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选贤与能,振兴文脉
——从江南贡院看古典中国的选举文明
胡春雨

上一次来南京,自然随着人流,来到了秦淮河畔大名鼎鼎的夫子庙。秦淮自古繁华,而今夫子庙便是其中最热闹的所在。不想一去便吓了一跳,原来夫子庙不仅仅是做买卖的闹市,竟是古代江南的精神文明中心——南京文庙,祭祀孔子的神圣之所。如今随着历史的播迁,拆除了大半,凭着古城中心的威灵,成为最亲民的文旅场所。寻觅历史转折的草蛇灰线,与上海城隍庙的变迁隐隐呼应。于是一半欣喜、一半感伤之余,又在夫子庙不远,碰到了江南贡院。我想其一定有些来头,尽管来不及造访,在门口却看到了把人惊得吐舌的介绍: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南京人不无高傲的宣称,明清两代,在这里走出了全国半数的官员与状元,号称“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文明的展开,自有内在逻辑。科举考试为天下担当着兴起文运、传承文脉,以及塑造人才、选拔人才的重任,一千三百年来,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和民族性格,只能栖守在至圣先师的最高殿宇之旁。江南的富庶与灵秀,同样支撑起江南的文化繁荣与科甲鼎盛,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总是为九州支撑起半壁江山。历史的逻辑有其必然,再访南京,当然不能错过。
人才之盛衰,文运之兴替,由来关乎时代之气运。如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自古是传承文化、安邦定国的大事。无论人类走得多远,总要竖立精神的殿堂,离不开人才为之栋梁。不同时代自然有不同路径,如何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为天下之人竖立安身立命的风向标,是个无可回避的根本命题。千百年间,科举制尽管饱受诟病,但成为不可替代的经典之制,在于把文脉传承与个体追求融合无间,使政治与文化的建设,深根国民的心头,贯通了上下间的脉络。其中的力量,不仅是大唐开国之际,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在《尚书-洪范》篇中,箕子对前来问道的周武王,提出了这样的建国思想:“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我想,倘若理解了这篇大文,在浩瀚的中国政治文明中,方能找到头绪。
早在《礼记》对王制的憧憬中,便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人才的选拔与进用。从“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开始,到“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通过层层选拔与培养,实现从基层到中央的人才储备。其中,以诗书礼乐的文化传承造就人才,以免征税负的手段鼓励人才,以进退赏罚的制度砥砺人才,蕴含了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一道德以同俗……上贤以崇德”的宏伟目标,后世科举制的大思路已经展开。
在荀子对中国政治哲学的阐释中,所谓王制,首先是“贤能不待次而举”,落脚于“中庸民不待教而化”。如何实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的社会理想,达到“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的政治目标?在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在勉力前行,科举便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制度。我们慕然发现,迄今深深困扰中国人的高考、公考乃至种种考试,依然消磨着一代代中国人的青春,与科举有着相通的文化基因。在人生的大考场中,考试制度的罪恶在于,我们恨你却离不开你。
毕竟,无论古今中西,选举乃国之大政。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神权-君权-民权的历史逻辑中,民主选举主要体现为选票政治,寄托了主权在民的崇高理想。多党竞争由此展开,哪怕弊端丛生,依然成为西式民主不可动摇的典范,赖以确立合法性的根基。而维系中国这样大一统的国家,一个“天下”概念的文明共同体,却必须解决一个如何“为天地立心”的政治哲学命题,其中必然有三颗心:政治中心,天下同心,国民向心。如何维护这颗心,成为太平与动荡、升平与浊乱的分野。威武的中国龙,崇尚的是合和。
于是,选贤与能成为中国式选举的主要线索,与西方民主旨趣迥异。在周朝开国之际,确立人才选拔原则时,太公便严肃的告诫文王:“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中国的大地大江东去,欧洲的大地河水西流,当中国的土地陷入黑暗,北美的大陆红日当空。不同的时空,自然有不同的脉络,历史的进程依然如此。政治文明的好与坏,同样是个相对论,孟子所谓“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首先适合自己,否则遑论优劣。譬如用刀叉吃炒菜,用筷子吃牛排,徒然糟蹋了美食,无关中餐与西餐的优劣。
沿着这条路径,秦汉已降,随着世运的变化,中国式的选举制度一路演进。西汉开国之初,庶事草创,如何与贤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奠定基业的迫切问题,高祖下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开启了汉室面向全国公开选举人才的先河。随着武帝复古更化,汉制趋于成熟,汉代通过乡选里举、察举征辟,以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等一系列手段,源源不断选拔出贤良方正、孝行廉能之士,为政权充实着人才,为天下兴起着文运。两汉人才之盛、节义之风,四百年间光耀千秋的文治武功,与选举制度密不可分。降至东汉之末,“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人才的衰歇与世风的败坏相推移,成为崩溃的征兆。
