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生活的文学存照

——读穆希超先生日记《跬步三十年》

尹燕泉

穆希超先生的五卷本日记《跬步三十年》（1980—2010年，华龄出版社出版），把我们带进了两个世界。

一个是骨感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以作者的家乡为一端，先后连接学校、党政机关和国企，笔触所及，乡村都市、工厂煤矿、车站码头、旅舍酒楼、边陲风光与异域风情尽收眼底，在悠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作品呈现了形形色色的人，林林总总的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转型期的沧桑巨变，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

一个是作者的精神世界。从某种角度看，这部作品既是普通人的生活史，也是作者的心灵史和奋斗史。我们的作者，有着热爱领袖、对党忠诚的红色情怀，“老三届”人坚毅顽强、直面艰辛的奋斗精神，农家子弟质朴宽厚、坦诚正直的品格和深厚的土地情结，以及稳重细腻、乐观幽默的独特气质，既是一个竭尽忠诚、廉洁自守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体恤基层、关注民瘼、关心国家命运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崇尚知识、酷爱读书、爱好写作的知识分子。

读这部作品，我们常感到作者是在刻意收藏记忆、存储历史。在个人著述蔚成风气的今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拿起了笔，记述家族的衍变、家庭的变迁和人生的遭际，开创了个人叙述的伟大时代（当然，据《自序》可知作者记日记的初衷只是自勉、自悦）。个人叙述不同于教科书所载的历史，如果说历史教科书的宏大叙事是历史的骨骼，那么个人叙述则是历史的血肉和神经；前者记述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而后者则以普通人亲历亲为的凡俗的生活，使历史具有了温度和感情。只有教科书宏大叙事的历史是不全面的，更谈不上叙事的个性特点。在森林般的个人著述中，这部日记也独树一帜：她不同于回忆录似的著述，她是生活的即时记录，保留了最真实的生活细部和最本真的感受；她也不同于那些以日记为载体、以虚构为手段的文学作品，她的大部分文字是严格写实的（少数作品如小说、报告文学等，人物有原型，事件有根据，只有细节的虚构与渲染）；自然，她也不同于那些备忘录式的日记，她是以鲜活的文笔记述历史、描写生活的文学作品。简言之，她是历史的，也是文学的，是一部历史与生活的文学存照。

这部著作的最大价值，是记载了历史。

作者日记记述的三十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三十年。这举世瞩目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说，引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日记记述的三十年，是我们国家拨乱反正、浴火重生的三十年，也是波澜壮阔、曲折震荡、成就辉煌的三十年。共产党人既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也是站在潮头的改革先锋。作者以奔涌的激情讴歌了改革开放时期的英雄，记述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优秀共产党员在社会转型期的风采，如平阴企业改革家孔祥存，农村改革的旗手殷景玉，崔山头村支部书记崔阳美……写得最感人的是作者家乡的老干部邱国荣和中栾村党支部书记刘洪臣。邱国荣对产量指标在“动了杆杖”之后“再按原先的产量定指标，实际是订高了”的透彻洞察，对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和特权的深切忧虑，以及请作者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高度责任感，表现了这位生命垂危的农村老干部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刘洪臣心系群众，任职后事事不忘群众：把扶贫款发给赤贫户王耀祖，让王养鸡脱贫；求亲告友四处借钱，殚精竭虑办集体砖厂；不顾内弟反对修改合同，“使利益向集体倾斜”，所思所想充分表现了一个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党员干部崇高的精神世界。许多党员干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工作中体恤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们身上都闪耀着坚守信念的光辉，使人可敬可亲。

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源自农村，作为农民子弟，作者亲历了家乡（包括作者的第二故乡平阴）的改革，日记以信史般的笔触，用大量的文字记录了家乡改革开放的珍贵影像，记载了农民父兄真实的生活状态，记载了他们苦乐参半的寻梦之旅。这些内容在正史上、在公开的媒体上是难觅踪影的，然而作为史料又是不可或缺、难能可贵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农民的命运。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改革从大包干开始，引导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小康之路，同时也经历了分娩式的阵疼。作品记录了家乡联产承包时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1981年秋旱，1982年春缺粮户“占三分之一”，母亲说“春天脱不了讨饭去”；老G重操旧业，“又讨饭去了”；“刘光河也断顿了”；而穆XX一家已经揭不开锅，全家五口“出了全勤”参加生产队劳动，就为“抽嘍抽嘍”地喝集体“免费”的糊涂以果腹，这一切简直就是一曲人民公社的挽歌。日记写出了这场改革的全部复杂性。我们看到，在农村，这场改革也是在争议中前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旧的机制被打破，而新的机制却没有应时建立，那些鳏寡残病顿时陷入困境，于是引发了改革中的阵痛：“八万爷们家不行了”，“刘XX也不行了” ……周玉香退学，李淑英退学……少数贫困家庭的学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黄金机会，也暂时影响了某些人对这场改革的认同。然而农民是最实际的。在这场伟大的改革中，他们的收入显著增加，尝到了甜头，所以大包干很快就成为农民的强力诉求，这种诉求与政权的强力推动相结合，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此，农民获得了通过挥洒汗水，追求家人福祉的权利。这场改革更为重大的意义是，改革剥离了农民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能够充分发挥特长，勤劳致富。于是，原生产队长李长生重新取下“在梁头上放了二十多年”、“熏黑了”的扁担，做起了他所擅长的豆腐脑生意，“早晨六点多去，九点多回来。到家把担子一放，围着炉子，喝上一壶香茶；热天的时候，到南大坝上一溜，好风凉、痛快呢！”这番话不由使人想起几千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圣人的弟子畅谈“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理想。另外，农民还可以各展其能，使出十八般武艺，利用多种途径增加收入。日记写2000年初邱仲秋谈过去一年的收入，自认为“还可以”，“喂一头猪能挣100多元，一年出栏20多头猪，种粮食、轧挂面、卖散装水泥都挣了不少钱。”而邱明臻则谈了自己对时代的感受：“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公道得多。你只要不犯法，什么都可以干，你只要有本事尽管施......以前的接班制度就不合理，同样是人，因为他爹是工人，是干部，就接班，就顶岗，就享福，那才叫不合理！”这是肺腑之言。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种菜、种棉、养鱼、经营果木的个体户纷纷出现，乡镇企业特别是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农民迅速获得了温饱，1981、1982年间那样的饥荒一去不返，也出现了任金良、穆希忠这样的致富者。与此同时，农民开始走出土地，希德、希山这样的第一代农民工还不能完全脱离土地，而下一代则不同，海云进了特钢厂，春英进了玛钢厂，明云自己做建材生意，春莲学了理发技术，董峰、春江也去了城市打工。当作者的两位老人长眠于汇河岸边，作者一家也彻底离开了家乡，整个家庭完成了由农民向城里人的美丽蝶变。这一切，真实地体现了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否定了人民公社大轰大嗡大呼隆式的共产主义实验，坚定不移地还农民一个用汗水换取收获的自由之身，给农民以新的生活方式，给农民以致富的梦想，这是改革开放最具历史意义的壮举。但是，初始的不完善的农村改革制度和现行体制的权力任性，也恣意地加重着农民的负担，作品记述的30年，是广大农民满怀大政方针给予的希望，执着追寻希望的三十年，也是承受重负、步履艰辛的三十年，特别是那些弱者，生活实属不易。

