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风情】长篇纪实文学《心劫》连载 18第一卷 《追忆篇》〈苦搏〉/ 作者：王颖悟
苦 搏
●文/王颖悟
一九六四年阴历二月。一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日子，我扎好铺盖和村里十几名社员准备一同去外地搞副业，目的地是县里设在河对岸的园艺场。听说主要活路是给葡萄园栽桩搭架，每个人都带上铁掀和镢头。准备完毕一行人便用架子车拉上锅灶等做饭家具，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过去，生产队的领导历来是不主张搞副业的。一是遵循政府“农民以农为主”的方略，全心全意的贯彻“农业学大寨”的基本方针，怕因搞副业违背了上面的精神；二来因为抽调一部分劳力外出，留在队里的人员减少，如有些紧急情况干部们就得亲自出马，不得清闲自在，这就叫水浅藏不住鱼。因此，宁愿队里经济紧张也不愿外派搞副业，反正你穷我穷大家都穷，又不是一个人的事，索性挤在一堆过着‘槽中无食猪咬猪’的生活。
如今，外出打工也实在是事出无奈。因为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折腾，集体和社员个人都被搞得精疲力尽，就象是一个久病初愈的病人，要想恢复元气，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办到的。年年粮食欠收，棉花减产。棉花是生产队唯一的经济来源，但它的种植全靠农药来维持生命，而有时候连给牲口抓药的钱都没有，对棉花这个用药大户，就只好忍痛割爱了，尽量能少喷一次药就少喷一次，这样的作务，棉花岂有不减产的道理？生产队的牲口，因缺乏草料，个个瘦骨嶙峋，风吹欲倒，要恢复到膘肥体壮，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些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价值三、四角钱，那也只是会计账面上的空头数值，就好象是镜子里的鲜花——好看取不来。生产队里百分之八十的农户被扣除口粮款外，都成了倒灌户，还欠下队里一屁股债，就连油盐等最基本的花消也得自己想办法。
不另外找门路，死守农业这一条途径，实在是坐以待毙。针对搞副业这件事，干部们分岐很大。大部分人认为搞好农业是第一要务，怕被上级扣上“大搞资本主义”的帽子，为了集体，不值得担此风险。只有副队长一人力排众议，他请命自带社员外出，为队里挣些零花钱以解燃眉之急，他担着被撒职查办的风险甘愿外出一闯，因此便有了这次集体打工的行程。
这个园艺场是县园艺学校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坐南面北，建在尧寺村旁的高坡下，背靠高崖凿有几孔窑洞是放置杂物的地方，窑前建有几排瓦房是职工的宿舍和教室。实际上，这里的职工就是园艺学校的学生，和周围的农民一样种庄稼、务蔬菜，农忙时，收种碾打照干不误，其余时间，在教室上课，学习基础知识，到野外，在老师的指导下掌握一些果树的修剪和栽培技能，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我们到达以后，占用了他们一间教室，把桌凳摞起来打了地铺，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小院里，使原本清静的校园顿时热闹起来。
由于工期紧，我们一个队又不便抽出更多的人来，场部对此很不满意，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求助于相邻的生产队，希望他们也能抽些劳力前来相帮，不到两天他们也派来十几位社员，在窑洞里搭了一个民工灶，和我们一起搞起了农业社有史以来第一次副业。
干活地点就是园艺场门前的渭河河滩。开春以后的渭河，是枯水期，一改它夏秋时期的凶猛状态，只留下几股小小的溪流悄无声息的向东流去，最大的一股也不足三四米宽，深度刚能没过膝盖，波澜不惊，弯弯曲曲的盘旋在河床的中心地带，只是怯于刺骨的消冰水，不然，我们回家和返场都会涉水而过的。
稍高一点的河岸至南崖这一段约三四百米的地带，是历年来洪水冲积以后，淤积起来的土地，土层厚，没有过大的石块，多年来蒿草丛生，野兔出没，如今变成了园艺场的领地，除了种有小麦、油菜、各种蔬菜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足有三、四十亩大的一片葡萄园。葡萄蔓已经长到二尺多长却还爬在地上，因此搭架就成了当务之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每隔一行栽上一排水泥方桩，然后在桩的顶部和腰部各扎上一根木质横担，再在横担的两端各拉上一根铁丝，远远望去，就象是西方人墓地里的十字架，只不过比十字架多了一根横梁而已。
