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狼人》的狼性书写与文化隐喻

作者｜袁 园（中国）

[摘  要]《牧狼人》的狼性书写，蕴含国民性欠缺的强悍、野性、进取精神质素，涵盖伦理、意志与情感复杂人性内涵，融合生态、历史、民族丰厚文化蕴藉，衔接断流已久的国民性叙事。小说文本由狼/男性/民族三层表意系统构成，狼性书写、男性成长与民族救亡三个叙事板块互相指涉隐喻，其叙事逻辑为自然造就狼性，狼性引导男性成长，最终塑造民族性格。狼作为承载叙事功能的核心意象，贯通狼性、人性与国民性的精神谱系，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

[关键词]狼性；雄性；国民性；全球化；文化资源

黎正光《牧狼人》是一部寓言小说，小说文本由狼/男性/民族三层表意系统构成，既可以分开阅读也可以互相指涉，狼性书写、男性成长与民族救亡三个叙事板块，自下而上构成了小说的叙事结构。《牧狼人》的叙事策略是将狼作为承载叙事功能的核心意象，狼性贯穿小说文本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其叙事逻辑为自然造就狼性，狼性引导男性成长，最终塑造强悍的民族性格。小说围绕杀狼、祭狼、养狼、牧狼的叙事主线，设置了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串联起众多人物形象，引领读者进行叙事的冒险，借助狼性表达对国民性的深刻思考。

一、狼性：兽性与人性的融合

动物题材小说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物形象艺术转换的成功与否。《牧狼人》塑造了乌岗狼王这一艺术形象，作者黎正光并没有将狼简单当作动物去描写，而是将生物学范畴的狼转换为人学意义的狼，从这个角度说既是狼又不是狼，而是兽性与人性融合的狼人。如同海明威笔下的西部硬汉，杰克伦敦塑造的孤狼形象，乌岗狼王生存在环境恶劣的藏地高原，面对人类的疯狂捕杀，凭借残酷的动物本能、冷静的头脑和以及严格的纪律，成长为藏地草原统领狼群的头狼。小说对乌岗狼王细致入微的描写，字里行间散发出阴冷暴戾的气息，使之成为具有野性生命力的艺术象征。作者着力彰显狼性中的野蛮兽性，力图从中汲取传统文化人格所欠缺的尚武、强悍、团结精神内涵，表达对软弱、保守、封闭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性格重塑的期盼。小说浓墨重彩描绘狼群在青格错圣湖森林猎杀野牦牛的场景，尽管野牦牛体型硕大，但是在乌岗狼王指挥协调下，狼群锲而不舍追逐数天，等到牦牛群精疲力竭，趁机对落单牦牛展开围追堵截，将落单牦牛向冰湖上赶，冰面湿滑牦牛无法抵抗，最终被狼群猎杀。离老鹰岩不远的雪峰，扎西将狼群逼上绝路，乌岗狼王带领狼群接二连三跳下悬崖，顺着绝壁积雪滑下冰湖，面对绝境狼群毫不退缩顽强抗争。骷髅谷狼王与扎西殊死搏斗，狼王将扎西诱骗到骷髅谷悬崖顶，料定山道狭窄无法转身，一跃而起飞跃扎西头顶，宁愿摔死也要与对手同归于尽，导致扎西因重心不稳与狼王同时摔下山谷，为了赢得胜利狼王不惜粉身碎骨，狼性中的狡黠残忍与冷酷无情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然而，《牧狼人》的狼性书写并没有停留在兽性本能的层面，在肯定其强悍进取的原始野性同时，进而发掘出狼性充满人性的另一面。纵观近年来众多的狼题材小说，如姜戎《狼图腾》、沈石溪《残狼灰满》、郭雪波《狼孩》、刺血《狼群》、凌岚《狼王》等，理念先行始终是无法摆脱的艺术缺失。上述作品将狼处理为宣泄理念的工具，披着狼的外衣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注重动物的外在形象却忽略内在心理，只注重理念说教却忽视动物的人性内涵，沦为承载文化理念的干瘪符号。此外，作者对狼性的价值评判倾向于残忍嗜杀的兽性膜拜，颂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动物生存的本能宣扬到极致，“暗含着的却是一种历史的退化，其本质上就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伦理基点上。”[endnoteRef:0][1]

