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与能，振兴文脉

——从江南贡院看古典中国的选举文明

 胡春雨

上一次来南京，自然随着人流，来到了秦淮河畔大名鼎鼎的夫子庙。秦淮自古繁华，而今夫子庙便是其中最热闹的所在。不想一去便吓了一跳，原来夫子庙不仅仅是做买卖的闹市，竟是古代江南的精神文明中心——南京文庙，祭祀孔子的神圣之所。如今随着历史的播迁，拆除了大半，凭着古城中心的威灵，成为最亲民的文旅场所。寻觅历史转折的草蛇灰线，与上海城隍庙的变迁隐隐呼应。于是一半欣喜、一半感伤之余，又在夫子庙不远，碰到了江南贡院。我想其一定有些来头，尽管来不及造访，在门口却看到了把人惊得吐舌的介绍：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南京人不无高傲的宣称，明清两代，在这里走出了全国半数的官员与状元，号称“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文明的展开，自有内在逻辑。科举考试为天下担当着兴起文运、传承文脉，以及塑造人才、选拔人才的重任，一千三百年来，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和民族性格，只能栖守在至圣先师的最高殿宇之旁。江南的富庶与灵秀，同样支撑起江南的文化繁荣与科甲鼎盛，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总是为九州支撑起半壁江山。历史的逻辑有其必然，再访南京，当然不能错过。

人才之盛衰，文运之兴替，由来关乎时代之气运。如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自古是传承文化、安邦定国的大事。无论人类走得多远，总要竖立精神的殿堂，离不开人才为之栋梁。不同时代自然有不同路径，如何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为天下之人竖立安身立命的风向标，是个无可回避的根本命题。千百年间，科举制尽管饱受诟病，但成为不可替代的经典之制，在于把文脉传承与个体追求融合无间，使政治与文化的建设，深根国民的心头，贯通了上下间的脉络。其中的力量，不仅是大唐开国之际，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在《尚书-洪范》篇中，箕子对前来问道的周武王，提出了这样的建国思想：“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我想，倘若理解了这篇大文，在浩瀚的中国政治文明中，方能找到头绪。

早在《礼记》对王制的憧憬中，便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人才的选拔与进用。从“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开始，到“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通过层层选拔与培养，实现从基层到中央的人才储备。其中，以诗书礼乐的文化传承造就人才，以免征税负的手段鼓励人才，以进退赏罚的制度砥砺人才，蕴含了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一道德以同俗……上贤以崇德”的宏伟目标，后世科举制的大思路已经展开。

在荀子对中国政治哲学的阐释中，所谓王制，首先是“贤能不待次而举”，落脚于“中庸民不待教而化”。如何实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的社会理想，达到“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的政治目标？在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在勉力前行，科举便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我们慕然发现，迄今深深困扰中国人的高考、公考乃至种种考试，依然消磨着一代代中国人的青春，与科举有着相通的文化基因。在人生的大考场中，考试制度的罪恶在于，我们恨你却离不开你。

毕竟，无论古今中西，选举乃国之大政。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神权-君权-民权的历史逻辑中，民主选举主要体现为选票政治，寄托了主权在民的崇高理想。多党竞争由此展开，哪怕弊端丛生，依然成为西式民主不可动摇的典范，赖以确立合法性的根基。而维系中国这样大一统的国家，一个“天下”概念的文明共同体，却必须解决一个如何“为天地立心”的政治哲学命题，其中必然有三颗心：政治中心，天下同心，国民向心。如何维护这颗心，成为太平与动荡、升平与浊乱的分野。威武的中国龙，崇尚的是合和。

于是，选贤与能成为中国式选举的主要线索，与西方民主旨趣迥异。在周朝开国之际，确立人才选拔原则时，太公便严肃的告诫文王：“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中国的大地大江东去，欧洲的大地河水西流，当中国的土地陷入黑暗，北美的大陆红日当空。不同的时空，自然有不同的脉络，历史的进程依然如此。政治文明的好与坏，同样是个相对论，孟子所谓“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首先适合自己，否则遑论优劣。譬如用刀叉吃炒菜，用筷子吃牛排，徒然糟蹋了美食，无关中餐与西餐的优劣。

沿着这条路径，秦汉已降，随着世运的变化，中国式的选举制度一路演进。西汉开国之初，庶事草创，如何与贤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奠定基业的迫切问题，高祖下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开启了汉室面向全国公开选举人才的先河。随着武帝复古更化，汉制趋于成熟，汉代通过乡选里举、察举征辟，以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等一系列手段，源源不断选拔出贤良方正、孝行廉能之士，为政权充实着人才，为天下兴起着文运。两汉人才之盛、节义之风，四百年间光耀千秋的文治武功，与选举制度密不可分。降至东汉之末，“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人才的衰歇与世风的败坏相推移，成为崩溃的征兆。