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之初农民交粮棉之难。计划经济寿终正寝的前夕，农民交粮棉由生产队集体交改为家庭自交。1984年的“交粮难、交棉难”的两幅图画，把农民的艰辛记述得令人刻骨铭心。农民卖粮经常是全家上阵，辛辛苦苦拉至粮站，说不定还要卸车翻晒；为卖棉花有时需要“扛着被子”排队挨号，“为了抢那个过棉花的筛子，不惜将褂子或裤子扯破”，甚至为此开骂开打。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视力近乎零，妻子不中用”的老G交粮的戏剧性一幕令人唏嘘，他的“既干净、又饱满、又鲜亮的上等小麦”先是被拒，当他决定拉回家的时候又被“照顾”，目的是要尽快拿走他本就不够吃的粮食，不然，连这些也不能进入国库了。弱者处于困境，而“完粮”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再看看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名目繁多的摊派。好大喜功的政绩冲动，使县乡两级政权把筹集资金的目光盯住了农民。大包干后，农民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大幅提高，生活负担不断加重，而基层政权的集资、摊派、“捐款”等额外负担纷至沓来，负担之重，持续时间之长，令人深长叹息。例如被央广“新闻纵横”曝光的平阴孝直镇赵桥村“农民负担苦不堪言”的情况，在记者访问的4户家庭中，“有一户交上每人平均163元的集资提留钱，家里还剩46元；另一户全部交上，还欠216元（见卷三1997.1.2）。”1992年作者家乡的王支书“说起群众负担、上边的摊派，他们只是摇头叹息：今年全村卖了26万斤小麦，7万多元，一分钱也没拿回来。”不仅乡镇政府把农民当成提款机，村官也向农民摊派，例如某村大办企业亏损几十万元，村官把债务转嫁到村民身上，作者的亲戚“没法，折变了不少东西，尚差三十元，共交了1500元。”甚至订报刊也硬性摊派，如2001年的某镇，“大村一年订报费一万六七千元，小村还六七千元”。为减轻农民负担，上层决定从1993年开始实行“负担卡”，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 ，“因为可以从5%以外收取专项集资”。基层政权还巧立名目，硬性集资，如2005年作者村里又收集资，“不过这次不叫集资，叫教育捐款，每人12元”，“虽然叫捐款，但不捐不行，捐少了也不行。”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子在体制。现行集权体制下，下级的提拔升迁，决定权在上级，为了出政绩同时也是为上级出政绩，必需集中人力财力，而人力财力必然由农民埋单，这直接导致了集资数字“空降”现象：原来这些集资、提留是由农民的人均收入按一定比例收取的，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却如大跃进时代一样，“上边按奔小康的目标分配数字”，致使“上报的农民的人均收入数字直线上升（里面自然有很多水分），使加重农民负担成了合法”。这一点，乡镇干部的“怨气”是最好的注脚。他们说，负担“是从上边来的”，“上边开了口子，搞达标活动，如教育达标，好是好，但标准很高，有些脱离实际，如江泽民所说，北京市、上海市也办不到。基层组织达标，活动室要买照相机，彩电等。还有‘三通’工程......农民掏那么多钱，哪里受得了。我们不办又不行，县里逼着我们办。县里开会说：谁不办就是砸县里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为此，有的基层政府或村政权任意制定土政策，这些土政策害苦了农民，而上级却听之任之。一个村官为逼摊派竟以抄没家产、断水断电相威胁，甚至出现了农民走投无路，被逼自杀的惨剧。当我们的领导人赞颂事业特别是农村事业的大发展时，有谁想到一个简单的道理：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又有谁想到要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孩子上得起学、老人有病看得起医生呢？