场里的刘主任，是一个精明而干练的领导，在场里口碑很好。在我们干活时，一边四处察看，一边和我们闲聊。他说他也是农村出身，知道出门在外，生活上不方便，挣钱不容易，只要踏实肯卖力气，遵守规矩，场里是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我们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作为农民，本来就不惜力气，干的又是普通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不偷懒，一天干下来，是完全可以对得起那点工资的。
顺顺当当刚干了三天，刘主任通过场里的点工员通知我们的队长，要队里抽调四名有木工基础的人帮助他们加工横担，并当面表明，原先议定的按国家标准小工每天一元六角伍的工钱不变，而这四位木工按大工对待，每天是两元二角钱，两把手锯，由场里提供。队长首先选中了我。我高兴万分，激动得半夜都没有合眼。我当时高兴不是因为挣的钱多了可以得到较高的工分，因为队里在出发时早已订出标准，不论在外挣多少工钱，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角钱的伙食补助费，其余部分一律上交，才能换回生产队的十分工分，因此不论是大工、小工，挣的工分是一样的。企图通过干大工活而得到高的报酬，那只是奢想。由此也可看出生产队这个政策制定者的良苦用心。他们原本就不支持外出搞副业，对那些主张和参与外出的人设置重重障碍，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尤其对某些串乡干活，一天除过能挣到工钱，还能混到三顿饭的手艺人，更是不能容忍的，整日里恨得牙痛心痒，看管得比阶级敌人都严。在家里给自己安个农用家具，他说你开地下工厂；请假走个亲戚，他说你借故干私活；倘若你有个三灾八难去住上几天医院，那可真是天灾人祸一起来，整日里追查行踪，“关怀备至”。只可惜当时还没有电视监控那玩艺儿，好象这些人是专挖社会主义墙脚似的，竟那么值得领导者担忧和警惕。其实那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潮在作崇。某些人认为，我手里只有一元钱，你就不能有一元一角钱，你比我多出了一毛钱，这就是不公平的现象，怎能让我睡得着觉，能眼睁睁的看见你比我强。尤其对那些有点小手艺，随时都可能“发财”的人更是不能掉以轻心，给他们不留一丝捞钱的机会。更要给他们准备好“大搞资本主义”的帽子，随时随地限制他们的一切行动，不能让他们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我当时之所以感到欣慰，是因为如今总算被人承认是个木匠了，虽然徒有虚名，得不到具体的实惠，但在园艺场员工的眼里，会被排列在技工的行列，倒也算作是实至名归。因为这些年来，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总想学些本领获得一技之长，苦心钻研偷心学艺，在没有师傅的指导下，历经无数个日日夜夜，终于拼出了一条谋生之路。这些年来虽然包揽了队里的所有木工活路，给集体节省了不少开资，但有谁把我当匠人看过，每天挣的工分没有同龄人多。当时也有几位社员向队里建议，能否参照别的生产队的作法，每天给做技工活的人增加一点技术补贴和工具补助，毕竟干木工活用的家具比较繁杂而昂贵，既可亏众不亏一，又可促进干活积极性。谁料，他们这点最纯朴，最诚恳的建议又遭到队领导的全盘否定。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接受“再教育者”虽然不能和“四类分子”相提并论，在生产队里也算是‘危险人物’，能让我参与队里的技术活路，算是我的幸运。我当时确实弄不明白，所谓队里的技术活到底是属于什么绝密工程，竟值得队领导这么慎重其事的大加渲染，搞得神乎其神，后来我慢慢悟出了其中奥秘，这里面不乏嫉贤妒能的因素。在他们看来，对我是不想用，又不能不用，用了怕技术日渐成熟，出人头地，日后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假若弃之不用，去外面请师傅，又会给队里增加不少的开支，因此才冥思苦想的设计出这个以政治色彩为背景的妙招来，并达到既可使用廉价劳动力，又可限制发展，取得一箭双雕的目的。
加工横担就是将圆木十字交叉一分为四，凡是直径在二十五厘米以下的圆木，都如此处理。这种拉锯的活路是木工活中最基本的行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两把锯每天可加工五十多件，不到四五天，已经堆成一个大堆。从刘主任的眼光里，我们看到了满意的笑容。
