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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着《星》，会感到宛若在倾听一位知心朋友娓娓动情地向你讲述一个电影演员的坎坷经历及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和悲愤的控诉。它犀利而委婉，隽永而深刻。可以说，作者是哭肿了眼睛而写，读者是含着热泪捧读……
今年的国庆，是个喜事连连的节日。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三名宇航员圆满完成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农业获得又一次丰收……
每逢国家发生大事件，社会出现惊喜事件，在文学界，最先感受的，常常是报告文学作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报告文学作家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呼吸，创作了一系列令人感动和振奋的作品，可谓异军突起，蔚为壮观。
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家之中，黄宗英是别有特色的一员。因此，国庆期间，我想到她。她因身体欠佳，一直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不知最近情况怎样，于是，我拨通了她的电话。黄宗英在那一端哈哈大笑说：“哎呦，真是有缘，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说：“你身体情况如何？能出院吗？”“还不能。最近可能还要做个小手术呢。”她说：“我找你是因为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却想不起那部电影中女主人公的名字。60年代初，于伶的电影《七月流火》中张瑞芳扮演过的角色叫什么名字？你能帮我查查吗？”我感慨地叹息道：“你又写文章了，医院不是让你安心治病嘛？”她说：“不写怎么行？有些人和事忘记不了呐！时间愈久愈觉的要写出来。”我当然理解她的心情，但还是劝她以静养为主。经查那个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华素英，我告诉了她。
这时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她为我题写的她喜欢的一句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其实，这正是今日已83岁高龄的作家黄宗英最好的写照。
今年春节我曾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过她。当时因为有人撰写她的评传，她对某些往事包括有些作品发表的情况记不清了，要我帮助回忆。我去了，我们在她那洒满阳光的东楼十七楼的病房里促膝而谈，愉快地交谈了一个上午。她精神状态很好！那时她给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新民晚报》已经写了一二十篇回忆性的散文。她为一个年轻人写修建川藏路纪实的一本书所写的序言发表后，有位老朋友看了文章后，夸她说：“不像83岁人写的，倒像个38岁人的手笔，还是那么乐哈哈，那么富有朝气！”
当时，我们对坐在暖意融融的窗前，回忆起粉碎“四人帮”后所出现的那个文学的春天。在那明媚的春天里，报告文学是一朵最为艳丽夺目的鲜花，也是作为激励人、催人奋进的号角。当时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如徐迟、刘宾雁、黄宗英、柯岩、理由、陈祖芬、程树榛、鲁光、杨匡满等等，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报告文学作家群。许多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均出自这些作家生花之笔。黄宗英则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她以博得广大读者喜爱的《大雁情》、《美丽的眼睛》和《小木屋》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连冠。那实在来之不易。然而对于获奖她却淡然地说：“得奖只是说明昨天。明天的路还漫长呢！”
粉碎“四人帮”后，黄宗英首先发表的名篇是《星》。完稿于1978年。当时，中央号召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因此，一大批在“文革”中的冤案、错案逐步得到平反昭雪。电影界也宣布了一批平反的名单。但见没有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黄宗英询问赵丹这是怎么回事？由此她谈起许多记忆中上官云珠的为人处世，上官云珠的好。赵丹鼓励她写出来。为了悼念屈死的亡友，她含泪迅笔书成。当时，她和赵丹住在北京华侨大厦。我去看望他们时，赵丹告诉我说：“宗英最近哭出来一篇文章，是控诉‘四人帮’的，不知你们《人民文学》好不好发表？”我当即读了稿子，很为感动，心情很不平静，便立刻带回编辑部。当编辑部决定发表时，为了慎重起见，黄宗英又用复写纸复写了几份（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分送白杨、张瑞芳、王丹凤等同时代的电影名家，请她们提意见。之后，她又认真做了修改。《人民文学》发表后，反响强烈。
黄宗英在《星》中，深情地写到：“云珠，云珠啊，这个名字你伤心地拾来，而今你欣慰地长留着吧。云珠之明珠——星儿呦，你闪光吧……人们对每一个被‘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战友、兄弟姐妹，无限同情、尊重、怀念……在洁白的银幕上，在排练场上，我们总会想到你，谈起你，我们总是觉得你也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的。”
是啊，当你读着《星》，会感到宛若在倾听一位知心朋友娓娓动情地向你讲述一个电影演员的坎坷经历及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和悲愤的控诉。它犀利而委婉，隽永而深刻。可以说，作者是哭肿了眼睛而写，读者是含着热泪捧读。
黄宗英写于1978年6月的《美丽的眼睛》，是记述一位在上海炼油厂参加化学分析实验的兰州大学化学系女进修生杨光明被严重烧伤（烧伤面积100%，三度烧伤94%）并几次报病危而与疾病顽强斗争的感人事迹。在这里，作者却只选取杨光明的眼睛——一双被黄宗英发现了的美丽的眼睛为主线，贯穿始终。信笔驰骋，收纵自如，有力地向读者展示了人物内在的心灵美与医护人员的高尚医德。一位当时在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听到杨光明事迹后的外国代表团团长惊讶地说：“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她活了？什么力量还能使她活下去？……”黄宗英在采访过程中，深受感动，也深有体会，她认为：“从有生命的事物中发现美，是作家的职责。”
