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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2017/2018年卷）》正式出版发行
继《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后，由诗人徐厌担纲主编的又一“边地写作”的“小众”选本——《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2017/2018年卷）》日前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为《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的姊妹篇，《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意在为“边地写作”继续提供文本支撑并进一步完善“小众”选本的某种执念。选本从200多位作者的近600篇自然来稿中反复甄选出100位作者的107篇散文作品，包括：狭义散文、美文、随笔、读书笔记、观后感、札记、演讲稿、序跋、书信、日记、杂文等。
作者中少数民族34人，包括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满族、回族等。其中：内蒙古“三少民族”作为民族学概念，除具有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视野下的特殊涵义外，其民族性、地域性、神性书写，已经显示出其特异的美学气质和探索精神，所展示出来的萨满文化、生态观念等方面内容在未来将持续发挥精神疗救的作用（学者崔荣语）。
《散文双年选》虽然是内蒙古首部小众化女子专题散文选本，但编者一直观照的是整个“边地写作”的“在场性”，而这种耀眼的“在场”无法遮蔽（作家、评论家赵卡语）。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内众多名家的点赞，并倾情寄语，他们是：
作家、《草原》杂志主编 阿霞
作家、《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付秀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 梁鸿
作家 张洁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白庚胜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鲍尔吉•原野
著名诗人、翻译家、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 李寂荡
朦胧诗代表诗人、散文家 梁小斌
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新散文代表作家 张锐锋
作家网总编辑、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赵智（冰峰）
作家、故宫博物院影视所所长、纪录片导演 祝勇
《散文选》在出版过程中，作家网、诗歌中国网、Enjoy英卓读书会、伊克工程机构等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各种形式的帮助。
据悉，首发式将于近期在呼和浩特举办。（火马）
附：目录
附：名家寄语
附：序
无法遮蔽的耀眼在场（代序）
作者：赵卡
散文和诗歌、戏剧一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体，但直至今日，人们还在反复纠结其概念：散文的定义、起源、形式、范围和权力。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历史局限，也是信念局限。对散文的概念，我们应如福柯一样，牢记尼采的教诲：“一切概念都尚待生成”。
中国的散文是分古代和现代的，古代散文始自先秦期，指经、史、子、集的“集部”之文，不得不说，中国的第一篇散文始自老子的《道德经》。从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期”（Axial Period）理论看，老子一出手便将中国的散文送至巅峰，那时的人类思想家都是先知型的散文家，对此，雅思贝尔斯说：“……时间上的巧合就成了事实，它越是清清楚楚地被具体化，就越令人惊讶。”中国的古人多以“文章”“古文”等指称散文却不用“散文”这一概念，中国散文在它规模化成长的历史进程中又不断分化出各种小文体，比如骈文、序跋、游记、铭文、议论、尺牍、书信、悼词、注疏、说明、随笔等等，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界说看似简单实则一笔糊涂账，但不脱“载道之器”的重内质轻形式的定义，难怪刘经庵在《中国纯文学史纲》中将散文排斥在“纯文学”之外，这当然有其荒谬的一面。
如果说中国古代散文的“大传统”是载道，“小传统”是抒情，那么现代散文则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的现代散文观念，从任何一个角度说都是受近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的，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为四大文学文体，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鲁迅等主导的白话文运动成功后，散文的载道“大传统”式微，基于美学和感性的抒情“小传统”滥觞。