我们再看看社会保障之外的隐痛。我们的农民父兄不仅生活在重负之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保障之外，老无所养、病无所医是他们普遍面临的的生存困境。日记记述了2004年“在肥城矿务局当门卫”的族叔允亮的一番话：“那里的退休工人、干部，五六十岁，身体棒棒的，成天玩，逛商店，遛狗、喂猫，坦活着呢！他们要在农村正好是棒劳力呢！”且不说干部，就连经受过下岗阵痛的工人，也使允亮叔羡慕不已，因为自己的生存状况远远不能与之比肩。在农村，很多花甲老人、古稀老人，依然为生存而奔忙：七十多岁的赵贵常二叔在联中看大门，允金叔年近八秩还起早贪黑赶四集贩卖青菜、烟叶，七十多岁的丛长河四婶脚蹬三轮，为多卖一分钱舍近求远，“到马坊工人新村卖白菜”。病无所医也是农民特别是农村老人普遍面临的生存难题，“刘光泉这几年心脏一直不太好，早期的时候想治疗，却又把钱都用到修盖屋上，房子盖好了，病也沉了......”刘光盈病沉，仍在饭店看大门，不得已要住院，他说：“到医院里看看就回来，那里花钱太多，孩子们又没钱。”40来岁的邱仲让患肝硬化因家贫无钱医治,“在地狱门口徘徊”；在医院做化疗的庆华二嫂一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买了药剩下4块多钱，连吃饭的钱也快没有了”，“他们对治病充满希望，也满腹忧愁：钱，钱，钱啊！”我们再来看一个普通的、中等收入的家庭——叔父一家，全家人勤劳节俭，父慈子孝。2002年婶子患眼疾，叔父说了一句悲情的话：“不治了，治是死，不治也是死，治病还要花钱，手下又没有钱。”实际上他有刚卖玉米的400元钱，但他绝非不关心妻子，是因为那些辛苦钱还要用来对付一年的用度或急需。而2006年婶子因心脏病发作住院，病情稍缓就要出院：“输完这些水咱就回家，咱哪有那么多钱啊！”叔父婶子对疾病的态度很有代表性：能扛就扛，他们不敢面对医院这台吸金的机器。1999年9月，父亲告诉作者，“村里最近又走了十几个”，这个“最近”的数字，多么令人痛心啊！

读这部作品，我们常为罹患“孬病”的庄邻人数之多感到震惊，为贫困造成的阵容庞大的光棍队伍感到心痛。写至此，我们不禁想起书中写到的繁华都市拔地而起的森林般的楼盘，宽阔的、传送带般的公路以及划着优美弧线的立交桥：亿万农民工的廉价劳动改变了世界！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让他们吃上了馒头，而花样翻新的“土政策”却留下了他们数倍的汗水。作品告诉我们，那种说农民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农民都富了的论调，并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是，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分得改革开放蛋糕最少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真正富起来的是少数，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还十分脆弱。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的大政方针坚定不移的给了农民用汗水换取收获的权力，而我们的农民父兄最不缺少的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三十年来，我们的农民父兄步履艰辛，但依然满怀希望，坚毅前行。

日记还记载了其他领域的改革，记述了三十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当地的投影，记述了那个既给人希望又充满忧虑的时代。

日记记述了教育、医疗卫生和企业改革的情况。改革开放之初，教育十分落后，公办学校经费严重匮乏，平阴七中给学生布置收干草任务，“统一卖给生产队，以缓解学校费用窘迫”；农村改革的成功，也给了学校改革的冲动，1982年某小学“试行联教计酬，即根据教学质量评定工资报酬”；随着机构改革的大幕开启，学校实行“岗位聘任制”，某学校教师“要下岗10%，搞得教师们惶惶不可终日”；高中的高价生开始出现，高校也开始收费，民众教育的成本大幅增加，而教育一旦和金钱挂钩，势必损害公平，“贫困家庭的孩子真上不起学了”；另一方面，教育快速发展，作者家乡的不少农家子弟走进了大学校门，有的还进了北大，而作者的儿子也成为博士。日记记述了改革开放之初公办医院的慵懒；之后医改登场，医院开始“向钱看”，“医院也实行了责任承包制”，因为挣不到钱，往往“对公费医疗的病号”“下逐客令”。医院垄断药价，大幅提高药价；过度医疗普遍化。整个三十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缓解，受害最深的群体仍是农民。高额的医疗费用，也是产生日益增多的医患纠纷的根源所在。医院公益性的退席，偏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日记还记述了国企改革的情况，记述了杨庄煤矿、平阴铝厂等国企在改革前，工人因拥有计划经济的铁饭碗造成的怠惰作风,而企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停职留薪的举措出台，继之是下岗潮的来临……面对严峻的现实，企业改制开启。

日记记述了一些重大事件在当地的投影。例如，1983年的“严打”，平阴县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只是给几个小毛贼判了刑”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中，1988年平阴县“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抢购风”，而“银行里多少年‘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铁律不攻自破：提取个人存款，超过一定数目要由行长批准”；1994年的“一二三工程”，源于高层的推动，这场以大跃进时代“大呼隆”的方式招商引资搞工业的运动很像一场闹剧，就日记所记，我们没有看到成功者，倒是看到河北清河等很多县份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一批官商，“在清河县，可以卖户口，卖干部，卖合同工，卖局长”，为封建社会的史学家所不齿的“卖官鬻爵”，在这里却大行其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整党和贯穿九十年代的学习“三个代表”的活动，我们只看到一些“认认真真学文件，扎扎实实走过场”的场景，却没有看到这些活动取得的“突出”成效。日记记述了学运及一些不见于媒体的重大事件。1989年的学运震惊世界，日记特别记述或引录了国际友人、人民群众、机关干部和各界人士对这场政治风波的看法。济南市委某副书记在市党代会上的落选、平阴县委某书记在选举市党代会代表时落选，显示了党内民主意识的提高；县农技局干部上访，朗易公司百人集体上访以及其他一些上访活动，则表现了党外民众维权意识的觉醒。1996年初发生的打砸县委的“旧县事件”举世震惊，作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用2.5万字的篇幅记述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对贫穷的恐惧，对承诺的不信任，特别是有关方面工作的不到位，引发了这起事件，而引发这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值得人们特别是执政者深长思之。

