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锣鼓声，知识青年进了村。那是1975年10月，一群刚走出校园的少男少女，响应领袖的号召，豪情万丈地来到我大队——茌平县胡屯公社徐河口大队，听说这群城里人是济南市教育局和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的职工子女到我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们从省会城市从父母身边从亲人身边，带着青春萌动时的狂热和豪情来到我村，在这里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时隔38年，徐河口村的村民们依然记着他们的名字：刘新义、胡伟、李正、陈跃、刘伟、孙占成、刘晓红(女)、谭乡文(女)、王玉华(女)、盛素苹(女)、李新、胡淑英(女)、吴文辛（女）、赵元玲（女）、宿琳（女），七男八女，共15人。在我的脑海里，村里知识青年的情况至今还有一些较深的记忆，加上走访村里的老人、见证人和当年的知青，便对知识青年的生活、劳动、学习等详细记述了下来。

        徐河口大队离胡屯公社驻地三公里，在徒骇河的西北。当时并不是每一个大队都有知识青年点，一般都是公社安排几个知青点，专门接收知识青年，凡被安排为知青点的大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大队干部队伍好，二是大队经济条件好，三是群众基础好，四是村风好，我大队就有幸设立了一个知识青年点。知识青年进村前，大队书记徐成之早已接到通知，大队对这一任务很是重视，召开了支部会议，部署工作，认为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我们大队插队，应该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会后干部们都领到了政治任务，并按各自的分工去布置，社员为知识青年们腾出房子，买好了生活用的锅碗瓢盆。大队从各小队抽出几名会木匠活的社员，集中为知识青年们打木床、凳子、小柜子等，并准备了粮油、米面，盘好了做饭用的灶台，还准备了锄头、铁锨、三齿、木叉等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为知识青年敞开了农业大学校这所大门。

        1975年10月4日这天，徐河口大队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出动聚集在村口，敲锣打鼓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夹道欢迎的目光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辆大卡车上（济南市教育局专门来送知识青年的）拉来了十几名穿着时髦、说话洋气、洋溢着青春活力的青年男女，他们个个喜眉笑眼、叽叽喳喳，好像到我们大队里来高兴得很。大队书记在一旁吩咐早已安排好的人为知识青年们扛行李搬东西提网兜，知识青年们跟着搬行李的人们奔向他们的家，走进了他们居住的屋子。社员们也尾随其后站在院内看热闹，大队指派的几名干净利落的中年妇女为他们收拾东西、铺床，像客人一样接待，看社员们的亲切劲，他们的脸上时常挂着笑容，还有些不好意思。

        知青们的家临时安在村东头第一生产小队，女知青居住在大队妇女主任徐桂珍家的空房子里，男知青居住在徐瑞之家的南屋里。徐桂珍家是座北朝南的四间平房，单独的院落，有大门，东西各一间居住女青年，三人一间，中间相通的两间堂屋为饭厅和厨房。徐瑞之家是一座座北朝南的五间平房的大院子，另有三间南屋。徐瑞之一家人比较好，本分、为人厚道、朴实，大队安排男知青住到他家。徐瑞之一家住北屋，知青住南屋。因为大队没有空闲的房子，知青来村前，大队就安排为他们盖房子，按十间房子的用料，四个生产小队摊派，标准是每五间一个院，红砖白灰小灰缝，木制玻璃门窗，砖木结构平房，前后院相通，时间为两个月盖好。那个年代像这样标准的房子，在农村已经是最高级的“洋房”了。知青来大队前房子正在建设中。大队支部书记徐成之在村里口碑很好，社员都很维护他，知道知青要来，就和大队干部们商量知青的吃住问题，考虑到这些城里人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离开父母第一次出远门，都没有干过家务，不会生火做饭，又考虑到知青的安全问题，为了便于照顾就把女知青安排到大队妇女主任徐桂珍家，徐桂珍住的房子和知青住的房子是前后院。那时的房子一般都在堂屋里留一个后门，便于前后院走起来方便。知青男女十几个人集中开火做饭，大队指派了一名多少会点烹饪技术的社员为他们担水、做饭，其待遇按正常劳动力出工记工分。知青们安顿好后，经过知青们的一致表决，刘新义当选为这个特殊家庭的家长，负责与大队、公社的联系，掌管着知青们的生活费用。            