从根本上说，如何对狼性进行审美性的艺术转换，并且使之成为有效的现代文化资源，是狼题材小说无法绕过的的艺术难题。正是在这一点上，《牧狼人》实现了狼题材小说的审美超越，黎正光笔下的狼性在表现兽性的同时更注重凸显人性。《牧狼人》摆脱了将兽性与人性对立的写作范式，将鲜活立体的人性内涵灌注在狼性之中，拓展了狼性书写的叙事空间，丰富了文本的文化内涵，使狼摆脱了单一的动物形象，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与审美价值，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构思、审美转换与表现技巧。《牧狼人》塑造的乌岗狼王形象不仅有人类的心理活动，还有喜怒哀乐的情感，以及严谨的逻辑思维，从而超越了工具层面升华到本体论的高度，成为具有鲜活生存体验的生命主体。这一形象既蕴含国民性欠缺的强悍、野性、进取精神质素，也涵盖伦理、意志与情感复杂人性内涵，并且融合生态、历史、民族丰厚文化蕴藉，寄托着作者对国民性改造与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牧狼人》将狼性书写放置在清末民初藏地文化氛围浓厚的若拉草原，小说通过天葬师尼玛老人的视角揭示出狼被兽性遮蔽的温馨人性。尼玛无意发现被兽夹困住的乌岗狼王，不忍心看到狼被饿死，把身上的牛肉给了狼王，起初狼王并不信任人类，不仅不吃食物还拒绝尼玛的救助，经过几天与狼王的接触，狼王放下了对人类的戒备。康复后的狼王不断带给尼玛捕获的猎物报恩。尼玛与狼和谐相处以及狼的知恩图报，使狼性在展现残忍嗜杀的兽性的同时更迸发出美好的人性。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喜喇活佛、约翰牧师等人物形象，他们苦心开导扎西，劝他放下仇恨停止对狼的杀戮，使扎西逐渐认识到，人类并非掌控世间万物的灵长，动物生命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狼具有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价值，人类应当与狼平等相处互为依存，体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蕴含着丰厚的生态主义思想。

《牧狼人》采用人狼观照的镜像叙事，寻找人性与狼性文化逻辑的共同点，以狼性为参照映射文化病根、国民性痼疾以及精神危机，为狼性书写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小说不再居高临下以人类视角俯视动物，而是深入到狼的内心世界，赋予狼人类特有的性格气质，以及情感、尊严与意志，将狼从衬托人类主体地位的动物形象，转换为与主人公地位平等的小说主角。小说不乏大段狼王的心理描写，比如魔鬼寨狼王围攻刀疤脸受挫的复仇心理：“我是谁？我是威震若拉草原和康巴藏地的乌岗狼王！今夜，我不咬碎你脑袋撕碎你肉身，我乌岗还配当狼王吗？”[endnoteRef:1][2]小说通过兽性与人性融合的叙事策略，避免了对动物本能的无原则认同，将人类文明简单还原为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毕竟，狼的凶残兽性的艺术功能还是为人性服务，也只有与人性指涉交融才能凸显出狼性的艺术价值。小说的结局，扎西幡然醒悟悔恨不已，垒了狼冢祭拜被他杀死的狼，隐喻着人类从征服自然到敬畏自然的转变。扎西收养两只小狼崽，降服数量众多的狼群，象征着人性最终驾驭了兽性，表现出作者对美好人性的执着信念。丛林法则并不能解决文化危机，终极途径仍需依赖人类文明，通过人文关怀改变生存竞争对人性的异化，而绝非倒退到反文明反文化的动物世界。小说之所以取名为牧狼人，旨在让读者领悟，尽管民族精神需要原始兽性的激发，但决不能漠视伦理底线和文明准则，仅仅依靠动物野蛮本能，并不能完成改造国民性的重任。