日记以大量文字记载了党政部门的一些执政乱象和国家肌体严重的腐败状况，显示了我们党的执政困境、从严治党的必要性以及开展反腐这场输不起的斗争的紧迫性。作者作为公职人员的一员，对公职人员状况及集权体制的运作有深切体会。让我们先看看公职人员的队伍和党政机构。我们的公职人员队伍人数之多、党政机构之繁复重叠令人咋舌。日记写某县拆迁办，“共五个编制，一个主任，三个副主任，一个司机”，小小部门，简直是“官本位”的标本。这种情况绝非个案。现行集权体制的严重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造成的“一把手”一手遮天下的现象难以根除，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特权严重存在，很多部门为领导人的子女就业敞开大门。依法治国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在执政实践中抛弃法制、坚持人治思维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缺乏监管，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权力犹如各路诸侯，显示出难以控制的任性。有些部门一直没有放弃对国企的支配权，往往做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有些部门为买车或搞政绩工程，时常向企业伸手。沉溺宴游，耽于享乐，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工作作风过场化、游戏化，如总结会上往往大唱赞歌；“半掩门子政策”为腐败留口子；汇报工作往往假话套话、瞒天过海；有些部门在重大事情（如清房）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活动或假戏真做，或政治作秀，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有些部门召开会议为抬高身价往往请一些与本单位工作毫无关系的领导人与会以装潢门面。不少党政部门关系庸俗化，如以公款送往迎来，逢年过节，下级携礼品到上级走访已成常态。某些党员干部道德堕落，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腐败必然导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三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日见疏离，在很多党政部门看来，民众不再是服务对象，而是被治理者，有的时候甚至是被抛弃、被整肃者。县委书记因农业科技人员正当信访而勃然大怒，要“查清问题，严肃处理”，采用枪打出头鸟的方式，“搞清信件形成的来龙去脉，特别要找出组织者”。孔村镇太平村到县里上访，村干部竟找一个假“大盖帽”威吓群众，还大放雷语“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群众？”其实在群众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时，真的大盖帽经常出现在现场“维持秩序”或截访。某省信访先进单位解决上访问题的“绝招”竟是“凡有集体上访的先找出头头：送拘留所，让在押的犯人给他们上课，用拳头！鼻青脸肿之后谁也不敢去上访”。这些做派，切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造成群众的正当诉求得不到解决，信访被视为异端，上访是破坏稳定，百姓有冤无处申的舆情困局。在某些地方，执法者成了权贵的家丁。1992年“扫黄办”公安人员在菏泽“要带走一个“猎物”，“那是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儿子，当地派出所的干警还与我们干仗，不让带。”更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民众保护神的公检法为“保一方平安”，竟把流浪入境的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精神病人不定期地“向外送”，来维护本地的政治脸面，这就没有了底线。一些党政机关如此，某些国家事业单位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市场经济中担任重要打假职能的某局，1998年有偿服务收入180多万，却并不真打，“如果把假打绝了，还怎么收他们的罚款？”可谓生财有道。

这些文字有如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具有史鉴的意义。回溯既往，我们党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信念，披着历史的硝烟从历史的混沌中走来，鲜红的党旗下聚集了一群时代的精英；今天，体制内仍然汇聚了无数优秀人才。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执政的地位上，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相信，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顶层设计入手，坚定不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一定能够铲除腐败现象，中华民族的强国梦一定会变成现实！

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是用文学的笔触呈现生活。

作品描绘了纷纭万端的社会场景，展示了空间广阔、时间深邃的历史画卷。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了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医生、教师、司机、店员、企业家、打工仔、酒吧女、风水师、街头小贩和江湖骗子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看到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学校、国家机关、工矿企业及各行各业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有的生活场景如机关、学校、医院等的工作秩序，农贸市场的喧闹、酒楼的灯红酒绿以及司机街头揽客等等依然继续，而有的生活场景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花样百出、”“八仙过海”的打麦场、农民彻夜排队等候交粮交棉的历史镜头等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因其已成绝唱而显得弥足珍贵，而作品为为我们留下的这类珍贵影像是大量的。作品写出了三十年特有的时代气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世俗的生活，表现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是这部作品选材上的特点。作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通人，通过家庭生活、亲友往来，表现时代风貌。在作者笔下，中秋赏月、除夕守岁、春节拜年、元宵观灯自不可少，亲戚往来、朋友聚会亦常写常新；有夫妻龃龉、邻里失和的遗憾，也有相濡以沫、含饴弄孙的温馨；常常是谈话间知民情民瘼，聚会时论世间春秋。在作品中，你能看到一些生活琐事，如修水舀子、修大门，机关开会人们总是往后坐等小事，即便如“如厕”这种极难入文的事情，作者也多次写到，作者着意通过这种司空见惯、人人习为的小事，写出了变迁中的世态万象。作者记述事件往往不惜笔墨把生活的细部一一写来，例如“交公粮记”，夫妻二人拉地排车交公粮，却忘带通知单；妻子返家拿，没找到；无奈重回粮站，此时疲劳已极，可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奔集市找父亲，然后再返家，按父亲所指，在“挂在墙上的镜框后面”取回单子，又匆匆赶回粮站，可是，“来得正巧”，下班了，只得忍着饥饿等到下午。这一地鸡毛式的琐碎，使你身心俱疲。正是这些生活的羽片，才使我们感受到农民父兄的艰辛。作品刻意使用了大量准确的数字，坐实了作品所写的生活的史志意义。作品的细腻，还表现在作者的笔触直抵人际关系和人的内心的幽微处，如在七中，对评奖可能使同志们产生隔膜的顾虑，表现了对人情世故的体察；“吃羊肉水饺”事后的自省，表达了对人性弱点（特别是山东人“爱面子”的弱点）的反思。作品是一支献给土地的歌。作品时刻关注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对老G等人的不幸报以极大的悲悯，对老吴等人的处境怀着深切牵挂（《老吴的惆怅》），对赵甜等人的命运寄予真诚的关切。作者总是一往情深的赞美普通人的心灵美质，赞美草根们在宽厚的土地上玉成的勤劳俭朴、宽厚善良、重义守诺、坦诚正直的美德，于是，我们看到了帮作者找打气筒的小姑娘、小青年，残疾的修车小师傅和《常驱二百里，骑车上学校》中的老大爷、保管员的善良，“只拉一趟”的司机和水果摊母子的诚信，看到了不计前嫌的地邻的大度，善解人意、包容恩厚的旅店姑母。邱明文的两个光棍儿子孝敬85岁的老父亲，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延芬的老父亲夜间为其看家护院，表现了感人的舐犊之情，而丛长水、刘传生等夫妇相濡以沫的晚年生活，无疑是质朴乡村的最美风景。即使对领导干部，作者极力称道的也是他们身上的质朴品格，例如，老县长陈允钦文革中“混碗糊涂喝”的“劝人劝架”的经典理论，市供电公司石书记的“先私后公”论，黄河特钢厂厂长李传生突出抓的两件事：“一是让工人下班后能洗上热水澡，二是能吃上热乎饭”，这一切都体现了平凡、朴素而崇高的人性美。