        到第二年的春天，知青们的房子已经拾掇好，知青们搬到了他们自己的新家，新家在村的中间偏南的位置，紧靠南北大路，离我家很近，我经常跑到知青那里玩，听他们拉二胡、拉风琴。他们的新家分前院和后院，前院五间男知青住三间，另两间为会议室，后院五间女知青住三间，另外两间是饭厅和厨房。搬到新家后，知青们总算住上两人间的标准间，大队也不再为他们派做饭的师傅，他们开始轮流做饭。时间长了，人们不再格外关注他们。有些会搞关系的知青，时常受到社员们的邀请，社员们烧菠菜鸡蛋汤，汤里抓把粉条，再烙上几张葱花油饼或菜饼招待他们，有时还包水饺，这样的饭食在当时一定是很高级了。至今当年的知青刘新义、谭乡文、李正等人与村上的群众保持着来往。

（2）

        自从大队里来了城里人，我们小伙伴们像过年一样高兴，追逐打闹，兴高采烈，经常像看大戏一样去看那些知识青年，和知青一般大小的青年男女常常去找知青玩，渐渐地这些青年人就熟悉了。知青们有收音机，可以听广播和革命歌曲，知青还有画报等好东西，这是大队上没有的，时间长了知青们和大队里的年青人也都有了来往。大队里的青年人觉得人家城里人挺爱美的：城里的小伙帅气、洒脱，留着时尚的发型，城里的姑娘干净漂亮，那衣着，个个留着大辫子，还有亮晃晃的手表。城里人觉得农村人朴实、厚道，城里人和农村人越交感情越深。

        知识青年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他们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的，他们多才多艺，有的会拉风琴，有的会吹口琴、拉二胡，有的会唱歌跳舞，还有的会画画。知青刚来时正赶上农村秋收，因他们对农村的人和事以及环境都不熟悉，大队没有分配他们到生产小队参加第一线的劳动，也没有给他们派重活，只叫他们熟悉生活、观察生活、自己到田间体验生活、开会时为社员念念报纸、每天为大队写写板报等等，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知青们看到社员每天天刚亮就下地干活，掰玉米穗、割玉米秸、刨玉米茬等，时间一长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主动要求干些力气活。知识青年刘新义、李正两人每次看见做饭的师傅从100米外的井里为他们担水，供他们洗衣、做饭用，觉得很是难为情，主动要求今后知青自己担水。为此，大队为他们置办了扁担和水桶。初学担水时，只担半桶水，因他们在担水时走起路来摇来晃去，摇晃的很，走到住处时只剩下一点水了，还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师傅只能跟着教，在打水和担水时让他们跟着看，边走边说要领，经过几天的练习他们能担水了。熟悉了一段生活后，大队把知青们分配到四个生产小队，第一生产小队三人，陈跃、王玉华、盛素苹；第二生产小队四人，胡伟、刘晓红、李新、宿琳；第三生产小队三人，刘伟、李正、谭乡文；第四生产小队五人，刘新义、孙占成、胡淑英、吴文辛、赵元玲。知青们到了各自的生产小队，便开始了火热的农村生活，日子虽然苦点、累点，但青春和信仰给他们单纯的身心注满了阳光和快乐。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劳动，知青们觉得社员都很朴实、很友善，那时农村还是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每天的早晨、上午、下午上工时生产小队长敲铃集合，等出工的社员集合完毕，队长安排全队哪些人干哪些农活，知青们和社员一样分工，无论分到什么农活一切服从队长安排。队里的记工员会把每天社员的出工情况进行记录，谁出了一个工，谁出了半个工，谁没出工，全都记得一清二楚。那个时候劳动一整天计10分，早晨2分、上午4分、下午4分。刚开始劳动时，知青们的热情和力气是有的，就是不会使用工具，不会使巧劲，结果力气不少使，效果却不佳，社员们从不笑话他们，而是手把手地教他们，直到他们熟练了为止。晚上记工分时都计10分。后来知青们逐渐学会了拉地排车、挖粪撒粪、犁地、打棉花杈、锄草、喷洒农药之类的体力活。到了初冬修水渠时，全村的男女劳动力全部出工，知青们也参加了挖沟、运土等。每到休息时，他们唱歌、吹口琴，场面气氛很是活跃。有时他们拿出小收音机、放音乐，社员们都围过来听，这在当时的农村都是新鲜事。

        收割的前几天，人们特别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天气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收割的进度，关系着粮食的收成。麦收是紧张的，时间和效率在农民眼中是很重要的，时间就是粮食，这一点儿没错。如果可以开镰刀了，社员们便利用晴好的几天时间加快收割进度，以防天气突变。每年的麦收，为了抢进度，不耽误割麦社员的时间，生产队都会抽出几个人组成后勤组，留一人在家用做饭的大锅烧水，其他人分别用扁担挑着装满开水的水桶，用网兜提着吃饭用的碗，把水送到每个地块，保证一线割麦社员的饮水。