正当我们干的得心应手的时候，刘主任派人拉来一架子车木料，并当面向我们队长交待，加工横担的活暂时停一下，立即改变活路，用松木板作一个面柜，所有尺寸由自己定，但要求至少能装三百斤面粉，下面有柜架，以防地面潮气，上面有翻盖，并限定六天完工。另外，用拉来的硬木料作一个架子车箱，所有配件一应俱全，以眼前这个车箱为标准，同样限定只给六个工日，并做到作工精细，六天以后前来验收。
明眼人都能看得清，这是在下战书，按理说，考核一下技能也在情理之中，检验一下你拿着技工工资，能否干好技工活。但这件事来的这么突然，使人感到蹊跷。对于这些活，我早就习以为常，‘好货不怕试验，真金不怕火炼’，检验就检验吧，何必来个突然袭击令大伙猝不及防。
饭后，队长把我们四个匠人召集在一起，商讨对策和实施方案，并立即作出决定，晚上下工后回家取来木工家具，因为初来时是准备干小工活，没作干木活的打算。四个人手艺水平参差不齐，不能采取单兵作战，两样活路必须由一人具体负责，架子车箱的尺寸有实物可以参考，关于面柜的长短、宽窄、高低等结构如何确定，这可是个费脑筋的事情了。最后就将这个难解的问题交给了我，并担起了全盘指挥的责任。
关于面柜尺寸的确定，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我先去灶房用元铁桶装满一桶面粉秤了秤重量，算出了桶的容积，然后求出面粉的比重。既然已经得出面粉的比重，那么就可轻而易举的求出要装三百斤面粉的面柜容积了。另外还要考虑到，面柜因有柜架，所以不能过深，要让炊事员舀面时能够到柜底，宽度和高度比例要协调，不能失之平衡。同时四周箱板必须用外大里小的‘疙瘩卯’相吻合，不能像钉包装箱一样用钉子一钉了事，柜盖必须半死半活。死的这头用钉子钉牢，活的这个口还不能开的太大，以方便舀面为宜，以免面粉飞扬和尘土进入……，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四个人就有计划的参与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应试活动。
就在我们有条不紊的忙碌中，刘主任就象一个幽灵似的，时不时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里摸摸，那里看看，俨然一付高考考场监考官形象，其认真的程度，实在令人叹服。直到我们提前半天完工，他又逐次详细的审查了一遍，然后淡淡笑了笑，不露声色的转身而去。他临走时，我分明听见，从他牙缝里挤出一个“值”字。
听话听音，刘主任的“值”是话中有话。我们估计他说的意思是就我们的干活水平而言，对得起那每天两元贰角钱的。好在现在已顺利交工，没有被卡在关口。假若刘主任发挥他精明强干的特长，故意找岔子，硬说质量不过关，谁又能和他去争个清红皂白。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物件，即就是任何顶级的传世精品想要随便挑出几样毛病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由此可见，刘主任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高抬贵手，与我们给足了面子。
在随处可见的世俗潮流中，往往表现极为强烈的现象是：那些深居机关单位和城镇中瞧不起农民的人，恰恰他们正是农民出身，借某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跳出了‘农门’，认为自己脱凡超俗，是吃‘皇粮’的特殊人群，时时处处表现出对农民的卑夷和蔑视。这种现状司空见惯。所以初来乍到，我对刘主任等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同样存在戒心，事事作到委曲求全，不求争强好胜，只以挣钱养家为最终目的。在技能上潜心钻研，博采众长，始终抱定‘技多不压身’的信念，努力扩展谋生的通路，所以对荣辱、尊卑等细节方面不作过多的计较。即就对刘主任这次反常的作为也不去深究，一笑而置之。
通过这次交锋，我和刘主任之间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他那不怒而威的神态，令人可亲而不可近，虽然不苟言笑，但却句句掷地有声。听场里职工讲，他安排事情，严谨而慎密，没有丝毫商讨的余地。假若在今天的劳动中某个环节出点纰漏，那么连续几天的程序将会被打乱。在严肃庄重面孔的背后，他却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爱读书、好书法，尤其善于洞察周围人群的内在心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园艺场地处偏僻，就象是一座孤岛。生活在这这里的人们经常会感到寂寞和空虚，尤其对那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过惯了都市的繁华生活，怎能耐得住这般孤寂，因此他便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环境，购置了乐器和杂志书籍，办起了阅览室，每周都有篮球乒乓球比赛，不定期举办歌唱和讲演活动，把一个只有五六十人的园艺场办成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朝气蓬勃、劳动学习双丰收的大家庭。
