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而不惑？
吴伯贤 北京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汉迄清为止，历代大儒也都认为：迷惑，就是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迷惑。
惑的本义：指生活上失意穷困，缺乏信心，无希望，缺乏尊严的一种精神状态。
年轻时我学了点孔孟之道，今年75岁了，才对此产生了疑问。《我的大学》告诉我：二十岁开始就该不惑。不信？请读《我的大学》。
人生都有三步曲，
廿岁开始不该惑。
我的经历呈粉红，
有人展现灰暗色。
新朋友，老同志，
抓住灵感写回忆，
不必吝惜笔和墨！
附《粉红色的回忆》链接↓
△神秘的崇明岛（上）
△神秘的崇明岛（下）
△父与子
△团票
△我的大学（上、中、下）
△从 "三家村" 到 “北京同学会" 到 ”大学校友群
长篇散文 · 我的大学(上)
一摘自《粉红色的回忆》
吴伯贤 崇明
这哪里像大学，还不如我的民本中学呢。这是我刚进校门时的第一印象。瞧，这个小门是朝东开的，旁边的围墻是带有矛头的铁栅栏做的，门口竖着一块招牌，上面用漂亮的字体写着：北京外国语学院。从魏公村下车后走半里小道就到了这个小门。道旁有块一亩大小的墓地，四周有几颗参天大树，树下杂草丛生，据说齐白石老人安葬于此。一进校门倒是另一番景象。那高大的工字型教学楼，它的南北跨度超过了学院中心的大操场，西边才是正大门。大门外是一条不通公共汽车的小街道，叫苏州街。再往西又是一个大院，北外的行政部门和医务室都设在那里。全校共28个语种，英语法语唱主角。不过，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要追溯到解放前的延安时期，那里有个俄语学院，以俄语为主。到我入学那年，俄语缩成小语种了。我们65届只招了43名学员，梁克任书记，赵辉任系主任。据梁书记介绍，我们这一届学生属于保密专业。我要是没有入团可能进不了北外，因为非团员的名额毕竟有限。这一席话真叫我不寒而栗，要是我的中学没有主动给我那张团票的话，岂不连个政审都过不了关！那我梦寐以求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不就泡汤啦！！要知道，在中学里，我只知道念书，追求个好成绩，根本不知道入团的必要性。说来也怪，连一份入团报告都没交过的我，梦幻般地成了一个共青团员。关于我那团票的故事，容我另抽章节，细细道来，这里暂且不表。
三十多年过去了，四环大道替代了这条苏州街，我这才明白，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正门朝向原来是按照几十年前北京市规划局的要求设计的。北外背对热闹的魏公村，进出校园走了几十年的必经之路一后门，而且是一条半里路长的小道，恐怕这在世界大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要是我的心上人来了，肯定也得矮看我三分。
文革串联期间，我那个初恋的她，和几个要好的女生还真的到过这里，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我同班的一个美女倒是见了我一下，不过没有提起她。她把我从宿舍叫出来，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急急忙忙问了我一句有没有女朋友。我想起父亲叫我给甄名隐送过情书的事，因此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她立即问我是谁？我说是甄名隐。她自言自语道：“噢，我们是好朋友。”后来，她默默地和我站了一会儿。见我比较冷淡，也不请她吃顿中饭，就跟我匆匆告別了。当时我傻乎乎地啥也没考虑，现在想起来，这里有点名堂。要是我热情点，来个脚踩两头船，说不定她能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呢？可我傻到家了，送上门来的喜鹊就让她懊丧地飞走了。后来听说她的婚姻生活弄得很糟糕。有几个同学互相打架争夺她，她一个也不要，我不知她想找谁，难道我是她的一个后选人？我为什么不请她吃顿中饭呢？因为当时我很穷！穷得兜底朝天！！连我自己吃饭的钱，都是今天问这个，明天问那个要的。没有助学金，农村收成不好，党组织又瘫痪了，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每天半夜饿啊，胃痛啊，可是谁也不知道啊！这样的日子，我好像进了十八层地狱，接受着小鬼老鬼恶鬼们的折磨。我几次进了鬼门关，那个阎罗王把我赶了出来，说我不够格，要我回家为老父亲送终。他怎么知道我父亲快要死了？难道也来报到过？噢，都是饿鬼！都闯过鬼门关。这是我到了70多岁才醒悟到的，可真是人生感悟。我感到了做父亲的难处。后来，我也趁着免费大串联，来到了中学同学芳芳家，她让我去找她的邻居，那是甄名隐的大学同学郁英，是她让我明白了真相。她告诉我，甄名隐变心了，跟她们一道到了北外故意不见我。后来她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也一道告诉我，说她被学生会主席脚踩两头船，弄得失恋了。其实呢，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她是文革造反派，我是一个“保皇派”，我们分道扬镳，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几乎是一封絕交信，气得我回信说：“何必当初？”但她在信的结尾安慰我说：“将来还是好朋友”。
是啊，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后，还是有点来往的，互相问问对方的婚姻状况。她叫我上她家给她做气功按摩，证明她跟我还是友好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她没有把我看得一无是处。我知道她很欣赏我的那套行云流水般的青年拳。我还教过她几个健身的太极拳动作呢！