        开镰时，知青们穿上长裤长褂，有的头上戴着草帽，有的头上包着毛巾，拿着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去麦田里收割。每到一块地，知青和社员们一样沿着地边一字排开，生产队长开始分配任务，每人割几垄，割到地头就算完成任务。因为知青是新手，所以生产队长分配他们每人一垄，知青们挽起袖子弯腰就干，一开始手里的镰刀不太听使唤，一镰刀下去总是割不断，镰刀顺着麦秆往上溜，险些割到手，而社员们刷刷地一镰刀下去就是一大把，一会儿就放倒了一大片麦子，知青们只得小心谨慎一小把一小把地割，每割几把就得直起腰来喘口气，时间一长他们的手磨出了血泡，有的知青没有常识，穿着凉鞋割麦子，一不小心就被麦茬扎破了脚，慢慢地腰也开始疼了，为了缓解疼痛就直起腰来休息一下。再看看社员们已经割老远了，割的快的社员完成任务后，立马从地的另一头割回来和知青碰头。每到休息时，知青们赶紧找个阴凉地，躺在地上用草帽遮住脸或用毛巾搭在脸上呼呼睡上一会儿。每到中午来临，火辣辣的太阳变得更猛烈了，像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一样炙烤着收割的人们。他们的手上、胳膊上、腿上被麦芒刺得起了一片片的小红疙瘩，又疼又痒，加上汗水的浸泡，浑身难受。割完一块麦田后，再割另一块。女知青们跟着女社员把割倒的麦子用草绳打成捆，男知青和村里的壮劳力用木叉把麦捆挑到地排车上拉到打麦场去，离场院近的地块干脆用人直接挑到打麦场去。挑麦子可真是力气活，用木叉挑上三至四捆走在没有路的田间中，咬着牙、瞪着眼、左摆右晃、一步一颤，压得两个肩膀阵阵作疼。在打麦场，知青和社员们一起把麦子摊开，牵着老牛拉着石碾在摊好的麦子上碾几遍，然后用三叉挑着麦子随抖随翻，翻完后，再碾几遍，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麦粒从麦秆上脱落下来。人们将麦秸秆挑到场院边不碍事的地方堆成垛。男劳力们紧跟其后，如果有风赶紧扬场（扬麦），女劳力在一边用大扫帚扫麦芒，把麦芒和麦粒区分开，随后晒麦粒、交公粮。送公粮这种可以到公社走一趟的事，知青可以优先一点，让他们跟着送公粮的社员去打打下手。分口粮时知青和社员一样拿着口袋去场里分粮，队里都按人七劳三来计算，当时我们生产大队平均一个劳动日就值1角6分钱，人均口粮大约一季300多斤，在我们公社还是比较好的。

        秋收季节里，时间对农民来说同样是宝贵的，要是错过这个收割时间，不但收成会受到损失，而且会耽误秋种。带着几分凉意的早晨，知青们和社员一样早已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就下地干活了，空旷的田野很快热闹起来。知青们和部分社员的任务是掰玉米穗，把玉米穗从站立的玉米秆上掰下来堆到一起。玉米地如同一片森林，钻进去后这边不见头，那边不见尾，亲临其中如困于迷宫。知青们不敢贸然行动，紧跟社员身后不离左右，社员为了照顾知青，他们掰四行，让知青掰两行。玉米叶子就像一把把小刀，很快把知青手上割出一道道的小口子。后边的社员挥舞着镰刀把人们掰去玉米穗的玉米秆一棵棵放倒。劳动时“沙、沙、沙”的响声仿佛人们在畅谈着丰收的喜悦。为了抓紧时间腾地播种，晚饭后知青和社员一起摸黑将玉米穗从地里运到场院里，将玉米秸晾晒在路边不碍事的地方。白天队里集中力量向腾出的玉米地里运土杂肥，一部分人把运进的土杂肥撒开、撒匀，会犁地的社员两人一组，牵着老牛套上犁钯，一人牵牛一人扶犁钯，抓紧犁地。大队唯一的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也昼夜不停的给四个生产小队轮流犁地，只有拖拉机手轮班休息一会。为了疏松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土温，会耙地的社员赶紧把犁好的土地用三角形木框和三角铁制成的耙耙上两遍，然后用方木连接、柳条编制的耢子耢上两遍，使地面土壤更平，表土更细，有利于播种。那个时候我村还没有机械播种机，一律使用木制的播种机，用老牛拉着，一人扶播种机，一人牵牛，两人在播种机的左右负责抓种子。每年的秋收秋种大约要持续十多天，在这段忙碌的时间里，知青们和社员一样付出着辛勤的劳动，也收获着丰收和播种的喜悦。

