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卅载跬步书春秋
——穆希超《跬步三十年》序
宋俊忠
2500年前，春秋时期鲁国都君庄，亦即现在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出了个历史学家、散文家左丘明（注：姓丘名明。因官为左史，孔子尊称为左丘明），他曾任鲁国太史，其惊世名著《春秋左氏传》、《国语》中外驰名，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古人谓之“先儒”、“先贤”，史学界推其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
2500年后的今天，还是石横镇东衡鱼村，又出了个深受左丘明熏陶，写日记酷爱成癖的穆氏希超，他的日记绵延几十年，仅从1980年9月9日算起，到2010年9月9日，三十年的时光洋洋洒洒写了大约450万字，正好和我的好友张炜先生的鸿篇巨制《你在高原》长度有得一拼！现在，他从中精选出了大约140余万言，结集为厚厚长长的五卷本，并自命其名曰《跬步三十年》，准确贴切地概括了他的大著是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结果，形象传神地展现了他三十年笔耕不辍、锲而不舍、矢志不渝、持之以恒的精神。
1968年，穆兄从泰安二中高中毕业后回到故乡当了农民，继承了父辈的事业。此间，他与家乡的庄乡邻居、父老乡亲，沟沟坎坎、五菽六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根也深深地扎进了农村的黄土地里。他掏过大粪，当过铁匠，干过科技队，当过村干部，干过“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一待就是十年。
穆兄又是幸运的，他成了“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入学者，跨入大学校门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当时填写高考报名表时少写了两岁（后来取消了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报名年龄限制），虽然不是如某些官员为多掌几年权杖偷改年龄，但是也以至于歪打正着晚（内）退休了两年，也把那个头顶着花白头发的满脑子的智慧为党和人民多贡献了两年，当然也多拿了二十多个月硬邦邦的人民币。至今，那个头顶着花白头发的脑子还在源源不断地流淌着聪明和智慧……
1980年1月，穆兄在济宁师专中文系顺利完成学业，分配问题如期而至。他认为上学二年，虽然时间不长，也是抛家舍业，离妻别子，自己吃苦受累虽没什么，家中父母年近花甲，小孩子嗷嗷待哺，负担够大的了！但愿工作地点能离家近一点，节假日能助家人一臂之力，对妻子的付出作一些补偿，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他放弃了省出版社的一个“戴帽”指标，几经辗转来到了离家最近的邻县平阴第七中学，走上了三尺讲台。
再后来，他又相继调任县委办公室主管文字，到县纪委充当铁脸“包公”，最后落脚到县供电公司，当上了一名电业公仆。
穆兄的新“春秋穆氏传”五卷本《跬步三十年》，基本上与他的工作经历相对应，共分为《三尺讲台》、《案牍劳形》、《纪检一兵》、《电业公仆》、《仰望夕阳》，分别是他在中学任教、县委办公室任职、县纪委当“包公”、电力战线做“书记大哥”和告老赋闲回家五个阶段，长达三十年的风雨历程。
把《跬步三十年》称作新“春秋穆氏传”不是知心好友之间的戏谑之词，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肆意抬高穆兄及其大作的地位，而是因为《跬步三十年》与《春秋》、《春秋左氏传》确乎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春秋》、《春秋左氏传》是编年体，《跬步三十年》是日记体，同样都是以年、月、日为经，依次记述当日当时发生的事情，它们在体例上是完全相同的。
史家讲究秉笔直书，恪守一个“信”字，追求真实，而真实恰恰是日记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穆兄贞守日记要真实的原则，侧重于记事、记实，有些内容（例如涉及保密及某些个人隐私）没有收录，有些现在认为当时记得不到位的地方，也没有补充和修改，只是对某些明显的笔误做了技术上的处理，尽可能保留了原汁原味。这是它们的第二点相似之处。
《春秋》、《春秋左氏传》自传世以来，“史”、“经”之争一直没有间断，但它们宝贵的史料价值，却从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异议，而穆兄的新“穆氏春秋传”也同样记录了许多可贵的资料。
《跬步三十年》的内容十分丰富“芜杂”，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哲学文史等方方面面。亲情、朋情、社情、民情情情挂齿，无不涉猎；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悟到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连心，皆入囊中。穆兄自谦地说可以称做“大杂烩”——但惟其“杂”，惟其涉猎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惟其囊括了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所思所梦，惟其记录了个人事、邻里事、朋友事、同志事、身边事、单位事、国家事、天下事……才能够给有着不同需求的研究者、阅读者提供各取所需的资料，让他们从中得到应得的教益。