这些拳术是民本中学的体育老师翁新福教的，他一共教了我们三套拳，一套初级长拳，一套青年拳，一套简化太极挙。我不但终身不忘，而且还走到哪里练到哪里。高三时，我住在庆哥家，经常和他对练，他打上半部，我打下半部，合起来就是对打。翁老师还请来过南拳冠军，听说他会气功，我对他顶礼膜拜到了着迷的程度，梦想着将来某一天也成为气功师。每次武术课，翁老师对我和庆哥特别关注，手把手地教我俩对打。到了大学，武术教练见我天天练习青年拳，说:"哎，你打的是青年拳啊？来，我和你对打”。垮垮垮，一阵旋风般对打后，他给我纠正了个别对接动作，于是称赞道：“打的不错，叫什么名字?”等我说出我是俄语系的某某某后，他说：“加入我们武术队吧，每天下午四点，在操场上集合。这套拳是我的老师创立的，他集合了全国所有的武术老师新编的一套拳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攻击性"。他比划了几个动作，又接着说：”瞧，个个动作都往要害打，西安两个青年对打，失手了，打死人了，所以现在禁止了，只能练练长拳之类”。就这样，一套青年拳，使我练出了功夫，还得了个知己，这和我后来走上气功之路不无关系。有一次俄语系开了个新老学员联欢会，大家各显神通，有的唱歌，有的献舞，我的节目当然是青年拳啰！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招式，我被提拔为系学生会体育部长，还被拉进了学校的舞蹈队，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中日青年大联欢。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过好几批日本青年，把他们激动得涕泪直流。我去的那次联欢会，印象太深了，谁是日本人谁是中国人，在那仙境一般的水银灯光下，个个都象仙人下凡，一会儿手牵手跳舞狂欢，一会儿签名留念，签名签到了白衬衫上，凡是能签名的地方都写到了。国庆狂欢时，天安门广场上也少不了我那踩雷般的舞姿。嗨，真是出尽风头。
说起我的大学生活，还得从我拿到入学通知书谈起。那天已经半夜三点了，还是不能入睡，枕边那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弄得我像范进中举一样，別说进不了梦乡，简直是疯了，发疯了！怎么啦？我怎么也不信啊！从躺下到半夜，不知看了多少遍，就是信不了这是真的。 这不是在做梦，看，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印呢！这是我那好友庆哥亲自送来的。早上，我出早工回家，看到庆哥来了，欢迎欢迎！原来他不是来玩的，是送通知书的！他离我家三十多里路，这么早就到了，那该起得多早啊？！他坐在我家门前的矮凳上静静地等我，等啊等，我终于被他等来了，裤腿湿漉漉的吸够了露水，双脚沾满了泥巴。“侬录取北京外国语学院嘞"，庆哥边递过通知书，边用纯正的上海话对我说。“哈，开玩笑！ ”我边回答边接过那张纸一看，喔，真的！可是白天好好的，确信无疑，晚上睡觉了，怎么就信不了了呢，还要一次一次反反复复地去考量？！第二天一早起来，由于长时间失眠，一下床就觉得昏天黑地，浑身冒汗，脸色刷白，手掌也是白的，血上那去啦？瞧，都从鼻子里出来了！糟了，真的成了范进了，那可咋办呢？我赶紧往鼻孔里塞上棉球，横躺在床上止血。虽说这个方法不科学，但还奏效。不一会儿功夫，没事了，要是真的成了范进，那可惨了，我那个杀猪的舅舅肯定也要急坏了。说起这张录取通知书，可来之不易啊。大家都知道，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让班主任一个个地辅导，如何填写志愿表。班主任朱老师，三番五次，叫我把志愿填得低一点，我不听，不料连校长顾定一也出面了，高压之下不低头，我说：“考不上我回家种地去！” 就这样，我有幸进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买了本日记本，请顾校长题字，他感慨地说，啊，你这是全靠自己，说完在我那崭新的本子上写了四个字：戒骄戒躁。我是七岁半开学的。那时规定，满八周年才能报名，还差半岁呢。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报名的情景。不管我父亲怎么请求，老师不准我入学，于是我父亲把学费往老师桌上一放，抓起两本课本，赶紧拉我往外跑。这样我提前一年开学，才有机会成了毛泽东时代的末代大学生，要是晚一年开学，就没有机会读大学，因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北外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红卫兵的一次抄家。学院搞了一次抄家展览，最醒目的是，有个校医，被抄出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装，军刀，真是个不小的医官呢，说他企图变天。其实呢，这个校医平时对学生态度不好，因此遭了大灾。我们俄语系的个别学生也去造反，抄了些啥呢？这个，当时被打成日本特务的蔡毅老师有话要说，他的银行存折被我们年级的学生抄走了，他知道是谁来抄走的。后来他的特嫌解除后，又升了官，他的3000元银行存折又物归原主了。要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活活打死了，恐怕没人出来还他，死无对证！
运动波及到了课堂，停课了。教学楼四角的大教室成了大批判的战场，不知是谁们写了一大屋子的大字报，一排一排挂得满满当当。我们这些刚入学一年的学生，对学校情况啥也不了解，不过，班长武哥给我们安排任务，去大教室轮流帮他们看护大字报，防止有人破坏，这也算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吴伯贤 长篇散文：我的大学（中）
