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召唤（18）

车上奇缘 

                         戴永久

 1980年11月30日下午，当我们欢天喜地进入火车车厢一看，挤动的人群已将车厢过道塞得水泄不通，朝站台一侧，开着的窗户中，还有人疯狂地拼命往车厢内塞行李，人们不顾乘务员刺耳哨声的呼唤，争先恐后地踮着脚四处寻望，千方百计的想觅一处立足安身之处。

立足未稳，忽然‘咣啷’一声，列车已经启动。随着机车的运行，又一阵忙乱之后，人们似乎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除有少数几个人，还心有不甘地东张西望，继续寻找着自己走散的伙伴或理想的座位外，车厢内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也乘机行动，四处找寻三位同伙。还算幸运，他们三人散落在前一节车厢的过道和洗脸间门边，眼巴巴候着下站能有人下车。不过事与愿违，望眼欲穿盼来的停车，非但未能减员，反而又涌上一批手提肩扛的乘客。

这下糟了，我倒也罢了，他们几位严重的高原反应，尚未缓过气来，再如此这番折腾煎熬下去，生出意外事故，那该如何是好？斜对过就是乘务室，我下意识地信步向前移去。

乘务员是一位慈眉善眼、憨厚诚稳、和蔼可亲、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他见我双手拧包，腋下夹着皮大衣，感到吃力，就关切地问我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

我一听是苏北口音，知道碰上老乡了，赶急向前移了一步，自报家门：“我是江苏援藏干部，现内调返回扬州。”

“我是盐城人，如此说来我们不单是老乡，还是近邻呢！”说着他就走到门边，双手拧过我夹着的大衣，往桌子上一放，诚恳地说：“进来歇会儿吧！” 

我求之不得地应声将包摆到桌下，说声“谢谢”，一屁股坐到他的对面。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你们正赶上去新疆采摘棉花民工返乡高峰了，若不是增开列车的话，那就更惨了。如是那样，不是有没有座位的问题，恐怕等上三五天也不一定能上车。”

说话间，我从包中取出仅有的几只加查产的红、黄香蕉苹果给他观看，他一见那拳头般大小，红、黄透亮，水灵圆润，清香四溢的果实，不由连声啧啧赞叹。我乘机又将路上没有喝完的半瓶加查产粮酒，取出来请他品尝，他内行地打开瓶盖，用鼻子一闻，连说：“好酒，好酒。你们在西藏干什么工作？” 我随即告诉他：“我们一行四人，都在区里工作。” “你们可有证件？”“有工作证。”我迫不及待的答到。他接过我的工作证一看，职务为加查区委书记，便说：“区级干部是可以享受卧铺资格的啊！我去帮你们看看情况，结果究竟如何，我也不敢打包票，这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说着他拿了我的工作证就向列车长室走去。

一会儿，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说：“现在没有硬卧票了，但尚有部分软卧票，条件是你们所持的硬座票（票价78元）作废，得重新补办软卧票（票价234元）。一反一正，每人均得310多元钱，条件是比较苛刻，但这是规定，必须执行。”

听了介绍，我首先对他的一片热心表示感谢，表示我个人愿意补票，我还得去跟几位同伴商量一下。他说：“这也是，你快去快回，省得夜长梦多，再生变故，我在这儿等你的消息。”

我急乎乎地向同伴们所乘车厢走去，车厢过道里站着、坐着的满地都是人，我吃力地向前挤着，好不容易在第三节车厢中看到其中的一位愁眉苦脸地俯着身子，一只手架在人家座椅的后背上似睡非睡，另二位没精打采，疲倦不堪的坐在椅子下边的废报纸上。他们老远的见到我后，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无奈的苦笑。

听了我简单的介绍，“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他们惊诧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不假思索地说：“没得意见，一切听你安排。”我随即将他们三人的硬坐车票和工作证取回，他们还想给我票钱，我急不可待地说：“钱我先垫上，有账回头坐下来再算。你们慢慢地移到前面第二节车厢乘务室去，我在那儿等你们。”

我一口气跑回乘务室，老同志拿着我提供的四张硬坐票和购买四张车软卧车票所需的现金，善意地说：“你先歇会儿，我这就帮你们办理手续去。”好不容易有处坐了，三位同胞急吼吼，毫不谦虚的往下就坐，屁股恐怕还没有坐热，老同志满头大汗的举着车票，冲我们道：“算你们走运，不多不少，四人住一个包厢正好。请吧，送神送到底，索性我再来领个路吧！”

将我们送达包厢后，我们本想留他坐一坐，那晓得尚未来得及开口，老同志双手一拱道：“前面是餐厅，现正在开饭，四位请便。我公务在身，恕不奉陪。”说完，头也不回的大步流星而去。

周道东、何国石二位书记高原反应较重，住在下铺，我与傅泽贤同志住上铺。他们三位躺下不久，就昏昏入睡了，我本想将他们安排好后，再去给老同志道个谢、打招呼。不想，一经躺下，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全身软弱无力，腿脚也像被捆绑着，不听使唤，我这时真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思想稍一放松，一眨眼就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平日惹人心烦，轻微颤动的列车车厢，成了天然的摇床；车轮和铁轨间的断断续续咝咝的磨擦和越过桥梁、涵洞时发生的低沉轰鸣声，似不紧不慢的催眠曲，将疲惫不堪的人们送入梦乡。

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火车沿河西走廊一路东下，车窗外不时有绿色的树、草撂过，同伴们陆续起身洗漱后，聚在一起对我说：“老戴，昨晚上如若不是你这一着‘棋’相救，后果怎样真的不堪设想。” 

这时，我猛地想起，应该去给热心帮忙的老同志，打声招呼，道声谢。“应该，应该。我跟你一起前去”。傅泽贤同志说着就同我二人一起向硬座车厢走去。

由于沿途不断有民工下车，而上车乘客相对较少，车上缓解了好多。真是“忙人无记”，昨晚，忙乱中我们也没有弄清登上的是第几号车厢，老同志值班在几号车厢也稀里糊涂，更荒唐的是忙乱中，竟连老同志的姓名也没有过问。无根无痕，无法寻问。但我仍不死心，将整个硬座车厢乘务员室，一个不漏的过了个遍，乘务员热情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找一位操苏北口音的老乘务员。

“他叫什么名字？工号是多少？在几号车厢？”他见我们一问三不知，笑道：“这‘没眼的笛子’难吹，现在乘务员都已倒班休息，没名没姓的，恐怕总值班室一时半刻恐怕也帮不上忙。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我看就不必找了。”

 我们说，要当面感谢他昨晚给我们的无私援助。乘务员笑到，像这样的事，车上每天都有发生，这样做也是我们的责职，小事一桩，心到神知，意思到了就成，不必记挂心上。

经他这么一说，我心中似觉平和一点。知恩图报，这是为人不可缺失的基本品质，我一时的疏忽大意，带来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现在每当提起此事，我都感到内疚和不安。 只能时时遥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一生平安。 

个人简介：戴永久，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小学教师，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市两个部门负责人。2004年退休后从事文学习作先后在＂江苏生活快报＂＂江苏散文报＂＂山西科技导报＂＂泰州晚报＂＂姜堰日报＂＂溱湖＂＂罗塘＂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100余篇。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