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农民被排斥在文化事务之外，因此没有文化话语权，写信读信都要秀才代劳，他们的文艺形象，只能由社会中高等级的文化人来随便涂写。
是共产党的新中国改变了这个局面，是共产党深入而广泛的扫盲运动，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文化境遇，将最基本的文化武器交给中国农民。
七十年来物换星移，获得初步文化能力的中国农民终于壮大起来，开始在文化事务上发出农民自己的声音。而罗兄的《乡魂》和《乡梦》就是这声音的一个响亮的音节。
时至今日，也到了把农民的历史荣誉还给农民的时候了，而完成这一壮举的，必定是中国的农民自己。农民让自己成为战士，赢得了中国的独立解放，让自己成为工人，赢得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现在他们还要让自己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人，撑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航程。这是中国农民的历史使命。扫盲运动为他们打开了文化的门，接下来要由他们自己来争取赢得的文化荣誉。
年近七旬的罗兄，是农民的儿子，是共产党农村文化政策的历史见证与成就彰显。他有义务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尽一份助力。
他用二十年孤独的背影，一朝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他是新中国农村文化政策的受惠者，如今他又成为新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探路人。
《乡魂》《乡梦》作者罗宗志家乡四会夜景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罗兄宗志乡村文学印象记
文/李梦痴
罗兄宗志新书《乡梦》即将出版，出版前罗兄嘱我写点感想。
序跋之类原本非我所长，但罗兄的邀约不好拂逆，所以，我就勉力写几句话，分享一下我对罗兄文学之整体印象吧。
我与罗兄宗志的结缘，是因诗而起。
十几年前，因共同揣摩旧体诗的创作，在网上相识结交。
罗兄为人谦和，诗风质朴，在当时略嫌浮华的诗坛算不上醒目，因此彼时溺于风尚的我，与罗兄的最初交往只能算是泛泛。
后来，因《乡梦》的因缘，梦也无声和我谈起罗兄，称罗兄的诗中隐含着某种杜诗的质感，这个说法让我颇感意外，为此我细读了罗兄的《乡魂》，及同期的大部分诗作。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杜诗质感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
那时我固执地以为，虽然罗兄的创作能切近生活，但明显地质胜于文，甚至无以区分到底是质胜于文还是质而不文。这是我对罗兄文字的最初印象。
闻称梦也无声的推荐之后，我又精读了罗兄的文字，忽然意识到，其实在罗兄的诗中，质和文或许是粘连在一起的，质由文生，文以质成，文质混与，难以区隔。惟其如此，质胜于文抑或质而不文，就显得难以辨别了。
这种质与文的“粘粘”，在诗中可能会被误解成质而不文，但在小说创作中就显出另一番模样。当你被质而不文的叙事带入情节时，你是不会在意质与文的差别的，当你从那种情节带入中重新回到现实的时候，你或将意识到，质和文的辨析其实只是评论家的文字游戏，在叙事中，强为区分质和文的关系，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文，也许就是质的“外用”吧？
这就是我早些年精读罗兄《乡魂》时的深刻心得。
可惜当时的我，限于觉悟的局限和立场的拘囿，还无法真正了解，这种质与文的“粘粘”究竟意味着什么。
只不过杜诗质感的说法从此深深埋入心中，成为我日后接触罗兄文字的一个轴线。
后来和罗兄交往日深，特别是近几年，经常出入四会，对罗兄其人的理解更是全面，并由人及文，对罗兄的创作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杜诗质感的说法仍然悬而未决，几次和梦也无声探讨，奈何梦也无声以直觉征诗，以情之必有为则，不屑理法析鉴，和我风格殊异，因此我能得其意却无以征其实，就这样蹉跎了十余年也不曾有着落。
直到新读罗兄《乡梦》的手稿，我才青蛙跃水般顿悟了杜诗质感的奥义。
下面我就把此一心得简单整理一下。
所谓杜诗质感，要回到杜诗去辨析。以往我的迷茫，实在于我对杜诗质感的理解不够深入不够明晰，其实此一奥义就“明目张胆”地摆在那里，只是我昧于自蔽不能见其大要罢了。
千百年来，诗坛有一个流于皮相的陋见，以为杜甫可学李白不可学，于是后人把李白奉为仙人敬而远之，连香火都没有，把杜甫尊为圣人趋之若鹜，却省了冷猪肉。于是历代都有宗杜学杜法杜的传说，但说到底，杜甫身后，真能得老杜真味的，诗作凤毛麟角，人物全无半个，这就是杜甫身后的寂寞，杜甫用自己的伟力，昭示后人，杜诗也是不可学的。
李诗的不可学在于他主观世界的独特性， 杜诗的不可学何尝不是如此？人们对李诗主观世界的恣肆奔逸洞若观火，但对杜诗主观世界的厚载慈悲却置若罔闻。李诗章法奇谲无迹可寻，杜诗词工律整貌似可亲，于是后人争相趋鹜竟置其精神面貌于不顾。
今天我们说起杜甫，总不免泛泛地称之为现实主义。但对杜甫的现实主义语焉不详，好像他不写李白的神仙李贺的鬼怪，他就是现实主义了，殊不知杜甫的现实主义，既有别于批判现实主义，又有别于自然主义，而是一种实践性的现实主义，这种实践性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算是显学，但在中国的文艺史上差不多是绝学。
