得名。它缘于二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间,最初由大柳镇张家面铺首创。薪火相传到第五代的张连贵,他不断改进擀面技术,完善制卤工艺。面条数尺,细如粉丝,梳而不乱,软而有力,色如嫩柳,滑爽可口。盛于碗内,状如弓弦,素有“金丝缠碗”的美誉。大柳面的卤子制作十分考究,可分为炸酱卤、肉卤。炸酱卤的制作是取豆酱、香油,各半调匀,加花椒、大料文火细熬,直至豆酱酥散成粒。肉卤的主要调料是肉丁卤汁。两种主料配二十多种小料,有麻酱、豆角、香菜、西葫、虾米、黄瓜丝、蒜泥、绿豆芽、黄豆芽、香椿芽,花生仁轧成面,火腿肠切成丁等,吃来温食凉用,味道鲜美,让人入口不忘。每年的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周边省市许多民众都到宁津来吃大柳面。学习班第三天的中午饭,上了宁津名吃保店驴肉。服务员把驴肉端到桌上,详细介绍了保店驴肉的历史:保店驴肉,成名于清朝嘉庆年间,是清廷贡品,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创始人为李长荣、李长善、李长春三兄弟。驴肉属纯天然食品,肉质鲜嫩,瘦而不柴,烂而不散,色泽鲜艳,口感上佳,营养丰富。具有性平味甘,香鲜浓郁、滋补养血之功效,常为酒宴佳肴。精装细包,销遍全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自从在学习班尝到宁津的三大名吃,使我也有了说吃的资本,回到家里和小弟弟们一说,他们把手指头含在嘴里,从小嘴角里淌出口水。我说:“长大要向哥哥学习,只有为社会、为党做出贡献才能享福。”三天的学习班,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郭老师所讲的写作知识,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学习班结束了,这天下午,我和丁老师一起踏上回家的路程。在路上,我们都各自考虑着,回家后要按照郭老师讲的去做,怎样写出好稿子来。我们闷了一阵子,我先问:“丁老师,你写稿是为了啥?”丁老师用了一句民谣回答了我:“不图麸子不图面,只图政权永不变。”接着丁老师又反问我:“你呢?”我也用了一句民谣回答了丁老师:“不图名,不为利,只图社会好风气。”丁老师觉得我们俩志同道合,心里非常高兴,用力蹬起自行车,飞似的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作者简介:

谢学军,中共党员,山东省宁津县人。自1967年跟著名作家郭澄清学习写作,先后在中央、省、县报纸、刊物发表稿件200多篇,编写正能量新民谣2000多首,发表短篇小说《三出头》、《冯巧进城》、《春花被骗》、出版了长篇新民谣集和纪实文学《求师记》,受到社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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