我和刘主任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他当他的官，我干我的苦力，虽说挣他的钱，也是等价交换，谁也不欠谁的情。可是有一天晚饭后，他将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事要谈。到屋内坐定，他热情的倒茶递烟，我茫然的有点受宠若惊，局促的等待着他的问话，在暗自揣度约我到来的用意。谈话在由年龄、家庭住址、成员等闲聊的话题消除了紧张气氛以后开始的。原来他从我的乡党口中得知了我的出身和遭遇，便对我的经历产生了兴趣。他说他和我初见面时就仿佛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语言和目光的相互对撞中也同样有种息息相通的意境。我说这是你的错觉，是你高抬了我。你我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他说他见过许多会干的人，但会干又会算的人不多。他问我面柜的容量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告诉他怎样求比重，怎样定高低，最后全盘确定它的具体尺寸。后来他半赞许半嘲笑的说，结构大方，比例谐调，作工也好，只是三百斤面粉还装不满。我乘势微笑的回敬了他一句：“这是按计算尺寸放大了的，君不闻‘满则溢’的道理？凡事都要留出余地的”。后来听说他把这句话玩味了好久，好象话里暗藏着什么玄机。其实这正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充分表露了他精明过人的一面。
接触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也就无话不谈。有一次，我向他问起做架子车箱和木柜的事，他显得有些尴尬。顿了一会，不好意思的让我饶恕他的多心。说是他误听了我们民工中的谗言，才进行考试的。有人向他反映，我们四个木匠中，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都是半路出家。尤其是我，干的时间最短，只有理论，没有实践技能只是白挣了园艺场的大工工资……，这是我早就预料中的事，但没有他说得这么详尽而具体。我立即正色纠正他的说法。向他表明，那不是谗言，是事实。我们确实都没有拜过师，但实践出真知。我们是从劳动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难道连干这种粗笨的体力活也要追查出身么？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我听得出来，我是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我痛恨这个作法是因为他将针对我个人的攻击，扩展成为对集体利益的损害。试想，假若考试不过关，把我们每人的工资由技工降为小工，与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只能达到打压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对于这种自毁长城的作为，实在令人费解。临走，我向刘主任讲了某位名人的一个精辟的论断：“一个弹丸之地小小日本，能在中华大地横行八年之久，除过其它各种原因之外，遍布各地的汉奸实在不能令人小觑”，他听后，和我会心的抚掌大笑，一个积聚已久的芥蒂顿然冰释。