日记的意义可以缕述出若干条，但窃以为，从根本上看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自己，比如备忘、自励、倾诉、治学、满足癖好等等；二是为了历史，想为社会和周围的人和事留一点鸿爪，给后代提供史源。穆兄是体制内人士，况且他又有着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韵和风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烙印深深刻在了他的心里，他的日记就自然而然地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大政策、大趋势、大事件作了一定记载，并且从自己的角度和见解作了些分析，这些大的方面，虽然不能像正史那样由专家作专门的记载和分析研究，但从字里行间同样可以管窥到当时的历史现实，找到些许痕迹，而且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心社会发展变化的平民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有着怎样的思考和见解。
穆兄出身农民家庭，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农村的土壤里，经络里一直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他和农村、农民有根深蒂固的割舍不断的渊源，他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布衣，身上披着“高粱花”的“秀才”。他在平阴工作的三十多年里，当教师时接触的多是农民的孩子，调县委办公室、纪委、供电局后，又因为工作的原因，几乎踏遍了平阴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在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许多村干部、农民企业家以及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父母一辈子生活在故土，至死也不愿意离开那个黄泥砌成的农家小院，因此，每逢星期天、节假日，只要能腾出时间，他都要回家看望父母。他骑着“大金鹿”奔波五十里回老家的故事，成了许多人经常提及的话题。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父母在世的那些年里，他更是不论早晚、不论阴晴雨雪，总在除夕赶回老人的身边。而大年初一拜年，又成了他看望乡亲父老、感受他们的忧思和疾苦、分享他们的幸福和快乐的最佳时机。所以，日记里有相当的篇幅是记述春节拜年的见闻，家乡的许多逸闻趣事，都是父母或乡亲告诉他的。穆兄精选日记的这三十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始自农村，农村这些年的变化也是举世公认。我们从他关于农村的记述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农民脉搏的跳动，清晰地听到农民在社会重要变革时期的心声，清楚地看到农村的巨大变化，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如何摆脱贫困，一步一步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的步伐。穆兄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的心思，他既记下了农村发展的主流，也记下了某些“漩涡”和“逆流”，而后者恰恰是正史中可能或缺的难得的资料。
由此可见，《跬步三十年》所记述的主要内容，无一不在昭示着它作为史料的重要特点，无一不在显示着它作为原始资料的可贵性。
孔子修《春秋》，客观叙事，不加议论，但每用一字，必寓褒贬，正如左丘明所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是谓春秋笔法。在穆兄的《跬步三十年》里，出现了许多人的身影，有省、市、县直至村级的领导，有同学、同事、同志、朋友，有父老乡亲、庄乡邻居,也记述了他们身边发生的林林总总、五彩缤纷的故事。穆兄写人和记事多是直接叙述，不评不判，不议不论，但在事件的述说中，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蕴涵着作者的做人标准和思想倾向，臧否暗含，褒贬立见。不是穆兄看不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或瑕疵，也不是他找不到赞美或讽喻的词句，他只是认为，赞美领导或同事，有阿谀谄媚、沽名讨好之嫌，是不愿为也；数落别人，有揶揄诟病、门缝看人之弊，是不忍为也，人之优劣高下世人自有公论。于是，他多采取白描的手法，把他们的性格特点蕴藏于故事之中，这也正是穆兄巧妙运用春秋笔法的成功之处。例如，当你读到那些兢兢业业为人民工作令人敬佩的基层干部的动人事迹，读到刘姓舅父怒斥当了团长就想抛弃发妻的外甥；读到孙媳辗转几个商场购买上好的刀鱼，专门挑选中段，炸好做熟又不远二百里送到爷爷跟前；读到作者把买好的大包水果忘到水果摊上，摊主给精心保管了整整一天……这不胜枚举的事例，无一不饱含着社会的正能量，无一不是作者在着力提倡和弘扬的美德，无一不充溢着作者对这些人和事的赞扬和称颂。
