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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澄清深入民间，体验生活
《大刀记》剧照
说起父亲郭澄清自然就离不开一部三卷的百万巨著《大刀记》，但它一波三折的创作和出版过程却鲜为人知。
父亲是大约1971年9月向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请的创作假。安排好工作后，父亲退了省城的住房，并把户口又迁回了宁津县，很快回到了宁津郭皋村老家着手开始长篇小说《大刀记》的创作工作。父亲原计划是这样的：第一部、“血染龙潭”，第二部、“火燎荒原”，第三部、“光满人间”。
第一部主要描写清末民初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及国仇家恨下的自发斗争。父亲苦难的童年生活及血泪家族史，还有父亲长期在农村收集的素材，让他写的得心应手。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写作，进展非常顺利，速度很快。夜以继日的创作他也不觉得累，30多万字的第一部很快封笔。
第二部《火燎荒原》也开始构思，他也胸有成竹。因为父亲手中有一部1966年写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的清样稿，很多篇幅可为《大刀记》所用。还有他多年从老抗日英雄那里积累的战斗事迹和故事，写起来也不困难。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手稿清样而没有书呢？1966年父亲写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据当时的出版社领导阙道隆和著名编辑张羽同志回忆：为组这篇稿他们到郭澄清同志的家乡宁津县待了一个多月。手稿交到出版社，很快就打出了清样，设计出封面。父亲接到出版社寄回的校对稿后积极校对，希望能尽快出版见到新书。突然，“文革”开始了，工厂停产闹革命，出版社领导被批斗，工作瘫痪了。手稿没了、封面也不见了。父亲的手里就剩下这本校对清样了。
后来，在198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每本定价1.9元。这对病重中的父亲是一个安慰，他很高兴，让我们用并不多的稿费买了很多书，他要作为礼物送给去医院看他的人。但是书中没有前言和后记，对先前的情况也没有任何交代。书的名字改为《决斗》。
《大刀记》其实在父亲心中已酝酿多年，可以说是他近20年创作史的一个集合部。第一部写完他自己很满意。第二部前面也已介绍。第三部《光满人间》，父亲想写一部解放后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和农村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有他近20年深入农村写出的近百篇反映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经历，写起来应该是轻车熟路，一定能写的更精彩。父亲信心满满，对这部他心目中的《大刀记》雄心勃勃，充满憧憬和期待。
当年《大刀记》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谢永旺同志是这样回忆的：“1972年的夏天，澄清同志写出了《血染龙潭》，邀我到山东看稿。这次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喜悦。作品厚实，有独到的特色。语言尤见功力，以北方农村的口语为主加以提炼，又融入了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农村生活场景和习俗同样具有浓厚的平原气息，显得爽朗开阔。农民的贫穷困苦和坚毅的斗争精神，以及人群之间的人情之美，一个个生龙活虎，形神兼备。在1971、1972年那个年代，‘五四’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优秀作品，除了鲁迅，几乎没有再版。真正称得上文学创作的实属凤毛麟角，在这种近于窒息的文学氛围下，读到一部有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稿，愉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时他也有一个担忧，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一部写清末民初农民的苦难和自发斗争的故事，没有写党的领导能通过吗？谢永旺同志回到了北京向出版社领导作了汇报。他的担忧也得到了证实。
按照当时对重点文稿的通常做法，先印征求意见本在出版社内外广泛听取意见。很快《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200本征求意见本就印出来了，分送有关领导和部门征求意见。后来结果是，大家对于作品的文学艺术特色水平没有异议，突出的问题是缺少党的领导。这种非文学性的裁定以及上纲上线的要求，对于作者和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而又难处理的事情。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屠岸、严文井、王致远及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大刀记》这个优秀的长篇小说，于是提出让作家来北京商量修改之事。
其实，父亲也一直在积极要求进京，他心里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原稿出版的想法。父亲来到了出版社，应他的强烈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父亲想当面向大家解释一下《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里为什么没写党的领导的原因。正像前面所介绍，第一部他主要写的是：清末民初鲁北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鲁北人民为了生存，纷纷自发地开展英勇斗争。但由于缺乏统一正确领导，绝大多数都被官府镇压，惨遭失败。这也为《大刀记》第二部《火燎荒原》人民群众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了铺垫。其实，那时候鲁北农村还没有出现党的正式组织。但在会上少数有一定身份的人仍坚持认为，该著没有写党的领导，因此不能出版。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年代谁还能、谁还敢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呢？好像听父亲说过，为出版之事他还找过浩然同志寻求帮助（他们是早年在河北时因文学相互倾慕而结缘的朋友），因当时他的影响更大一些。但一切努力均宣告失败。父亲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返乡继续修改作品。