这个人是谁，不用追问，我就心知肚明。此人是我队有名的‘黑三’。黑是说皮肤黑，‘三’不知取何用意，总之，黑三不是他的真名。还有一个别人送他的浑号叫‘黑鬼’，因说话尖酸刻薄，干活投机取巧而得名。自持贫农成份，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饱，不想卖力气，光想干大事。社员称他是一个“扶在供桌上，岜在香炉里”的货色。不知他看中了木工行当中哪些有利可图的事情，硬是要和我争个高低。而他自己既舍不得花钱买家具，又不愿苦学勤练，总想一蹴而就一夜成名，他曾几次怂恿队长没收我的家具，扬言要建立贫下中农自己的技术队伍。但是队长却没有上他这个当。既然有廉价劳力可用，何必舍近求远，使他思谋许久的好梦难圆。我也曾劝过他几次：“不是我把住队里的活路不放，而这是队里的安排，不是你我说了能算的事情，如若明天队里派你来干，我立即走人，决无二话。你常说，我用难活来压你，如今的社会，谁能压得住谁？我干的是粗活，只为混一碗饭吃，你若有真本事还怕没有出头之日吗”。他非但听不进去，反而说我讽刺挖苦他。我也曾忠告他，学习任何技术都得开动脑筋，不象喊几句政治口号那么容易，要有恒心有耐力，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苦干加实干，才能达到技艺精湛，技术高超，如果你只凭念上几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能将一堆木料变成物件的话，那你就真正成为出类拔萃的顶级人物了……。谁知他揪住这句话不放，就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又把它作为攻击我的致命武器，经常伺机报复。每次寻衅闹事，都是以我的失败而告终。但越是这样，他的阴谋和伎俩越会暴露得众人皆知，只是没有人去理会他罢了。
这次向刘主任搬弄事非的舍他其谁？特别当我从刘主任那里得到确切消息后，我更觉得不能在民工们中间传播出去，在我们刚改变活路时就风传说我们内部有内奸，如果现在消息暴露，非搞得地复天翻不可。特别是外队的那帮年轻人，个个脾气暴躁，性烈如火，早已为黑三的行为所不齿，如若知道实情，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傻事来。再者，还要顾及刘主任的颜面，不致于伤了我们和园艺场的和气。‘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思之再三，终于将这口怨气咽到肚里，让它慢慢溶化，消蚀，悄无声息的化解了一场看似难以解决的是非纷争。
这些年来，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经过几年的苦博，终于初步掌握了些木工的基本技艺，实际上也没有从中收到多大经济效益，只不过徒有一个‘师傅’的虚名而已，但即就是这样一个一般人连看也不屑一看的微末技艺，却被某些人视为珍宝，被誉为‘金手银胳膊’，要和我争这个残破不全的饭碗。我多次主动退让，均未如愿，而欲谋此事者也屡屡不能称心，继而由技艺之争发展到人身攻击，甚或牵扯到阶级斗争，这真是一种致命性的杀伤武器，威力无比，令人防不胜防。这不禁又使我联想到大诗人陆游的名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为此我仰望苍穹，叩问青天，茫茫宇宙缘何不给我们留一线生机，何乃如此残酷无情，不留方寸之地？
和刘主任的第二次相遇是在两年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七月份，而这次相见的地方是在县园艺学校的总部所在地。这里环境优美，建筑正规，教室宿舍整齐划一，院内林木成行，道路平整，毗邻学校有大片的苹果园和试验场，院内建有五间饲养室和数间仓库，槽头拴有十几头膘肥体壮的大骡子，院中胶轮马车、犁、耙等工具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型的集体农庄。
如今的刘主任，已不是两年前衣冠楚楚，派头十足的领导干部了，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冲击下，他成了‘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赶到饲养室当起了“马倌”，和另一名工人负责起牲口的喂养。和他乍一见面，我差一点认不出他来。我惊呆的望着眼前的他，怎么也不敢把他和当年的刘主任联系在一起，蓬松的头发和零乱的短须，上身短袖汗衫，下着宽短大裆裤，脚穿一双拖板鞋，头发上散落着几片麦秸，虽然说不上蓬头垢面，但汗液流过鬓边还清晰的留下了数道印迹。真是“凤凰下架不如鸡”。他一见我神情有点窘迫，我对他的处境也同样感到酸楚。想不到当年洒脱俊逸、气质高雅的刘主任才刚刚接受了两三个月的劳动锻炼，就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我想除过体力上的磨砺以外，所处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精神所遭受的挫折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位上的落差如此悬殊，从一个呼风唤雨式的领导一下跌落至痛苦的深渊，成为那伙“红卫兵”和造反派所役使的对象，他感到屈辱，也曾想过轻生，但看到别的单位及县上比他大的官也都靠边站接受批判，也就慢慢静下心来，顺其自然了。