二、雄性：男权政治文化的建构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牧狼人》通过草原男性与雄性狼王的互文描写，来建构以男性为主体的男权政治文化。小说尽管设置了藏族女性角色，如丹珠、卓玛、桑尼等，但是着墨不多，仅起到了烘托男性形象的艺术功效。小说塑造了扎西与王成汉两位野性男人形象，他们在与狼的斗争中成长蜕变，汲取强悍进取的狼性精神，洋溢着野性的生命强力，迸发与传统儒家文化人格截然不同的雄性气质，在男性日益雌性化的当下语境凸显积极的意义。

小说开篇扎西误以为狼捕食妻子，为了复仇扎西疯狂屠戮狼群。在与狼的厮杀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与伤痛，使扎西学会了野外生存与格斗技能，内心逐渐变得坚硬冷酷，最终驯服了难以驾驭的狼王，成为康巴藏地远近闻名的牧狼人。暴力、死亡与杀戮描写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而且有效烘托了与狼共舞的野性男人形象，字里行间弥漫着强力意志、暴力抗争与坚韧生存的生命活力。小说还塑造了亡命剑客王成汉形象，盗马贼出身的王成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拯救扎西于危难之际。骷髅谷血斗狼群，老鹰岩深入匪巢，法轮寺决战铁棒喇嘛，与扎西同生共死结下深厚友谊。王成汉不仅侠肝义胆武功高强，还有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行走江湖探索救国之路，入股旺堆父子商队，结交军火商罗代办，学习大刀王五长途远征祭奠谭嗣同，积极支持维新变法运动，最终融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回溯当代文学的男性形象塑造，无论是文人墨客才子佳人，还是寻求光明的进步青年，抑或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多是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儒雅男性，男性形象呈现出野性的缺失。尽管莫言《红高粱》的余占鳌、苏童《米》的五龙、贾平凹《五魁》的五魁等匪徒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野性男人的缺失，却重在表现民间文化，与国民性改造并无紧密关联。《牧狼人》不再从地域、风俗、宗教探寻文化之根，而是将目光投向藏地草原的群狼。狼性激发扎西的生命潜能与原始野性，烘托强悍有力的男性主体形象，建构抵御强权压迫的男权意识形态。《牧狼人》着力凸显野性男人的雄性气质，旨在批判柔弱、奴性、中庸的病态国民性格，扎西与王成汉的彪悍、坚韧与野性，正是疗救日益萎靡民族精神的良药。

《牧狼人》突破人类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通过狼与人类的互动塑造男性形象，狼王与扎西的斗争是整部小说的艺术重心。作者聚焦于草原男性的心灵史与成长史，尤其关注狼性是怎样浸润扎西的精神家园，滋养了他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性格气质、价值标准与情感趋向。乌岗狼王完成了对扎西的再启蒙，狼与人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父与子、师与徒的成长关系，狼取代父亲形象成为男权文化的象征意象，隐喻着传统父权文化无法为男性成长提供文化养料，只能从狼性文化寻找改造国民性的精神动力。与其他狼题材小说不同的是，在《牧狼人》的小说文本中，扎西不再是具备自我观念的唯一主体，乌岗狼王同样拥有文化人格、内在心理与思想情感，狼不再是烘托男性主人公形象的配角，而是充当精神导师的主角。扎西和王成汉从狼性汲取精神成长的文化乳汁，将狼血灌注到血脉之中，将狼性植入到精神深处，从而实现了男权政治文化的建构。小说细致入微地窥探扎西的内心世界，真实再现了从对狼的刻骨仇恨，到幡然醒悟再至忏悔赎罪的心路历程。在与乌岗狼王的多次较量中，扎西从胆小怕事的康巴奴隶逐渐成长为强悍勇猛的牧狼人，性格嬗变的轨迹真实自然有迹可循，显得血肉丰满立体真实。