通常的现实主义，大致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就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率勇于揭露阴暗面，很有战斗性，但这种现实主义的末流常为揭露而揭露，往往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别人，自己只负责指手画脚站在实干家身后挑毛病。遗憾的是，表率基本凤毛麟角，末流竟如过江之鲫，组团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捞取个人资望给社会添乱。
第二种倾向就是自然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较批判现实主义精明些，他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隐藏起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的形象，然后用蒙太奇的方式呈现现实，这种呈现因为主观态度的潜藏，便显得更具客观性，但这只是虚妄的客观性，说到底它的蒙太奇仍然是它的主观抉择，仍然是它的价值态度。这种倾向比第一种倾向怯懦，但比第一种倾向更具颠覆性和煽动性，这算是第一种倾向的升级版。
通观两种现实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只负责批判现实，不负责改造现实。到了此等现实主义的末流，就不只是不负责改造现实了，甚至不屑于去思考改造现实的事情。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度上挑剔实践，为了能保持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勇气，他们拒绝实践的义务更反抗实践的检验，他们用道德先验论来虚构自己的正当性，以捍卫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感。到这种末流猖獗的时候，现实主义其实已经沦为精英主义自我标榜的噱头了。既然不用为治病负责，那诊断岂不就只剩下秀个人高明见识的卖场？
而实践性的现实主义，有别于这两种现实主义。
虽然实践性的现实主义，也以批判现实为主，但它始终立足实际，始终坚守实践，始终把可行性与超越性密切结合在一起。它可以批判人不会跑，但绝不会批判人不会飞，它可以为饥寒温饱大声疾呼，但绝不会鼓动乞丐用肉糜充饥。
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性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它永远不会脱离现实实际。相比之下，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倒近乎半吊子现实主义，后者常常被理念和理想冲昏头脑，完全罔顾现实局限，凭借异想天开的梦想，给现实乱开方子。对现实主义的思考脱离了现实实际，那才是对现实主义最大的讽刺，而这妄想症恰恰是历代现实主义的通病。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还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经实践检验的现实批判价值甚微，甚或毫无价值，实践是检验现实主义的硬核标准。因此实践的现实主义是能经受历史考验的现实主义，这也是才是杜甫真正伟大的地方，这其实便是杜诗真正的质感。
杜甫的现实主义，既有对民生的关怀，也有对国是的羁绊，既有对厌战的同情，也有对戡乱的理解，既有对清介的殷忧，也有对腐朽的愤懑，在乱世的背景中，怀抱致太平的执念，用并不高明的见解，安置自己的现实主义关怀，这林林总总成就了杜甫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现实主义文学。
后世元白，在思想品相上，追随杜甫最切，新乐府运动就是杜甫现实主义感召下的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但新乐府不是杜诗，杜诗是山野草莽的现实中开出的鲜花，新乐府只是庙堂庭轩中培植的盆景。一群峨冠博带的朝中大员，是唱不出杜甫那种从地涌出自天而降的大雅之声的。
没有象牙塔中的现实主义，更没有庙堂庭轩中的疾苦民生。真正的现实主义，只能和人民同在。这就是杜甫的得天独厚。不论是出于被动抑或出于主动，杜甫的一生，基本都颠沛在民生下层，他虽然出身相门，但被命运“下放”到民间，成为基层的一员，这是他现实主义的得天独厚的滋养，也是他实践性的现实主义的根本保障。
他不能居高临下地为人民开方子，因为他和人民处境相当，他不能袖手旁观地同情人民的苦难，因为他和人民同在，他也不能堂而皇之地标榜爱民的道德优越感，因为他和人民相濡以沫，他可能至死也算不上人民的一员，但他却大半生与人民不分彼此，以他的境遇论，他没法摆脱人民的立场，惟其如此，他的现实主义，也就成了人民的现实主义，因此他的现实主义，具有无比经久的生命力。
白居易的卖炭翁李绅的盘中餐固然动人，但比起堂前扑枣的老村妇来，只能算是墙上的风俗画，实在不能算是丰满的艺术形象，那里面虽不乏同情甚至义愤，但却缺了几分自然的真挚和温暖。这自然的真挚和温暖，就是杜诗质感的核心要义。
而罗兄的文字，恰恰饱含着这样一份自然的真挚和温暖。
这就是十年前梦也无声所说的，罗兄诗中的那份杜诗质感吧？
读罢《乡梦》，回头去品味《乡魂》，越发能体会到，这份自然的真挚和温暖，是罗兄笔下最饱满的情感基点。这里面有对乡土的亲密感，有对乡民的亲切感，有对乡情的亲和感，这种无隔膜的亲情，构成了罗兄笔下炽热勃动的质朴乡心。
我们不能说《乡梦》和《乡魂》是完美的，但它们的确是别致的，它们的别致就在于，它们是真正乡土本位的乡里故事，是真正乡情立场的乡村史诗。