作为一部写实的日记，塑造形象不是她的任务，他的最高境界是逼真的再现。对亲见亲闻的人和事作形象的呈现，需要功力，而呈现听到的人和事则需要合理的想象。这部作品写了众多人物，很多人物个性鲜明。作者自然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作为一位党政工作者，他慎举止，有边界，守底线，他的思想是主流的，这源于对党的忠诚，源于坚定的信念；其实他的思想也是“通俗”的，他的心始终与百姓相连，面对那些偏离人民利益的施政说辞和行为，他的质疑再坚定不过，他的讽刺再尖锐不过。作者在电业局工作时对李沟所所长谈自己与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体会”，说过这样的话：“要诚心诚意地为他们办事，不说谎话，不耍心眼，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困难”，这就是一个农家子弟身居官位后的执政理念，何等朴素啊！在家庭生活中，作者堪称尽责的楷模：孝敬父母，体贴妻子，关爱孩子，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特别是在处理与父亲的关系上，他不仅做到了孝，还做到了顺——对父亲性格弱点和不良嗜好的接纳和迁就。在三尺讲台，他一派斯文；回到家里，则是一个挽起裤腿就下地的壮劳力。在县委家属院，要强的妻子的泡豆芽生意，其实是他们夫妻二人在做，而严重过敏体质的妻子多次转危为安，实在是因为作者的体贴和照拂。作者对生活无比热爱，对生活有着敏锐细腻的感受能力，性格乐观幽默。在农村，人与家禽家畜的感情十分深厚，而作者生动地写了鸡、猪、牛、羊，鸡就写了多次，表现了热爱动物、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作者有一颗童心，十分喜欢孩子，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作者往往充当一个“孩子”，在口角中感受童真的纯净。读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作者那根植于土地的丰饶的精神世界。父亲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作品写出了他多侧面的性格：他勤劳朴素、精于稼穑，即使古稀之年，也要坚持喂羊，因为在他看来，路边的青草，树下的落叶，都是资源，都是赚钱的机会；他精细节俭，“吃一个鸡蛋不如吃一斤豆腐，吃一个鸡蛋也不如吃一斤白菜”，这样的账算得倍清；他暴躁自我，有时不免与乡邻甚至叔父、侄媳闹矛盾，然而他并不“记事”，过段时间便和好如初，不失豁达；更可贵的是他仗义，刘光河断顿他送去10元钱，这在当时的农村不是个小数字。儿媳生病，父亲在作者人生记忆中第二次提起镰刀下地割麦；在《我为父亲打酒》中，父亲听到我的哭诉“眼里好像也含着泪珠”，让我们看到了严父的另一面。在家庭中，父亲有着不同的角色：对妻子，他是一家之主；对儿子，他是严父；而对孙子孙女，他则是一个慈爱的爷爷。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儿子，一个永远活在他温馨记忆里的慈父慈母的儿子。作品多次写他梦到父母并痛哭，表现了对阴阳两隔的父母的深切怀念和深挚的爱，让我们看到了父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感情上，父亲实在是一个粗人，他与妻子的龃龉不由使人想到，幸福的家庭，其实也各有各的不幸，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两口矛盾的根源在于父亲的自我和专断。老爷子平日靠妻子伺候，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却惯于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连“肉块切大切小”都挑毛病，“管锅头”管得毫无道理；母亲66岁寿宴剩下的肉，他竟然说“没吃出数来”，简直有些不可理喻。但老汉并不嫌弃妻子（勤劳贤惠的妻子实在无可挑剔），妻子66岁寿宴是他张罗，妻子高龄患病住在县城，他嘱咐儿子好好伺候母亲，这一切说明他对妻子是关心的，可是他自我专断的性格，使他对妻子的体贴总是很有限度。小农经济的土壤和传统的伦理道德，造就了父亲。当一抔黄土掩埋了这位老人，一个坚守土地的故事结束了。父亲的生活道路，是许多老一代农民走过的生活道路。作品写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甲吉泉的坦诚爽直、不拘小节，刘光河的幽默诙谐、正直善辩，王留柱自尊又自卑、对周围满怀怨怼又具有一定正义感、偏执而又有些狡黠的人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看似相似的人物，也表现了不同个性，如同具刚性，母亲倔强，婶子强势；都似粗人，邮电局高局长粗直不拘、快人快语，而煤矿大胡子周书记却是粗中有细，很有一套官场练就的手腕。有的人也许只出场一次，也许只有一番话，其个性仍跃然纸上，如作者家乡某村官并未露面，但其关于石横电厂扩建工地施工的大喇叭讲话，口若悬河，粗鄙不堪，活画出了一位农村小吏的专横跋扈。读这部作品，我们觉得书中的人物一如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千模万样，多姿多彩。