他带领我看了看饲养室的内部布置。在房屋中央顺长砌了一长溜牲口槽，槽的东头一间房是专放草料的地方，顺前檐临窗盘着可以烧柴禾的土炕，上面挂着一顶半旧的蚊账。其大体布局和生产队的饲养室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牲口高大壮实。到底是国企单位，实力雄厚，非同一般，实在不能和生产队那个烂摊子同日而语。
室内空气污浊，到处散发着草料的发霉气味和牲口粪尿的刺鼻臭味。我真佩服刘主任对这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极度的忍耐力。假若没有超常的毅力，久居官位的人要在这种境况中坚持下去，是很难办到的。
这次，我们生产队二十多人来总场搞副业，主要任务是给苹果园锄草，修剪树枝，给果树培土。休息场地设在园艺场内的教室里，把所有课桌并起来，解开铺盖，就算是极好的床铺了。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便在上工时走到苹果园，就和刘主任不期而遇。寒喧了几句，互致问候，我仍尊称他刘主任。他立即用手比划着让我不要高声。并解释说他已不是主任了，在这里喂牲口已将近三月，怕被别人听见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临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是不怕我这个走资派影响你的话，晚上抽空来这里拉拉家常”。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就象打翻了五味瓶，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是讽刺，是挖苦？我想他没有这种恶意，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或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是我曲解了他的意思。我有什么可顾忌的，我本身就是一个不打自倒的人，现在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算是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下一步的结局顶多是蹲监狱而已。我想还不至于因讲了几句有伤时势的话而遭此横祸的。我爽快的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感到很满足，因为当一个人在遭受厄运时最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安慰，这时候即就是一句最普通的体贴话，也会象一只温暖的大手，去帮他抚平受伤的心灵。我没有理由去拒绝他这个最单纯，最起码的期望，毕竟我们相处了四十多天，在我的印象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称职的领导。
在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如约来到马厩前，借助房前路灯的光亮，我们席地而坐。习习的凉风驱赶着盛夏的热浪，他和同伴在院内铺好竹蓆，安置好枕头，看来是准备在院子里度过前半夜时光的。他说他俩夜夜如此，等夜静凉爽以后才挪向内屋，丝毫没有躁热的感觉。他们尽情的享受大自然恩赐给他们那份珍贵的快感，也以此排谴心中那份扰人心烦的积怨。
为了提防隔墙有耳，我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并一致约定：国事莫谈。我也有意的避开他的同伴。他明显觉察到我的猜忌，便立即向我作了解释。他说，这位师傅姓张是场里一名职工，为人忠厚老实，在场喂牲口一直勤劳细心。自从他被造反派安置到饲养室以后，张师傅从来就没有把他当劳动改造者看，累活脏活抢着干，称呼上一直保持着主任的尊称。他明白，像这样的领导人物能住在这样的马棚里，心里已是承受着巨大的委屈，再加上过去一直没有经受过劳动的锻炼，怎么能挺得住繁重的体力劳动，凭借自己的想法，他相信这些靠边站的老领导将来都会官复原职的，那些毛手毛脚的年轻人只会闹腾几天，喊喊口号，终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闲聊起来漫无边际，海阔天空，上自天文地理，下到百姓趣话迭闻琐事。刘主任讲得眉飞色舞，完全忘记了他目前所处的逆境。他说，在这半年里，从没有这么开心过，心绪沉闷，无处倾诉，面对造反派，他只有认罪的份儿，同事之间各怀异心，深怕一朝不慎，让别人抓住把柄又会增加一条受到攻击的罪名，同伴张师傅虽然相处时间最长，但寡言少语，不通文墨，内心纵有怜悯之意，但却因缺乏共同语言很难沟通。他说和我聊起来真可谓是棋逢对手。听到他对我的恭维，我立即提出异议。我向他表明，我和他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他是国家干部，我是平头百姓，只不过比普通的老百姓多念几天书，到头来还不是照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什么优越感可言，并不敢和他相提并论。