（3）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一些脏活累活也难不住他们了，比如从猪圈里往外挖肥、往地里运肥、在地里撒肥等。从猪圈里往外挖肥可不容易。农村的猪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猪窝，是猪吃东西睡觉的地方，另一部分是粪池，猪窝到粪池是有台阶的，像楼梯一样，猪每天自由上下，大小便都到粪池去，平时的生活垃圾也都倒入粪池，进行积肥上地。那个时期化肥一类的东西根本买不到，全指望土杂肥上地。农村的粪池大约有两三米深，恶臭难闻，夏天既有蚊子也有小飞虫子，呼吸都困难。一锨粪足有十多斤重，要一下子甩出池子，粪池一次只能下去两个人，最多干七八分钟就得休息，知青们不示弱，和社员们一起干。那个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除有集体养猪场外，社员家家户户喂猪、喂羊，一是把猪羊养大了能卖钱用，二是能积肥上地挣工分。那个时候从社员家挖出的土杂肥都是由小队会计等二人去见数，用皮尺量方数，按方折算成工分，和社员出工一样，每季一算账，年底算总账。知青们也在院墙外垒起了猪圈，挖了粪池，养了五头猪，像老百姓过日子一样，把剩饭剩汤喂猪，一是能处理剩饭剩菜，二是养大了能吃肉，三是能积肥上地挣工分。他们还在前后两个院子里种上菠菜、韭菜、芫荽、萝卜之类的蔬菜供自己使用，既节省了买菜的开支，也学会了种菜的技术，还增加了乐趣。

        这群十几、二十几岁的初、高中生本应升入高中或大学，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建功立业。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潮流将这些省城学子送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家家户户点起一个煤油灯，白天的劳累已经使大人们筋疲力尽，他们一般都早早入睡，这样也可以节省点煤油，除了我们孩子们打来闹去，疯玩一些游戏——打坷垃仗、捉迷藏等。知青们可不像村里大人们那样早早入睡，他们围着忽闪忽闪的煤油罩子灯，对着宁静而无边的暗夜，使出了他们的绝技，吹笛子、拉风琴、拉二胡、唱歌儿、说笑话。知青刘新义来我村时把自己的高中课本和其他书籍从家里全部带来，想利用业余时间好好学习功课。他不甘寂寞，更不想让长长的夜晚白白浪费，便利用这个时间读书。晚上学习只靠油灯照明，开始时用的灯和社员家一样，用的都是自制的简易油灯，烧几分钱一斤的柴油。这种灯的制作特别简单，用一个废旧的墨水瓶装油，瓶口用铁皮剪一个圆盖，圆盖中间钻个孔，再用铁皮做一个铁管，管中塞一根用棉花搓成的绳子做灯芯。这种灯的火苗是黄色的，火苗上有一股不断头的黑烟，时间一长，火苗中会出现灯花，人们习惯性地用火柴将它挑去。在这种灯下看书，人非常吃力，要跟书贴的很近才能看清字。并且柴油对身体有极大的污染，在柴油灯下坐几个小时，两个鼻孔都是黑的，吐口痰也是黑的，有时一不注意头发都有被烧的可能。刘新义为了学习和知青们的身体健康，统一换成了玻璃罩子灯，由烧几分钱一斤的柴油改为烧1毛多钱的煤油，既增加了亮度，也减少了对人体的污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刘新义（曾任济南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现已退休。）考上了聊城师范学院（现聊城大学），是恢复高考后徐河口村第一个大学生。大队敲锣打鼓为他送行，当时的场面非常激动人心，使人们永远也不能忘记。

