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娥，女，自由写作者，退休会计师，现居厦门。

街道办事处的女人们

文/孙玉娥

        街道办事处的女人们个个花枝招展，这是我到办事处最初的印象，不像我原先待的汽车修理厂，不管是坐着记账收钱的也好，下地坑子干活的也好，有一个是一个，个个蓬头垢面、灰头土脸，说话粗声大嗓，像在吵架，有好衣服也没好穿，走路脚下生着风，拱着头，撅着腚，一副忙忙碌碌勇往直前的样子。就有好事者曾开玩笑地问：“低头找啥呢，金子丢了麽？”
  “呵呵，我有金子就不怕丢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天天与油泥啊、铁疙瘩啊打交道，穿了好衣服，画了好眉眼给谁看呢？汽车倒是睁着大眼睛，24小时不闭，可它看见和没看见是一样的啊。

        粗犷的生活养成了粗放的习惯，有一次在市里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老师正讲着课，我的同事接到老公一个电话，本来是她很小声的低头爬在桌子上，老公说话，老婆听，没人注意，说着说着，同事声调无知无觉的大了，“嗯，嗯。”就这两声“嗯”，打断了老师的讲课，老师停下来看着她，同事只好满脸通红的在众目睽睽下走出教室。

       在街道办事处可不一样了，女人们天天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上下班有班车，不用挤公交，个别家境好的或者是有相好的，还有专车接送，轻松的工作和无忧的收入状况，让她们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捯饬自己的“面子”，精心配置自己的着装，她们中不乏风情万种，面容姣好的女子，穿着华丽、贵气，走路甩胳膊扭臀，说话轻声慢语，这里没有丑女，丑女也变成了气质女。在她们面前，你无法判断她们的真实年龄，乍一看，嚯，办事处的女性怎么全是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在一起熟了，才知道，其实她们中有好几个40多岁的大姐大，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或正在备战高考。
      
        很多年前的街道办，让人想到婆婆妈妈这个词，其工作内容也就是处理个东家长李家短的杂事，调解个邻里纠纷啦、救济个贫困人员啦等等，据老公说，他的外婆——一个6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就曾当过街道办的主任。那时候的街道办人员也较少,一般是2一3人，且大都是热心的阿姨、大妈担纲。如今的街道办事处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它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办事机构，是市、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改革开放以来城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让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管理范围急剧扩大，办公场所也由原来的低矮平房换成了独立的大楼，机构膨大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且身份都是公务员或是事业单位编制，设置了主任、副主任、书记、副书记等七七八八一大堆职衔。

       说起来真是命运弄人，当年我参加干部招录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招考录用，考上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联系接收单位，能自己找到接收单位，各种关系便转到新单位；二是没本事找不到接收单位的，一律由人事局统一分配，到街道办事处上班。我考虑再三，觉得工厂是不会消失的，是最稳定可靠的；街道办算什么呀？整天和婆婆妈妈打交道，没什么意思。便留在了工厂，而和我同时考上的两位好友，一个自己联系单位去了市上的政府某机关，一个没有关系可找无奈被分配去了街道办事处。（对了，我当年的结婚证，还是经这个去街道办事处的同学的手办的呢。）二十多年后，这个去了街道办事处的好友，在几年前就当上了街道办事处的党总支书记，而我则成了下岗女工。现在因生活所迫，又以下岗人员的身份来到街道办事处帮工谋求生计。
      
      来办事处上班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琴。我下岗在家，街道办事处正好需要一个搞财务的人，好友便把我介绍到这里，承接12个社区以及办事处一个服务部的财务工作，琴是这个财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巧的是，她的父母和我的大姐正好是一个工厂的，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俩也认识。当年琴从技工学校毕业，在厂里当了几年工人，她的父亲是这个区政府机关的领导，凭借父亲的关系，琴调到了办事处，成了一名公务员。琴长的人高马大，壮硕的身材，貌似强健，其实她是办公室里身体最不好的一个，她是家中的长女，很不幸地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祖传”的高血压，长期的伏案工作又让她得上了自己“独有”的颈椎病，工作时间一长，两症同时发威，便会头晕目眩、脖子酸痛，不得已常常要去做按摩理疗，她年纪不大，却已是按摩推拿店的“老主顾”。琴的性格沉稳，持重，是办事处的女人中较为朴素的一个。

