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茅奖得主张炜：作家应该是自然之子
林菀青
2020年初推出的《我的原野盛宴》尚在品咂中回味，张炜又出版了《斑斓志》，循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从历史尘烟中清晰地走出来；而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50卷《张炜文集》，让读者更感知到作家思想与诗性的丰富以及创作历久弥新的奥秘，也为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提供了绵密厚重的文本。
作家莫言认为，张炜“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里面，一个勤奋的劳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清纯——像一潭清水一样，像天籁的《声音》那样一种清纯干净的写作，慢慢地发展到像《古船》那样的厚重、像《九月寓言》那样的华丽、像《刺猬歌》那样的尖锐、像“高原系列”那样的宽阔，张炜的创作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他在思想上的不断蜕化很值得赞许。
如今写作越来越回归本真的他觉得，一个写作者多一些老人心态，多晒晒太阳，多回忆而少报道，有时不失为一种工作的方法和方向。
壹
细节让历史不再符号化
《我的原野盛宴》鲜活描述了360多种动植物，既有自然世界的丰饶，又有乡间生活的野趣，还原了一段被人遗忘的民间历史。它也被理解为张炜的童年记忆。
“真实的记忆需要细节，回忆细节是
“文学既是浪漫的事业，又是质朴的事业。文学的一生，应当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向往诗境的一生。”无论是长篇小说《古船》《刺猬歌》《独药师》,还是儿童文学作品《少年与海》《寻找鱼王》，或是近期的非虚构作品《我的原野盛宴》《不践约书》等，张炜近五十年的创作历程，沉湎于历史、现实、自然、人性、风俗、传说、哲学、宗教诸般求索之中,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文学跋涉。
他也一直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包括《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和近作《斑斓志》。他觉得古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在加入他们，不过是异常缓慢地进行着，时而有时而无，断断续续。
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早已被符号化了。张炜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柔软而坚硬的内心里，会存有陶渊明这个形象——他的选择、他的矛盾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悦，或能深深地拨动许多人的心。陶渊明以前作为一个符号太过简单化概念化，有时候甚至成为极肤浅的东西存在着。所以深入解读陶渊明，是一件时代大事，这件事需要更多人参与。
“只把他看成一个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儿，那是多么不求甚解。选择陶渊明来解读，不是为了倡导现代的‘逃离’和‘疏离’，而正是相反，是在强调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强调人的真实。”张炜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面临的基本问题、一些大问题都差不多。比如关于人的尊严、自我的寻找、自由，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外在环境的差异，夸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困境，我们在今天也大致会遇到。所以我们追寻古人的心情，会发现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对于当今的价值不言自明。关于他们的单纯学术解读已经很多了，但仍旧不够。有一些永恒的冲突缠绕着他们，这些冲突更需要我们当代人去直面。
在张炜的阐述中，真正抵达远方的诗人，可能只有一个陶渊明——他论证五柳先生的“心远地自偏”真正达到了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远方。陶渊明所有的诗歌中，仰望远远不及俯视，他注目土地和原野的时间非常多，对于土地和田园，他的视角与我们大多数人并无二致。张炜从陶渊明的视角中发现了一种坚固，这坚固包含了文人的自我坚持与不肯屈从，这是极为珍稀的。
之所以能发现这坚固，抑或因为张炜内心同样坚固的倔强。
贰
诗才是文学的核心
在胶东半岛上的一处联合中学，张炜度过了让他深深沉迷，有时又不忍回眸的中学生活。学校地处海滨，在一片果园的包围之中，在张炜的记忆中“是一座没有比它再好的校园”，只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年月，很难找到一处安放书桌的安静角落。所幸的是，那所学校的校长酷爱文学，在校内办起了一份装订考究的油印文学刊物《山花》，张炜当年写下的东西常刊在显要位置。
即便很多年之后，他依然觉得当时的《山花》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成为他心灵不可替代的慰藉。“我会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长时间与这本油印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她的香气，不止一次把她贴到了脸上。”
如同他后来闯入一片热带森林，处处是奇异迷人的风景，流动着盛情绽放的芳香，一种神秘的悬念不由地魅惑人前行，而阿里巴巴的咒语，就隐藏在他的长篇《独药师》里。
这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张炜吗？语言诗性依旧，思想深刻依旧，叙事耐心依旧；然而又全然是陌生的。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的异质文本，饱满充沛的叙述，以及环环紧扣的情节，带来阅读的冲击力非同寻常。
他曾经自我评价是倔强的人。而在《独药师》的扉页，他也郑重题写：“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强调“文学阅读能力”，如此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却让不少人误以为他是在导向“小众”。“我们有时候将写作的目标，自觉不自觉地瞄向了没有这种能力的人，认为成功就在那个方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写给具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恰是最基本最朴素的想法。”张炜说，无论是谁，只要离开了这个想法，他的文学就会败坏。事实证明有这种能力的人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们会坚持到最后，走向很远。