扎西强悍进取的狼性人格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与狼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小说开篇扎西是曲巴头人部落的奴隶娃子，盗马人王成汉流浪江湖居无定所，他们处于被压迫的草根底层，性格懦弱蒙昧无知，被部族头人压迫而不知反抗。扎西与王成汉在捕杀狼群的斗争中，亲眼目睹若拉草原上的狼群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与合作的团队精神，使他们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他们对狼的态度逐渐从仇恨转向质疑、理解、忏悔乃至钦佩，最终王成汉魔鬼寨垒石冢祭奠狼群，扎西骷髅谷收养狼崽表示忏悔，标志着二人完成了从奴性人格到狼性人格的蜕变。作者黎正光以狼性作为切入点，揭示出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由于对国民性格的过度扭曲、规约与禁忌，导致中国男性的中庸、柔弱与萎靡，只有从狼性寻找原始野性生命力，才能冲破传统文化的禁锢，彻底涤荡国民的奴性意识，激发出蓬勃的尚武精神与强力意志。

 三、国民性：全球化时代民族身份的焦虑

《牧狼人》的狼性书写衔接近代以来的国民性叙事。国民性也称之为民族性，最早由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近代学者梁启超《新民说》深刻剖析了国民奴性思想的根源，大力倡导尚武、进取与冒险的民族精神，以彻底改造愚昧懦弱的国民性格。“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此所以能排御外侮，屹然自立于群虎眈眈万鬼睒睒之场也。”[endnoteRef:2][3]经过五四文化先驱的拓展，国民性改造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表现主题。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旗手，大力提倡兽性以剔除数千年来沉积在民族灵魂深处的劣根性，改变封建专制文化禁锢下麻木不仁的国民性格，在积贫积弱的近代屈辱史背景下，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警醒意义。鲁迅在《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呼唤拜伦式的摩罗英雄的诞生，并指出：“人不过是人, 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 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 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endnoteRef:3][4]陈独秀推崇对国民进行兽性主义教育：“兽性之特长何谓？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endnoteRef:4][5]然而，近现代文学勃兴的国民性叙事，进入当代文学却呈现出断流的缺失。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endnoteRef:5][6]农民阶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阶级，标志着近现代文学的国民性叙事走向式微。尽管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乡土文学、西部文学或多或少触及到国民性改造主题，但由于缺乏清晰鲜明的文化参照体系，终究无法转换为现代性精神陷入困境。新世纪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强势文化，以及西方为中心的种族优越论，国民性改造再次凸显出强烈的价值与意义。五四国民性叙事所依托的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与当下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西方文化霸权无孔不入的二十一世纪，如何重建国民自信是当下文学无法回避的焦点。国民性改造的再度勃兴，正是后殖民主义背景下文化渗透的必然产物，折射出民族身份迷失与国民精神沦落的文化困境，正如杜赞奇所说：“自从含有超验与普遍性层面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衰落之后，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在兴起。”[endnoteRef:6][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牧狼人》这部小说的出现，衔接断流已久的国民性叙事，彰显出国民性改造的价值与意义。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步步紧逼下，重塑自强、自尊、自信的民族性格，探寻民族复兴的文化精魂，黎正光通过游离体制之外的狼性书写，完成了对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艺术转换，为缓解民族身份焦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牧狼人》的狼性书写与鲁迅、陈独秀所提倡的兽性主义不谋而合。作者借助狼性书写讲述的是动物的故事，其意图却是重建民族的精神，使国民性格融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格局，从而推翻西方制定的文化等级秩序，塑造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东方国民性格。全球化语境下的狼性，蕴含着自强、独立、进取、竞争、合作、责任、纪律等诸多精神内涵。从本质上说，狼性既可以理解为不可抑制的普遍发展主义，带有浓重的扩张、进取与抵抗精神；也可以理解为全球竞争的马尔萨斯主义，以此建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土文化价值体系。如果说鲁迅倡导摩罗诗力以拯救半封建半殖民时代孱弱的民族精神，那么黎正光借助强悍进取的狼性文化为国民精神输血，力图提升国民素质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近代屈辱史，真实再现了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传统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不断溃败，隐喻着全球化时代的本土文化困境。维新派人物如戊戌六君子、大刀王五、宋育仁，积极探索变法图存的强国之路，却因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而失败，也隐喻着如果一个民族的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任何社会变革理想因失去根基而沦为空谈。不同于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经验，在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作者黎正光不再向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寻找文化资源，而是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从狼性文化探索抵抗西方强势文化入侵的途径，寻求国民性格重新融入全球化的方式，以应对全球化时代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双重危机。小说通过发掘藏地草原的狼性文化资源，塑造了藏族人物扎西与汉族人物王成汉，隐喻着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受到狼性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尚武、进取、强悍的精神蜕变。从小说的叙事逻辑来看，狼性衔接起整部小说的叙事主线，作者贯通了狼性、人性与国民性三个层面的精神谱系，将狼性文化蕴含的野性生命活力，注入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以此改变孱弱萎靡的民族精神，激发压抑已久的民族自信。

