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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帐谈兵（续丨）续集
人民的好总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然而山洪一旦爆发，便难于扼制。因此造成了毛泽东个人和整个国家的悲剧。在这场运动中，党内高层有兴风作浪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也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始终存在；同时，毛泽东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地方上也有各种派别。但谁都说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革命”。这场影响了亿万人的“大革命”，其复杂性超越了党的任何历史时期。
（一）“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特殊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到上海同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筹划，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没有参加。会议主要由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讲话，出席会议的张春桥、江青、关锋、戚本禹等还不是中央委员。林彪在会上把他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制造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为反党集团。迎合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论调。当时毛泽东对此是肯定的，并批准将林彪的讲话印发到全党。根据《五·一六通告》还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已被置于一边。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更是仓促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过半数。非中央委员的“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在北大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指挥、左右会议的议程，政治气氛紧张、个人专断之风兴起。全会的最后一天，８月１２日，毛泽东突然提议，增加一项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议程，并提出候选人名单。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全部通过，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人扩大为１１人。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陈伯达、康生为常委。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只为常委，副主席根本不提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打倒“彭罗陆杨”，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紧接着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便靠边站。这场运动对周恩来来说也是突然的。由于１９６５年底到１９６６年中，“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召开棉花会议、交通运输会议和植树造林会议，以及与有关方面研究长江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再加上他处理邢台地震善后工作后，又率党政代表团出访并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因此他甚至都没有全部参加 １９６６年 ５月的政治局会议，而 ６月份后半月都在国外访问。①这在客观上使他较少接触运动前夕的政治斗争。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被迫靠边，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便被毛泽东推上“文化大革命”的前台，并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性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思考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毛泽东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起来革命，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要在“天下大乱”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另一方面对于全国出现的严重混乱状况，毛泽东又设法加以约束，也认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保护了一些干部，要求夺权后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工矿企业、农村生产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业余闹革命；人民解放军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但是毛泽东这种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行为的做法，使扭转动乱的局面十分困难。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只是在严重的动乱局面危及国家政权时，毛泽东才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和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制止局势恶化的措施。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纠“左”和治理整顿彻底进行下去，更不要说在他生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所作所为，既有支持、纵容，又有警惕、批评。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实际上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了发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工具，对文革小组他是不允许别人批评的。毛泽东曾对李富春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９０％以上是对的，只有1～２％有错误，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同时，毛泽东把林彪选定为接班人，并以林彪掌握的军队为实力，统领全局。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但是，当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阴谋不断暴露、野心极力膨胀时，毛泽东则严厉批评，并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挫败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阴谋活动后，又对林彪集团采取“搬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同时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揭露“天才论”的骗局。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他支持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青集团，指出了“四人帮”问题，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予以批评，又挫败江青企图“组阁”的阴谋。这一切也为粉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兴风作浪的破坏性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成了野心家们兴风作浪的天赐良机。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大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勾结利用，又勾心斗角，在极左的伪装下，搅浑政治形势，破坏安定团结。同时，为了各自的利益，“九大”以后，两个集团的矛盾越来越多，对权力的追逐由暗斗转为明争，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出来。林彪集团最后走上武装政变，妄图以杀害党的领袖毛泽东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在毛泽东、周恩来明察秋毫、严加防范下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江青集团加紧对最高权力的追求，进行所谓继续革命。因此，周恩来主持的批林和纠“左”，被他们视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损害他们名声的活动。他们利用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全局的肯定，以及否定批林为批“左”，而应批极右的态度，进一步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又挑起事端，使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同林彪一伙一样，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妄图抓住“组阁”大权，终因毛泽东反对和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斗争而败下阵来。
（四）群众运动展开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广泛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长达１０年之久，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穿插其中，如：红卫兵运动、批“二月逆流”、斗批改运动、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运动都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帜下展开着，影响到全国各方面，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全国的大动荡局面随之出现，而且波及到各个角落，涉及到干家万户。成为运动先锋的青年学生组织了红卫兵。毛泽东以其巨大的威望和号召力吸引了他们充满激情地参加这场运动，并把它推向深入。串联、造反、闹革命直至夺权，各种关系复杂化，整个民族不再冷静。在祖国的大地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广泛的社会力量被发动起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从“横扫牛鬼蛇神”逐步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广大群众接受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的观点，把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不满释放在运动中。当然，群众的这种参与热情，既有真诚的，也有投机的；既有自觉的，也有盲从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许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对它产生的暴力和混乱感到失望，并不断觉醒。这场没有坚实基础的运动终究是要失败。
二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一）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毛泽东一开口，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多达 １１ ００多万人次。加上以后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像的。周恩来发挥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组织各机关、学校妥善接待，并不失时机地、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上正轨。由于周恩来等人不断努力，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串联才停止下来。 周恩来很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和军队。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入档案室，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李质忠前去制止。江青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中，以“破四旧”为名，要搜查档案，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国务院发出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拒不执行指示，操纵造反派叫党组“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并宣布“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②１９６７年８月底，周恩来把王力８月７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和外交部被夺权、英代办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文革小组的另一成员戚本禹于１９６８年１月也被捕。
“文化大革命”初，周恩来支持军队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以后还颁发了“军委八条”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
１９６７年后，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切无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终使严重混乱状态在１９６８年初得到遏制。但由于毛泽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运动根本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二、三年内结束，而是拖了１０年。正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性灾难的打击，并维持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二）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设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保障，并使生产稍有发展。他曾对在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③可是愈演愈烈的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因此，周恩来、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要两手抓，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鼓吹“革命”的文革小组，１９６６年底开始非难和攻击周恩来的观点，认为是以生产压革命，并请出了林彪，他们把“革命”看成至高无上，其它损失都是最小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大革命”的兴起，但他始终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并不退缩回避，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减少经济损失。在工业、交通和农业等经济部门，实施了各种措施，保持稳定。对于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则实行军管。国内形势稍趋稳定时，周恩来便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制定了１９６９年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它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保护老干部，并最终使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战胜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使党和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首要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一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运动之初，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免受伤害，如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要保护章士钊的信，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使许多人渡过难关。
１９６７年“二月抗争”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来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老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百元生，洛阳伊滨区人，文学爱好者，古稀之年喜上文字，有多篇散文小说见著报刊，多家文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