在文革期间，教学楼里的小教室，成了各个战斗队的办公室，有的成了恋人的同居房。过去那个拿着手电筒专抓学生谈恋爱的院长张钖俦倒台了，没人管他们。有的女学生肚子大了，打胎需要证明谁是孩子的父亲，因此弄得众说纷纭。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我，但我无力扭转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处在无政府状态。图书馆楼里的图书，被当成封资修的货色，撕得满地都是。学校的大操场，成了大型武斗的角力场。一长队手执长矛铁棍的敢死队员，从操场东北角的法语系宿舍楼直冲操场的西南角，企图劫持另一派的送饭车，不让食堂大师傅送饭给旧图书馆楼里的另一派学生，于是，图书馆楼里立刻冲出一队武卫者，两队刀对刀，枪对枪的对峙着，谁也不敢再近一步。过了几天，有个叫张星武的教员，被一帮学生活活打死了，据说为首的也姓张，文革后对他进行了查办。俄语系有个叫曹红军的，被一帮学生套在麻袋里被打得遍体鱗伤，我班的杨哥发现后立刻报告了工宣队，这才免于一死。幸亏老杨身强力壮，没人报复他。所有这些，校史展览无人提及，还有关于批斗极左分子的档案材料，据说上级有令，一律封存。当时的支左部队，支一派，查一派，被查的一派几乎全成了"极左分子”，后来发现被支持的那派也有清查对象，于是下令说: 别查啦，再查两派都是啦! 这场运动过后，那些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个个地成了灰溜溜的极左分子。我呢？跟鲁迅先生学了点“反潮流"精神，坚持独立思考。干任何事情，总得有一条线，过了这条线，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什么到政府机构前安营扎寨啦，打砸抢抄烧啦，我是不会去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十分孤立。在那些革命造反派眼中，我属于另类。经过清查运动，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真是时来运转。后来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特殊照顾，系总支书记孟岩，亲自驾着小汽车到我的接收单位一总参机关，要求他们不要把我分到外地去。在我校方的一再努力下，我那接收单位又重新下达增员指标，在层层征得基层单位(局、处、科、组)的同意后，我的名额终于落在了北京。这是我那领导机构(司令部)的接收大员一年后告诉我的，可学院领导至今没有向我透露过。后来我从李侨健老师处得到了证实。我说:“谢谢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李老师说:“不必啦，好好地工作吧。” 说真的，我的工作确实很努力，在16年的军队生涯中，我用英、俄两种语言做翻译工作，四年受到嘉奖，一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就凭我的档案记录，在转业时很快被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录用。在新的工作单位，与香港经济导报社合作出版中英对照的《中国机械设备》国际广告杂志。工作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只是脱下了军装，換了个办公室而已。
我是一个幸运儿，在那些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有贵人相助。在那纷乱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直偷偷地坚持攻读我的专业，要是被人发现我在抓外语学习，那是要被说成"只专不红”，或者叫"白专道路"的。有一次领导让我看管一个被审查的老教师李新春，我被佩哥发现向他学习了几个外语词组，于是得了个口头警告说: "这样很危险" 。虽然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但我总是感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只能跟同学们下下象棋，练练毛笔字。有时和他们下乡干干农活，到铁路上去当当义务列车员，顺便回家看看爹妈，会会中学老同学。我还记得庆哥，梅梅，东哥，明明和芳芳等中学同学们，今天去你家，后天去她家的小串联。明明还拉着我到梅梅所在的中南矿冶学院(长沙)去串联，后来他们成了夫妻，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吴伯贤 长篇散文: 我的大学（下）
一摘自《粉红色的回忆》
在大学里，我曾经用笔名“臣又貝"写过一些大字报。这是我吴伯贤的"賢"字解体。那是在学校的一次整党活动中写的，目标是那些师资队伍中的党员，他们在开门整党中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臣又貝见党员们冷冷清清，就糊了几张造造气氛的大字报。要知道，像他那个年级的雒哥，因为写了一部小说，反对“早请示，晚汇报”，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种大灾大难的事与这个"臣又貝"没有丝毫瓜葛。这个“臣又貝”一向比较随和，从不与人结怨。文革初期，少数派得势后分裂成了两派。原来的多数派经过分化瓦解，纷纷加入了其中一派。臣又貝虽也入了一个组织，却从不参与派性斗争，偏与对立派的同学一起，要么与李成宇一起去四川串联，要么与于晓漁、陆德福、张华周、刘文、马依群和李晓玉等一起去武汉列车段当列车员。他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合影。部队进驻学校后，支左支的是他的对立派，清查他那一派的所有成员。结果查不出他在这场运动中有过什么极“左”言行。大家对他了如指掌。因此，他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是，在毕业鑑定中还是被写上了什么“阶级斗争觉悟不高”之类评语。