当谈到前年在园艺分场干木工活的事情时，他顿时表现得非常激动，感慨的向我解释：“真是不打不相识，通过那次考试后，我发现你是一个可造之才，不单只会干木工活，而且善于动脑筋，思维敏捷。我曾设想，把你调到我们农场里来，因为我们正需要一个心灵手巧，年轻有为的长年木工。但是你不是在职职工，身在农村，所有调令在农村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我也暗地询问过你们当时带队的生产队长，他可能是从生产队的立场出发，就是坚决不放。也怪我当时没把这事列入议事日程，要是当日通过‘苹果县长’范田更，我就不信还有县长办不通的事！事到如今，我已自身难保，只有对你深感抱歉……”时过境迁，此时说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但我感谢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虽然事未办成，将永远铭记在心。为了抚平他心灵上的歉疚，我故意用唯心论的观点去劝喻他。我笑着说“你可曾听古人说过，要成就一番事业‘一要本事二要命，三要运气四要碰’未能来你园艺场工作，那是我的造化。要是命里没有这个福气，即就是勉强来了，也说不定是会因福得祸的，万般皆有定数，莫可强求”。他是明白人，听得出来我说这话是自我安慰，是自欺欺人。我没有能力改变命运，只能任人摆布，即使是心比天高，命却如纸薄，准备担当一切苦难，打碎牙强往自己肚里咽。
气氛异常沉闷，我们都浸沉在痛苦的回忆之中。为了改变这种氛围，我向他讲起了前一天晚上我所看到的事情，企图以此来减轻他精神上的负担和思想上的沉重压力。昨天晚上傍黑时分，我们住地对面的教室里灯火通明，人声喧哗，熙熙儴儴，不时的从那里传出粗暴的喝斥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好奇的从窗外向里偷看。只见里面讲台上站着一位瘦弱干巴的老头，颤颤巍巍，双腿在不停的抖动。在他周围，站着一圈头戴八角帽，身穿绿军装，腰扎牛皮带，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个个手捧红宝书，威风凛凛，群情激愤的向被批斗者发起轮番攻击，有的说他不能通背领袖的‘老三篇’，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也有的说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是罪不可赦，必须批倒批臭。据和我们一起观看的园林场工人介绍，在上面挨批的人就是本县赫赫有名的分管林业的县长范田更，因为他对全县的苹果事业卓有成效，成绩突出，被人们誉为“苹果县长”。而那些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中就有几位曾去北京接受过毛主席‘618’天安门广场的隆重检阅，因此革命意志特别坚定，号召力极强，其它的造反派不敢怠慢，只能唯他们马首是瞻。
刘主任听到这个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默不作声，但从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悲戚的神情。毕竟范县长是他的顶头上司，相交多年，他也曾是范县长赏识的人物。范县长的遭遇，他有种物伤其类的痛楚，他难以预测自己将会有怎样的下场。为了缓和气氛，我半开玩笑的调侃了几句，算是作为那夜闲聊的总结：“我算悟出了一个道理，我苦苦拼搏求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谋生技艺，尚且遭人忌妒，象你们这些官高位显、尊贵荣耀的人不受到别人觊觎和攻击，那才是咄咄怪事。刘主任要不是受到这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怕是一辈子也不会闻到马粪的气味的！”
他苦笑着和我握手话别，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分明看到他眼里饱含着两颗晶莹的泪花……。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