        的确，知青们的到来为我村增添了不少文化色彩，也使我村的人们多了一些回忆。1976年初，知青胡伟（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记、副主任、教授，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利用农闲和空闲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农村大展用武之地，自费将徐河口村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徐宝珊、徐宝璧、徐宝珍三烈士英雄事迹画成图画，配上文字说明，共制作了30余块展板。通过展板的形式，将烈士们的事迹生动详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仿佛把人们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目睹了烈士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杀敌的壮烈场景。当时的大队部变成了小小的烈士纪念馆，吸引了附近几十个村的干部群众前来参观。每年的清明节，为纪念这个有着深远意义的日子，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冯屯、韩屯、胡屯等中学的高年级的师生们，以及徐河口附近村庄的小学师生们组成几百人的队伍，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步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路来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徐河口烈士墓前祭扫，聆听革命前辈郑长活讲述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参观烈士纪念馆。烈士纪念馆的建立充分展现了知青们的聪明和才智，表现出了他们的辛勤和无私。随着时间的变化，年代的长久，徐河口村的烈士纪念馆早已不存在了，当年的画像也随着时间的长久而不复存在，留给人们的只有当年的美好回忆。

        知识青年不仅给村带来文化色彩，给人们带来欢乐，从物质生活上也带来了很多方便，知青刚到徐河口时一般的生活用品都是大队上准备的，如油、盐、酱、醋等。因为酱油、醋的质量差，知青们不再食用村上的酱油、醋。当时农村见不到好酱油、好醋，更没有像现在我们吃的瓶装酱油、醋，村代销点卖的都是用大水缸盛着的散装酱油、散装醋，质量很差，尤其夏天时间一长缸里就长罩子或生蛆，吃起来有一股子老咸菜水味。凡到代销点买酱油或醋的人，必须提着能装一斤多的空瓶子去，要一斤就给你灌一大提，要半斤就给你灌一小提，大提装一斤、小提装半斤（提是用竹筒做的一种容器），非常准确，根本不用过秤，当时酱油的价格是1角X分一斤，醋是8分一斤。知青吃的酱油和醋是从济南捎来的，质量好、味道鲜、香度大，靠知青点近的社员如果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做菜时为了提高菜的味道，就赶紧拿着自家的茶碗去知青点借点好酱油、好醋。后来和知青关系好的社员为了吃上好酱油、好醋，干脆把钱和能装十斤、二十斤的塑料桶送到知青点，让回济南的知青捎好酱油、好醋回来，每次知青回来大桶、小桶好几个都装的满满的，这成了他们一路的负担。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路不好走、车又少，如果上午6点多动身由济南到茌平得走4、5个小时。从茌平倒车再到胡屯，胡屯到徐河口没有公路，土路也是坑坑洼洼。每次知青回来时到了胡屯让熟人给村里捎个信，村里派驴车去接。回到村里已经晌午歪了。时间一长，知青们和社员的关系加深了，知青的负担也加重了，社员不仅让知青捎酱油、醋，还让知青捎铝盆、铝锅之类的东西。那时农村只有卖铁锅、瓷盆的，铝制品根本没有，那时的铝制品质量很好，比起现在来质量要好得多，又厚、又重，很耐用，我家现在还用着当年知青刘晓红捎来的铝盆，一点也没有坏，看样子还能用它个几十年。