在写人叙事上，作者受我国古典叙事文学的影响很深，特别是白描手法和细节描写。作品不论写人、状物还是摹景，总是抓住特征予以勾勒，传神地表现人或事物的情貌。请看盛泗云：“开门的是一位干巴的老太太，花白的头发，矮矮的个子，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刀刻一般的皱纹，黄黄的眼珠，没有光彩——她还不到60岁。”这些文字抓住头发、皱纹、眼珠的特征简洁勾勒，把一个被家庭变故折磨得苍老憔悴的女人，木版画似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以白描写动作，善于通过传神的动词，把人物和场景写得活灵活现。请看姓吴的挨打：“吴见来者不善，凭着居高临下的优势，朝那壮汉裤裆飞起一脚。那汉子身手倒还敏捷，一闪躲过，吴跟上了一个黑虎掏心，拳头到处，早被那人攥住，来个顺手牵羊，吴站立不稳，一个踉跄在地，只听那拳脚在吴的脸上、脊梁上、屁股上、脑袋上少说也响了七八十下，哪里还动得？”寥寥数语，以古白话风格的语体，写出了那大汉的强悍，似让人看到绿林好汉的身手。我们再看一看邱仲盈的家居——堂屋：“我环视屋里，八仙桌擦得铮亮。茶盘里，茶壶端坐中央，八个茶碗四周拱卫，条机上的花瓶里盛开着塑料花。中堂不知是何处名人隶书辛稼轩词《念奴娇·北固楼怀古》。靠东墙的卧床上，土花布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到处洋溢着文明家庭气息”。又是寥寥数笔，中国北方农村传统的摆设、干净的居室，不仅体现了主人爱整洁的生活习惯、春节的喜庆气氛，也表现了主人闲适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的恬静。即使写动物，作者的白描同样精彩，例如写老母猪喂猪崽，通过老母猪翘起的一条腿及其肚皮上密密排开的猪仔们的一番白描，把母猪喂奶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读到这些情趣盎然的文字，你会为猪们的母子相依动容。作者对社会生活和自然万物有着敏锐的感受能力，他的眼睛，总能机敏地捕捉到那些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有的细节表现出丰厚的社会意义，例如，“崭新的校牌放在校长办公室的墙角里，校牌上搭着几块抹布。”“几块抹布”写出了校牌完成使命的落魄，极富讽刺意味；“他们的脸几乎与地面平行，所以看不清是谁。”通过“几乎与地面平行”的脸，写鳏夫刘光河及其幼子送粮的艰辛。有的细节写出了人物性格，例如，“汗水在他那枯黄、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褂子湿透了，几根晶亮的麦秸片贴在她的脸上。”透过几根麦秸片，你看到的不只是已经年近八秩的母亲，还看到了终生勤劳的母亲和天下所有农民子弟的母亲；“话音未落，鞭子叫着响哨落在了小黑驴的头上，鞭梢上卷起了一撮驴毛。”透过这“一撮驴毛”，可以想见耙地汉子的暴躁、恼怒。有的细节表现心理，例如，“一会儿又拿过那根木头棍子摸一摸，看一看，似乎不忍心扔掉。”“摸一摸，看一看”的动作，写叔父接过作者给他买的龙头拐杖，又不忍心扔掉旧木棍的敝帚自珍的心理。作品大量精彩的细节描写点缀其间，既妙趣横生，又意蕴深长。

如果把白描手法、细节描写和其他描写手法等熔铸在一篇文字里，就是一篇妙文。作者与昝站长去林洼村看“网改”，日记写林洼村支部书记张兆新的文字，就十分精彩。作者简洁生动地勾勒了他的相貌和中西结合的衣着，捕捉到“把线衣拱将起来的肚腹”的细节，而“紧紧盯住我的眼睛”的神态，说明他对“我”的尊重。他的话的标的是“请书记支持我，向我们倾斜一下”，即请求资金援助以搞网改。他先表示欢迎，次提交通局已经为村里铺路以作铺垫，再提“请求”，得到承诺后是称赞、请吃饭，话说得环环相扣又入情入理，让你接受得很痛快。短短的文字，融相貌、衣着、神态、细节、语言等描写手法于一体，写出了一个强壮精明、擅长辞令、人情练达的农村干部形象，这位张书记出现在出故事的林洼村，不由让人想到，一方水土不仅“养一方人”，也“育一方人”呢！像张书记这样只出场一次或几次，却使人过目难忘的人物，作品中还有很多。