文章不是无情物。“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真挚、质朴、敦厚，有一种清雅而又温馨的情感，氤氲在穆兄日记的字里行间。读他的日记，更能想到他的为人处世，宽容、厚道、热心肠，任劳任怨，为朋为友，实在厚道、一片真诚，无论个人吃多少苦，吃多大亏，付出多大代价，他总是默默承受，不张扬，不炫耀。与其说他的日记感人，不如说他的文字后面的人格更感人。
《春秋》简略，丘明传之，《春秋左氏传》史料详实，文笔生动，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像《春秋左氏传》一样，《跬步三十年》在文学色彩方面同样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穆兄早年是泰安二中的高材生，大学期间，专攻中文，且博览群书，广闻强记，酷爱文、史、哲，尤其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以后，又多与文字打交道，扛大材料，写大文章，因而文字功底扎实厚重。他的日记体裁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请注意，那可不是虚构的小说，只是运用小说手法而已），有报告文学，这些体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冯梦龙云：“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他的文章，语言通俗流畅，文字实在质朴，如行云似流水，娓娓道来，清爽自然。其中多用俗语俚词方言，读来倍感亲切；诙谐幽默之处，令人捧腹；真情流露之时，令人唏嘘；有时顺口一溜，则合辙押韵，诗意隽永，耐人寻味；有时拟副对联，则对仗工整，含义深刻，醒世惊梦；里面有不少游记，写景状物，栩栩如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更多的是记人记事之作，并不大事铺陈，仅寥寥数笔，人物形态、神情、性格、特点已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虽未曾亲睹其面，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个“儿马（公马）生马驹”的故事，像极了赵本山的小品，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农村基层干部在上级的淫威下那种无奈、酸辛和窘态，无情辛辣地鞭挞了官僚主义者的官威、官风和官气。一篇420字的《九寨沟水赋》，汪洋恣肆，飞扬文采，字字珠玑，句句鎏金，读到者莫不击节赞赏叹为观止。两篇写父母辞世的日记，那种生死相依，生死离别的人间真情，真是痛彻肺腑，催人泪下，分明是现代版的《陈情表》。
至于春秋责备贤者，在穆兄的日记中也多有体现。作为体制中人，穆兄势必要与各级领导打交道，在涉及这些领导者（贤者）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道德修养的日记中，标准和要求自然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毋庸讳言，中国至今依然是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的社会，“官”德似风，为世主导，民德如草，随风起倒。上有好者，下必效之，“官”风、仕风，也就是干部队伍的作风、风气、风范，其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有一支道德高尚、风气正、作风硬的干部队伍，何愁广大群众不服，何愁天下不治！这恐怕正是穆兄记此类日记的初衷，读此类日记，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脏立即鲜活地跳动在我们的眼前。
综上所述，就是我把《跬步三十年》称作新“春秋穆氏传”的理由，相信每一位认真读完这套日记的读者，都会与我有同感。
按年龄，穆兄是长我十多岁的兄长；按“官衔”，他任党委书记，我则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他是我地地道道的领导，我实在没有班门弄斧在“穆公”面前耍笔杆的资格。但穆兄非命令我为之写几句话不可，我也不敢违背老兄，只好从命勉强为之，拉拉杂杂顺势写来，东扯西扯，写下了上述文字，不知穆兄后悔找错了人否？但是可以肯定地是，即使他后悔了也不会有所表露，因为他是一个厚道之人，不愿意让别人难受自己更觉难受。最后，我也卖个小关子：穆兄，当初你找我真是找错人了，不过目下只能如此了，悔之晚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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