（4）

        我村离徒骇河很近，村庄和徒骇河之间大约隔着五百米的距离，出村向南直走穿过一片枣树林就到徒骇河的河堤。那个时候徒骇河里的河水清澈透明，一点污染也没有，社员在河堤附近劳动时如果渴了就跑到河边用双手捧起水来喝个够，孩子们去河堤上玩耍如果渴了也到河边去解渴。河的中心最深的地方大约4米深，河里有鱼、乌龟、嘎啦之类的动物，都是野生的，爱捕鱼的人们不时带着渔网到河里撒几网过过瘾，我们孩子们经常带着用大人们做针线活的针自制的鱼钩去钓鱼。尤其到了夏天，徒骇河就成了人们的游泳池，大人们去河内游泳、洗澡，我们小孩只能在河边玩耍，不敢到水深的地方去，生怕呛水后淹着。从大城市里来的知青个个都是旱鸭子，他们大城市里不像农村坑多水多，村内村外都有水坑，农村的孩子从5、6岁就光着屁股跟着大孩子在村里的水坑内学游泳，而在大城市里根本见不到水坑，城里人洗澡都是到澡堂去洗，那时太阳能、热水器、浴霸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使用了。每天散工后男知青们跟着村里的徐子玉、徐宾之去学游泳，女知青们觉得稀罕就尾随其后看热闹。在河水里徐子玉、徐宾之变成了师傅，知青们变成了徒弟，师傅教的细心，从游泳的姿势动作到游泳的窍门，逐步地教，徒弟们更是认真地学，生怕失去了学习的好机会，渐渐地徒弟们不光学会了游泳，还学会了潜水、踩水等技巧。徒弟们不光白天学游泳，晚饭后还瞒着师傅们到村外的水坑里去温习。为了表示对师傅们的感谢，知青们把师傅徐子玉、徐宾之、徐子银请到知青点做客，给师傅们饱餐了一顿猪肉炖粉条。知青们慢慢熟练了游泳的技巧，水性也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一件抹不掉的事，就是知青李正不慎掉进了路边的水井里，这在当时成了全村的爆炸性新闻，也成为人们茶前饭后议论的焦点。70年代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每个村庄都有几眼或十几眼大口水井，村内有、村外的庄稼地里也有，像人们的生活用水、牲口饮水都是从水井里用水桶提上来的。庄稼地里的水井主要是用于农田灌溉、喷洒农药等，像我村的灌溉用水井基本闲置，灌溉主要使用徒骇河里的黄河水。水井都是圆形的，井口直径在一米多，从井口往下越来越宽，底部越宽水的容量越大，井口到底部大约十几米深，井口到水面也得4、5米深。那时的水井没有井盖，井口一般比路面高出30—60公分，叫井台。有的井台和路面基本平行或高出地面2、3块砖的高度，这样的水井在村里就非常危险。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人们都要绕着井口位置走，尤其是漆黑的夜晚走在街上时，每到水井的位置就更加小心，生怕一不小心掉进井里。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能照明的就只有煤油灯和手电筒，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还舍不得用手电筒，生怕浪费电池，只有晚上看庄稼、浇地时才舍得用会。年青人觉得路况熟、眼神好，晚上出门根本不习惯带手电筒。1977年初春，寒冷的冬天刚刚过去，有一些暖意的初春，人们已脱去了厚厚的棉衣、棉裤，摘掉了帽子、围脖之类的东西，白天和晚上的温差较大，晚上出门还要披一件稍微厚点的衣服。一开春，农民除了给小麦灌溉外，并没有其他的农活。那时的农村根本没有电视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人们都有早早睡觉的习惯，只有同龄的年青人凑到一块点灯熬油的闲聊。一天晚饭后，知青李正独自一人去徐连训家串门，碰巧三队队长徐子银也在徐连训家聊天，几个人一直聊到晚上9点半左右才各自回家。在回知青点的路上，李正一不小心掉进了路边的水井里，幸亏他学会了游泳和踩水。李正在井里呼喊救命，呼救声在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瘆人，惊得半个村子的狗汪汪直叫。路南离水井最近的徐银之听到自家的狗叫声，以为家里进了贼，披上衣服出来看个究竟，隐隐约约听到呼喊救命的声音，立即顺着声音寻去，确定声音是从井中而来，徐银之连声呼喊“快来救人啊！有人掉井里了！”附近的群众听到呼喊声后，穿上衣服，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扛着木梯，有的抱着棉被，不约而同地奔了过来，群众用绳子把李正从井里拉了上来，给他披上棉被，把他送回了知青点。经过大队赤脚医生徐星之的检查，李正只是受到了惊吓，没有其他问题，真是有惊无险。此后，为了避免再次有人落井，大队派人把村里所有的井台进行了修缮和加高。

         知识青年的到来，为我村增添了不少文化、学习、生活色彩，他们逐渐熟悉了农村的劳动，熟悉了农村的生活，也习惯了茌平人民的生活习惯。他们和社员们的交情深了，社员们也把他们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圈。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工同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和教育。他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徐河口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的意志得到了磨炼。他们当中，有的在村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考上大学的，有当过小学老师的，有当过生产队记工员的，有的还学会了一技之长——木匠活。1978年中央下发了74号文件，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们就陆续返程了，离开了农村这块热土。

        随着时间的流转，当年的这些知青已步入中年或老年，但青春时期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的路，在他们心中反而更加清晰，他们时常回忆起下乡插队时的情景，怀念起当年村里的父老乡亲，他们有时还自发地组织起来踏上回村之路。

        时至今日，徐河口村的老人们还不时谈起当年的知青，述说他们当年的故事，对他们下乡的抉择和精神赞不绝口，老人们的思念和敬佩之情常常溢于言表。现在，村里的知青点早已没有了，但那一段知青的岁月却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留下了一首永远的青春之歌。

作者近照

作者：徐淑之，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机关单位工作。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轨迹，抒写人生欢歌，愿意用文字感悟人生，闲暇之余爱好散文写作，有几十篇散文在多家报刊及微信平台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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