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纯真、调皮、充满灵性的少年时代。张炜认为，写所谓的儿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样，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许多作品坏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纯洁，是对世界的一次真诚簇拥。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他总是担心少年读者已经读到了许多坏的文字。
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立志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当一个坏作家还是当一个好作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我们会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当一个好作家。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到书店和网络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够严苛地对待自己的文字、始终具有追求真理的热情，这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并非易事。
《你在高原》刚刚出版时，诗人朋友送给张炜一个别致的笔记本，鼓励他继续写诗。
实际上张炜从未停止写诗。因为在他看来，诗才是文学的核心。诗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明年1月，张炜的长诗《不践约书》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这是他今年完成的一部“心约之作”，他为了这些诗章准备了很久，整整半年多半封闭状态下的日子里，由忧闷到困境，从精神到肉体，持续坚持着，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时空中，他觉得自己才更能够走入这部诗章的深处。这段艰辛痛苦的写作历程，才让他避开了一段漫长孤寂的时光。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张炜写满了一个又一个大笔记本，精致地搁在书架上，这些诗歌让他满足且快乐。将来把它们出版，或留作自读，都是有意义的事情。诗通向心灵深处。离开了诗的写作，就会枯槁。真正的诗人朋友是最好的朋友，是念念不忘的朋友，但他们不一定总是使用诗的常用格式去做。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
马尔克斯说，生活只是我们能够记住的日子。“如果生活仅仅是这样，那写作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幸亏有了写作，这才能使已经过去的时间记录下来。”张炜说，接下去的事情就是好好写作。他要写许多许多诗，因为它是记忆的最好方式。
叁
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
不少人或许还记得，1993年发生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中“二张二王”之争颇为引人注目。所谓“二张”是张炜和张承志，“二王”则是王蒙和王朔。这场大讨论与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有关，但也不只如此，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代人精神上的困惑。对于195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们来说，受着理想主义的教育长大，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时，怎能不感到困惑？张炜说：“我总觉得，不了解这批人，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我始终有种冲动，好好写写他们。”
上世纪90年代，张炜（左）与周介人、茹志娟在一起。
对于这一代人，张炜用“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来形容。他说，自己身上有这一拨人共同的优点和弱点。不停地反思和批判，作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张炜说，写这部书实在是盛年之举。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为它花去整整20年最好的光阴。十卷本的《你在高原》，后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细细追究起来，把作品的主人公定位于地质工作者，大概
“我出生的地方在海边的林子里。小时候，母亲和外祖母都很忙，我常常独自在林子里、海边玩。后来看到很多帐篷，原来那里发现了石油、金矿、煤矿，地质队来了。我很孤独，就常常去帐篷玩，去睡觉，听地质队员讲故事，看他们工作。”地质队员的生活和工作对张炜是极大的诱惑，同时也埋下了当地质工作者的梦想和情结。后来入读师范的张炜，也始终关注地质工作者的事。至今，他的帐篷等地质行头仍是一应俱全。
张炜将这十卷书称为“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他用多年时间走遍了那个地区的山山水水，熟悉了每一条河流和山脉，熟悉了那里的大多数植物和动物。他将那次写作看作是一场持久的战役，而非一次战斗。
张炜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鲁西的一片林场里采访，突然接到了回城开会的通知。原来是让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到基层挂职。起初他因为生活和创作秩序的变动而感到有些不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写的一样，有了一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愉快。在十几岁时，他几乎走遍了胶东半岛的山区平原。故地重返，再次经历这里的山水、文化、民俗，听到丛林的鸟叫，感受山风以及海风的气味，他似乎回到少年的光景……在《融入野地》中，他热切地写道：“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只要寻找就会如愿。多么奇怪又多么素朴的一条原理，我一弯腰将它拣了起来。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这种欲求多次被鹦鹉学舌者给弄脏。我要将其还回原来。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