中国的文艺史上，也曾出现过乡土本位的故事，比如《小二黑结婚》，比如《暴风骤雨》，但都不能算是乡情立场的作品，它们是乡外人深入乡里体验生活的结晶，是旁观者的感同身受，却不是当局者的切身同情。因此，那些作品生动活泼有余但亲切真挚则略逊一筹，手法高明但情志略亏，这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困局。这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但没法深入到杜甫那种生死与共的程度，因此也就生不出杜诗那种血脉相连的质感，生不出那份自然的真挚和温暖。失去了扎实的情感依托，中国的乡土文学，注定举步维艰。
事实上，随着一代革命背景下的乡土文艺的谢幕，中国乡土文学疾速腐化，成为妖魔中国乡土农村的遛马场。一些文学家，躺在学者山上，消化着奇肱国飞车送来的营养品，一边惬意地玩赏着蓬船上的诗意，一边赞叹水藻食品的原生态，一边还要抽空为水中的苍生奋然疾呼。时而在臆想中构筑自己祖父母的乡土艳史，时而在罔诞中编排自己家乡的沧桑悲情，时而高卧云端为弱势群体当家做主，时而畅游梦境把民生疾苦当作玄谈。事事有本我就不点名了。总之，他们把持农村文学，用鄙视农村的情感去呈现夸诞的农村现实，还借来魔幻现实主义的膏药贴在嘴上。于是，农民在时尚口语里面成了贬义词，甚至在经济学博士后嘴里成了时代的负担。至此，对农村和农民的态度，已经从非革命的标榜，沦为反革命的狂欢，在文艺家和经济学家那里，农民终于从顶天立地人，重新回到他们心目中农民原本的“应有”位置，他们再一次借助文化手段，将农民“踩在”脚下。
就是在这样一种文艺时尚和舆情背景中，罗兄用他的笔，写下了不一样的中国农村，写下了不一样的中国乡魂，写下了不一样的中国乡梦。在嚣嚣攘攘的文艺潮流中，罗兄的文字算是那真正的孤独的逆行背影，但在一个伟大的变革面前，罗兄的文字其实又一次站到了时代的前列。
事实上，为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振兴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农民，必须有也必定会有属于自己的荣誉，属于自己的文艺光荣。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农民被排斥在文化事务之外，因此没有文化话语权，写信读信都要秀才代劳，他们的文艺形象，只能由社会中高等级的文化人来随便涂写。
是共产党的新中国改变了这个局面，是共产党深入而广泛的扫盲运动，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文化境遇，将最基本的文化武器交给中国农民。
七十年来物换星移，获得初步文化能力的中国农民终于壮大起来，开始在文化事务上发出农民自己的声音。而罗兄的《乡魂》和《乡梦》就是这声音的一个响亮的音节。
时至今日，也到了把农民的历史荣誉还给农民的时候了，而完成这一壮举的，必定是中国的农民自己。农民让自己成为战士，赢得了中国的独立解放，让自己成为工人，赢得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现在他们还要让自己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人，撑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航程。这是中国农民的历史使命。扫盲运动为他们打开了文化的门，接下来要由他们自己来争取赢得的文化荣誉。
年近七旬的罗兄，是农民的儿子，是共产党农村文化政策的历史见证与成就彰显。他有义务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尽一份助力。
他用二十年孤独的背影，一朝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他是新中国农村文化政策的受惠者，如今他又成为新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探路人。
这一次，再不需要某个相门才子颠沛到民间，来陶铸实践性的现实主义，这一次，原滋原味如假包换的农民之子，被文化武装起来，实现了那传说中从地涌出自天而降的伟大文心。
矢志前行不忘初心，从农民中来，成长为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仍不忘初心，为农民的甘苦乡村的荣辱歌哭，这就是罗兄的文学品质，这就是罗兄的现实主义的根。
而这扎实的根，就衍生出那杜诗的质感，那份自然的亲切和温暖。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从革命的血与火中走过来的共产党人，用深挚的革命情怀，种下了农村文化振兴的种子，终于在这片饱蘸中国农民沧桑血泪的古老土地上，结出了农村文化崛起的果实。
罗兄就是那丰硕果实中最沉甸甸的一颗，真心希望罗兄的果成为新的种，在满载着中国农民光荣梦想的崭新土地上，结出更丰硕的果实，结出一个农村文化灿烂的明天。
本文作者简介：
（李梦痴，著名作家，诗人，编剧。出版长篇历史武侠小说《盛世狂澜逍遥剑》，出版国学经典读本《走马观论语》，出版自传体词集《寒潭鹤影录》，与人合出诗集《诗国双壁》，出版诗词理论著作《诗话百则》，各级诗词刊物及网络媒体发表诗词数千首，网络发表文化批判杂文集《造神游戏》以及古典主义长篇小说《燃情2000》，主创电视剧《爱无罪》、《无处可逃》、《剑拔弩张》。）
本文作者李梦痴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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