天下大乱，英雄用奇之秋，依托州郡推行的文治精神及察举制度无复存留。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明，救时之弊，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州郡设“中正官”甄别人才的“品状”，即根据其品行才能铨叙天下之士。然而好景不长，在门第强盛的时代，缺乏客观标准的人才选拔，陷入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困境。社会阶层的固化，中央政权的孤立，立国精神的贫乏，与六朝的衰朽息息相关。直到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到来，科举制应运而生，逐步改变了这一局面。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又说：“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在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上，科举制使人才的“公开竞选”更进一步。千百年间，随着科举制的不断成熟，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选拔，天下之人通过传习文化经典，续写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

天下风俗，与政治制度相转移。科举之制，使中国人即立志功名又崇尚文化，不仅是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更是让政权深根于普罗大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征程，砥砺着勤奋好学、进取担当的中国精神，在道德文章间构筑起精神的殿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以想见，国家高悬科举之途，为人生架起了通往彼岸的桥梁，苦海无边却又因人之情，使中国社会濡染在翰墨中。

影响所及，在西方启蒙运动时代，便对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叹羡不已，直接启发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乃至科举被誉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近代以来，在重构中国政治文明的艰难探索中，孙中山先生融汇中西，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构想，便继承了中国固有的考试和监察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数十年间，考试制度的率先恢复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印证着其中的真理性。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让人生出入于科场与官场之间。如此强大的制度，也意味着社会的固化，将无限的活力束缚于有限的考场，足以使中国成为文学的国度，科学却无从发生。当科技文明在西方勃兴，再一次改变着人类文明的面貌，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的大梦。科举制无法适应近代人才培养的需要，反而成为时代进步的障碍。科举出身的张之洞等人，在晚清新政中亲手把科举送进了坟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为近代学堂和科技文明的转轨让路。然而骤然斫削如此根本性的制度，也戕伐着晚清政权的根基，加速了中国社会精神殿堂的崩塌。千秋文脉，一时无复寄托，其深远影响迄今未已。文脉传承与科技创新，终将成为现代中国文明前行的两轮。

卓越的历史功勋，使江南贡院当之无愧的当选为中国科举历史博物馆。科举的时代已经远去，我们仍然颠簸在文明前行的路上，需要看清来时的路。通往博物馆的路上，两旁用一片片中式灰瓦，堆积成鱼鳞的形状，以独具匠心的语言告诉游客：这将是一条鱼龙变化之路。鲤鱼跳龙门，是寓言不是神话。科场的成功者，将从此走向仕途的起点，拥有荣华富贵，成为庙堂上的精英。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一路前行，在艰难中超越自我，由凡俗进入高明之域，便是真正的鱼龙变化。

走在展馆中，徜徉历史的长河，窥探祖先的科举人生。当真正来到考生考试的号舍，却令人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一座座毗连的牢房，只能容得下一张窄窄的书桌，而考生们却要在这里面接受长达九天六夜的折磨！也许，这恰是对士子们的当头棒喝——只有撑得住人生的煎熬，才能迎来光辉的时刻；只有坚强的体魄，才能担得起精英的重任；倘若忘记自我背离了本分，这里正是牢笼的开始。

然而科举的长途，何尝不是人生的牢笼？离开展区，在博物馆对科举历史的总结上，汇集历代名人正反两面的评价，揭示了科举的真相——欧阳修赞赏道：“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朱子譬喻云：“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总之，科举是古典中国公平选举不可逾越的典范；顾炎武指责云：“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书，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郑观应批评道：“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总之，把天下之人困顿于无用的指挥棒。

从《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科举制的弊端何可讳言？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生生被“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岂非鲜活的生命？譬如高山，辉煌的背后，总是幽暗的背影。这让人想起庄子《马蹄》篇中，人类文明的悲歌：“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態至盗者，伯乐之罪也。”伯乐之于骏马，几分功罪？只是我们奔走在文明前行的路上，早已回不到“命曰天放”的“至德之世”。

离开江南贡院，短暂旅途，不尽遐思。尽管我们这代人从未受过吟诗做对的文化熏陶，还是尝试着做一副对联，聊述观感：

阅尽盛衰，乌所托神州文脉？

振兴气运，于斯揽吴越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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