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帐谈兵(续集2）

                   人民的好总理2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即１９７１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５０００万人，工资总额突破３０００亿元，粮食销售突破８００亿斤。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１９７３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财政收支平衡。这一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也为以后的治理整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在经济调整中，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打开对外合作的大门。１９７２年根据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拟定的用４３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先进的化肥、化纤技术设备的方案，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经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后于１９７３年初执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提高了我国工业的技术含量，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推进了工业的现代化。　　

（三）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１９６８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１９７０年６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１９７１年上半年更是反复强调批判极左的重要性。④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又一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代表党内健康力量，高举批判极左的大旗，与“四人帮”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使其“文化大革命”以来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生效。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花大力气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一批领导干部；二是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局面；三是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四是迅速打开对外工作局面，改善对外关系。

　　周恩来纠“左”努力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周恩来妥善处理“九·一三”事件后，即向毛泽东力荐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就为军队掌握在党内健康力量手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祸害。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榜样’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容易了。”⑤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特别是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事实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关决议及其“左”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并削弱帮派势力，使党内健康力量不断发展，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积蓄了中坚力量。　　周恩来在其纠“左”努力受挫，并一度受到批判、攻击的情况下，并没有因为时日不多而退缩。他带着病弱之躯，在医院里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筹划着党和国家的未来。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重申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在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定了以他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这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贯彻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计划。他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邓小平。　　三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党和国家的贡献举世公认。他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贡献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深厚的群众基础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有“文化大革命”初《二月提纲》的拟定、派工作组问题、工交座谈会，以及１９６７年的“二月抗争”、１９７２年的批极“左”、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顿，直至最后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种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一定的进展；党尽管道到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但最终战胜了他们。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挥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成为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的杰出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党和人民的斗争不得不表现为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⑥这也就决定了周恩来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是直接地、公开地、大刀阔斧地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才能取得治乱、纠“左”的效果。“文化大革命” 中党和人民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最初大多数人拥护，很多人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动卷入，而青年们大多是盲目的狂热。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人们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也基本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从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但尽力不让运动干扰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运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而力挽狂澜；到自觉地清除“左”的影响，保存党内健康力量，阻止国民经济的崩溃而殚精竭虑；以至最后以重病之躯，直接与“四人帮”斗争，积极筹划党和国家的未来而鞠躬尽瘁。

　　（二）直接原因——高超的斗争艺术　　周恩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艺术，而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形成了别人不可比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运用娴熟的斗争艺术，顶天立地，在那么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如履薄冰地运用毛泽东的威望以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尽其所能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表现了他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运用高度结合的才能，以及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周恩来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考虑斗争策略和方法，采取了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坚持在重大原则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努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回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一切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遏制动乱，稳定局势，减少危害。事实上，他所采取的策略和方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这只有令我们为之赞叹，为“文化大革命”有周恩来的存在而庆幸。同时也理解他的某些违心之举。周恩来曾经说过：“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党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意见。所以正确意见的掌握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7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真实心情和斗争韬略的写照。　　

（三）内在原因——高尚的个人品德　　周恩来是个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完美结合。他的高尚个人品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具有温和、谦逊、平静、忍让的个性，但他温柔而不失原则意志。他的思想感情无不反映先进阶级的愿望、体现人民的呼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极端负责的态度支配了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拂袖而去或直接抗争，而是把自己的进退与国家的安危、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选择了一条痛苦而艰难的道路，尽管他受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攻击、诬陷、围攻，举步维艰，却仍像一条忍辱负重的老黄牛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⑧他在“文化大革命”兴起时，曾对造反派发人深省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几十年还怕这个？”⑨他就是这样，面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挫折，个人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以“入地狱、下苦海”牺牲自己的精神，顶住恶浪，勇往直前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是成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在原因。没有这种品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种贡献。这也说明了周恩来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同时，也使他各方面的才智得到了发挥，并登上其人生境界的最高峰。　

　（四）外在原因——崇高的领导地位　　周恩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贡献，在党和人民中享有谁也无法撼动的崇高威望。这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减少损失的外在原因。　

　周恩来的权力和地位是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奋斗中自然形成的，并反过来用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他从来都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认真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因为他把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看成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因此也就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愿意追随左右，接受他的领导，执行他的决定。他从１９２７年５月起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１９４９年又担任了新中国政府总理，直到１９７６年逝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风风雨雨，领导了党、政府、军队、统战、经济、文教科技、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经历和崇高的威望。他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加上他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渊博的学识、聪慧过人的才智、谦逊求实的品格，使他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大无畏的气魄、杰出的才能、高超练达的领导水平妥善解决复杂的难题，为人民和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　

　“文化大革命”中，地位最高的毛泽东，虽然也有一些正确的决策，在一定范围内纠正错误，在一些重大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但他的主导作用是错误的，造成十年动乱的主要责任当然是他。地位与周恩来相当的，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这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相反，周恩来不仅没有被打倒、靠边站，而是一直处在最高领导层里。历史地看，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心悦诚服，衷心拥护，竭力相助。因此毛泽东虽然对周恩来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从未失去对周恩来的信任，并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他。周恩来的无私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清楚治理国家的混乱局面需要周恩来，对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需要周恩来。几十年来，周恩来都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毛泽东也离不开周恩来。这样，周恩来才有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对党和国家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所遇到的艰难困苦，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他既要竭力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又要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也要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忍受恶性癌症的痛苦，最后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

(未完待续)

                整理编辑者简介：

百元生，洛阳伊滨区人，文学爱好者，古稀之年喜上文字，有多篇散文小说见著报刊，多家文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