在国民性改造的具体方案上，《牧狼人》开拓出全新的路径。如果沿着五四改造国民性的老路，全盘以西方文化参照体系改造国民性，反而陷入了西方后殖民主义者的文化陷阱，西方中心主义通过修辞策略将东西方文化设置为一系列的对立：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借机打压、围堵与宰制东方文化，以实现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五四文化先驱借鉴西方进化论思想，从西方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通过东西方文化对比，反衬东方国民的劣根性，只有以西方种族为模板，才能培育出高素质国民，暗含西方文化与种族的优越。如果借鉴寻根文学的表现方式，在蛮荒的穷乡异壤探寻文化之根，比如莫言从高密民俗文化张扬野性，张承志从哲合忍耶宗教寻找救赎，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转换为行之有效的现代国民素质是值得质疑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乃至寻根文化，毕竟属于前现代文化范畴，匮乏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现代精神质素，面对后现代文化语境纷纷失语。因此，《牧狼人》规避了以上两种方案，一方面，《牧狼人》摆脱了了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阴影，不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从而颠覆了寻求西方价值认同的思维定势，而是从狼文化中重建民族性格，寻求民族文化价值、身份和角色，正如泰戈尔对东方民族的描述：“它是思想和行为的独立自主，而不是处于欧洲教师的管束之下。”[endnoteRef:7][8]另一方面，《牧狼人》不再向民俗文化、佛儒道文化与宗教文化寻找答案，而是另辟蹊径从藏地草原发掘可以转换为现代精神资源的狼性文化，为全球化民族身份的缺失开出疗救的药方。《牧狼人》通过狼这一镜像折射文化规约对人性的异化，从狼性寻找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资源，以此走出当下信仰缺失价值迷乱的文化困境，寄寓作者对民族精神危机的文化焦虑与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1] 丁帆、施龙．人性与生态的悖论——从《狼图腾》看乡土小说转型中的文化伦理蜕变[J]．文艺研究，2008（8）：47．[2] 黎正光．牧狼人（上）[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9，200．[3] 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57．[4] 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A]．鲁迅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4．[5]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A]．陈独秀文章选编（上）[C]．上海：三联书店，1984，89．[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5．[7]［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9．[8]泰戈尔．民族主义[M]．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书评人简介：

袁园，1977年生，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在国家重要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三十余篇，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研究方向为当代作家评论。

作者简介：

黎正光  , 当过兵上过大学，曾任《四川工人日报》文学编辑、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副会长、中国《汉语文学》网站总编辑等职。为写作体验，他曾自费徒步考察长江之源、通天河无人区，《人民日报》还误发过他遗作。创作生涯中，他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人民日报》《诗歌报》《萌芽》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过近八百首（章）诗歌作品，曾数次获国内外各类诗歌奖。出版有诗集《生命交响诗》《雪情》《血羽之翔》《时间之血》和八十万字长篇小说《仓颉密码》，被誉为中国仓颉写作第一人。他的藏地长篇小说《牧狼人》(上下部)已正式出版。他创作有影视作品《仓颉密码》《疯狂的芭蕾》《牧狼人》等，并多次参与影视剧和纪录片策划与撰稿。现为北京某影业公司文学总监，美国国际文化科学院院士，中国自由撰稿人。

本期荐稿：邓瑛（德国）

本期总编：静好（英国）

注：原文刊载在《甲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