中国的现代散文文体由周作人的“美文”观确立，但强调散文的“个性”则始自郁达夫，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散文的形式和精神是以周作人和郁达夫二人为范本制式的，但真正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大家却是鲁迅。一向推崇鲁迅散文的作家汪曾祺，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评价都不高，他曾说：“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可见，散文的第一大敌是“作态”求工，但连古人都强调作文当“无意为文”，可见不求工而自工的“自然”乃为文至高境界。
散文在当代中国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异常丰富的，其蓄积日久的劲头给人一种势不能遏的态势，加上报刊和互联网的日益发达，一时间仿佛人人皆能文者或有意为文者，名家也屡出不鲜，此乃散文发展的盛世之象。但怪象亦频出，致使我辈读者如喉间必有欲吐而吐之物，口头又时有欲语而难语之处，就是散文越泛滥必越缺散文的个性。究其原因，我觉得多数散文写作者还局限于散文本身的传统主张，要么触景生情，诉心中之感，要么夺人酒杯，浇己垒块，如此等等。我认为，散文写作者无需纠结散文的生成和起源，也无需忌讳散文的后天构型，散文不是先定的模式化产物，“散文”的局限概念在当下应予无情清除。
跟40年后的散文相比，现在的散文就是“传统”，就像跟40年前的散文相比，现在的散文足够丰富多彩，我们一定要相信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未来40年的散文肯定会有一个发展的方向，我把它视为“必然”，但这个一定会发生的趋势是从现在开始的，现在这个“开始”其实从40年前就“开始”了——一直在“开始”中。接下来我就开始谈本卷（2017/2018年卷）《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以下简称《散文双年选》），因为它是时间的产物之一。在此之前，《散文双年选》的部分编辑者曾编就了一本《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2017/2018年卷）》，而这本《散文双年选》，在原编委会的主编者看来，不出版它就像一生中有件很重要的事该做没做一样，觉都睡不好。这倒不是过度刻意渲染《散文双年选》的重要性，而是想说明：文学，在内蒙古的确是某一小群人的信仰。
《散文双年选》所收录的散文写作者共100人，既有杜拉尔•梅、安宁、苏华、苏莉、周周这样的宿将，也有苏笑嫣、晶达、远心、戴琳这样的中坚，还有李书萌、陈萨日娜、张泽英、晓角这样的新秀，她们是而且一直是内蒙古坚定的在场写作者。相对于那些模式化写作，装腔作势的写作，流水账写作和过度修辞、过度想象、拧拧巴巴的不正常写作，《散文双年选》里的作品是正常的，这种正常是回到散文本身的正常，即具备个人风格和个性精神的正常，而非时代真理的正常。
我注意到《散文双年选》里的作品主要分三种类型：个性化的私语写作，文化性的边地写作和知识性的随笔写作。结合《散文双年选》里的作品，我们可以顺便就此深入了解这三种类型写作的的起源和生成。
所谓个性化的私语写作，我的理解不仅是个人对既定范式写作的反拨和扬弃，还有对公共语言体系的疏离。由此，一种基于内容的新的话语范式就诞生了。比如，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会变成关于日常生活思考的书写。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杜拉尔•梅的《开满鲜花的山冈》，远心的《俺们家的两个宝》，越慧贞的《关于一个剧团的记忆》等。个性化的私语写作，其中个人的思考、存在和行为方式作为它的启发性应用，有点像用“理性”本身去克服“理性”形式一样，“稀少的”的事物重新被发现、被思考、被目击、被言说出来，以承担起整体的任务。
所谓文化性的边地写作，我主张于地理上坐标中国深具辨识度的（民族）边地，自中国边民的谱系入手，发掘边民的神奇起源、古老信仰和当下生活；在技术上首先要稀释散文的抒情性，由叙述转向叙事，甚至要接续中国传统散文的史传传统（比方说《史记》）。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散文双年选》里看到了具有这样成色的作品，如高娃的《六月的乌审，一个让时光扎根的地方》，黑梅的《古道•热肠》，侯小鲁的《草原归去来》等。
所谓知识性的随笔写作，这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当下还存在命名焦虑的一个文体现象。某种程度上说，知识性的随笔写作是报刊专栏和互联网合力壮大的一种文体，由泛学术打底，借鉴其它文体的手法，钩玄提要，智性叙事，弱化情感，甚至形式的实验性很强，趋向于“专业化”。这种令人赞赏的尝试在《散文双年选》里也屡见不鲜，如白描的《读书•白墙•空空荡荡》，崔荣的《时代之觞中的朱安》，李平原的《编修志书的七百一十三天（节选）》等。
当然，《散文双年选》里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是无法以简单的类型概括的，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抒情还是叙事散文，绝大多数作者都以自然主义为底色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戏剧性的发掘，而缺乏戏剧性，恰恰是散文走到今天一直不被看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说过一句话，“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散文双年选》编委会决计将《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这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做下去，我觉得是以最大的诚意代作者表达了一种对散文的写作决心。写好散文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不可预知的一件事，由此，我想趁此书出版之际也说几点充满诚意的话，我将认为下面的情况是当然的，算是对女子散文写作者今后精进的建议：