风格的多样化，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从整体看，这部作品沉毅雍容，生动细腻，平易晓畅，幽默风趣，但因为作品时间跨度大，作者记述生活，常因移步换形而有不同的所见所闻，由此引发了或悲或喜或忧或谑的情感，而笔触也就有了时而沉重时而轻松时而忧虑时而讥讽的不同情致，与此相应，表述的语体也不尽相同。所以，读这部作品，我们分明感到作者使用了几副笔墨。大体上看，作者回到家乡，听到的多是乡亲的不幸遭遇，笔调质朴凝重，我们不只一次看到这样的文字：“他是个苦人”，“他的女人不中用”，似听到作者心底的一声叹息；进入机关，处庙堂之高，作者的笔调多庄重肃穆，时而调侃婉讽；写学校生活，作品笔触因两个领导的更替明显有别：前者多讽刺，一个个幽默小品充满喜剧色彩；后者时有称道，感情平静。供电公司是务实的企业，作者和他的同仁们在农网改造期间施行“六不准”小立法，内部形成了“风正、气顺、艰苦创业的小环境、小气候”，作者写这个时期的生活严肃、庄重、欣慰，而对“酒桌红包”之类的腐败现象，则以史家的直书态度实录之。除了沉痛朴素的文字、喜剧色彩的幽默故事，我们还能读到大量描写场面、写景抒情的散文和具有古典白话风格的故事，甚至能读到《九寨沟水赋》、《猫议》等浅近文言体的篇什。改革之初的打麦场和卖粮卖棉的几篇散文，绘声绘色地承载着历史，《裹紧棉袄上考场》、《长驱二百里，骑车上学校》等一组回忆性散文则以事真情真堪称美文，成为品味命运转折的励志之歌。“邱家坑拿大兵”让我们在优美中缅怀，春节大集让我们在喧闹中向往，而《热闹的土场》则通过来来往往的运土人流和亢奋的青驴白驴，奏响了厉兵秣马的迎春曲。旧县事件震惊中外，作为旧县事件的亲历者，作者用2.5万字的篇幅记述了事件的全过程，行文颇具张力，文字颇具军事文学色彩，读来惊心动魄，是整部作品品味别具的华彩乐章。除上述严格的写实作品之外，这部日记还有为数不多的如《老吴的惆怅》、《恨》、《新三家巷的故事》等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以宛然天成的文字和刻画人物的高超艺术手段，为我们塑造了让人过目不忘、栩栩如生、具有强烈时代感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带给读者持久的愉悦和艺术享受。读这部作品，我们会随着作者不同的笔墨，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领略生活得五味杂陈。

幽默是这部作品的又一个显著特色。作者微笑着注视生活中的悖谬，对假大空的人和事常予以温婉的讽刺，而对生活中那些富有情趣的事情，也往往予以幽默的表达。所以，这是一部幽默作品。

作品的幽默情怀主要是通过写幽默故事、幽默人物，捕捉人物的语言以及通过作者的叙述语言等来表现的，这其间，又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手法。“儿马就不生小马吗？”的故事用一个笑话揭露了那个时代的荒谬——一个不懂农事的人竟指挥着这里的“大跃进”。“校牌的故事”把校长极力引起检查团对新校牌的注意而对方却浑然不觉作对比，揭示了党政部门、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上负责，因而高度重视检查。“老G又讨饭去了”写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堪称“黑色幽默”：1981年秋，“视力近乎零，妻子不中用”的老G要交1512斤玉米，当别人怕他“会吓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腿肚子转筋”的时候，“老G却嘿嘿地笑了”，他交上“皇粮国税”又去讨饭了。一个躲不开灾难的顺民习惯了讨饭，竟然对沉重的粮赋不以为意，欣然接纳，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情！这使我们想起了“欧·亨利”式结局，只不过，欧式结局太过矫情，而作者笔下的故事却是铁打的事实，它对读者心灵的冲击更为强悍。此外，“校医不误打点”、邱仲臣‘你来得正好’等故事，都让人忍俊不禁。作品写了一系列的幽默人物。教育局鹿子青局长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幽默人物，作品以他用一张照片婉拒校长们要人要物的请求的故事，以及晚年喊妻子“二嫂，二嫂，开门”的生活镜头，表现了一个历经政治运动、阅历丰富、平和达观、诙谐风趣的老干部形象。刘光河是另一类幽默人物。这位乡邻们的红白喜事都离不开的大总理属于农村“人头”级的优秀农民，却半生穷困不堪，尽管如此，他依然正直乐观。家里断顿，他“厚沉而凄哀”地唱起了自己编词的老曲“实行了责任制，别提多么恣......”，让人在笑中流泪；一句“为妹妹服务”，骂尽了天下无良官僚；他重病在身，仍然与为他打针的四疤唇枪舌剑，自己放了屁也不失时机地送给对方：“给你拉呱（指放屁）哩”，尽显永不泯灭的乐观天性。这颗“智慧之星”的陨落，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悲痛和叹惋。写出幽默作品的作者自然是当之无愧的幽默人物，在生活中，作者处处表现出幽默的个性，例如 “交公粮记”和“交棉记”中，作者以自嘲的方式表达生活的苦涩：写交粮时的汗水“它走的渠道是：脊背——褂子——手掀褂子——擦脸——上脸”，交完公粮，孩子也来了，“今天是没大作用了，也好，记一下路，等他们的老子老了，不能动了，或者升天以后，他们继承老子的事业，再来交公粮。”面对“交棉难”，先写心理“我后悔种那么多棉花，且产量又那么高”，正话反说；继之写“太阳不紧不慢地走着，不知不觉晌午了，然而车子才向前挪动了几小步。我想，真要做好准备，晚上拿来被子，夜里车子底下的‘干活’了”。这种苦中作乐的情怀，以准黑色幽默的风格，使读者感受人物酸涩与坚韧相交融的心境。在家庭生活中，作者也不改幽默风趣的天性，例如家里凌晨闹鼠患，他“赞同”妻子在阳台上“死盯死守”，而自己“仍回到床上睡觉”，妻子坚守后醒悟：“我上你的当了！”读至此，怎不让人捧腹？作者也打趣母亲，例如周六回家，母亲说“我知道你今天能回来”，儿子说“你会算?”又如母亲称赞搞隔扇改造的老头吴师傅“唱得真好听”，儿子说：“您老人家真有眼力，那老头已经67岁了（其实37岁）！”这种别具一格的幽默意境，写出了夫妻之间、母子之间零度的心理距离，写出了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最融洽的关系和最深挚的感情，写出了无比温馨的情感氛围。作者极善于捕捉人物的语言，善于透过这些人物语言品味其中的喜剧意蕴。1982年县优秀教师代表会对县委高书记的记述极具喜剧色彩，作者抓住他反复戴上又反复摘下眼镜的动作，特别是抓住他重复强调的一句话：“进政治局是个了不起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是闹着玩的吗？”活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精神世界。“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阶段转换动员会后,日记记载了赵、杨、展等人的一番妙趣横生的对话，这番对话把这场活动的“过场”性进行了委婉而犀利的讽刺，表现了党员干部对此类活动例行公事式的敷衍心态，说明了政治生活玩笑般的不正常。还有另一种幽默，表现的是生活中出人意料的情趣，如恒之对爷爷说的“你又‘出生’什么事啊”，以一句与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幼儿不相称的方言，让人在意外之余倍感孩子的聪慧，同时体会祖孙口角“棋逢对手”的情趣。作者叙述语言的幽默更是精彩纷呈，先看讽刺。如“视导团记事”：“车门开处，戴眼镜的，大胡子的，胖的，胖而长着大胡子且戴着眼镜的，共五、六个人，从车里走出来”，用了杂文式的语言和反复的方法予以揶揄，表达了教师们当时普遍存在一种的情绪：对例行公事式的检查的反感；“当官的为什么吹？不吹没政绩，没政绩就不能提拔，不提拔，名利皆无。吹一阵子，费点空气，而空气又不拿钱”，以简单的生活常识，对编造政绩、粉饰太平的行为予以尖锐讥刺；“非典也有功劳。共产党发了40个文件没有治了公款吃喝，现在这样的现象基本消失，不少饭店关了门。非典也治了公费旅游、请客送礼。有人高呼:‘非典万岁’！”以反语讽刺。次看调侃。“他与她的结合，创造家庭财富不是很显著，却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一共生了8个孩！一男七女连同他们共十口人”，反语加夸张，对小刘贫困的父母予以善意的调侃；“早饭前十分钟，‘调令’来了，调我临时去参加全国重点项目——石横发电厂的扩建工程建设，时间一天。”“下调令的不是电厂工程扩建指挥部，也不是平阴教育局，而是我的妻子，她现在的职务是我家西屋主任。”句子大词小用，以轻松的调侃，写出了妻子在家中“帷幄运筹”的作用，你可以体会到一个单职工家庭的妻子在家庭的担当。再看机智的情趣。“媒人到了女方一说，那边人也不糊涂，既然这样了——也就这样了。”语言像打哑谜，读者可以有多重猜想：不如此，按传统礼数三年内不能结婚，等到何时？不能等；生米已成熟饭，赶快结婚是上策，不能等。最后再看看自嘲。“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亚范进牌的首届大学生”，这种自嘲的方式，如前所述有很多。我们读这部作品感到意味隽永，她的幽默品格功不可没。