他的大学，说是专学外国语的，但由于处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成了政治大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可不愿庸庸碌碌，无所事事。他要是认准的事，也是非干不可的。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外语学院开始了批极“左"运动。他用真名吴伯贤，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揭发本组织负责人去公安部找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释放反总理组织负责人刘某的事，这件事后来遭到了报应。你可不知，这一下给他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他经历了人生中许多个最为黑暗，最最孤独的不眠之夜。有人在教学楼东北角的大平台上向他扔过瓦片，差那么一点点啊，那次要是打中了，也就沒有他的今天了。这块从他耳边呼啸而过的瓦片，啪地一声落在水泥地上被砸得粉碎，这是在提醒他，校园不能待了，可不能越过这道封锁线啊。于是他身无分文地到处流浪。学校宿舍进不去，老家也不敢回，怕老爸生气。本来一家五口人因为供他上学在挨饿，他哪有脸面回家吃饭呢？上海的军医大学施培处，被人家当作小偷，挨过搜身。虽然后来抓到了真偷，但他不好意思再去了。庆哥的上海交大，他也不能再去麻烦他，去哪儿呢？他想起了中学班主任乐万春老师，家住上海老西门。乐老师是他高中的班主任，俄语水平很高。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一本厚厚的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他考上了大学后，第一件事，也去买了这样的大辞典。每次见到这本字典，他就能想起高中的乐万春。高中毕业后去过他家，在上海老西门。这次他走投无路了，又想到了乐老师。一上他家，大家都很高兴。乐师母有个妹妹叫王宝莲，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临别时，乐老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是写给王宝莲的信，说该学生是自己人，如遇困难，请帮忙解决。他带着乐老师的亲笔信，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王宝莲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晚，她丈夫回来，与臣又贝同床睡觉。她丈夫跟他聊了起来。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这位老军人一听他说的校名，立刻火冒三丈，说：”你们北外两派凭什么要批判陈毅？”好家伙，被窝还未捂热乎，差点把他赶了出去，弄得他整夜躲在他的背后没法合眼。第二天一早，在王宝莲的婉言劝说下，臣又贝灰溜溜地离开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多么好的一个饭碗又砸了。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讨饭。他埋怨自己不该冒充"红卫兵"，要知道当时“红卫兵”多么吃香。他去大串联，就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免费乘车，免费食宿，免费周游全国各地。他是六六年九月中旬离校大串联的，冬天流浪到了新疆的大街上，去过塔里木农垦大学，到过石河子。身上穿的是单衣，幸亏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给全国大串联中的红卫兵发放棉衣。回校时从新疆带回来一件羊皮大衣呢。组织上对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很照顾，走到哪儿，免费吃到哪儿。可千万没有想到这位老军人对红卫兵恨得如此咬牙切齿，差点就在当晚把他赶出家门。当他再去乐万春家时，虽然还像过去那样友好，但他们都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 一想起自己的苦楚，泪珠禁不住嗽嗽地滚了下来，胸部抽搐得嚎啕大哭一通。
这就是我的过去，这就是我的大学。我很想忘掉过去，忘掉那个不愉快的文革生涯。可是我的老班长武哥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偏要在微信群中拿那个”臣又貝"来调侃。
我的老班长比我们年纪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斗争性比较强。在一次批判“三家村"的会上，他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刻。每次大批判发言，第一句总是自虐道："我是个炮筒子"。我忘不了有一次早晨出早操，突然胸部神经痉挛，不能动弹，无法出操，只好向他请假。后来他见我也能活蹦乱跳的，不像有病，于是不分场合，老说我“装病“。我是有口难辩啊，心想，只有等我si了，才能让他心服口服。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的任课老师刘光准特地把我带到北京阜外医院去做X光检查。他帮我找了辆自行车，骑在前头给我带路，时不时地回头关注我。我不知他是怎么知道我胸痛的，我更不知班长是怎么向他汇报的。因为我没出席早操，这一切对我是个谜，但愿他没有在我背后也说我装病！多少年过去了，听说刘老师已驼背了，很想去看看他，就凭他给我花去的检查费，我该报答报答他。我在大学同学微信群中约班长一起去，他却避而不应，大概我提起了当年刘老师带我去看病的事，勾起了他的回忆?！其实呢，我至今不怪他，因为他不知道我当时没有助学金，经济非常困难，经常饿得胃病发作。后来我跟着红卫兵串联靠讨饭度日，他也不知道。他是个好同志，有话直说。不过，刘老师没信他的“装病”说，反而对我有帮助，你说我该不该谢谢这位心直口快的老班长呢？