一、于有限处写出无限。
散文书写的范围之宽广是其它文体所不及的，也就是说散文可无所不包的无不写处，这是它的无限性；但就我们目力所及，或以《散文双年选》为例观察，散文的这个无限性似乎又不存在。视野、题材、素材和书写技艺的狭窄，妨碍了我们对她们的某种预期，希望每一个散文书写者摆脱集体性的特定时期，于有限处写出无限，进入个人化的在场期。
二、于无痛处写出疼痛。
当今散文普遍或灵秀而失之于纤弱，或拙朴而失之于颟顸，或媚俗有余而刚直不足，或任性高蹈而敬畏不够，总之一句话：无痛感。无痛乃生活闲逸化所致，乃精神犬儒化所致。鲁迅先生一早就教导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故，今天的散文写作者更需秉持此现实观念，明确建立“怎么写”和“写什么”的清晰认知。
三、于业余处写出专业。
以本卷散文作者为例，我们不惮承认有业余的篇什，对题材或主题的处理要么表现得浮皮潦草，要么自损洞察力，即使于“边地”这种一种为写作提供原料并先于写作的概念，部分作者也是沉湎于索尔•贝娄笔下（他亦所不屑）的那种“低级的怀乡病”，既谫陋又无趣；我的建议，能否于“边地”观念的支配下重启自己的写作态势，从而呈现出个人的面孔。
还有若干建议，因篇幅关系此处暂不赘述。
我始终认为，真正能引起读者尊重的散文写作者，他（她）不仅要把写出好散文当做一种最低要求，还需呈现出他（她）的特质，如差异化的东西、启人思的东西。当然我们反对那种怪力乱神、充斥吓人噱头的，狭隘地理解“先锋”的写作。我无意于此时为某种理想散文开良方，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单向度价值，我只想向散文理念的幽深处探讨中国散文的基本面。
2020年1月12日 呼和浩特
附：编后记
在场，或面向事物本身
作者：火马
作为《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的姊妹篇，《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以下简称《散文双年选》）意在为“边地写作”继续提供文本支撑并进一步完善“小众”选本的某种执念，这种执念亦是主编、诗人徐厌骨子里的那一份对文学情怀的坚持与倔强。所以在文本甄选过程中我们将《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已经收录的“散文诗”这一文体剔除了出去。同时，作为一个“新文体”的概念，我们认为“泛散文”是除诗歌、戏剧、小说、公文之外的相对宽泛的“散文”。包括但不限于：狭义散文、美文、随笔、读书笔记、观后感、札记、演讲稿、序跋、书信、日记、杂文，甚至留言，等等。选本中无论是写实作品还是写意作品，都是其不同文学趣味呈现出一种边地跨文体写作的新向度、新探索。
为此，当我们从200多位作者的近600篇自然来稿中反复甄选出这本仅有100位作者107篇作品的《散文双年选》时，遗珠之憾在所难免；限于成书篇幅，一些作品只能节选，此为又一憾事。即便如此，定稿后的《散文双年选》仍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写二代”或家族式写作
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批十分成熟的作家自己一直在场坚守，她们的子女也正走向现场，并开始绽放耀眼的光芒。比如：娜仁琪琪格和苏笑嫣母女、苏华和晶达母女、杨瑛和李书萌母女、张晓霞和张沅母女。此外，苏华、苏莉、苏雅三姐妹几十年来对写作的坚守，均应为文坛佳话。
二、少数民族作家的神性书写
《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入选作者100人，其中少数民族作者34人，占入选作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包括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满族、回族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中包括了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内蒙古“三少民族”作为民族学概念，除具有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视野下的特殊涵义外，其民族性、地域性、神性书写，已经显示出其特异的美学气质和探索精神，所展示出来的萨满文化、生态观念等方面内容在未来将持续发挥精神疗救的作用（学者崔荣语）。此次《散文双年选》就收录了杜拉尔•梅、苏华、苏莉、苏雅、苏晓英、晶达、安正雨、鹰、戴琳等9位作家的作品，或可为上述观点提供文本佐证。
三、持续跟进的“校园写手”
在编选《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2017/2018年卷）》时，我们就注意到：内蒙古的校园写手或者称为年青一代的作者正在成长起来，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的写作“断代”的担忧或可暂时缓解，《内蒙古女子散文双年选》果然没有令我们失望，我们看到张泽英、易三羊、韩傲霜、李佳忆、李书萌、张沅……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昂首走来。
其中：小作者晓角，归于“校园写手”比较勉强。 这位出生于2003年的农村女孩儿，因家庭缘故未能上学，在外公等人帮助下自学识字。她的作品因少了“书卷气”而别有一番趣味，初露的才华虽仍需打磨、却不容掩盖。
《散文双年选》虽然是内蒙古首部小众化女子专题散文选本，但我们一直观照的是整个“边地写作”的“在场性”。作为一个状态名词，笛卡尔将德语哲学概念“在场”翻译为“对象的客观性”，不易理解。如果说“在场”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并以此来概括内蒙古女子散文的写作，显然是易于理解而恰当的。
2020年1月17日于呼和浩特
来源：作家网