       花了一天的时间，琴带着我把12个社区全部跑了一遍。
     
       杨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新考录的大学生，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算不上漂亮，但穿着很时尚。说是新来的，实际上她在办事处上班已经四年了，没正式考入公务员之前，她是以聘用者的身份在办事处工作，刚刚正式成为公务员时，正好怀上了小宝宝，办事处主任便找她谈话：

  “小杨啊，你刚刚考进来，这怀了孕，生小孩，肯定要影响工作，对你影响也不好。你还年轻，以后想要孩子不是很容易嘛。现在还是以工作为重，你考虑一下。”

       听话的小杨便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谁知这一流，竟流成了习惯，以后怀了两个孩子都没有坐住。之后的怀孕、保胎便成了杨以及本办公室的压倒一切的大事，每当有了怀孕端倪，她便理直气壮地请假回家保胎，一保2、3个月不用上班，主任在此事上心有愧疚，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只要办公室里十天半月不见杨的面，有人问起：“小杨呢？”办公室人便会回答：“保胎去了。”

       杨的婆婆对杨也是百般呵护，每天变着花样为她做饭，夏天怕她渴着，每天熬两罐冰糖绿豆汤，让她带着到单位喝，有时小杨来的匆忙，忘记带了，婆婆还会亲自给她送到单位来。这让办事处的女人们羡慕不已。

       我离开办事处的时候，杨不在，正在家中休养。后来听说她已经成功怀上了小宝宝。
       
        我来之前的社区会计是苹，苹个子不高，身材小巧，穿着入时，头上扎着高耸的马尾辫，配着得体的头饰。从背后看见她，你绝对会误认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走在你前面，她每天变换不同花样的衣服，仿佛天生一个小号衣服架子。琴告诉我，苹的姐姐和办事处主任是同学，主任答应给苹调整工作，但却一直没有安排。财务工作比较辛苦，本办公室又是整个办事处最忙碌的一个，苹早就想甩开这个包袱了。可是，我接任这个工作后，一直到我走，苹也没有离开这个办公室，也没有安排具体的工作任务，她每天照常按时上下班，每天按时去食堂吃饭，每天和我们聊她即将考大学的儿子的学习、聊儿子的学校，不辞辛苦地为儿子打探各个学校月考排名情况。她也乐得如此：工资一分不少，活想干就干，不干也没人找她麻烦。   

        淑是另一个办公室的，年近50岁，她身体微胖，肤色红润，面如满月，不太爱说话，也不串办公室，爱穿鲜艳的衣服，敢于大胆地将玫红色的衣服和葱绿色的裤子搭配，再披一条飘曳的沙巾，也不失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子。她不坐班车，也没有专车接送，有好几次，我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碰到她，起初我以为她不是办事处的人，次数多了便聊起来，原来，她每天下班都要去婆婆家照顾生病的婆婆，她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家里没有负担，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病人。

        琴的女儿、苹的儿子，都是在这一年参加高考。

       这一年，我因为出车祸离开了办事处，之后，苹 不得已又接任了我的、也是她原来的工作。

       当然，我说的这都是“和平年代”的事情，据说那里爆发“xx”事件之后，维稳成了基层工作的重心，从区政府机关到街道办事处，再到社区居委会，几乎没有休过完整的假期，周六周日的双休日下社区、加班成了常态，假日休息对她们来说成了一个遥远的奢望。

        尤其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社会各行各业都处于停摆状态，乌鲁木齐几百万居民的生活、工作成了问题，长达几个月的内联外交、上传下达全靠街道办、居委会、社区的工作人员斡旋，居民不能出门，所有的物资、生活用品、粮油肉菜的配送，都由他们来完成。据说这次疫情，基层社区工作者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辛劳,所有的措施、任务最后都被落实在他们的身上,白天要进行体温监测、物资搬运等繁重的任务,晚上还需要整夜留守,听侯指令。据说，在封城期间,各小区也进行了封闭管理,许多社区工作者索性在小区门口搭一个简易帐篷,晚上就在里面过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劳付出,就不会有抗疫的胜利。

         只是不知道在这些辛劳的社区工作人员中有没有曾经的街道办事处的同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