那时父亲的压力非常大：改吧，不实事求是；不改吧，又通不过，不能出版，一切心血付之东流。他感到无法向领导交代，更无颜见家乡父老。父亲的痛苦和压抑难以表达。在以后艰难的改稿生活中，经常看见他写了撕、撕了写。烦躁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种树，他那哪是种树，更像是发泄，在他的“合理密植”下院子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树。我们当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能看出他的不顺心。我心疼他，就默默地帮他挑水，浇树。还经常帮他按摩，父亲不说停我绝不停手，经常累得一身汗。我的弟弟郭洪庆、郭洪林，还有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郭志明同志也经常来家里帮我父亲按摩。父亲在老家的炕桌上写稿，煤油灯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那廉价的烟，因为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改稿这些日子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
正如当时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后来回忆文章里说的：“在严酷的政治与文化专制情势下，所谓修改，实际上使作者和编辑都处于两难境地。没有写党的领导不行，写了就行了吗？更不行。依照当时的说法，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北方的党组织实行的是‘错误路线’。有位社领导特意请教了一位当时已经出面工作的老干部，回答很干脆：山东有党，但是王明路线。如此说来，歌颂错误路线，岂不成了一项‘罪行？’”
在“四人帮”当道时期曾一度提出这样的理论：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老干部就是他们说的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而父亲书中歌颂的人物就是标准的“吃过糠、负过伤、扛过枪”的老干部。您想能给出吗？谁敢出版《大刀记》呀！
作为《大刀记》的终审编辑屠岸先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说：“我是197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主任的，当时没有正主任，只有三个副主任，我是第一副主任。当年我们拿到《大刀记》稿子以后，非常重视，像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英雄就是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当然，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但是在党成立以前呢？中国从古至今，出了多少英雄豪杰？那个时候没有党的领导，那时候难道就没有英雄人物了吗？那岳飞、文天祥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些肺腑之言现在敢说，在当时能表达吗？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父亲当时心里憋了一股气，但还是对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了极大的理解。接受现实，继续回去改稿。
1973年初，父亲被再次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和他商量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继续写下去。写出第二部《火燎荒原》，即写出冀鲁平原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为主力的伟大抗日战争。父亲调动他的生活积累，顽强拼搏，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写出了80万字，完成了《大刀记》的第二部书稿。
1975年1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科技与文化事业、文学创作和出版也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大刀记》是一部歌颂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斗争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的作品，出版不再有障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认为出版大有希望，急招父亲再次去京改稿、商量出版。但“四人帮”多年的文艺专制仍使他们心有余悸。这一次他们提出只出第二部，第一部暂时不出。但父亲坚决不接受。他认为第一部是主人公梁永生苦难的成长史和民族的苦难史，如果没有第一部做铺垫，第二部里的各种人物就没了根源，人物就立不起来，作品没有说服力。在父亲的苦苦要求下，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第一部被拦腰砍，32章只用了16章，作为《大刀记》的一个“开篇”，然后拉长第二部，一起形成了后来出版的一部三卷的《大刀记》。所以读者当时读到的《大刀记》并不是父亲心目中原来设想的那部《大刀记》。当时为了出版，父亲作了妥协。正像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回忆的那样：“虽说不无遗憾，却也无奈。书的出版获得了好评，尤其是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欢迎。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具有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优秀之作。”