整体看，这部作品的语言是在方言基础上提炼的文学语言，除幽默诙谐外，平易晓畅、简洁明快、形象生动也是其突出特点。作品娴熟地运用了大量山东特别是鲁西南地区的方言俗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别那些出自草根农民之口的歇后语，诸如“秃尾巴狗吊草子—干净利落，走着路撒尿—急性子”之类，虽略显粗俗，但更显生动、幽默，对彰显人物性格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作者行文简洁流畅，多用短句，极少使用有着多个修饰语的浓艳的长句。作品议论求中肯，抒情有节制，特别是在表达某种深沉的感情时，有一种沉稳静穆的气度。例如，“为岳父过五七”写到：“大伙点燃了花圈，花圈燃起了对亲人的思念。一位忠厚老实、勤劳善良的中国的农民，安息在千年流淌的康王河旁，酣睡在碧绿的原野上。他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现在应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长歌当哭般的文字，平静舒缓地倾注了缅怀之情，显示了一种参透生命荣枯的达观。即便是最挚爱的母亲辞世，作品在几句喷涌般的悲痛之后，也便戛然而止。《为了母亲的一个承诺》是一个具有唯物史观的儿子对慈母的宣言，这深情而庄重的承诺，是用十分平静的语言来表达的。在“西邻有个疯老太”中，作者这样谴责不孝子女：“看来，疯老太将不久于人世，届时，她的儿女们也会披麻戴孝，一泪两行，嚎啕大哭的。”语调平缓，谴责温婉，但我们不难体会作者心中的深切沉痛。与作者的个性相联系，作品的语言自有一种从容老到的格调。

         跬步三十年

三十年的历史渐行渐远，而作者的这部作品却为我们留下了共同的时代记忆。作者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列、胸藏万壑的人，也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他以140万字的鸿篇巨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富有时代气息的大千世界，为我们奉献了关于改革开放30年历史巨变的“穆氏春秋”，不同阅历的读者读到这部厚重的作品，都可以深刻认识这段可资镜鉴的历史，品味千姿百态的社会和人生。今天，我们品读这部作品，重温那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岁月，不仅只是瞩望作者的人生足迹，也是在咀嚼自身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苦乐酸甜，同时体味历史巨变中的家国情怀。让我们手捧这部作品，同作者一道，微笑着告别过去，激情地拥抱未来！

    【作者介绍：尹燕泉，1980年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平阴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已退休。】

投稿热线：13325115197（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