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元旦社论情节
杨延斌
我对元旦社论有记忆，始于十三岁时的一九六九年。本来当地不重视阳历年，因为应对中苏边境战事趋紧成立兵团后，来了大批军人和知青，当地人慢慢就把元旦这天当成重要的节日。
当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算是当地的先进玩意儿。不知从哪天起，大喇叭下，一早一晚开始有知青拿着小本子听每天的新闻联播，他们边听边记，即便冻得丝丝哈哈，也坚持把半小时的新闻听完，在我眼里，他们听广播的样子显得有点儿庄严肃穆。尤其每年的元旦社论或新年献词，人们听得更认真。
渐渐我就懂得，每年的元旦社论有两个意思，一是为过去一年的成就唱赞歌，二是告诉人民今后一年的路该怎么走，新的一年会发生哪些国家大事，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人们感觉只要沿着元旦社论指明的方向，就不会走上歧路。当时我也学着知青们的样子，站在电线杆下听元旦社论。虽然有许多新闻听不懂，但我懵懵懂懂地认为，跟着他们学是走正道。
长到十七岁时我也成为兵团战士，对每天的新闻联播和每年的元旦社论更加感兴趣。我还注意到，让人们背地里说“假积极”的那些爱到电线杆子下听新闻联播的人，都是善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而每逢有好事儿都会摊到他们身上，比如被保送上工农兵大学，当兵，入党，提干等等。多年以后我再想起那个情景，认为肯到电线杆子下挨冻听广播的人，基本是人群里的精英。以后我就想明白了，因为那些“假积极”们的思想脉络，始终紧跟国家的形势走向，所以容易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到头上。
我真正懂得元旦社论的重要意义是一九七三年后。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的元旦社论题目。我当年虽然不全懂社论或献词的政治含义，但却感觉到元旦社论有一种神圣的感。
我仍然记得一九七六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很鼓舞人心。但那年却一连痛失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三位伟人，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一举粉碎四人帮两大事件，使一九七七年的元旦社论《乘胜前进》的内涵过于沉重。二十岁的我那一年经历了太多不平凡的国家大事，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也渐渐懂得了家国情怀的含义。
回头看起历年的元旦社论或新年献词，的确是国家一年的政治风向标，也似全国在新一年里的行动纲领抑或指南。如果把建国七十多年的元旦社论集中展现在大屏幕上，就会清晰地体现出国家沧桑的历史巨变。元旦社论是国家形势的雨前风，说她有多么重要都不为过。
关注新一年的元旦社论，细心琢磨其中的重要含义，从中感知国计民生的走向，成为我多年来判断形势的重要参照和改不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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