此后的岁月里，黄宗英果然同样用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发现和讴歌了生活中无数可歌可泣祖国的建设者、创业者和开拓者。她履行着一个当代作家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说起黄宗英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更是一部离奇曲折的长长的故事。《小木屋》发表于1983年。两年后据此拍摄的电视片《小木屋》获国际奖。《小木屋》写的是女生态学家徐凤翔多年来在西藏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感人事迹。让我们先引用一段黄宗英在《小木屋》的开篇中所说：“1982年9月初，我随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来到了西藏。我躲过了体格检查。好家伙，一体检，我们团12名团员去掉仨。在西安，友人张医生为我量了血压——正常。行啦呗！就这样，我们便浩浩荡荡出发了。”
黄宗英曾先后进藏3次。这里，她说的便是第一次进藏。这也是中国作协派往西藏的第一个作家访问团呢。她是团长，我是秘书长。成员中有上海诗人黎焕颐、作家王若望、江西诗人郭蔚球、天津作家王家斌、云南诗人饶阶巴桑等。我们在西藏跋山涉水，走草原，登高山，访问牧民，参观拉萨、日喀则、羊八井和水电站等近一个月，每个人都大大丰收。可就在访问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了返程的飞机票时，临行前一天，黄宗英却突然“变卦”，说她不走了，要退票！大家都十分意外！岂不知为办回程票，已经托了多少人，折腾了好些日子，这，她也清楚。怎么就说不走就不走了，何况她还是团长，是何缘故呢？在大家伙强烈追问下她也急了，才“坦白”说：3年前她在成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女科学家的发言，讲述了她多年克服重重困难，在西藏林区考察和进行科研的事迹，大大吸引了她。她们互相表示期望今后能在西藏相见。这时，她兴奋地说：太巧了！昨天下午她在招待所院里意外碰见了徐凤翔，她正要进林区，因此她也要跟她去，所以她不走了。
恰巧在头两天，驻拉萨的新华社一位朋友邀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可是“老西藏”了。言谈间，他无意中说起原始森林里许多常常会遇到的野生动物伤人的恐怖故事，如毒蜂恶意蜇人，大狗熊从后背偷袭伤人……黄宗英也在场，如今她却竟然要去冒险！大家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儿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谁知，她一听急眼啦，和我“吵” 起来！她不无激动地说：“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领导，便产生好奇心，想偷看。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怕犯法。飞机将从成都中转北京，所以，在成都要住一夜。晚上，我将我的疑心告诉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他们也产生好奇心，说：咱们就犯一次错误吧，反正她也没封口。打开一封看看是啥内容？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比方其中在她写给大哥黄宗江的信中说：
亲爱的大哥：
您好！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小妹：宗英
她是告诉家人，她要去遥远的原始森林区，那里有很多危险存在，万一她出事儿回不来了……
这次，她跟徐凤翔进林区时间较长。经过一段时间和徐风翔朝朝暮暮的相处以及密密森林里的生活体验，她在西藏波密写出《小木屋》的草稿，次年3月在上海修改定稿。由于林区无联络工具，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牵肠挂肚，生怕有什么意外。经打听电报可以通，但邮政所并不密集，好远距离才会有一家。问明了西藏邮电局后，我发去一封电报，是请林芝县一个邮电所设法转交她。我的电文是：“宗英，你现在哪里？请速电告《人民文学》周明。”对方却阴差阳错地误译成：“宗英，你死在哪里？”嗨呀，这一字之差，却千差万差，人命关天了。
黄宗英事后告诉我，好些天费尽周折收到我的电报时，她毛骨悚然，她想：这个周明，怎么在诅咒我？！我活的好好呀。这封天大误会的电报她收藏起带回了北京，我仔细端详许久，笑不出声来。估计可能由于“现”字和“死”字太相近似，当地译电员误译，就闹出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来。
1994年春天，黄宗英以年近70岁的高龄第三次勇敢进藏。这一次她是随同徐凤翔教授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生态环境。亲友们都纷纷劝阻她，怕她吃不消，她却依然坚定不移。因为她的耳畔时常有着小木屋召唤的声音。她渴望能将八九年前拍摄的电视片《小木屋》的故事续写下去。进藏前她给徐凤翔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几乎都反对我再进藏，倒是冯老（即老伴冯亦代）从头到现在一直支持我。”不过冯老虽然支持，黄宗英出发前他们还是虔诚地一同敬了香。这香不是敬给哪个神灵，而是向宗英的前夫赵丹、冯亦代的亡妻安娜各上了一炷祝愿的香火。临行前冯老深情地嘱咐她：“你这趟出去，千万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70岁的老人了。”黄宗英则说：“我不怕苦，写报告文学吃苦习惯了。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这次，黄宗英像往常进藏一样，每次总有新的体验，新的感受，新的收获，总有非写不可的澎湃激情。
她的这种激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尽管目前住院治疗，她依然关注社会生活，思考生活，因而才有《新民晚报》上不断发表的美文华章。而她却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用笔向社会说话。”
春节那天，我临别时，她突然说：“等等，你把会费带回去，帮我交给中国作协，这是会员的应尽义务。”说着，她让照料她生活的小琴从病房床头柜里取出100元人民币。回北京后，我交付中国作协创联部，大家都为之感动。一个老作家在住院呢，还想到自己要交会费的义务。同时，她又取出一张印有她多幅精美剧照和生活照的一帧贺卡，用毛笔工整地签上名，并写了一句：插柳不叫春知道。
“插柳不叫春知道”，这是黄宗英的心境，是她的自况。一位埋头创作的作家，只专注于笔下的文字，是不计较文坛“气候”的。而正是她和一批作家朋友们倾心的创作，为文学的春天的繁荣做出了贡献。30年来，黄宗英以不断创新的作品，为时代记录了前进的脚步。而今，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以青春的情怀书写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奋力前进的兴旺图景。我确信，她今后会不断有更多更新的优美篇章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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