这一年的年底，他来到龙口市——历史上素有“金黄县”之称的富裕地区。在本应是家家户户备年货过春节的热闹时候，在连接胶东屋脊的南部山区，他却亲眼见到一户农民家徒四壁的贫困和窘迫：炕上只有一条蓝色的被子，磨得发亮，弹一下即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屋梁上架着一根木棍，吊着一包鼓鼓囊囊的东西，里面是种子，因为害怕老鼠才这样悬起来。
连自己最熟悉的“金黄县”都有这样陌生的角落，更何况其他地区？张炜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离真正了解生活还有遥远的距离，仅从媒体上了解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而在一个地方常住的好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在周围一片土地上细细地走过，打破过去形成的生存概念。
挂职前后的四处游走，使他积累了丰厚扎实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职业写作的习惯。“不论是挂职还是其他，只要有机会走出去就可以，探险也可以，打渔也可以。反正作家不能关在书斋里，而要设法把职业写作的习惯破坏掉。”在他看来，职业写作自带书卷气，有熟练流畅的文笔，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冲动却会减少。“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收获会更多。”
康德说，震撼他的最大的奇迹，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作家的“深入生活”，应该是深入天地之间，真正感受这两种最大的奇迹。张炜认为如果本质上是个诗人，就应该具有天然的敏感，变成自然之子，恢复童年的好奇和惊讶、浪漫之心，一有机会就要把过去的朋友一一访遍，这些朋友可能除了人还有植物和动物。
肆
一个优秀作家必须有个性
身为作家，张炜算得上“劳动模范”。40多年里，一共创作了1800多万字的作品，平均每天写千余字，而且不借助电脑，完全手写。他取之不竭的创造力就像一个谜，让读者不自觉去寻访张炜的底气和耐力到底来自哪里。
“写作如日常劳动，人们对日复一日在田里劳动的人，并不会觉得奇怪。这对我是很自然的事。”他几十年如一日写作，固然有对文学的挚爱，也有他性格中坚定倔强的一面。
张炜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是有个性的。“如果作家没有在一路涌动的大潮流里立住，没有自己的思考发现，也就失去了自我。”张炜认为，时间是无情的，几十年过去，历史还是要记住“大个性”，而不会太在意仅有一点灵性、聪明、爱狂欢会顽皮、花花哨哨的东西。人们总在谴责快餐文化、快餐作品，实际上不少作家就是一道快餐，理解问题、表达思路，哪有什么大眼光，基本上沉不住气。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作家群有这样一个认定：缺乏“小个性”不会成为作家；而没有了“大个性”，什么优秀、杰出、伟大，压根都是不成立的。
在张炜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溢着对大自然的敬重甚至近乎虔诚的崇拜，同时也表达着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发展带来种种危害的担忧。他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地提出城市化掠夺与急剧膨胀将带来的后果。“影响我们当代人类幸福的，对大自然的破坏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与人性的恶化深深地连在一起。人心变坏，大自然就变坏。这里面不是单纯的环保问题。最沉重的还是人的问题，这也是作家心中永恒的问题。”他认为，物质主义对人的伤害不是某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普遍的状况。社会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物质主义扭曲了我们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最大的创伤。
从1973年的《木头车》开始，张炜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奔走了47年。他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近两千万字，包括二十余部长篇、11部中篇、130多个短篇和300多万字的散文文论以及两本诗集。《古船》被海外誉为“五四以来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亚洲周刊)，被评为“金石堂选票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还被法国教育部和科学中心确定为高等考试教材。世界最大的出版机构哈柏·柯林公司向全球推出现当代中国文学时，《古船》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当代作品。《九月寓言》与作者张炜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
最近，漓江出版社出版了50卷的《张炜文集》。他倒看得很淡然：一个写作者工作了很长时间，比如说有近50年的创作历史，就希望把自己的文字集中到一起。这是一次重要的反省和总结的机会。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总结，但是把不同阶段连接在一起，就更容易发现自己的短处。对于写作者来说，这种盘点的方式、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会格外珍惜。“这个时刻觉悟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这将促使他好好打量自己，弥补不足，然后翻开新的一页。”
本文刊发于12月8日北京日报人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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