当时，出版社是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为由而抓紧出版的。为了赶在抗战纪念日前截稿，父亲开始了一段炼狱般的创作历程。社领导、编辑也同样极其辛苦。正如谢永旺同志回忆的：“1975年的春夏之交，是我和郭澄清接触最多的时期。一经决定出版，我们就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当时一般的书稿，每天发稿大约一万字，《大刀记》发稿，每天两万字。一有会议之类耽搁了，我们就会加班赶工，流水作业，最多时一天发稿三四万字。我工作8小时，澄清推敲定稿，不会少于12小时，可谓日夜兼程。那时没有稿费，更没有预支稿费的事。他写稿，在家乡的小土屋；他改稿，住在出版社的小平房里；三餐吃在食堂，吃的节俭，为了熬夜，有时还从食堂多拿出两个馒头。写稿和改稿，都很艰苦，但他不以为苦。写作是他最大的快乐，是他生命的支柱。他爱文学，爱到极致，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他爱家乡、爱父老乡亲，爱的深沉，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文学属于人民群众，应该把人民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用完美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来。他对出版社的难处给予充分的体谅与配合，他对编辑的劳动也给予真诚的理解与尊重。他的稿子总是抄的清清爽爽，一丝不苟，免得我们再用红笔勾画。有时夜里补写的部分没来得及誊写，他一定歉意说明。这一段合作过程，他让我非常感动与敬佩。”《大刀记》出版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它竟然没有一个后记。他不想和读者说点什么吗？这不符合父亲的风格，在文学创作上他一贯认真、严谨、追求完美。就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当年的遗憾作了弥补，把当年未完全出版的《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改名为《龙潭记》作为单本出版时，病重的父亲拖着半身不遂的病体在病榻上进行修改时也没有忘了写后记。
我想，也许是当时时间太紧；也许和当时父亲的心境有关。他并不非常满意由他修改出版的书稿。但这都成为了历史，定格在那个年代。定稿后的父亲心情是复杂的，以往每发表一部书稿，他都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释怀感，但这一次父亲没找到这种感觉。而是有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好像记得父亲说本来还有一个电视记者会，但父亲却不辞而别。第二天一早就携来接他的妻子悄然离开了红星胡同十四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回到了他的家乡，那片他熟悉、挚爱的土地——宁津县时集乡郭皋村。他想在那片土地上休整一下，再吸收一些营养。他心里还有一个梦——完成他的《大刀记》第三部《光满人间》。也有人让他改书名为《千秋业》。但那都随着父亲的生病和逝去而成为永久的遗憾。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不知从哪里得到父亲离开北京的消息，风驰电驰般地赶到北京火车站，他居然找到了郭澄清，匆忙中嘱咐父亲，千万别把版权给别人，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拍《大刀记》电影。在反复的叮咛中，火车开动了。
回到家乡的父亲面色焦黄、黑瘦，头发凌乱，显得十分苍老和衰弱，好像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沧桑老者。与我们1971年见到的刚开始计划写《大刀记》的父亲判若两人，其实那时父亲才40多岁呀！“文革”毁了父亲，“四人帮”害了父亲。在吉林省作协副主席王士美、山东大学文学院吴开晋教授、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王绶清、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常庚西、山东文联副主席苗得雨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有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比如，王绶清教授说：“由于你父亲健谈、诙谐、幽默，大家都愿意围着他谈天论地。”吴开晋教授说：“想不到那儿（指父亲住的不到10平米的斗室）不但成了各省市来京作家聊天，痛骂‘四人帮’文艺专制、交流信息的‘小沙龙’，也是那部与‘文革’极左路线唱反调，歌颂老革命家流血牺牲题材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刀记》的最后分娩之所。从当时的亲眼所见和多次交谈及后来他人的介绍了解并目睹了他那感人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为创作《大刀记》至今尚不为人知的高尚品德。”（《披肝沥胆、翰墨春秋》）王士美同志说：“我们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小招待所红星胡同十四号院的一批作家，几乎完全是一边倒，同仇敌忾，正气相通，站在和‘四人帮’对立的旗帜下，每天白天改稿，晚上十一二点以后就坐在一起开始指骂。……当时正是大批特批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时候。而《大刀记》这部书，恰恰却是讴歌民族的、民主的革命战争的。正是在讴歌着所谓‘民主派’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的。所以，在当时，我在写给他的那封信中，十分含蓄的感谢他给千百万读者，特别是年青人，上了一课，让大家不要忘记中国革命事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拴不住的激情——郭澄清同志印象》）
《大刀记》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山东、上海、四川、山西、吉林、浙江、福建、黑龙江、广东、广西等20多个省的出版社都出版重印了长篇小说《大刀记》。其总印数大约有300多万套，四个版本的连环画（山东版、黑龙江版、河北版、辽宁版）约出版了3000多万套，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相当广泛，创造了当时出版界的奇迹。但父亲生活依旧艰苦，他未得到一分钱的稿费和政治上的任何提升，后来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人们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父亲在深入生活中发现人民群众的美，在大家忙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在埋头写歌颂老革命抗战故事的《大刀记》，他总是跟不上形势，所以他总是游荡在文学史的边缘，没有在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还被误读。这不能不说是“四人帮”极左路线带给文学和文学史的悲哀！郭澄清个人的悲哀又算得了什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领导屠岸先生这样回忆说：“《大刀记》出版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就联播了，好多个省台也进行了联播，中央台就是不广播，这个是‘四人帮’控制文艺创作的时候，究竟是‘四人帮’什么人具体操办的，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于会泳那时是文化部长，他干预了此事，我是记得清楚的。