孟哥在我困难的时候经常接济我。他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当兵，不过退休后在北京安家落户，过着幸福的小康生活。可是他在大学期间，吃了不少派性斗争的苦头，对立派把他围在湖北沙洋农场的一个湖边，几天几夜轮番批斗，半夜回到我住的茅草屋里还要清洗痔疮带来的痛苦。我没有吃过孟哥这种苦头，要不，被整死了也难说，因为我这个从农村来的自费生，长期营养不良，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弱不经风，体质也没有他那么皮实。回顾我的大学，之所以没有犯这种那种错误，这要归功于我中学里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朱玉琨，是他教导我“要向雷锋同志学习，要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在八年的大学生活中，我没去参与打、砸、抢、抄、烧，也没有批斗过任何一位老同学，即使他们被打成“反革命”或“五一六分子”，我也没有人云亦云，落井下石。唯一用真名写过的大字报，那是揭露批判本派负责人的错误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八年大学生活中的一份政治答卷。我不愿做唯我独革的“左派”，也不愿做被他们鄙视的“逍遥派”，我选择了一个孤身奋斗的“反潮流派”。 我的外语学业几乎没受停课闹革命的冲击。除了从俄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中自学俄语外，还跟英语系的逍遥派学了点英语 。 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独当一面，用英俄两种语言翻译军事资料，还利用业余时间在《苏联文艺》杂志上发表过几篇俄译中小说，加上一本英文译作，被外文局定为俄语副译审。如今，我退休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与这“副译审”有关。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末代正统大学生。我的大学是一所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学习与提高的大学。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主张的，要让我们这代年青人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有人在这大风大浪中死亡了(俄语系学生李书炎卧轨自杀)，有的犯了极“左”错误，得到了深刻教训。我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小心谨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更不怕孤立，在别人犯错的同时，不断地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当我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没有被大风大浪吞没而感到欣慰，我为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健康的人生道路上感到自豪。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各自的小秘密，有人愿意把它带进棺材，有人愿意把它写下来，留与后人，让他们从中了解历史，借鉴经验，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属于后者。<本文上、中、下>完
网名alexander,上海新诗苑群主，《黄浦江诗潮》副主编，《上海滩诗叶》常务副主编，《上海格律诗词社》副社长。1946年生于上海崇明岛，196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1970年毕业后留校进修。1973年至1989年在解放军总参某部工作，中校军衔，副译审。1989年至退休，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与香港经济导报社合办中英双语国际广告杂志《中国机械设备》。2018年发表网络长篇散文《粉红色的回忆》。2015年起建立《上海新诗苑》微信群，将互不相融的古诗与新诗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研究一种新旧诗兼容的诗体裁，用时语简明易懂地写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使读者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因注重研究新诗与旧诗的韵律兼容术，故简称贤体新诗。其代表作有:新诗+七绝《初恋》、岛翁吟+五绝:《谁都说俺家乡好》、时语填词二首:卜算子·《重见蓝天》)，七律《战瘟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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