天下大乱,英雄用奇之秋,依托州郡推行的文治精神及察举制度无复存留。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明,救时之弊,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州郡设“中正官”甄别人才的“品状”,即根据其品行才能铨叙天下之士。然而好景不长,在门第强盛的时代,缺乏客观标准的人才选拔,陷入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困境。社会阶层的固化,中央政权的孤立,立国精神的贫乏,与六朝的衰朽息息相关。直到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到来,科举制应运而生,逐步改变了这一局面。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又说:“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在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上,科举制使人才的“公开竞选”更进一步。千百年间,随着科举制的不断成熟,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选拔,天下之人通过传习文化经典,续写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
天下风俗,与政治制度相转移。科举之制,使中国人即立志功名又崇尚文化,不仅是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更是让政权深根于普罗大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征程,砥砺着勤奋好学、进取担当的中国精神,在道德文章间构筑起精神的殿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以想见,国家高悬科举之途,为人生架起了通往彼岸的桥梁,苦海无边却又因人之情,使中国社会濡染在翰墨中。
影响所及,在西方启蒙运动时代,便对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叹羡不已,直接启发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乃至科举被誉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近代以来,在重构中国政治文明的艰难探索中,孙中山先生融汇中西,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构想,便继承了中国固有的考试和监察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数十年间,考试制度的率先恢复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印证着其中的真理性。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让人生出入于科场与官场之间。如此强大的制度,也意味着社会的固化,将无限的活力束缚于有限的考场,足以使中国成为文学的国度,科学却无从发生。当科技文明在西方勃兴,再一次改变着人类文明的面貌,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的大梦。科举制无法适应近代人才培养的需要,反而成为时代进步的障碍。科举出身的张之洞等人,在晚清新政中亲手把科举送进了坟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为近代学堂和科技文明的转轨让路。然而骤然斫削如此根本性的制度,也戕伐着晚清政权的根基,加速了中国社会精神殿堂的崩塌。千秋文脉,一时无复寄托,其深远影响迄今未已。文脉传承与科技创新,终将成为现代中国文明前行的两轮。
卓越的历史功勋,使江南贡院当之无愧的当选为中国科举历史博物馆。科举的时代已经远去,我们仍然颠簸在文明前行的路上,需要看清来时的路。通往博物馆的路上,两旁用一片片中式灰瓦,堆积成鱼鳞的形状,以独具匠心的语言告诉游客:这将是一条鱼龙变化之路。鲤鱼跳龙门,是寓言不是神话。科场的成功者,将从此走向仕途的起点,拥有荣华富贵,成为庙堂上的精英。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一路前行,在艰难中超越自我,由凡俗进入高明之域,便是真正的鱼龙变化。
走在展馆中,徜徉历史的长河,窥探祖先的科举人生。当真正来到考生考试的号舍,却令人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一座座毗连的牢房,只能容得下一张窄窄的书桌,而考生们却要在这里面接受长达九天六夜的折磨!也许,这恰是对士子们的当头棒喝——只有撑得住人生的煎熬,才能迎来光辉的时刻;只有坚强的体魄,才能担得起精英的重任;倘若忘记自我背离了本分,这里正是牢笼的开始。
然而科举的长途,何尝不是人生的牢笼?离开展区,在博物馆对科举历史的总结上,汇集历代名人正反两面的评价,揭示了科举的真相——欧阳修赞赏道:“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号至公。”朱子譬喻云:“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总之,科举是古典中国公平选举不可逾越的典范;顾炎武指责云:“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书,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郑观应批评道:“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总之,把天下之人困顿于无用的指挥棒。
从《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科举制的弊端何可讳言?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生生被“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岂非鲜活的生命?譬如高山,辉煌的背后,总是幽暗的背影。这让人想起庄子《马蹄》篇中,人类文明的悲歌:“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態至盗者,伯乐之罪也。”伯乐之于骏马,几分功罪?只是我们奔走在文明前行的路上,早已回不到“命曰天放”的“至德之世”。
离开江南贡院,短暂旅途,不尽遐思。尽管我们这代人从未受过吟诗做对的文化熏陶,还是尝试着做一副对联,聊述观感:
阅尽盛衰,乌所托神州文脉?
振兴气运,于斯揽吴越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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