在‘文革’这个历史悲剧面前，他要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良知就是忠于人民）是多么的难啊！在逆流当中，他要进行斗争，但斗争是有一定限度的，再过一点，你自己就被粉碎了。把你抓起来枪毙，在那时可不是一句笑话，那时候‘四人帮’枪毙的人不少啊。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状况下，又要保护自己，又要坚持自己。”他还说：“《大刀记》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他是个非常负责任，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刀记》当时没有遇上他，可能还会经历更大的曲折。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原稿《大刀记》，总算了了我们的一桩心愿，要不然的话，我们总觉得欠着他一笔账。新版出版前，我跟社里的领导打招呼，我说‘《大刀记》是郭澄清一辈子最重要的作品，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虽然当时出版的《大刀记》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可不完全是郭澄清自己的想法，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控制下，违心地进行修改的版本，当时虽然出版了，但他是不满意的。’没能按照作家自己的意愿出版，总归是挺大的遗憾。虽说账不能算到我们出版社的身上，该算到‘四人帮’的身上，但是呢，书毕竟是通过我们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心里总觉得像压了块石头。”这个账的确应算在“四人帮”身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没少跟着担惊受怕、受累。虽说2005年恢复出版了，但只能说是部分恢复，因原本要写的第三部被“四人帮”干扰的没写成。第二部被拉长全本质量必然受影响，那都是没法弥补的了。
《大刀记》的出版，使父亲郭澄清名声大振，随之也带来了灾难。
1975年大约10月左右，当时的省文化局党组书记赵其昌带着国务院文化部的文件及山东省委的口头通知开车来到郭皋老家，通知父亲马上去北京开会。当时就开车把父亲送到德州火车站，买了票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后来才知道是‘四人帮’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18位作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主要是要大家创作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四人帮”爪牙按其主子的旨意给与会人分别下达了任务。他们要求父亲写一部丑化周总理的中篇小说，要求把周总理刻画为曹操式的人物。父亲对‘四人帮’搞“帮派文学”极为反感。他认为文学有其时代责任担当，但绝不能成为少数人心怀不轨，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具。对让他写丑化周总理的小说非常气愤。他当即认定：这是个人格问题，宁可挨批，再次进牛棚，决不可昧着良心，写迎合他们而违背人民心愿的文章（摘自当年山东青年报记者刘德亮的采访稿）。
从北京回来后父亲没回省城，直接回到了郭皋老家。他对这个会是排斥的。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起：在会上贺敬之副部长曾和他有过一次单独交流，是朋友式的促膝谈心。贺敬之同志说：“文艺创作不要东风来了跟着东风，西风来了跟着西风，要写自己心中确实感受的东西。”多少年后在整理父亲的书稿时，我还见到了他写给贺部长信的草稿，主要内容就是他表达了对这次谈话内容的极为赞同。只是字写的大小不一，也不太漂亮，比他病前写的那手漂亮的楷体字差的太多了。当时在会上文化部长于会泳点着父亲的名说：“郭澄清你写了《大刀记》，还没有写一篇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你回去后必须写一部，起码是个中篇。”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布置下来，并要求回去后要传达布置任务，号召大家写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
父亲没回济南汇报，省文化局的领导着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当时来通知父亲去北京开会的省文化局党组书记赵其昌和党组成员祖敏同志立即赶到了宁津郭皋村老家，询问会议情况。父亲简单作了汇报，然后向领导提出：我还是想写我熟悉的东西，想继续完成《大刀记》的第三部《光满人间》，领导们只是笑了笑，没表态，就回去了。
《大刀记》出版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及省文化局，为郭澄清召开了庆祝会，山东省委并发文号召“向郭澄清同志学习”，还专门给父亲拍了一个电视宣传片。当年山东作家还有两部作品出版，李向春的《煤城怒火》、牟崇光的《烽火》，都受到了好评。省委为鼓励广大文学创作工作者，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山东省文学创作大会”。父亲当时是省文化局党组成员、省创作办公室主任，让他主持会议。这样父亲就从宁津老家前往泰安。在泰安火车站父亲受到有关领导和老同志的热烈欢迎。山东知名老作家刘知侠同志热情洋溢，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在场的老同志还有：董均伦、王希坚、王安友、包干夫、苗得雨、孔林等。大家相见分外亲切。按说在会上父亲应该传达一下北京会议精神，但他只字未提，只说了一句：“系好鞋袢大干快上写出人民喜爱的好作品。”老作家、诗人苗得雨同志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此事。散会后父亲就直接回到了老家宁津县郭皋村，继续写他的《光满人间》，也就是后来的《千秋业》。
这期间，《人民文学》《山东文学》纷纷向父亲约稿，在那个政治背景下，父亲未交出任何作品。“四人帮”并未放过父亲。派爪牙到父亲老家蹲在那里催稿，并对他说:与你一起开会的人，大多数都交稿了，就你什么都没写。然后还暗示父亲，你要能按期交稿，就能提拔之类的话。但父亲至死都没给“四人帮”写出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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